一
中國人為什么對給秦檜翻案這件事，警惕心這么重？
這是因為中國人承受漢奸之禍太嚴重了，而且每一次引發禍患的代價都主要老百姓來承擔。沒有秦檜這樣的投降派勢力，南宋不會那么喪權辱國的活著，老百姓的災難也不會那么沉重。國破之后，就是家亡，而且最容易亡家的是普通人，而不是秦檜這樣的人。
而且，秦檜這樣的人，往往還對自己本國的人民盤剝特別嚴重。既然本民族利益都可以出賣，他們自然也不會體恤這個民族的普通民眾。
隨著歷史變遷，秦檜已經成為整個中華民族歷史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漢奸賣國賊形象符號。
如果秦檜如果都能被翻案，那中國歷史上所有的漢奸賣國賊，在技術層面，都可以實現翻案了，汪精衛自然也不在話下。
因為漢奸從他們的角度，總能找到給自己前輩辯解的理由。
給秦檜翻案，也不是新出現的事情。而是自從南宋開始就一直有人在努力。
歷代投降派，給秦檜翻案，不是因為他們愛秦檜，而是他們的現實政治需要，是為了為自己的投降言論或出賣行為正名。
當代公知的祖師爺胡適，就是積極為秦檜翻過案的一個代表人物。
1924年，胡適寫《南宋初年的軍費》，稱秦檜有大功世人卻一直罵他罵到今天，太冤枉了！同時，胡適在文中稱主張抵抗的岳飛是個軍閥…
1936年，胡適在北京基督教兄弟會演講中說：“中國歷史上那些為數不多的成功議和的政治家仍被視為叛徒，其中最著名的是秦檜，他與金人和談成功，給國家帶來了一百年的和平。七百五十年來，秦檜從來沒有得到原諒。”
胡適為秦檜翻案，可不是為了做學問那么簡單，而是跟他現實中的政治主張進行配合。
在日本侵華期間，胡適有過很多類似的主張：“我情愿亡國”，“決不主張對日作戰”（《胡適全集》第21卷第610、617頁）。
胡適并不是偶爾發表這種投降言論，而是長時期，很多次：
早在1918年，胡適就支持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剛，此則歷來外交史上所未見。吾國外交其將有開明之望乎？”他還反對抗議“二十一條”的愛國學生運動，用“愛國癲”罵愛國學生。
1935年，胡適建議承認”偽“滿洲國”。
1937年，胡適給蔣介石寫的親筆信中說：“我們應該抱定壯士斷腕的決心，以放棄東三省為最高犧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與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兩國關系的徹底調整。”他為放棄東三省 ，給出的另一個理由是：“徹底調整中日關系，為國家謀五十年的和平建設的機會。”
用割讓領土謀求一時的和平，這正是胡適給秦檜翻案的理由。
胡適在戰期間的主張，基調就是：“中國不能抗戰，抗戰必亡國滅種！”“抗戰就是笑話，只能給國家民族帶來災難，不如投降日本保全國家。”
胡適甚至還提醒日本人：“日本決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國。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可以征服中國，即就是懸崖勒馬，徹底的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魯迅寫文章痛批“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
而且，他不只是有主張，而且還有具體的行動推動他的主張，他在抗戰爆發后一個多月內，胡適與主張對日和談（實為投降）的“低調俱樂部”走得很近。他還組織了一個“自覺救國會”，抵制“抗日救亡” 團體。
不只是胡適，抗戰時期投降日本的著名漢奸文人周作人也出來給秦檜翻案。他在《岳飛與秦檜》，說世人罵秦檜罵錯了……
給秦檜翻案，早已不是哪一個投降派的個人努力，而幾乎是所有投降派的共同心愿。
因為秦檜的形象符號，對他們來說就是壓在頭上的大石。他們的投降賣國和秦檜的投降賣國在本質上是一樣的。秦檜不站起來，他們也要跪著。
給秦檜翻案，完全是他們為了投降賣國而進行的必要政治操作。
抗戰期間，中國人民承受了特別慘痛的代價，付出了特別巨大的犧牲，這不僅僅是因為日本當時的實力比中國強，更是中國存在著這樣的一個強大的投降勢力。他們在民族危亡之際，動搖著中國對于勝利的信心，消解著中國人的抗戰意志，顯著增加了中國的抗日難度和代價。
胡適就是當時主張投降的意見領袖之一。
胡適的人品連蔣介石都瞧不上。 1942年，蔣說：“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果，不惜借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到了1960年代，他還在日記中寫道：“此人實為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為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
就這么個人，卻被當代買辦文人，吹捧到聳人聽聞的高度。他們從微觀角度，吹捧他：“世間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適！”還有人從宏觀角度說“二十世紀是魯迅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胡適的世紀”。
因為在幾十年前，胡適就做了當代公知正在做的事情，胡適的投降和賣國理念，也正是他們的心聲。當這部分當代文化買辦掌握了一定的話語權之后，胡適就得到贊頌，并已經把胡適的偉岸形象拔高到超出天際線了。
真實的胡適，不但公德有虧，于民族有害，而且私德也不咋地，人品低下，既傷害家人又禍害朋友。
可見，對文化買辦來說，胡適是不是混蛋并不重要，事實也不重要，唯有政治立場的現實需要才是最重要的。他們對待胡適，就跟胡適對待秦檜一樣，洗地美化的目的都是為了自己的行為提供合理性。
秦檜不站起來，胡適無論如何努力，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也站不直。同理，胡適站不直，當代文化買辦們，也挺不起來。
他們為了自己，就要讓胡適站直了。所以，胡適要努力給秦檜翻案，當代文化買辦們就想方設法地給胡適正名。投降派一代代為前輩正名，都形成了接力。
當代文化買辦們，比他們的前輩表現地更猖狂。他們模仿胡適用“愛國癲”一詞攻擊一百年前的愛國主義青年，又發明了一個“愛國賊”的概念，用于抹黑當代的愛國主義群眾。他們以為有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權那一套理論，就可以徹底顛倒中華民族的基本是非觀。他們要實現投降主義價值觀的傳承和發揚，就會努力這么做。
而且，他們已經做出了一定的行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比如，在李鴻章的定性上，他們就通過影視作品，對李鴻章進行了再解讀，塑造了一個忍辱負重，獨撐危局，為國家民族與列強積極周旋的李鴻章，成為一個容易讓觀眾恨不起來的影評“李鴻章”。
這就是輿論話語權和文藝主導權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極為重要的真實案例。
他們不但要給胡適洗白，而且也沒有放棄給秦檜洗地。
而且，這些人也并不只是游離在體制外的民間文化人士，給秦檜洗白到登峰造極程度的，是原海南省社會保險事業局局長鄧光華的《秦檜大傳》，將秦檜定義為“南宋杰出政治家、思想家、戰略家、外交家、文學家、書法家、救時真宰”，稱頌其“為造福蒼生、結束戰亂做出卓越貢獻”。
為汪精衛翻案的的聲音也不絕入耳。
歷史翻案風刮得如此猛烈，說明繼承胡適精神衣缽的當代買辦們之肆無忌憚，已經超過前輩。
二
愛國還是賣國，是一個立場問題，但說到底就是個利益問題。投降派為什么寧愿出賣國家利益，是因為可以憑此換取他個人的私利最大化，他的個人利益不會因為國家利益受損而受損，反而會從中收益。比如，抗戰時期，就有不少買辦資本家，選擇跟日本人合作，個人賺了很多。這是所有發國難財的那些人的基本心理和思維方式。
他們只考慮自己的個人利益，沒有集體和國家概念，只要自己過得好，哪管國家洪水滔天。在這點上，跟自由主義那一套個人主義學說，非常契合。所以，中國的偽自由派，逆向民族主義的含量特別高。他們已經學會以自由之名，但行的還是秦檜、胡適那一套。
如果一個國家上上下下都這樣，那這個國家還有希望嗎？恐怕連生存都是問題。
為什么老百姓更容易愛國？因為每次國家被這些人出賣，老百姓都是最大的代價承擔者。看看國民黨的無能，南京被破城之后，死亡最多的是不是普通老百姓？當時的達官貴人，能跑的大多都跑了。普通老百姓要跑路，那就先要考慮路費和成本問題。
國家為什么反而更容易被普通人所需要？因為國家能夠給普通人撐起一個生存的基本環境，不受外來的掠奪，免受戰亂之苦，不用屈辱地在外國大兵的刺刀前茍活。看看巴勒斯坦的平民，他們要經常直接面對以色列軍人的槍口。
指望外來民族，更愛本國的人民，解決本國的問題，這是當代買辦們制造的新借口，這就跟三體的葉文潔幻想外星人能夠拯救地球，解決地球人的問題如出一轍，同樣荒謬。
而看看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顯貴巨富，他們對國家庇護的需要，就沒有這么嚴重。俄烏沖突爆發之后，烏克蘭前100名富豪中的96個，第一時間跑路。
特別是在資本實現全球流動的時代，一些大資本特別金融資本，甚至會把國家看作阻礙，認為國家妨礙了資金的隨時流入流出，國家利益和他們的資本利益存在著沖突。他們討厭監管，希望資本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流動，自由市場經濟才是他們的理想體制。所以，拿破侖說：“金錢沒有祖國，金融家不知何為愛國和高尚，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獲利。”
中國的愛國主義情懷一脈相承，是因為歷史付出了太多過于慘痛的代價形成的精神基因。
給秦檜翻案，是要挖中華民族共同歷史記憶的根，顛覆中華民族的基本道德觀和是非觀。
絕不允許給秦檜翻案，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大家庭必須堅守的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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