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自由主義宣稱自由貿易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最好方式。其教義以這一錯誤的觀念為前提：國際競爭會拉平強者、提升弱者。真實競爭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運行的：它獎勵強者并懲罰弱者。從這一視角來看，新自由主義所推崇的不受約束的自由貿易，可以被視為對富裕國家的先進企業最為有利的一種策略。這解釋了西方國家本身以及后來的日本、韓國，為何在“攀爬階梯”時要如此全力以赴地抵制自由貿易的理論和政策。

　　同樣重要的是，這也讓我們理解了這些國家在通往成功的崛起之路上所遵循的實際政策：把在國際上獲取市場、知識和資源作為更重大的社會綱領的一部分。目標不應該是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而應該是提升處于劣勢地位的參與者的水平。就此而言，讓世界上的貧窮國家踐行新自由主義是一件特別殘酷的事情。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 國際貿易 經濟發展 全球競爭

　　我們生活的世界以龐大的財富和普遍的貧窮并存為特征。最富裕國家的年人均GDP超過了30000美元，而最貧窮的國家則低于1000美元。即使是這一令人震驚的低水平也還是誤導性地過高了，因為在這些國家內部存在的巨大不平等意味著窮人的生活費用遠遠低于平均水平。世界上超過12億人，即每5個人中就有1個人，每天的生活費用不得不低于1美元。

　　近十年來，除了中國以外，快速的全球化總是伴隨著貧窮和饑餓的增長。有超過1300萬名兒童在這一時期死于腹瀉疾病?，F在每年有超過50萬名婦女死于妊娠和分娩，即每天的每1分鐘就有1個人。有超過8億人遭受著營養不良（第15章；UNDP，2003，pp.5-8，p.40）。然而，在世界范圍內，我們早就有方法為地球上所有人口都提供相當不錯的食物、醫療服務和住所。

　　對于整個世界而言，解決這樣的問題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廣為流行的答案簡單得令人驚奇：通過無限制的全球貿易。這就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教義的本質。

　　一，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實踐

　　新自由主義支配了當代的全球化。一系列根植于標準經濟理論的主張證明新自由主義的實踐是合理的。它們將市場描述為最優的、自我調節的社會結構。據稱，如果市場可以在無限制的條件下運行，那么它們將以最優的方式滿足所有經濟需要，高效率地運用所有經濟資源，并且自動產生充分就業以滿足所有真正想工作的人。

　　引申開來，市場全球化是將這些效益拓展至全世界的最佳方式。用世貿組織前總干事邁克·莫爾（Mike Moore）的話來說，“我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來幫助（世界上的）窮人，其中最可靠的辦法就是繼續開放市場”（Agosin and Tussie，1993，p.9）。這是新自由主義的第一定理。

　　從這種觀點來看，現代世界之所以會有貧窮、失業和周期性經濟危機，是因為市場受限于工會、國家以及眾多根植于文化和歷史的社會實踐。這種歷史解讀不僅意在應用于世界上貧窮國家的情況，而且意在應用于富裕國家的情況。

　　由此，它得出結論，成功的全球化需要通過以下方式在全世界創造出“市場友好型”的社會結構：通過削弱工會的力量使雇主可以雇用和解雇他們選擇的工人；通過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使其工人落入國內資本的權限范圍；通過開放國內市場使其服務于外資和國外商品。這是新自由主義的第二定理。

　　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已經招致了大量來自激進主義者、政策制定者和學者的反對。盡管如此，這個觀念依然極具權威。在社會科學中，在大眾認知中，以及最重要的，在政策圈中，它的影響力一直都很大。實際上，那些支持這一綱領的強大國家和機構已經成功地大為拓展了市場規則。（不過）同樣從實際來看，全球范圍內依然存在著巨大的貧窮、嚴重的不平等和不斷爆發的危機。

　　二，自由貿易理論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依據

　　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依據建立在正統的自由貿易理論的基礎上，其核心主張是競爭性的自由貿易將自動使所有國家受益（第10章）。正如保羅·克魯格曼所指出的，這是（標準）經濟理論的“神圣教義”（Krugman，1987，p.131）。以下的話有助于我們領會（克魯格曼）這句話的意義。批評者指出，當今世界非常不同于標準自由貿易理論所設定的競爭性條件。

　　他們提醒到，盡管富裕國家目前在鼓吹自由貿易，但它們自己在攀爬發展階梯的過程中也非常依賴貿易保護主義和國家干預。這些批評者指出，即使是現在，富裕國家通常也并不遵循它們自身宣傳的教義（Agosin and Tussie，1993，p.25；Rodrik，2001，p.11；Chang，2002；Stiglitz，2002）。

　　新自由主義的維護者對這一指責有現成的回應。他們說，過去并不存在真正的競爭性條件，因此并不能將其作為有用的指南。然而，競爭可以在國際體系的推動下擴散至全世界。并且當競爭擴散至全世界的時候，自由貿易就會像他們承諾的那樣運行。因此，廢除市場限制，尤其是發展中世界的市場限制是至關重要的（Bhagwati，2002，第1講）。這是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結論。

　　如果我們這樣來看問題的話，那么爭論便會聚焦于以下兩點：現實的市場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塑造得接近于充分競爭市場；以及我們需要為此付出多大的社會成本。新自由主義的批判者認為，市場從來不會像教科書中那樣運行，因為權力統治著現代世界：壟斷權力、階級權力、國家權力以及中心對外圍的權力（McCartney，2004）。試圖將競爭性模型強制適用于現實社會的做法不僅不會成功，而且會導致普遍的“附帶性傷害”（collateral damage）。

　　對于（新自由主義的）維護者而言，他們假定市場在長期內會產生效益，因此認為在短期內付出過渡成本是合理的。當然如果成本恰好可以由其他人來承擔就更加合理了。其極端形式，也就是支持者過去所稱的“休克療法”斷言，前進的最好方法就是全面攻擊那些惹人厭惡的制度和實踐。

　　這一爭論令人震驚的是，雙方都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基本前提。那就是給定充分競爭的條件，自由貿易便會像該理論承諾的那樣運行。本章提出，這一論斷即使從其本身的基礎來看也是錯誤的。發展與不發展、財富與貧窮以及就業與失業共存的原因并不是競爭的缺乏，而是競爭本身。

　　國家間自由貿易的運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與國內競爭相似：相比于弱者它更偏愛（有競爭力的）強者。據此，我們可以預料到全球化會導致附帶性傷害。這也告訴我們，發達國家很正確地認識到，當它們在崛起的時候，無限制的國際競爭會威脅其自身的發展計劃。它們知道自己現在極力否認的東西在那時是正確的。換言之，只有市場被更廣泛的社會綱領加以約束時，市場巨大的力量才能得以最好地利用。

　　三，標準自由貿易理論的邏輯

　　教科書對自由貿易理論的介紹始于對這一理論的故意歪曲。它讓我們將兩個國家視為自由參與物物交易的個人。它告訴我們，這樣的個人只有在認為他們會從這個過程中獲利時，才會放棄某個東西以交換得到其他東西。如果他們的預期是正確的，那么每個人的確都會獲利。因此，自由貿易將使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獲利。其他一切都是細枝末節。

　　但就像所有的魔術花招一樣，這里也包含一個最重要的誤導。在資本主義世界，參與對外貿易的主體是企業。國內出口商將商品銷售給國外進口商，后者轉而將商品銷售給當地居民，而國內進口商從國外出口商處購入商品并將商品銷售給我們。

　　在這個鏈條的每一步，驅動企業決策的都是利潤。國際貿易理論實際上是競爭理論的一部分。為了使標準的自由貿易理論得以廣為接受，（標準理論）有必要表明國際競爭總是有益的。這是標準自由貿易理論的真正要旨，也是新自由主義的真正基礎。如果這一問題被全然解決了，那么也僅僅是在高級教科書當中。在別的地方，懷疑可能悄然而生。

　　這個故事的正確性需要一些東西來保證。首先，如果兩國間的貿易導致出口和進口之間的不平衡，那么這必然會引起抵消性的相對價格變化。假設一個國家正經歷貿易赤字。這意味著其出口商銷售到國外的商品價值小于進口商在國內銷售的商品價值。如果這一不平衡要得以自動修正，那么出口對于外國人而言就有必要變得更加便宜，這樣他們可能會購買得更多；進口相對于國內買者而言也有必要變得更加昂貴，這樣他們可能會購買得更少。

　　其次，相對價格的變化必須能夠有效地減少貿易赤字。這意味著它們必須提升出口相對于進口的貨幣價值。但相反的情況也完全有可能發生。例如，假定出口的價格下降了10%，外國人購買的商品數量多了5%。那么出口的總貨幣價值會不升反降，因為價格的下降超過了數量的上升。因此，標準理論也需要假定銷售的數量對價格的反應足夠大。用國際貿易理論的語言來說，第一個條件是當一國經歷貿易赤字時，它的貿易條件（出口價格相對于進口價格，用同樣的貨幣測量）必然會下降，第二個條件是這種下降足以抵消貿易赤字。這兩個假設合起來可以確保貿易赤字和貿易盈余是自我抵消的。

　　于是，不管各國在發展水平、資源、勞動力成本以及其他任何方面存在多少差異，每個國家都能夠在世界市場上維持自己的地位。換言之，自由貿易將確保每個國家最終在國際市場上都具有競爭力（Arndt and Richardson，1987，p.12）。

　　雖然上述假設對于維持這個故事的合理性而言是必要條件，但它們并非充分條件。我們還需要考慮（國際貿易）對就業的影響。進行貿易的國家可能在一些部門喪失工作機會，而在另外一些部門獲得工作機會。一些企業可能繁榮，而另一些可能消失。所有這些都不能排除這一可能性，即相關國家的總體工作機會可能會減少。

　　因此，我們需要設定更多的條件。標準理論假定競爭性市場可以為所有想要工作的人提供工作機會，以此來解決這個問題。當它將這一觀點推廣至貿易理論時，它保證：國際調節絕對不會減少總體工作機會，因為它假定丟掉工作的人會找到另一份工作。這是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第三根支柱。

　　總結而言，標準貿易理論依賴于三個主張。第一，國家的任何貿易赤字都將降低出口價格與進口價格的比率，即降低貿易條件。第二，這樣一種下降會提升出口相對于進口的價值，即改善貿易收支情況。這要求出口與進口相對物質比率的上升超過其相對價格的下降，即“彈性”水平是合適的。第三，一旦塵埃落定，所有國家的總體工作機會都不會因為國際貿易而減少。這三個命題構成了新古典的比較成本優勢理論。它們共同意味著國家會從國際貿易中獲利。

　　將比較成本優勢理論和比較要素優勢理論區別開來是很重要的。盡管它們在理論上存在差異，但二者常常被混淆起來。比較成本優勢理論意味著國家間的國際貿易使國家處于貿易平衡狀態，且兩個國家都不會偏離完全就業。

　　即使其中一個國家在貿易開始時具有絕對成本優勢（成本更低），從而能夠獲得初始的貿易盈余，但比較成本理論認為自由貿易會自動消除這一初始優勢。為了理解這一內涵，我們假定當貿易開始時，可以根據一國相對于其外國競爭者具有多大程度的絕對成本優勢，對該國獲得剩余的所有行業進行排序。

　　然后，因為自由貿易會自動消除貿易盈余，因此其初始絕對成本優勢最小的行業會第一個喪失絕對成本優勢（我們稍后再討論這一理論所提出的機制）。這一過程會反復在幸存行業中間上演，直至赤字浪潮在這一序列鏈條上前行得足夠遠，使得初始貿易盈余完全消失。

　　于是，最終的幸存行業為那些處于鏈條頂端的行業，即初始“比較”成本優勢最大的行業。顯然，如果國家在貿易中的初始絕對劣勢使它在開始時處于貿易赤字狀態，那么相反的邏輯會成立。這里（在貿易赤字國家），最受人喜愛的是那些初始比較成本劣勢最小的行業。

　　比較要素優勢理論認為比較成本優勢理論調節的是貿易，它轉而試圖解釋一國的哪一特定行業會處于比較成本優勢鏈條的頂端?；敬鸢甘悄切漠數亓畠r投入中獲益最大的行業。當地的廉價投入反過來被解釋為相應“生產要素”（土地、勞動、資本）的相對充裕。因此，如果一些國家的土地相對充裕，那么根據比較要素優勢理論，該國的土地密集型行業如農業將最有可能在國際貿易中具有比較成本優勢。

　　四，極樂圣地的困難

　　我們已經發現，標準貿易理論斷定市場力量會自動消除貿易不平衡，同時自始至終維持充分就業。因此，國際貿易可以使人們獲得更廉價以及/或者更合意的商品，而對任何人都沒有害處。如果國家可以讓市場去施展它的魔法，那么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那個最好的世界里，所有的一切都將是最好的。

　　這個故事的第一個困難是它根本得不到經驗證據的支持。貿易不平衡并沒有自動消除，在發展中世界沒有，甚至在發達世界也沒有，在過去沒有，在現在也沒有，在固定匯率下沒有，在浮動匯率下也沒有（Harvey，1996）。相反，持續的不平衡是絕對普遍的。

　　例如，美國已經在貿易赤字下運行了約30年，日本已經享受貿易盈余約40年。完全就業是競爭性市場的自然結果這一主張也面臨相似的問題。就在剛剛過去的十年，即使是發達國家也遭受了在3%和25%之間波動的失業率。發展中國家的問題當然更加嚴重，那里有13億人失業或者未充分就業（ILO，2001），他們中的很多人終其一生都不可能找到恰當的工作。大量經濟學家提出，資本主義不會產生充分就業的自動趨勢，即使在發達世界也是如此。這一直是凱恩斯主義和卡萊茨基主義的分析基礎（第2章、第3章）。

　　第二個困難是，標準國際貿易理論要求人們在競爭問題上完成非同尋常的理論大轉變。當經濟學家討論一國內部的競爭時，他們很清楚它是獎勵強者而非弱者。如果兩類企業在同一市場上競爭，那么那些成本更低的企業往往將打敗那些成本更高的企業。前者將擴張其經營范圍，而后者將收縮。經濟學家將這一結果贊美為競爭的優點，因為它淘汰了更弱小的企業。

　　同樣的推理適用于一國內兩個區域間的競爭。具有低成本生產商的區域往往能夠將很多商品銷售至高成本區域，而不會從高成本區域購買很多商品。因此，低成本區域將享受區域貿易盈余，而高成本區域將遭受區域貿易赤字。正統經濟學家認為這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他們假定那些在較弱小的區域丟掉工作的人會在更強大的區域找到新工作。

　　然而，當這些相同的經濟學家討論國家間的競爭即國際貿易時，他們摒棄了之前的理論，并且代之以不同的理論。盡管他們認為國內競爭是懲罰弱者、獎勵強者，但他們認為國家間的競爭是增強弱者、削弱強者。雖然這作為《圣經》的觀點可能是吸引人的，但它在某種程度上缺乏描述性價值。那么（國際貿易的）玄機在哪里呢？

　　五，國際范圍的真實競爭

　　一旦我們認識到真實的國際競爭和國內競爭是以同樣的方式運行，那么國際貿易理論就不再神秘：它獎勵有競爭力的強者而非競爭力較弱的弱者（Shaikh，1980，1996；Milberg，1993，1994）。

　　我們暫時先回到國內兩個區域間競爭的情況。我們發現所有學派都對這種情況的結果達成了共識：具有低成本生產商的區域通常享受區域貿易盈余，而高成本區域通常遭受區域貿易赤字。針對兩個國家間競爭的情況，所有學派也都認同在國際貿易開放時，最初也會出現相似的結果。初始生產成本較低的國家通常享受貿易盈余，而其他國家則遭受貿易赤字。此外，所有學派都認同享受貿易盈余的國家是國際資金的凈接受者，因為它在國外銷售的價值多于從國外購買的價值。貿易赤字國家反過來則遭受資金外流。

　　標準貿易理論和真實競爭理論正是在這一點上產生了關鍵分歧。標準貿易理論認為，如果貿易盈余國家當局將匯率保持在固定水平，由此導致的資金內流會提升該國的一般價格水平。這意味著出口價格也會提升。相反地，如果當局允許匯率對市場壓力做出反應，那么標準理論認為資金流入會提升匯率，這會使出口對于外國人而言變得更昂貴。貿易赤字國家將會出現相反的運動。

　　因此，由于實際匯率（經過價格水平調整后的名義匯率）的自發運動，貿易盈余國家會發現其出口價格在外國市場上升，其進口價格在國內市場下降。換言之，貿易盈余國家的貿易條件會自動上升，而貿易赤字國家的貿易條件則會自動下降。這是比較成本理論的基本假定。

　　比較成本理論會產生一個必然影響：一旦國家參與國際貿易，商品的相對價格便不再受到其相對生產成本的調節。在貿易初期，每一國家內部的競爭使相對價格受到相對成本的調節。因此，貿易條件只不過是國際相對價格，它在最初受到出口商和進口商之間的相對成本的調節。但比較成本理論要求貿易條件隨后的變化可以實現貿易平衡。于是，它們不再受到相對成本的調節。它們不能服務于兩個主人（Shaikh，1980，1996）。

　　真實競爭理論得到的是恰恰相反的結論。競爭迫使價格，從而迫使貿易條件一直受到相對實際成本的調節。在享受初始貿易盈余的國家，資金流入會增強其信用的可獲得性、降低利息率。相反，在遭受初始貿易赤字的國家，資金流出會收緊其信用市場并提高利息率。伴隨著盈余國家的利息率降低、赤字國家的利息率升高，逐利資本會從前者流向后者。這樣，盈余國家在世界市場上成為凈貸出者，赤字國家成為凈借入者。這最終以資本流動的形式抵消了貿易不平衡，而不是消除了貿易不平衡。貿易赤字是持續存在的，特別是赤字國家會成為國際債務人。這是極其常見的歷史畫面。

　　因此，真實競爭理論意味著，國際貿易將有利于那些能夠以最低實際成本進行生產的國家。實際成本反過來取決于三個因素：實際工資、技術發展水平和自然資源的可獲得性。高實際工資會提升成本，但高技術水平和更容易獲得的自然資源會降低成本。

　　富裕國家的技術水平高，通常其自然資源也很豐富，但實際工資很高。貧窮國家的技術水平通常較低，有時自然資源很豐富，其實際工資較低。國際競爭即自由貿易，將使這兩類不同的國家發生沖突。在每個國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部門會獲利，而那些處于劣勢的部門會遭受損害。擴張性部門會創造就業機會，而收縮性部門則會喪失工作機會。

　　在這種情況下，貧窮國家將傾向于被迫進入這樣一些部門，在這樣的部門中，低工資足以彌補更落后的技術，以及自然資源（如果有的話）能夠給予足夠的成本優勢。相反，富裕國家則傾向于在高技術部門和某些自然資源部門具有優勢。

　　但是，這一國際勞動分工并不具有可行性。首先，真實競爭不能保證每個國家的貿易都是平衡的。事實上完全有可能的是，個別國家的所有部門在世界市場上都不具有競爭力，因而其出口可能非常有限。具有持續貿易赤字（出口少于進口）的國家不得不耗盡準備金，并不得不依賴于外國借款（外資流入）來彌補赤字。貨幣危機和經濟崩潰通常會導致這種情況。其次，不能保證增加的工作機會可以抵消喪失的工作機會。因此，一些國家的就業情況完全有可能變得更壞。

　　再次，即使是貧窮國家在低工資上的優勢也可能被削弱，除非其技術發展更加迅速，并且/或者它們的實際工資比富裕國家增長得更加緩慢。這個動態中的關鍵變量在于技術進步的差異：如果富裕國家的技術進步更加迅速，那么貧窮國家即使是為了維持它們已有的成本優勢，也要擴大（與富裕國家之間的）實際工資差距。然而，在自由貿易中，不存在任何保證因素使貧窮國家會以足夠快的速度發展技術。

　　最后，貧窮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對于外資而言可能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后者的先進技術可以使它們充分利用低工資（的優勢）。它們可能轉移業務，從而使得富裕國家的工人丟掉工作；或者它們可能創造新業務。但不論在哪種情況下，它們都會淘汰當地的勞動密集型生產并取代很多工人。外資在這一過程中當然會獲利，但這不意味著它們創造的崗位將多于它們摧毀的崗位。這當然不是它們的目標，無論如何都不是。

　　六，以發展為目的的發展

　　新自由主義宣稱自由貿易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最佳方式。但它的教義是以這一錯誤的觀念為前提：國際競爭拉平強者、提升弱者。真實競爭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運行：它獎勵強者、懲罰弱者。從這個視角來看，新自由主義所推崇的不受約束的自由貿易，可以被視為對富裕國家的先進企業最為有利的一種策略。

　　這也解釋了西方國家本身以及后來的日本、韓國，為何在“攀爬階梯”時要如此全力以赴地抵制自由貿易的理論和政策。同樣重要的是，這也讓我們理解了這些國家在通往成功的崛起之路上所遵循的實際政策：把在國際上獲取市場、知識和資源作為更重大的社會綱領的一部分。（我認為）目標不應該是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而應該是提升處于劣勢地位的參與者的水平。就此而言，讓世界上的貧窮國家踐行新自由主義是一件特別殘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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