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討論是好事，因為真理越辯越明。但是，討論的前提是認真讀書、讀文章，全面把握對方的觀點。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談得上真正的討論。

　　然而，總有這么一種人，看了個只言片語，再加上自己頭腦中的主觀想象，就開始打棍子、扣帽子、潑臟水、臭罵街，這和學術討論沒有絲毫關系，完全是無賴心理、流氓行徑。這種對一篇文章肆意加以歪曲、污蔑、謾罵、圍攻的手法，讓人不免想起“文革”中的“大字報”。

　　最近有幸觀看了網上一些公眾號對《歷史研究》刊發的《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新探》（以下簡稱《新探》）一文的撒潑、碰瓷，真是大開眼界。《新探》一文，從文獻爬梳、概念流變到觀點深化，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可以稱得上一篇嚴肅、規范的學術論文。

　　但這些公眾號愣是以混不吝的惡意解讀，完美詮釋了“我是流氓我怕誰”的風采。其中，尤以某公眾號從這篇文章中硬性解讀、概括出了一個“閉關鎖國有利論”，堪稱心黑手狠、尿性十足，在一眾驢嘶犬吠中可稱無賴之冠、無恥之尤。

　　那么，咱們就先看看《新探》這篇文章到底有沒有主張“閉關鎖國有利論”？

　　《新探》一文，共分六個部分和一個結語。

　　文章第一部分，系統梳理了學術界有關“閉關鎖國”及相關問題的討論，從民國時期的張東蓀、陶希圣等人，到新中國成立后的幾代學者，都囊括了進來。這些研究并未取得共識，但成果豐碩，為現今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文章第二部分，考察了“閉關鎖國”這一概念的淵源流變，其意在于從歷史的實際情況來梳理這個概念到底怎么來的。考察表明，“閉關鎖國”不是中國古代既有概念，也不是西方對中國的固有認知，而是晚清中日語言嫁接產生的歷史名詞。文章尤其強調，“19世紀以來，西方人慣于站在歐洲立場，以開放—封閉、文明—野蠻二元模式，評述亞洲各國尤其是中日兩國對外政策。西方國家在綜合國力和話語權上占據強勢地位，在日常交往和文化傳播中，自覺或不自覺地使‘西方中心主義’視角變成亞洲國家對自身評價的視角，進而影響了亞洲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的自我認知。”這就是說，“閉關鎖國”這個概念，從一出現，就不可避免地帶著那個時代的色彩，即受到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強烈影響，將西方國家看作“開放”、“文明”的，而將中國看作“封閉”、“野蠻”的。

　　文章第三部分考察了明清時期中國與西方的態勢，強調了兩個基本事實，一是盡管中國從16世紀開始出現了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趨勢，資本主義萌芽悄然萌生并緩慢發展，但封建傳統根基依然強大，從總體上看，中國仍是一個封建國家；二是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及其在全世界的殖民擴張。文章強調，“這兩個基本事實，決定了16—19世紀中國和西方之間既存在社會形態差異與文化沖突的一面，更存在侵略與反侵略、殖民與反殖民的一面。”正是從侵略、反侵略和殖民、反殖民這一點出發，自主限關政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備了自我保護的性質。換句話說，強盜都打到家門口了，打又打不過，還不得關上點大門啊？總不能敞開大門，讓列強進來隨便掠奪吧。

　　文章第四部分詳細考察了明清兩朝中央政府的對外政策，強調“面對西方殖民勢力的步步進逼，明清兩朝統治者從軍事、經濟、文化等不同層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這些政策，包括軍事、經貿、科技文化等多個層面。文章較為詳細地梳理了有關史實，例如指出，在“限關”的同時，明朝中后期、清朝中前期，當時的政府都采取了相對積極的政策，以應對海陸邊境（對外）貿易需求。“明朝中后期，東南沿海、北部長城一帶至遼東地區，形成經濟繁榮、華夷雜處的邊境社會。為應對這一情況，明朝政府于1558年解禁了山東半島至遼東半島的海上航路；1567年松弛海禁，允許漳州府月港的民間海外貿易；1570年以降，在北部和東北地區的大同、張家口、開原、撫順等地相繼開放‘互市’，最終形成內地—邊境—朝鮮—日本—東南亞的龐大貿易網絡。在相繼平定三藩和收復臺灣之后，清朝于1684年開海，施行積極的海外貿易政策；1717年為了平定準噶爾叛亂，再度施行南洋海禁；1727年重開南洋，此后東洋和南洋貿易一直持續至清末。18世紀的廣州成為環球海上航路的重要中轉港：從廣州出發經馬六甲海峽、巽他海峽至印度洋沿岸各地，再經好望角到達歐洲；從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Acapulco）至菲律賓馬尼拉，再至廈門及廣州。”在梳理有關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文章專門強調，“顯然，明清朝廷對中西交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限制性的，并沒有完全關上中國的大門，用‘閉關’加以概括不符合歷史實際。”這就是說，“閉關”是完全關上門戶，隔絕與世界的往來，這不符合當時的歷史實際情況。而且，從當時的中央政府作出“限關”決策的背后動機來看，還是為了抵御西方殖民侵略威脅，因而不得不采取的防御性自我保護策略。

　　文章第五部分考察了“自主限關”政策下的中外交流情況，以事實說明，“自主限關”這一政策并沒有阻斷明清時期中外經濟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互鑒。

　　文章第六部分深入分析了“自主限關”政策的局限性，明確指出，“盡管明清政府‘自主限關’政策具有防范外來侵略的一面，也沒有阻斷中外交流的進程，但不等于這一政策是完全正確的。相反，它的局限性十分明顯”。文章將這種局限性概括為兩個方面，我們全文摘錄如下：

　　一方面，消極防御占據主導地位。16—19世紀，西方殖民侵略勢力洶涌東來，頻闖中國大門，但明清統治者并未對這一歷史大變局進行深入分析和科學判斷，相反滿足于傳統的朝貢體系，以“天朝上國”自居，心存通過限制或減少對外往來換取天下太平的幻想。“一口通商”之后獲利甚厚的表象，實施海禁后得到的片刻安寧，使明清統治者沉湎于政策紅利的沾沾自喜中，自以為限關就可以化解西方人的入侵，就可以穩固江山，殊不知自主限關在本質上屬于消極防御，沒有主動的、長遠的、全局性措施，自主限關最終達不到有效防御的目的。限關只能得到短期自保，無法從根本上阻止殖民侵略；限關只能得到短暫喘息，無法獲得長期的穩定局面；限關只能得到一時利益，無法獲得可持續的增長。因此，在明清對外關系中，中國一直處于被動地位而疲于應付，時而多口通商，時而“一口通商”，管理措施細碎煩瑣，消極防御注定不能改變中西力量對比。

　　另一方面，對西方先進科技采取漠視態度，加劇了軍事和技術的落伍。恩格斯曾感嘆說，“僅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機這樣一項科學成果，在它存在的頭50年中給世界帶來的東西就比世界從一開始為扶植科學所付出的代價還要多”。產業革命不僅帶來歐洲科學技術的大變革，而且徹底改變了歐洲和中國的力量對比。康乾時期，清廷雖然感受到了歐洲殖民侵略的威脅，對其心懷警惕，也察覺到西方在不少領域已經領先中國，但墨守成規的保守觀念、“不貴異物”的陳舊思想，使其對西方科技進步缺乏足夠的敏銳性，在接受西方科技知識時疑慮重重、步履蹣跚。事實上，康熙帝熱衷于學習、研究西洋科技，深知其許多地方優于中國，但故步自封，并沒有傳播和推廣這些知識的意識，更沒有組織力量豐富和發展這些知識。

　　讀者諸君一旦平心靜氣讀了《新探》文章，尤其是讀完文章的這一部分，相信自然會得出結論。這里哪里有一絲一毫“閉關鎖國有利論”的影子？硬說這篇文章在宣揚“閉關鎖國有利論”，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嗎？這不是千年以后網上曝出的新式“莫須有”嗎？

　　《新探》一文作者在概括了“自主限關”政策的兩個局限性之后，也許覺得意猶未盡，又進一步概括說：

　　客觀而言，自主限關具有其合理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西方殖民主義者血腥東擴的步伐。自主限關也有明顯先天缺陷，不僅具有濃重的守成性，而且具有很強的保守性，前者體現在明清統治者盲目自大，以為守住“天朝大國”的威勢，就可以化解一切外來沖擊；后者體現在明清統治者故步自封，力圖單純依靠某個政策調整來抵御所有外部威脅。事實上，自主限關只換來短暫的成效和一時的喘息，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明清王朝的命運和中國社會的走向，更不可能改變西方殖民者貪婪的本性和覬覦中國的野心。當基于工業革命而日益強大的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國的私欲不斷膨脹時，當嘉慶、道光兩朝政治腐敗日趨嚴重時，自主限關就難以為繼，再也無法支撐清廷的統治，中國進而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苦難深淵。

　　在作了六個部分的論述之后，文章在“結語”中對全文進行了總括，再次強調了主旨，認為明清時期的中國自有其發展、前進的一面，對世界的貢獻也是巨大的，不能以某些刻板印象一筆抹殺明清時期的中國。“保守、落后、封閉不是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內容，也不是明清時期對外交流的全貌，不能把明清社會標簽化為‘閉關鎖國’。”文章結尾表示，“明清歷史是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社會制度，還是對外政策，既有其長也有其短，既有其優也有其劣，今人既不能為腐朽沒落的封建制度、封建禮教歌功頌德，也不能以‘閉關鎖國’全盤否定明清歷史對中國、對世界的意義。”應當說，這一結論是平實的，辯證的，既更加符合歷史事實，又補充和鞏固了歷史認知。

　　以上是對《新探》一文的簡單概括。欲知全貌，可讀全文，白紙黑字，清清楚楚。

　　試問，從這樣一篇嚴肅而精謹的學術論文中，到底哪只眼睛能讀出“閉關鎖國有利論”的結論，而且能夠昧著良心，在網上到處散播，煽風點火，陰陽怪氣，唯恐天下不亂。

　　這些公眾號的作者到底居心何在？是要進行學術討論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那么，他們到底是為了什么呢？

　　也許，在這些人心里，有一道黑沉沉的深淵，他們想抓住一切機會，把善良的人和事都推進去，陷于萬劫不復。

　　不由想起伏契克《絞刑架下的報告》中的一句話——

　　善良的人們，你們要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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