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莫言對文學，特別是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有著自己的理解，但是，他在創作文學的時候，他創作的文學，卻擺脫不了政治的“糾纏”與“羈絆”。

　　任何一個文學家，生活在一個特定的政治制度下，不得不面對那些或者令他們心怡的政治，或者令他們厭惡的政治。

　　如何處理好文學與政治的關系，2010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秘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也只是說“文學不應成為政治的宣傳工具，其文學質量會大大降低”。（2011年06月17日上午，在中國社科院所作《一個作家的證詞》的演講 ）如何處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并沒有說清楚。起碼沒有偉人說的清楚。

　　而莫言，則“發展”為“文學藝術，它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也包括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揭示人性中惡的成分”。觀點好像比略薩更清晰、更明確了。與偉人相比，也更加背道而馳了。

　　莫言如此認識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他的文學擺脫了政治么？沒有。為了保障文學的“質量”，他創作的“訣竅”其實很簡單，只能反其道而行之，使之成為批判政治的工具。文學只需要“揭露”、“揭露黑暗”，揭示“人性惡”。

　　通過文學，莫言所揭露的黑暗，揭示的“人性惡”，不是與幾千年來舊的習慣勢力聯系在一起，也不是與傳統的私有制形式聯系在一起，而是與現行的社會政治制度，特別是“公有制”密切聯系在一起。在這樣的一個社會里，“他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沒有真理、常識或者沒有同情的世界”。在那樣的一個世界里，充滿了“毛式恐怖”。（諾貝爾文學獎給莫言的頒獎詞）

　　當今的世界，無論是那一個國度，在人分我“我們”與“你們”的時候，在“我們”與“你們”在“所有制”問題上存在根本的分歧的時候，就有“我們”的政治與“你們”的政治。或許還有以“第三種人”為特征的政治。那種政治，看似“獨立”、看似多門多戶，一經比較，不是偏向“我們”就是傾向“你們”。有人愿意生活在幻想中，生活在自我陶醉中，那是他們自己的事。自己不想醒，他人難叫醒。

　　在西方人所謂的“民主政治”下，其實是“資本”在主導。沒有“資本”的勞動群眾，只能上街游游行，喊喊口號，最多，罷幾天工，發泄一下不滿。僅此而已。這是那種制度下“法治”的極限。不管是那個政黨執政，他們也根本不在乎文學家怎么選擇。因為，他們之間，在根本利益方面保持一致，都在不遺余力的維護“私有制”。

　　生活在中國的莫言，在“我們”與“你們”之間，還存在著根本的利害沖突的情況下，必須在“我們”與“你們”之間進行選擇。這是生活在中國的文學家的幸與不幸。是也，非也？

　　作為文學家的莫言，他及其文學能夠如他所愿，回避與擺脫政治嗎？一字以蔽之：難。因為正如諾貝爾文學獎給莫言的頒獎詞中所說：“莫言用荒誕和譏諷攻擊歷史的謬誤、貧乏及政治的虛偽”。“揭露人類最黑暗的一面”。攻擊“政治的虛偽”，符合莫言的文學觀。他本不需要回避與脫離政治。那會限制莫言的想象力。聰明的莫言怎么可能作繭自縛？

　　在他那個本描寫做計劃生育工作的“姑姑”的書里，可以說，離開了政治，就沒有他“姑姑”存在的空間。

　　畢竟，他“姑姑”從事的是計劃生育工作。計劃生育涉及千家萬戶，在當時是“國策”。還不能說計劃生育不是政治，起碼不能不把計劃生育與政治聯系起來。因為，計劃生育在中國以往的政治制度下沒有發生過。即使是在中國，計劃生育的實施，也經歷了一個過程。莫言所經歷的不是全過程。看到的，不過是過程中的一個“點”，具體說，就是他“姑姑”這個人。她是中國政治的代表么？在莫言的眼里，是。重要的是，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們認為是。

　　他的“姑姑”是不是計劃生育中出現的“典型”？他書中的“姑姑”應該是的。那樣的“典型”，有點聳人聽聞。那樣的典型恐怕只有書中有。老朽在現實生活中既沒有看到，也沒有聽說。

　　據莫言自己說，他的姑姑并不像他筆下的“姑姑”那樣。“小說中的姑姑，與現實生活中的姑姑有著天壤之別。小說中的姑姑專橫跋扈，有時簡直像個女匪，現實中的姑姑和善開朗，是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

　　按說，真實的姑姑，本來應該是一個被“歌頌”、被“贊美”的對象和形象。如果“寫實”，豈不是為政治“唱贊歌”了？會減少幾分“毛式恐怖”。那樣的文學質量，肯定會“大大降低”。想的諾貝爾文學獎，恐怕門也沒有。

　　莫言不走尋常路，反其道而行之。把姑姑塑造成被“揭露”、被鞭笞的對象，被著力描繪成為“女匪”。

　　這樣的姑姑，那里還有“原型”的影子。

　　這難道不是作者在借文學創作，顛倒黑白、胡編亂造，對“原型”恣意的侮辱與污蔑么？在文學中塑造的“姑姑”，那還是他姑姑么？害的他姑姑不勝其煩的給相信了莫言文學中的“姑姑”就是他姑姑的人們一遍又一遍的解釋。這樣奇葩的事，怎么發生在這樣的年代？

　　作者為什么如此糟踐自己的姑姑？完全是由他的文學觀決定的。否則，難以解釋發生在莫言身上的這種矛盾現象。否則，就不能為莫言的政治服務，也難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莫言在文學中對他“姑姑”的糟踐，難以欺騙中國人，卻把外國的那些高智商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騙”了。他們以為他的“姑姑”是真實，發生在中國的事是真實的。對于莫言，這比什么都重要。到底是誰更懂政治？

　　他塑造“姑姑”這樣的一個“典型”要干什么？就是為了

　　按照莫言的文學觀推測，應該是通過塑造他“姑姑”這個“典型”，在“揭露黑暗”，揭露新中國政治黑暗的同時“揭示”生活在“政治黑暗”狀態下的“姑姑”“心靈深處的陰暗面，揭示人性中惡的成分”。

　　他塑造的“姑姑”確實“惡”。從她做的事上看，而且很惡。

　　她為什么那么惡？是不是“人之初，性本惡”？恐怕不是。是計劃生育的職責改變了她的“人性”？應該是，可能是。沒有那個職責，她豈不是就沒有了暴露其人性惡的機會？這，僅是表面所看到。其實，也未必是。

　　“人性”豈是由什么計劃生育之類的“職責”決定的？如果這樣看問題，豈不是說，只要是為共產黨、為政府工作的人，心靈深處的陰暗面、人性中惡的成分無時無刻不在表現？在莫言的意識中，或許是的，應該是的。不過是借他“姑姑”的“公職”身份，反映了他的心態。

　　那個計劃生育的職責，是不是一定是具有“人性惡”的人，必須由“人性惡”的人才可擔當如此大任，勝任如此職責？現實中還得不出那樣的結論。因為，負責計劃生育的人，從國家的計生委，到基層的政府、政黨組織中的小干部，難以計數。如果有一部分人像他的“姑姑”那樣，必然釀成重大社會問題，全國非亂套不可。

　　雖然，老朽不否認計劃生育隊伍中有莫言他“姑姑”那樣的人，也不否認在計劃生育工作過程中存在著方法不當，簡單粗暴，“一罰了之”的現象。如頗受好評的小品《超生游擊隊》，“暴露”的就是計劃生育過程中出現的一些現象。

　　當然，小品中只是反映了違反計劃生育的家長的狼狽與尷尬。沒有出現從事計劃生育的干部是如何逼迫他們外逃“打游擊”。不過，像捆豬一樣把一個大男人硬是放到“結扎”的手術臺上做“結扎”手術，能夠想象出這個招數的，恐怕也只有文學家。文學家中，恐怕也只有莫言這一位。老朽甚至懷疑莫言根本就不知道做“結扎”手術的程序與要求。物以稀為貴，莫言就尤其顯得珍貴。

　　通過文學“揭露”、“鞭笞”各種工作中出現的不良現象或許還是文學家的責任。但是，那些在工作過程中存在著這樣那樣缺點的人們，是不是因為“人性惡”所致？那些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如《超生游擊隊》中的“黃宏”與“宋丹丹”，是不是就因為“人性善”，硬碰硬碰不過，才躲出去？看到了莫言“姑姑”的“人性惡”，不能不想這樣的問題。

　　莫言，通過對他“姑姑”這個“人物”的塑造、描寫，清楚的表明了對于計劃生育的認知與態度。

　　但是，為了保證他的文學的所謂“質量”，遵循他既定的邏輯，就只能通過“揭露”計劃生育中的“惡人”、“壞事”，甚至能夠激起“民憤”的事，通過反映計劃生育中的“人性惡”，表明對計劃生育的態度。如果“歌頌”、“贊美”計劃生育中那些事實上做出貢獻的人們的“好事”，豈不與莫言的文學觀相悖？他怎么能夠做那種事！

　　再說，他的“姑姑”在沒有做計劃生育工作的時候，應該還是個正常的普通人吧？

　　其實，想想看，那些在基層負責計劃生育的人，也沒有多大的權力，沒有多少報酬，他們甚至沒有做計劃生育工作的經驗，是在上級的領導下工作。在做計劃生育工作之前，不過是普通人過著普通的生活。

　　在莫言的筆下，是政治、是政策、是職責使得他“姑姑”的社會地位發生了改變，“人性”也隨著得到了改變，造成了扭曲，讓他“姑姑”暴露、或者是“激活”了那樣惡的“人性”。是不是每個從事計劃生育的人，都具有與他“姑姑”同樣的“人性”，像他“姑姑”那樣執行計劃生育政策？那或許不是莫言要回答，也是他不愿意回答，回答不出的問題。

　　這樣，他揭露的不只是他“姑姑”的什么“人性”。因為，他的“姑姑”不是一個人在戰斗。只是沖在計劃生育最前面的、計劃生育隊伍中的最小的“官”。若靠他“姑姑”一個人，能做成什么事？什么事也難以做成。與他的“姑姑”在一條線上的人們，應該具備與他的“姑姑”差不多的“人性”：惡。

　　作為文學家，成為文學家的人，也是生活在政治社會中的人，在政治社會中的政治地位甚至不同。因此，對于他們所生活的社會里的政治，態度也不同。有的就持有批判的立場與態度。文學與政治那點事，沒有那么深奧、復雜。深奧、復雜的，是某些文學家。

　　不過，有一個問題，卻不能不提，也不能回避。

　　以莫言的經歷，據說是個共產黨員，有文章介紹說是1979年7月前入黨。這，應該是他成為作家之前的事。

　　到了2012年12月8日，在瑞典學院發表的獲獎發言中明確說、在全世界的人面前說：“我是有神論者”。

　　不知道這時的莫言還是不是共產黨員，是不是已經脫黨。這時的莫言，信念已經與共產黨格格不入。功成名就的莫言，或許已經不需要“共產黨”這塊招牌。可以與共產黨人的信仰公開叫板、攤牌了。

　　當他自愿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候，知道不知道他參加的是一個政治組織，而且是執政黨組織？

　　當他進行入黨宣誓的時候，那誓言對于他，是真話，還是假話？他遵守了當初的誓言么？他的誓言還算數么？忘記初心了么？任何一個共產黨員都有權利發出這樣的質問。如果感覺到加入共產黨組織使得他的文學創作受到了束縛，完全可以申請退出，以“自由”的進行創作。

　　如果莫言仍然是共產黨員，那就應該有勇氣提出退黨。不要“掛羊頭賣狗肉”。只是不知道莫言所在的黨組織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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