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發展道路，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立足基本國情，遵循教育規律，堅持改革創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開發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為工作目標，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可見，任何院校都應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發展道路，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致力于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然而，山東大學外語學院卻匪夷所思地開辦“梁實秋班”，說明該校已將反共文人梁實秋當作激勵學生奮發有為的勵志楷模，在中央狠抓意識形態工作多年的今天，此舉著實令人震驚。

　　那么，誰是梁實秋，為何說他是反共分子、漢奸文人呢？

　　一、被美國馴化的自由派文人

　　梁實秋是浙江省杭縣（今杭州）人，1903年1月生于北京，當代散文家、文學批評家、翻譯家。1915年秋，考入清華學校。1923年8月，梁實秋離開清華赴美留學，期間，他專攻英語和歐美文學，先在科羅拉多學院學習，1924年又到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碩士學位，受到保守派文藝評論家白壁德的人文主義思想影響，因此，梁實秋偏愛“秩序、穩健、理性”，反對所謂“偏激、沖動、非理智”等言行，回國后與以魯迅為首的左翼作家產生嚴重沖突，進行多年論戰，被稱為“白璧德的門徒”。

　　實際上，梁實秋所鼓吹的“民主、自由、人權”，僅是西方價值觀的翻版，毫無高深玄妙之處，早被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批得體無完膚，某些不懂或裝作不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文人，將梁實秋奉為思想導師、理論大咖，實在可笑至極。

　　更可笑的是，鼓吹“民主、自由、人權”的梁實秋，卻不愿給愛國學生一點自由。如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青島大學（山東大學、青島海洋大學的前身）部分學生跟隨平津學生罷課南下、赴南京請愿。時任青島大學外文系主任兼圖書館長的梁實秋對此并不支持，聲稱“國聯的調查仲裁定能使公理戰勝強權”，堅持認為校方應“開除學生暴動首要分子數名”，遭到愛國學生的批判，搞得聲名狼藉。

　　二、態度鮮明的反共分子

　　梁實秋曾留學美國，其思想不可避免地打上西方烙印，因此，他站在西方和民國政府的立場上，堅決反對中共及其文化政策。

　　如他在發表的《我為什么不贊成共產黨》一文中，明確表示“我一向不贊成共產黨和共產黨主義”，并鼓噪說“我最不滿于共產黨的是它對于民族精神的蔑視。第二點，我不滿于共產黨的是它的對于私有資產的仇視。第三點，我不滿于共產黨的是他們的反民主手段。”還站在蔣記政府的立場上公開聲稱：“共產黨人或信仰共產主義者若以暴力擾亂程序攘奪政權，則是犯罪，當明正典刑”，

　　他否認文學有階級性，對黨的“文藝政策”深惡痛絕，聲稱“‘文藝’而可以有‘政策’，這本身就是一個名辭上的矛盾”、“把文學當作‘武器’！這意思很明白，就是說把文學當作宣傳品，當作一種階級斗爭的工具。我們不反對任何人利用文學來達到另外的目的，這與文學本身無害的，但是我們不能承認宣傳式的文字便是文學。”

　　他認為“文學無階級”，反對思想統一，要求所謂“思想自由”，鼓吹“人性是測量文學的唯一標準”，與魯迅、馮乃超等左翼作家筆戰不斷，被魯迅斥為“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毛主席曾把他定為“為資產階級文學服務的代表人物”。

　　由此可見，梁實秋雖對蔣記民國政府有所批判，但立場是支持民國政府、反對共產黨的，他在解放前跟隨國民黨敗退臺灣并不奇怪。而梁實秋關于“文學無階級性”的觀點，同樣是的西方價值觀的翻版，與公知鼓吹的“文學去政治化”如出一轍，雖然違反中央的文化政策，卻受到公知和自由派分子的吹捧，因此，近三十多年來，為梁實秋翻案的文章多如牛毛，他從死硬反共文人變成著名的文學家。

　　三、臭名卓著的漢奸文人

　　一直有人把梁實秋塑造成愛國人士，但其言行卻讓他成為眾矢之的，淪為遭人唾棄的“漢奸”。

　　一是國民參政會辯論。1938 年 10 月，第二次國民參政會議在重慶召開，陳嘉庚以參政員身份拍去一封“電報提案”，大意是“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提案一出，讓身為國民參政會議長的汪精衛大驚失色、如坐針氈，卻很快得到20名參政員聯署。梁實秋堅決反對，他說：“任何戰爭都是以和平結束的，言和不等于出賣國家利益，為什么要以賣國賊論罪”，得到汪精衛的肯定；王造時反駁說：“日本帝國主義武力占領了東北，占領了華北，占領了南京、上海，又占領了武漢，而且正在繼續進攻中，在這種形勢下，除了屈膝投降為城下之盟以外，有什么和可言，主張言和者當然應該以賣國賊論罪。”這場辯論讓梁實秋“親汪主和”的政治立場再次暴露無遺。

　　二是鼓吹“抗戰無關論”。這是梁實秋最為人所詬病的政治事件。1938年12月1日，梁實秋應邀主編內遷重慶的《中央日報•平明》副刊，創刊伊始，他在“平明”副刊撰文：

　　“現在抗戰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為不同，于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沒有益處的。”

　　此言一出，舉國嘩然，受到孔羅蓀、安娥、陳白塵等人的批判。因為全面抗戰以來，日軍在中國大地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中國軍民連遭重創、損失慘重，舉國義憤填膺，而且，武漢淪陷不久，又臨近南京大屠殺1周年，梁實秋此時鼓吹“抗戰無關論”，明顯違背了民族意愿，褻瀆了民族感情，是典型的漢奸言論，受到全民聲討實屬必然。雖然他曾公開為自己撰文辯護，但在民族大義面前，缺乏說服力，許多朋友為此與他劃清界限、分道揚鑣，1939年4月被迫離開《中央日報》。

　　毛主席對梁實秋了如指掌，1940年1月，當他聽說梁實秋將以“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身份，隨“華北慰勞視察團”訪問延安時，堅決予以拒絕。

　　雖然臭名遠揚、眾叛親離，但在抗戰期間，梁實秋仍堅持“抗戰無關論”，寫了很多“閑散文字”，這從側面說明他沉溺個人生活、缺少民族大義，再次印證了別人對他的批判并無不當。當前，少數人歪曲歷史、佯裝客觀，處心積慮為他的漢奸言論翻案，胡說“重慶、昆明、桂林、上海孤島以及香港等地的文藝工作者，幾乎一致地群起而攻之（梁實秋）”、“客觀上造成了為批評而批評的氣氛”，此舉必將一敗涂地。

　　總之，梁實秋雖是小有才氣的散文家、文學批評家、翻譯家，但本質上是被美國馴化的自由派人士、死硬的反共分子、臭名卓著的漢奸文人，包括山東大學在內的某些單位將其樹為勵志楷模，實際上動搖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偏離了社會主義辦學方向，是荒唐可笑和極端錯誤的。（202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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