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薩說：“作家不能指著當下的政治題材來生活”。只能說，這話有一定的道理。

　　作家以當下的政治題材創作文學，尤其是長篇小說，困難很大。因為不但作家，即使是政治家，也很難把握政治的發展趨勢與走向。許多事物的發生，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政治家也只能因勢利導。這樣的任務，靠文學家行嗎？顯然不行，他們不具備必要的條件和手段，缺乏必要的號召力和執行力。

　　文學家影響社會，主要是靠文學。至于那篇文學這樣影響了社會，這實在不好判斷。看以往的文學，多是給人們的生活增添一點趣味。豐富一點文化生活。靠文學，其實，改變不了什么。關于文學的爭論，能夠讓文壇顯得不那么清冷。說不上是壞事。再說，是否發生爭論，在多么大的范圍內發生爭論，豈是文學家自己能夠決定的了的？

　　再說，文學家，特別是現代的一些文學家，成長與和平時期，一般不處在政治的核心地位，起碼在成為文學家時是這樣。他們不參與政治的重大決策和政策的制定。要他們從全局、從根本上把握大局，必然非常困難。這就注定他們的文學作品在反映政治方面具有“滯后性”和“局限性”。他們也只能從自身所處的社會地位中去體驗政治、感知政治、去反映政治。那樣的文學作品，必然帶有明顯的作者的主觀色彩。如果缺乏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到頭來只能是通過文學，通過文學對歷史已經發生的事，而“發泄”、而“暴露”，把歷史觀容入其中。

　　文學家好像有一種“個性”，一種愿望，總想遠離政治，并且越遠越好，好像唯有如此，才能創作出好作品、思想深刻的作品。這，其實是一種認識上的錯覺，或者說是幻覺。或許是受到西方文學家創作思想的影響。在中國的文藝中，原本沒有那樣的思想和觀念。這種觀念，反映的是作者通過文學反映政治的不自信，甚至排斥。

　　看那些國內外的名著，那個脫離了政治？不過是生活在現實政治中的文學家，通過文學，反映已經發生的某種政治條件下發生的故事。即使是歷史小說也一樣。如《三國演義》、《水滸傳》，離開了政治，就沒有了“故事”，還“演義”什么？

　　文學家，即使是專業的文學作家，作為人，起碼在成為文學家之前，也要參與社會方方面面的工作。接觸社會方方面面，乃至形形色色的人。文學創作，只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由于文學創作是文學家的主觀創作，在他們創作的文學中，不能不反映他們作為人的過程中形成的世界觀、價值觀的影響，甚至是自然的流露。

　　具體到個人，情況又有所不同。有人超出他的專業，就是個純粹的“外行”。與別的普通人沒有什么兩樣，甚至還要遜色，就不要說高人一等。因為是作家，在普通人面前擺譜，是淺薄的表現。

　　作家，甚至成為文學家的人，在成為文學家前后，都同樣處在一定的社會地位中，都具有特定的政治地位。這與成為作家之前沒有什么兩樣。雖然，有人對于自己所處的政治地位并不滿意。有的甚至想通過文學創作改變自己的政治地位，而且也確實通過文學創作改變了自己的政治地位。這樣的實例，不勝枚舉。莫言難道不是么？是文學，改變了他的人生。如果沒有文學，他或許早就復員回到他曾經放牛的地方當農民了。誠然，當了農民仍然可以成為文學家。

　　莫言，其實也是這樣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對于他參軍之前的政治的態度，甚至對偉人明顯持否定態度。站在他的立場上，他感知到的政治也許就是那樣的。具有那樣感知的也不是莫言一個人。他們為什么對社會有那樣的感覺？原因肯定不相同。

　　其實，嚴格說來，莫言也不是那個年代的被迫害者，沒有人迫害他。他的遭遇的形成，恐怕還不能與政治扯上原因。主要還是相互關系處理的不好。個中緣由，是不是真的是那樣不重要。莫言以為是那樣才是重要的，或許那是他文學創作的需要，文學創作的源泉。那樣創作出來的作品，才能夠引起與他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經歷的人的共鳴。不過，那畢竟是他個人的主觀認知，不僅具有“主觀性”，也難說沒有“片面性”。因此有更多的讀者不認同，因此，才發生爭議。有人只看到爭論中的“雜音”，這種“雜音”并不存在于一方。于是，有人把這種爭議看作是“黑”莫言。這，不是文藝批評。是對批判莫言的人們的武斷的否定。

　　時下的文學，已經“市場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人便是靠文學創作謀生。出版社也是一樣，首先是生存，而且要好好的生存。在整個“鏈條”中，共同受到的是“價值規律”的支配，而不是“價值取向”的支配。文學創作與政治價值取向發生矛盾與沖突，很正常。

　　總體上說，文學家雖然是個特殊的職業，卻脫離不開社會而成為不食人間煙火的“超人”。按照魯迅的說法，不可能成為揪住自己的耳朵離開地球的人。

　　政治，不是洪水猛獸。只是政治對人的要求與其它，如文學不同。人們可以對文學不聞不問。不看文學，不愛看小說不是缺點，不影響人們的生活、工作，而且絲毫不影響。對于政治、法律、政策之類卻不能漠不關心。因為政治、法律、政策常常與每個人的生存息息相關，與人的關系更密切。因此，關心政治的人比關心文學的人相對要多些。

　　有文學家之所以對政治不感興趣，是因為他們的創作理念與政治，與某種特定的政治不和諧甚至發生抵觸、沖突。那樣的文學作品，政治不會格外垂青。正應了那句話，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被推翻。幾何公理尚且如此，何況文學？

　　文學家創作出來的文學，應該說不是自娛自樂，而且公開發表，給人們看的，甚至以文學變現過日子，維系生計。他們怎么可能不思考、顧忌文學創作之后的發表問題？如果在創作時預料到創作成功之后，沒有發表的可能性，沒有存在的空間。他還去創作那樣的文學么？為了發表，就必須講究一點“策略”。這能不能發表，排除藝術性等原因，不排除有政治原因。雖然，政治也是此一時彼一時。像莫言的某些作品，只能在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泛濫的時候才能夠發表。莫言，顯然抓住了這個“窗口期”。他的作品受到爭議，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或者主要是因為這個原因。至于他是“揭露”還是“贊美”，寫的怎樣，藝術性如何，有人具體闡述么？基本沒有。

　　其實，那些骨子里，或者本來就與現實政治格格不入的人，在他們成為文學家之后，他們創作的文學怎么可能不與現實的政治發生沖突？說白了，他們對某種政治的不滿，怎么發泄？文學，無疑成為他們發泄的工具，或者說“暴露”的工具。在某些人手里，這就是文學的功能。莫言只把“歌頌”看作是文學的“工具”功能，好像他的“揭露”不具有“工具”功能，那也只是他自己及其同道的感覺而已。

　　政治，其實是一個人很難回避的現實問題。有的文學家自以為巧妙的回避了，不過是“自以為”而已。瞞不過讀者的眼睛。即使是寫歷史，他的歷史觀就會暴露其中。莫言想遠離政治，表現的對于政治的不屑，事實上，還是難以脫離政治。因為政治無處不在。

　　事實上，政治對于經濟、軍事、文化等各行各業都有要求。至于對于政治要求是不是認同，同樣是政治。文學家可以用文學的形式委婉的表達。而沒有卻是用文學的形式直接的表達了出來。工人、農民也可以用口頭形式直接表達。甚至可以用行動表示反抗。這是隨時隨地都在發生的事情。文學家能夠脫離這個現實么？

　　列寧說：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毛主席說：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線。

　　不管某些文學家承認與否。這種觀念，這種意識是一種客觀存在。他們可以反對，可以否定。卻無法阻止另外的一些人贊成。

　　在政治與其它的關系中，無論在什么制度下，即使是西方的所謂“民主國家”，政治無疑同樣居于統帥地位。那個帥位，經濟擔當不了，軍事擔當不了，文學能夠擔當的了嗎？迄今為止，還沒有看到那一個文學家說過文學是統帥之類的話。說明文學家還明白這個理兒。

　　政治，是階級利益、政治集團最集中、最高的體現。而政治中的核心，是政權問題，亙古不變。政權，是一切權利的核心。共產黨的政治，要求政治家與人民大眾的統一性，這是因為他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這種統一性表現在“為人民服務”這個宗旨上。顛倒了，就不是共產黨。

　　文藝、文學、小說具備那樣的功能么？顯然不具備。在文學創作中，政治與其它一樣，是文學反映的對象。政治人物，同樣是文學創作中需要描寫、刻劃的人物。文學家李可以不去創作那樣的文學，不等于文學家張也不去創作那樣的文學。能不能創作出那樣的文學，只具備文學修養還遠遠不夠。莫言在他的小說中設置的“八路軍干部”、“日本鬼子”、“地主”等，其實都是政治人物。不過是“小人物”罷了。

　　政治需要文藝，這自不待言。文藝同樣需要政治。這不只是因為文藝家生活在特定的政治生態環境之中，形成他們對不同的政治的不同態度。他們的“創作”都需要從政治的需求中去實現他們的價值。為什么“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在“進行時”文學家不去創作？首先是因為他們創作不出來。當他們創作出來的時候，同樣，首先是因為政治為他們提供了創作條件，開了路。有了路，他們從去走。這個事實，文學家難道不清楚、不承認么？

　　文學，在社會中，在社會政治中，到底充當什么角色，不應該去文學家的大腦中去找答案，而應該在社會現實中，在文學的歷史存在中去分析，去觀察。

　　文學，之所以擔當不起與政治相一致的社會責任，是由它的自身屬性決定，而不是由文學家的主觀意志決定。

　　無論是從事政治，還是從事文學創作，首要的是人的問題。

　　政治，是人從事的。文學，是人創作的。沒有相應的人，一切

　　免談。

　　其實，政治的歷史遠比文學厚重。在中國，至少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黃帝。文藝的出現或許要早些，最早的文藝可能是歌舞、音樂。據說八千多年前就有了骨笛。而小說的產生，卻是比較晚的事，而在文藝中的地位，也常常被忽視，甚至忽略。重視小說創作，把小說捧到文壇王冠上的明珠，是近代之后的事。在中國，是更晚的事，甚至可以說是魯迅那個年代才開始的事。

　　創作文學的人，可以不從事政治，專注文學創作。但是，卻不能無視政治的存在。由于某種原因，他們可以是對政治的批判者，平時對政治表示冷漠，表現出不關心政治的樣子，實際上，在進行文學創作時，卻無時無刻不在審時度勢，揣摩如何應對政治，甚至如何打“擦邊球”，與政治進行“合法斗爭”。這種人是文學家中的“高手”。

　　文學家是不是可以成為政治家？政治家是不是可以從事文學創作？沒有什么人說不可以。事實上，能夠完成這種轉變的人，不多。

　　屈原是文學家、詩人，也是政治家。魯迅、郭沫若是公認的大文學家，也是公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特別是魯迅，他的文學與政治達到了高度的統一，被偉人稱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方向。

　　政治只要不忽視文學，就不可能無視文學家的存在。誰的文學創作觸犯了政治，政治同樣會觸犯文學家，至于以什么形式表現，是激烈，是平緩，是包容，是另外的問題。這，沒有什么不好理解。

　　無論是政治還是文學，歸根到底都是人的問題。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歸根到底還是人與人的關系。這部分人與那部分人之間的關系。

　　如魯迅所說：

　　“為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所以，我想：革命，倒是與文章有關系的”。（1927年4月8日在黃埔軍校的講演《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

　　這是魯迅在蔣介石發動的4.12政變之前說的。在4.12政變之后，做了進一步的闡述。認為：

　　“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眾旬刊》第五期，《而已集.革命文學》）

　　相比毛主席在《延安講話》中提出的人的問題，要早十幾年。可見魯迅思想之敏銳，之深刻、之影響。至今，誰能說魯迅說的不對？有人對于魯迅的話無以反駁，只能表示沉默或者繞開說。

　　人的培養，很難很難。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從陳獨秀到毛澤東，付出了多么大的沉重的代價。文學家的培養同樣不是容易的。像魯迅那樣的自覺的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家，不是在風平浪靜中而是在反革命的圍剿中產生。戰爭年代，特別是抗日戰爭年代，共產黨培養了大批文藝家，其中包括文學家，他們反映戰爭年代的作品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

　　庭院難養千里馬，花盆難栽萬年松。

　　多年來，沒有出現有影響、作品深刻、令人尊敬的文學家，看一看他們的成長過程，就能夠基本看出其中的端倪。不是由于他們沒有脫離政治，或者與政治靠的太近。而是缺乏對于社會的了解和理解，特別是體驗。在某些問題上，只能是“隨大流”，“跟著感覺走”。再好的文筆，寫的再天花亂墜，光怪離奇，又如何？到頭來不過是“雞湯”、“快餐”，供患有“饑渴癥”的人們享用。

　　人們對文學的認識，也在發生變化。不在要求那么高。因為高質量的文學作品，許多人已經不再奢求，也不是奢求來的。對于許多人，文學，不過成了日常的“消遣”品。特別是對于那些對政治失去興趣的人。那些沒有“政治靈魂”的作品，甚至“黃色”文學，可能更“好看”，或者說更看好。

　　不要以獲得什么什么獎為由頭評論文學、文學家。那是“專家”的“專業”評論，不是讀者的評論。其實，許多作品的知名度與人們的喜歡程度，要遠大于曾經的獲獎作品。前三十年是這樣，后三十年也是這樣。

　　魯迅的文學獲得過什么獎？好像什么獎都沒有獲得過。靠“獎”揚名立腕是靠不住的。有的獎要不是以名人的名字設立，日子久了，恐怕連獎項都要被忘記了。中國的這個獎那個獎，到底有什么特點與區別，有幾個人說的清楚？那，或許是一種“營銷策略”。像《軟埋》那樣的文學，據說還獲得了“路遙文學獎”。真不知道九泉之下的路遙該做何感想。1949年出生的路遙對“合作化”的認識難道與1955年出生的方方相一致？

　　《軟埋》的“下架”，顯然是政治干預的結果。說明《軟埋》所代表的政治，已經為現實的政治所不能包容。只是，在這個問題上，沒有看到包括莫言在內的文學家的表態。個別的，則表現曖昧，甚至支持。從中，廣大讀者看到的是什么？

　　實際上，正是由于“新時期”文學家沒有提供人們所希冀的文學作品，患上“饑渴癥”的讀書人，才大量閱讀港臺及外國的文學作品。“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一度成為時髦。那畢竟是中國大陸人自己創作的文學。

　　就全國而言，那些受到“傷害”的人畢竟是少數人。在廣大工農兵中，更是少之又少。特別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們還都活著。文學創作反映的是不是那么回事，是有感受和發言權的。不適當的渲染，只能增加讀者的反感。他們的生命力，看過即過，甚至沒有多么大的思考價值。“故事”而已。按照通俗的說法是“吃柳條子拉糞筐——肚子里瞎編”。

　　那種“文學”，如果可以稱為“文學”，看當年魯迅先生所說：“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于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

　　有人的創作，難道不是在顯擺中產知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么？

　　那樣的文學，能夠與多少人和什么人產生共鳴？人們過了那個“新鮮”勁兒，不再受人關注和青睞。因為誰也不愿意在“傷痕”中生活。膩膩歪歪地看他們嘮叨“自己”的過去。

　　其實，在新中國，幾千年遺留下來的社會問題，怎么可能在幾十年中解決？政策怎么可能都執行與落實的那么到位？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是政策執行中出的問題，原因是各種各樣的。決不能以此否定政策的可行性，及連續性。進而否定那一段歷史。那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用他們的史觀看現今，也是黢黑一團，應該統統否定。

　　無論是“傷痕文學”還是“反思文學”，如果不能客觀反映這個現實，而是為歷史虛無主義找證據，遞刀子，那不可能有生命力。那本身就是在否定一種政治的同時，在為另外的某種政治服務。

　　那些文學家的作品，即使是在創作時，故事也都是“過去時”。他們能夠創作出“進行時”的作品么？起碼沒有發現。

　　這種現象說明，文學家的文學創作，離不開特定的政治環境。當他們可以創造“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時候，說明政治生態發生了變化。因此，具備了創作“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政治條件。那些文學家，也確實是在政治生態發生了變化之后創作的。這已經說明文學家不是政治上的先知先覺。他們不但脫離不了與政治的關系，甚至還是后知后覺。

　　政治、當下的政治，在行進中，起碼有許許多多的未知數。文學家不是預言家，雖然可以預見將來、幻想未來是“美好”或者走向“毀滅”。甚至用“魔幻”的手法去寫作。那樣的文學，有一個名字，叫做“科幻小說”或者“魔幻小說”。

　　因此說，文學家的創作，特別是長篇小說，常常具有“滯后性”。

　　文學作為社會現實的反映，這就決定了文學本身就具有“滯后性”。遠的不說，如，關于反映“土改”、“合作化”的文學，只能是在經歷過“土改”、“合作化”之后才能夠去創作。在它之前，沒有文學家能夠創作出反映那個題材的文學作品。即使是否定“合作化”的作品，也是發生在“合作化”之后。像《軟埋》，甚至發生在“集體化”解散多少年之后，算是“馬后炮”。對于當時有什么意義？沒有。該發生的，不該發生的，還是都發生了，無可更改。文學家在“創作”那個時候的文學的時候，怎樣創作，怎樣取舍，取決于作家的主觀意志。而方方個人的主觀意志，明顯是與國家意志發生了沖突。被“下架”實屬必然。拋開政治，她的作品，也有“標新立異”、“嘩眾取寵”的意味。歷史，不會因為文學家怎么寫而改變。

　　政治，需要政治家的決策。一旦決策，組織實施，需要的是“總動員”。搖旗吶喊是少不了的。政治，不會拒絕通過文藝的形式進行宣傳。這其中也包括文學。他們需要創造出“短平快”的文學作品進行配合。如快板兒，繪畫，詩歌，散文，也包括小說。創造不出長篇小說，可以創造短篇小說。總之，都不會缺位。有人不愿意那樣做，有人必然愿意去做。因為，任何一種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文藝隊伍，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

　　政治宣傳，常常講個時效，其實，小說在宣傳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很難說。以筆者的年紀和經歷，小說在歷次重大政治宣傳工作中，作用有限。這還是比較客氣的說法。有的小說純屬“秋后算賬”。如方方的《軟埋》，不是什么宣傳不宣傳的問題，而是“反宣傳”。是在為政治敲喪鐘。這“喪鐘”，是不是一種政治“工具”？自己可能不覺得，別人未必不那么看。畢竟，方方只能代表一部分人而不是全民。至于她代表的那部分人是多是少，還在另論。

　　就有那么一種人，明明做了“工具”，卻不知道做了誰的“工具”。這種人尤其可悲。他們應該去看一看魯迅那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并不總是被動的。在一定的條件下，“反作用”于政治。

　　其實，不管誰“揭露”還是“歌頌”，條件必不可少。

　　即使是莫言的“揭露”，如，他“揭露”集體化時期他家沒有牛，“歌頌”毛澤東死了他家有了牛。為什么莫言在1976年毛澤東死的時候沒有去“揭露”毛澤東在世時他家沒有牛，而是過了若干年才去“揭露”？是因為他及時的“捕捉”住了“暴露”的條件。

　　他“敏銳”的抓住了這個難得的，甚至是稍縱即逝的“機遇”，與某些政客相互配合，刮起了一股歷史虛無主義的陰風，肆無忌憚的否定毛主席領導下的新中國前三十年。一些文學家，說白了，不過是充當了某些政客的“跟屁蟲”的角色。他們以為自己是誰？有什么“獨立性”？如果什么叫做睜著眼說瞎話，那種文學家就是。

　　即使是莫言的《蛙》，出版于“計劃生育”放開二胎之前。但是，其中關于“從1965年開始，急劇增長的人口導致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計劃生育高潮。當上公社衛生院婦產科主任的姑姑堅決響應黨中央號召，在全公社掀起轟轟烈烈的‘男扎’行動”的介紹明顯與事實不符。毛澤東在世時，國家沒有“計生委”。對于計劃生育，僅僅是“提倡”晚婚晚育。講的是“一個少，兩個好”。決沒有所謂的“一胎化”。所謂“轟轟烈烈”的“男扎”也許只發生在莫言的家鄉。

　　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對于這話，雖然有人諱莫如深，卻不得不承認，他道出的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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