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合作化的增產，后有合作化的普及

　　農業合作化是怎么來的？由于受長期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在很多人的認知里頭，認為那是“政治運動的結果”，“合作化不增產，效率低下，是一種落后的生產方式”，“只有一家一戶的單干才符合農業發展規律，調動人的積極性，提高糧食產量，讓人吃飽飯”。

　　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和歷史邏輯的，從邏輯上說，無論是農民，還是政府，都是以增產為目的，怎么會選擇一種不增產的生產方式？從道理上首先就講不過去。

　　事實上，農業合作化完全是歷史的發展產物，它的產生與發展，符合歷史的發展規律。

　　從我的家鄉合作化的歷程看，就會比較清晰地看到這一歷史的脈絡。

　　我的家鄉處于膠東地區，行政區劃曾經屬于藏馬縣和膠南縣，家鄉的合作化可以追溯到新中國成立以前的解放戰爭時期。

　　那個時候的山東解放區開始進行土地革命，“耕者有其田”，進行一家一戶式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由于家庭生產資料單薄，很難擴大再生產，甚至連簡單的再生產也難以維持。加上自然災害嚴重，以及山東正在進行激烈的自衛戰爭，許多青壯年有的參軍，有的出夫支前，家屬和烈軍屬的代耕及鰥寡孤獨的照顧任務繁重。當時有很多缺耕畜、少農具的農民，為了解決勞力不足的問題，自愿合伙喂牲口，搭伙耕作，合作化形式有了萌芽。

　　1948年春，膠南縣王戈莊區李家石橋村陳濟亮，組織3戶農民，辦起了膠南第一個搿犋組（變工組），全組實行土地戶有，農時搿犋變工互助，搶耕搶種，解決了單家獨戶耕畜農具不足的困難。搿犋的意思，就是畜力互助，引伸為互通有無，互幫互助。由于搭伙耕種，不誤農時，采用搿犋組這種生產方式的家庭連年豐收。縣里及時將這一經驗進行總結推廣，得到了廣泛的認同。

　　新中國成立前后，膠南縣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旱、澇、蟲、臺風交相侵襲，傳染病流行，糧食欠收，好的地方糧食收成達6成，差的地方2-3成，冬天不少人家斷糧。中共膠東區黨委積極領導各地進行生產自救，下發了《關于檢查貫徹生產節約救災備荒的指示》，其中鼓勵采用的方法包括以包耕組、鄰親互助、變工互助、固定代耕，實現勞動力、工具、土地的合理搭配，成功地渡過災荒。

　　1950年10月，藏馬、膠南兩縣完成了土地革命，實現了地權的確定和土地證的頒發，真正千百年來夢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他們在生產中結成臨時性的搿犋變工組，進行勞動協作，到1950年底，膠南全縣共組織搿犋變工組50410戶，占比為73%，對抵御災害，促進糧食增產，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1年，藏馬、膠南兩縣在原來臨時性的搿犋變工組勞動組織的基礎上，積極引導成立新的合作組織：互助組、農業社和漁業社等，合作形式從松散轉變為固定合作。

　　1951年9月，中央召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制定《中共中央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為了貫徹中央指示，膠南縣委到煙臺東村張立棟變工組進行試點，把臨時性的搿犋互助組改為長年互助組，長年記工算賬，大小活一起干，互助組采用三大政策，即“勞力按效率評定工分，男女同工同酬；牲畜私養公用，按大小強弱評定工分；農具私有公用，公修貼成色”；采用三大原則，即“自愿互助，等價交換，民主理事。”1951年，兩縣糧食產量達到或超過戰前水平。

　　1952年2月，膠南縣第一個農業合作社——煙臺東村華星農業合作社正式成立，合作社實施土地入股，統一經營。這個合作社當年糧食總產31697公斤，平均畝產291公斤，比1951年互助組時每畝增產92.5公斤。

　　1952年，膠南縣工農業總產值達5182萬元，糧食總產11.6萬噸，社會商品零售總額1371萬，分別是1949年1.6倍、1.5倍、1.3倍。

　　華星農業合作社的試驗成功后，膠南縣總結經驗，于1953年進行了推廣。當年試辦初級社六處，入社農戶199戶。入社積極性較高的是貧農，因為家底薄，生產條件差，獨立生產困難，他們具有強烈的合作的意愿。至1955年10月，膠南縣共辦農業社1274處，社員39298戶，占比為49.2%；辦漁業社84處，漁戶2396戶，占比為38.4%。

　　1955年10月，在七屆三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提出有條件的地方試辦高級社。11月初，膠南縣委工作組到李家石橋鄉開展試辦高級社工作，成立了第一個高級社：東方紅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至1956年底，膠南縣共建高級社990處，入社129224戶，占全縣總戶96.08%；初級社12處，共771戶，占比0.57%。

　　高級社的特點是：土地公有，取消土地分紅，把初級社和社員牲畜、農具歸公，按勞分配，多勞多得。高級社設管理委員會，下設生產隊，作業組。至1957年，高級社普遍建立了統一經營、分級管理的生產制度，實行“三包四定一獎罰”，即包工、包產、包成本；定工，定產，定生產隊的財務開支，定牲口鉰養及使用；獎先進罰落后。包工到組，勞動定額計酬。

　　從松散的互助組，到固定的初級社，再到管理較為統一科學的高級社，其間并不是一帆風順，而是經歷過許多波折，比如存在干活一窩蜂，生產大呼隆，窩工浪費，甚至出現過鬧社、鬧糧、拉牛出社、洪搶社內物資這樣的極端情況，“春組織，夏蕭條，秋垮臺，轉過年來再另來”，但整體一直是向著好的方向發展的。

　　1957年，膠南縣農林牧各業齊頭發展，糧食總產量11594萬公斤，比上年增產145.5萬公斤；社員口糧平均220.5公斤，比上年增加18.5公斤。

　　1958年，是新中國歷史上不平凡的一年，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新事物：人民公社，中國在這一年進入了人民公社時期。

　　1958年4月8日，中共中央出臺《關于把小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適當地合并為大社的意見》，意見中說：“我國農業正迅速地實現農田水利化，并將在幾年內逐步實現耕作機械化，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合作社如果規模過小，在生產的組織和發展方面勢將發生許多不便。”生產合作社開展合并，合并起來的“大社”有各種不同的叫法，有的叫“共產主義公社”，有的就叫“大社”，也有的借用蘇聯的“集體農莊”的叫法。

　　1958年7月1日，《紅旗》雜志發表文章《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文章提出：“把合作社辦成一個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的基層組織單位，實際上是農業和工業相結合的人民公社。”

　　1958年7月16日，《紅旗》雜志發表文章《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文章引用了毛主席的話：“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商業）、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中國社會的基層單位。”

　　1958年7月，河南遂平縣在農業合作社的基礎上，建立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1958年8月6日，毛主席到河南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視察，看見掛著“新鄉縣七里營人民公社”的牌子，他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

　　1958年8月19日，毛主席在各協作區會議上對于新興的人民公社說：

　　“我的意見就叫人民公社，這仍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不過分強調共產主義。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產規模大、各種事業大。”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人民公社隨即在中國大地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

　　膠南縣委根據山東省委、昌濰地委有關建立人民公社指示，將所轄41個鄉963處農業合作社建成了18處人民公社。1958年9月8日，膠南縣組建了第一個人民公社：紅旗人民公社。緊隨其后，其他17處人民公社也相續成立。至9月15日，18外人民公社全部組建完成，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參加人民公社的農民為135582戶，占比為99.9%。直到今天，當年人民公社達成的基本行政框架仍然在延用，期間有一些分分合合，名稱改成了鄉鎮或街道辦事處，但大的框架大抵還跟當初一樣。

　　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正像毛主席所說的“人多、地大、生產規模大、各種事業大”，開始進行了大規模的農業田基本建設、水利建設和河道治理，現在仍在使用的大型水利工程，如吉利河水庫（原十字路水庫）、鐵山水庫、陡崖子水庫、小珠山水庫等，都是人民公社以后開始興建的，膠南縣的工業基礎和框架也在人民公社之后開始拉起。

　　1958年，膠南縣的糧食總產量達12.93萬噸，比1949年增長了65%，比1957年增長了11%。

　　從膠南縣農業合作化的歷史來看，從那個時期留下的史料來看，合作化跟糧食產量的增加是正相關的，并不像現在有些人胡說八道的那樣合作化糧食產量低，連糧食的粒子都比單干小，即便不看歷史事實，單從邏輯上看，當時國家為了急需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也會選擇能夠持續增產的生產方式，假如合作化不能增產，國家為什么要選擇這種生產方式呢？再假如，如果合作化不增產，在當時進口糧食極少的情況下，是怎么實現人口幾乎翻番增長的？是怎么實現到1975年糧食自給自足的？所有這些，都需要以糧食產量的增長為前提，沒有糧食產量增長這個前提，人口增長不可能，糧食自給自足也不可能。

　　合作化增產是個不爭的歷史事實，這個不能否認，那么合作化有沒有問題呢？當然有問題，但它的主要問題是經驗不足的問題，是管理的問題，而不是合作化本身的問題，不能用個別的管理的問題來否定合作化增產的事實，那樣可不是老實的科學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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