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于司馬南舊事重提，莫言的"偏見"再次引發爭論。

　　事實上，莫言的"偏見"是在2014年年底，他被香港中文大學授予榮譽文學博士時，在頒獎典禮上說的。

　　他說："我有一種偏見，我認為文學作品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揭示惡的成分。"

　　莫言演講完后，他的這段話就被傳播開來，并引起人們的討論。討論的焦點，無非就是文學應該歌頌美好還是應該抨擊丑惡的問題。

　　批評莫言的人認為，莫言的文學觀念和文學立場有問題，才導致他的言辭過于偏激。莫言所認為的真實只是莫言的一己之見，代表不了全部。因為每個時期的社會現象，都有好有壞，莫言專門挑一些壞現象來寫，把天下人寫得像烏鴉一樣都是黑的，這樣的文學立場本身就是狹隘的，說明莫言對社會的認識產生了偏差。如果對社會現象不能有正確的認識，又怎么能夠寫出真實的作品呢？作家在作品里要想表達自己的真實感受，就必須對社會有一個真實客觀的認識，而不是為了取得某種效果，或者達到某種目的而刻意為之。即使是批判，也必須建立在客觀公正的大視野、大情懷之上。

　　贊揚莫言的人則認為，從文學史來看，凡是稱得上偉大傳世的文學作品，都帶有強烈的批判性質，都以揭露社會黑暗面為目的。比如，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雨果的《悲慘世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司湯達的《紅與黑》，以及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莫泊桑和魯迅的短篇小說等，都是如此。在文學名著里邊，以贊美為主題的作品連一部都找不出來，足以說明優秀的文學，絕不是歌功頌德的工具。

　　其實，文學作品究竟應該歌頌美好還是應該抨擊丑惡，這個問題早就有人提出，而且早就有了答案。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著名論斷：

　　"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于暴露。”這種講法和前一種一樣，都是缺乏歷史科學知識的見解。從來的文藝并不單在于暴露，前面已經講過。對于革命的文藝家，暴露的對象，只能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遺留的惡劣影響，而不能是人民大眾。人民大眾也是有缺點的，這些缺點應當用人民內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克服，而進行這種批評和自我批評也是文藝的最重要任務之一。但這不應該說是什么“暴露人民”。對于人民，基本上是一個教育和提高他們的問題。除非是反革命文藝家，才有所謂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眾是“專制暴徒”之類的描寫。

　　"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頌資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資產階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畫無產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這難道不是文藝史上的事實嗎？對于人民，這個人類世界歷史的創造者，為什么不應該歌頌呢？無產階級，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為什么不應該歌頌呢？也有這樣的一種人，他們對于人民的事業并無熱情，對于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戰斗和勝利，抱著冷眼旁觀的態度，他們所感到興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頌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經營的小集團里的幾個角色。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當然不愿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爭勇氣和勝利信心。這樣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歌者”。

　　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說得很透徹，文學既有暴露，也有歌頌。

　　另外，文學作為藝術的一個門類，它存在的意義是深刻的剖析人性，然后用人性的點去輝映或襯托世界、民族、時代的面，從而讓這個面科學、合理、正義的反哺人性。

　　文學作品是讓讀者無所適從卻又甘之如飴，其價值表現必須是美學價值與社會價值的有機統一；其特點必須是給人們以思想的啟迪和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

　　作為人類精神的載體，文學無疑帶有濃郁的文化屬性。在很大程度上，一個民族心靈的底蘊、精神的形態、價值的坐標，是由文學來塑形和滋養的。文學之于人的精神，猶如飲食之于人的身體，既不可或缺，又事關重大。

　　文學與社會風尚，與人性色度，具有水漲船高的正比關系。就人性而言，文學純凈，人性也趨向純凈；文學骯臟，人性也趨向骯臟；文學良善，人性也趨向良善；文學邪惡，人性也趨向邪惡；文學高貴，人性也趨向高貴；文學低俗，人性也趨向低俗。

　　從文學的價值、意義、特點和屬性，我們也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文學既可以暴露，也可以歌頌。

　　莫言作為一個作家，他是不可能不懂得文學的價值、意義、特點和屬性的。如果他真不懂得，那他的作品也就不能稱其為文學。

　　事實上，莫言的作品還真不配文學的稱號。

　　莫言的成名作，尤其是莫言獲得諾貝爾獎的作品，無一不是表面上的所謂暴露黑暗、揭示陰暗而實際上的抹黑東方社會、攻擊東方制度和丑化東方人。

　　法國作家讓•保羅•薩特早在1964年拒絕領取諾貝爾文學獎時就曾說過：“就現在的情況而言，諾貝爾文學獎在客觀上表現為給予西方作家和東方叛逆者的一種榮譽。"

　　讓•保羅•薩特的這番話，無疑是在告訴全世界的人們，諾貝爾文學獎早已淪為西方推銷意識形態的政治工具，授予西方作家，是在證明西方的政治正確，頒給東方的叛逆者，同樣是在證明西方的政治正確。

　　讓•保羅•薩特因為拒絕諾貝爾文學獎而聞名遐邇，莫言肯定知道讓•保羅•薩特其人，也肯定知道讓•保羅•薩特其言。

　　所以，莫言深諳此道：身為東方人，只有做東方的叛逆者，才有可能被西方青睞，才有可能獲取諾貝爾文學獎。

　　他是這么想的，也是這么做的，他寫出來的作品，無一不在"暴露東方的黑暗和揭示東方人的陰暗"。

　　一而再的"暴露"，再而三的"揭示"，他果然受到了西方的青睞，果然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

　　莫言2012年上瑞典領獎，2014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說這番話，無疑是在為他自己抹黑東方和丑化東方人的丑惡行徑找粉飾的借口。

　　他不是說文學作品只能鞭撻黑暗不能唱贊歌嗎？

　　在他的小說《豐乳肥臀》中，一開始便用一萬多字來描述女人生孩子，活脫脫懶婆娘的裹腳布——又長又臭。等到孩子快生了，結果還是一個死胎。這時日本兵來了，牠們殺死了產婆。孩子被日本軍醫剪臍帶，又胡亂拍了幾下，竟然奇跡般活過來了。

　　經驗豐富的接生婆接下來的是"死嬰"，日本軍醫來剪臍帶、拍幾下，又活過來了。這不明顯是在歌頌日本軍醫富有愛心、醫術高明嗎？

　　小說中的母親上官魯氏，共育八女一子，因她的丈夫無生育能力，孩子們都是野合的：

　　與姑父大巴掌生二女；

　　與土匪密探生一女；

　　與江湖郎中生一女；

　　與殺狗人高大脖子生一女；

　　與和尚生一女；

　　被四個(打日本鬼子的)"敗兵"強暴生一女；

　　與瑞典藉傳教士馬洛亞生一女一子。

　　作家千千萬，如此踐踏、丑化東方母親的想象力，除了他莫言，還有誰？

　　而且，小說中８個女兒的下場都很悲慘：

　　一女愛上日本人，并與之結婚，因打死前夫殘疾軍人而被處決；

　　一女愛上美國飛行員，被俘虜后，與飛行員同歸于盡；

　　一女被當時土改政策密令處死；

　　一女和所生二子被飛機炸彈炸死；

　　一女被打成右派，因饑餓，暴食生豆餅脹死；

　　一女在"聞革"時期自殺；

　　一女在“聞革”受迫害，犯病而死；

　　一女生而失明，生活困難時期，因不忍心拖累母親投河自盡。

　　8個女兒沒一個死在兵連禍接、民不聊生的舊東方，卻在改天換地、日新月異的新東方相繼離世。

　　莫言在小說中作這樣的安排，不明顯是在貶損新東方嗎？這樣的東方叛逆者，西方怎會不青睞？

　　莫言不是說文學作品只能鞭撻黑暗不能唱贊歌嗎？

　　2004年12月26日，莫言在旅日作家的精心策劃下，踏上了神往已久的北海道。

　　在《北海道的人》這篇散文里，莫言以優美的筆調、歡暢的心情，盡情地歌頌日本人：

　　他寫一個日本死去的詩人，因為詩歌，事實上獲得了永生；他寫女大學生洋溢著健康向上的精神，笑容純真而稚拙；他寫綠球藻茶屋的老板娘，因為她的勤勞和謙恭，令人銘記終生；他寫養馬人高大魁梧的身體，馴服烈馬的那種特有的豪邁神情，連馬都是幸福的；他寫養牛人是個對社會有用的人，為人民提供了牛奶；他寫賣硫磺蛋的老夫婦雖然生活艱辛，卻樂觀豁達；他寫年邁的老獵戶別町為劉連仁建立了紀念碑和雕塑，并成立了一個宣講劉連仁事跡委員會……

　　總之，在莫言筆下的日本，無論是小商小販企業家，還是青年老人，個個盡善臻美，身上的閃光點處處可見。而日本侵華14年，則只是兩粒沙子在碰撞。

　　對資本主義國家大歌特頌的莫言，西方怎會不青睞？

　　尤其是，莫言在他的散文集《會唱歌的墻》中的《毛主席老那天》一文中說：

　　“原來我想，自己不過是個草民，誰當官我也是為民，毛主席死了與我有什么關系？現在我不這樣想了。現在我想，毛主席的死與我大有關系。不但與我有關系，甚至與我家的牛有關系。毛主席不死，人民公社決不會解散，人民公社不解散，社員家就不會自己養牛。所以說，如果毛主席活著，就不可能有我家那頭牛。”

　　五十年代出生、七十年代當兵、八十年代就讀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的莫言，怎會不知毛主席建黨、建國、建軍、建設社會主義的豐功偉績，怎會不知人民公社對中國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偉大貢獻。他在字里行間掩飾不住地慶幸毛主席離世，慶幸人民公社解散，這不明顯是在攻擊毛主席和人民公社嗎？

　　這樣反東方領袖反東方社會制度的莫言，西方怎會不青睞？

　　籍籍無名的莫言自從瑞典回來后就名聲大噪，一眾莫粉將莫言奉若神明，容不得任何人對他提出批評，認為他的"偏見"，就是敢說真話的錚錚鐵骨。

　　莫言錚錚鐵骨嗎？

　　2012年，莫言在瑞典諾貝爾獎頒獎大會上，作過長達四十分鐘的演講，他在演講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三十多年前，我還在部隊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辦公室里看書，一位老長官推門進來，看了一眼我對面的位置，自言自語道：“奧，沒人啊？”我隨即站起來，高聲說：“難道我不是人嗎？”那位老長官被我頂得面紅耳赤，尷尬而退……"

　　眾所周知，在我們的部隊，對領導的稱謂，要么稱同志，要么稱首長，要么稱職務。

　　且不說靠在部隊這個大家庭中鍛煉才走上作家之路的莫言，在獲獎演講中講這個故事用意何在，單就他一口一個"老長官"，無疑是在迎合西方人的口味。

　　如此奴顏媚骨，真的是要多惡心，就有多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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