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命題，文學作品的功能只能是批判性，文學作品有批判才能有生命與靈魂。

　　我想這里可有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問題。討論這個問題，如果都站在各自的立場上開展大辯論，那是永遠談不到一塊去的。文學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藝術展現、寓教于樂。主要作用有認識功能、教育功能和審美功能。通過美的審視、欣賞，發揮文學作品教育人、鼓舞人、引導人的作用。由此，引伸出文學作品的社會功能：具有批判的功能和歌頌的功能。縱觀中外文學作品，也都有批判性、歌頌性的作品。無論文學作品怎么高于生活，但其素材也還是要源于生活的，其升華也還是要客觀反映生活的事實、本質及其規律的，既然文學作品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因此就必須是具有批判性與歌頌性的雙重功能。文學作品總是在客觀生活中產生靈感的基礎上創作出來的，否則就真的會喪失其作品的生命與靈魂了。《紅樓夢》是一部批判性文學作品，用“假語襯、真事隱”的藝術手法在批判那個封建社會制度的同時，又以一根愛情主線，歌頌了紅樓夢大觀園中特殊女性的反抗精神、歌頌了賈寶玉與林黛玉之間至死不渝的愛情。長篇小說《焦裕祿》，以感情飽滿的藝術手法，歌頌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祿，其無私奉獻的人物形象，鼓舞和引導新中國一代又一代的建設者們，愛崗敬業，艱苦奮斗，創造輝煌。

　　【長篇小說《焦裕祿》（“五個一工程”獎）】

　　有人說，“日本侵略中國是為了幫助中國，而中國百姓拼命抗日是中國民眾心胸狹隘。如果早接受日本人的東亞共榮（殖民統治），中國早就發達了。”也有人質疑：接受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主張不戰而降，這是賣國主義，是漢奸邏輯，沒骨氣沒志氣的表現。一旦成了亡國奴，還會有好日子過嗎？還會有中國當今社會在國際上現有的地位嗎？那種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寫成是對中國的救助，把中國軍民的抗日說成是民族狹隘、不識抬舉，這種顛倒是非，嚴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作品會有長久的生命與不朽的靈魂嗎？

　　侵略者都說要丟掉民族主義，去融入國際主義。自立者認為，只有維護了民族主義，才能真正擁有國際主義。這兩種觀點誰對誰錯，自有公論。

　　我們要歌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的偉大勝利，可有人卻要對反法西斯戰爭批判指責，他們認為“落后、弱小的民族就應該接受優秀、強大的民族‘幫助’，就應該接受殖民主義統治。抗拒只能是延誤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他們認為只有用批判的眼光看問題才能引導人們走出原有思維定勢的誤區。所以他們認為，文學作品的功能只能是批判的功能，文學作品必須堅持批判。

　　文學作品到底是堅持批判，還是主張歌頌？我認為這要看作品反映的東西是什么，根據作品本身要反映的內容，及要達到的創作目的而定，要體現“五個負責”的精神。需要批判當批判，哪怕“雞蛋里面挑骨頭（孵化過的雞蛋里確實有骨頭）”；需要歌頌就歌頌，給進步與貢獻鼓鼓掌。

　　目前，霸權主義在國際上仍有較強的勢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占據上風。我國文學作品在國際上獲大獎的不多，有的作品還是以丑化中國人、中國歷史、中華民族文化為代價而獲獎的，這就有意或無意地迎合了國際反華勢力的意識侵略、顏色革命的需要。至于那些別有用心，有意違背史實、違背民族利益、違背社會發展規律，別出心裁而寫出的文學作品，即使在國際上有一定的位置，也為國人所不恥。

　　“天地之間有桿秤，那秤砣是老百姓。” 現代中國，已不再是魯迅那個時代的中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有目共睹、舉世共認。批判已不再是中國文學作品的主要功能，正面引導社會的發展、人性的向善，才是當今文學作品的主要任務。以歌頌社會主流、恰當鞭撻弊病，兩車齊驅并駕，才是正直的、有覺悟、有素質的文學工作者應有的態度和使命。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往往要維護“憑本事與能力吃飯”的所謂“公理”，把走共同富裕之路認作是侵犯他人權益，是違背人性的。認為國人的這種“共富思想”是由民族的劣根性所造成的，要批判，要轉變。認為應該遵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天理”，讓“弱者”自生自滅。所以，他們堅持要用批判的態度對待我們身邊現有的一切做法。這就難怪他們總為資本主義制度，為霸權主義政治叫好了。道不同不相為謀嘛！

　　試想一個人身邊總是圍著一群哭哭啼啼、疾病纏身、萎靡不振的人；周圍總是堆放著垃圾、熏蒸著陰氣穢氣的人，這人耳濡目染的都是痛苦與陰穢，他的精神狀態能會好嗎？如果他的身邊圍著的是一群積極向上、陽光燦爛之人，展示的是美好與歡樂，同時也有溫馨提示（告知其，身邊有病患者，讓其知道不健康地生活也會像這個病人一樣痛苦與難受，使其以科學的態度去對待生活，那也是必須的）。如此這般，即使這是個消極待世之人，潛移默化地受到美好氛圍的感染與熏陶，是不是也能陽光起來，變得積極樂觀、蓬勃向上呢？所以，文學作品總是去揭露、展示陰暗面，悲觀厭世，是會產生誤導而讓人心灰意冷的。所以，在揭露、展示陰暗面的同時，更應注重歌頌、彰顯光明面，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學作品教育人、鼓舞人、引導人的積極作用。

　　有人愛看陽光和鮮花，也有人愛找謊言與陰穢。有人愿把大家置于幸福與美好之中，讓其受到影響、積極進取，樂觀向上，正面引導，糾偏去邪，對人生充滿希望。也有人有意無意地將自己和他人置于一片呻吟與哀嘆之中，使自己和他人都感到暗無天日，悲觀失望。看不到光明與希望，從此消極、從此厭世、從此墮落、從此沮喪。

　　世界本來給人們呈現出的就有陽光與陰暗，生活本來給人們的就有福惠與麻煩。一方面給你享受生活，一方面又會產生“生活垃圾”，我們總不能害怕產生垃圾而因噎廢食吧。何況現在科學處理垃圾的條件越來越好，不正說明人類在進步，社會在發展嗎？

　　看到什么就說什么，也許說的是真話，但不一定說的是真理。一眼就看到的鮮花，雖然花姿美艷，但它不一定就不是毒草。我們的人有兩種，一種是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是有思想和洞察力的，他們在任何時候都會正確面對現實，所以他們總是能在逆境中看到陽光與鮮花，化腐朽為神奇。也有一種人，他們在通常情況下，都只會把別人講的話當作謊話，對所有的東西都只看到反面，無視正面，以致使自己掉進陰溝里總見不到光明與溫馨，得不到香氣與美味。

　　我們都認為正直的人應該講真話，不要講假話（善意的謊言不在這個概念內）。那種用假話、假數據欺騙自己人，欺騙民眾的做法，用粉飾過的政績向上邀功，是不可以容忍的。這種人就屬于別有用心說假話、做假賬的人，是阿諛奉承，諂媚討好的那種小人與奸臣。我們應當予以鄙視與揭露。我很贊同：對自己人、對人民大眾就應該講真話、說實話。“誠信”，這是為人處世最起碼的道德要求，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但對敵人，對外國間諜、商業間諜、軍事間諜……就不能不加思索地都講真話了。這也是最起碼的道德、法律規范所要求的。

　　有朋友參與我們討論上述話題時，給我們分享了個視頻，視頻里面的演講者好像是個偏執狂，演講的內容也很極端。命題本身就站不住腳，什么《“歌頌”是小人，奸臣的利器》。有一定常識的人都知道，諂媚討好、拍馬溜須與頌德揚善、歌頌美好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是不可以混為一談的。諂媚者是為了討得主子的歡心，是為了得到主子的賞識，是為了達到謀取私利、加官晉爵，甚至達到篡位奪權的目的。而頌揚者是為了對有進步、有創新、有業績、有貢獻者予以表彰，是對真、善、美的褒獎。目的是弘揚正氣、崇德揚善。歌頌與說恭維話，雖然兩者在形式上有相似之處，但兩者的內容、目的均有不同。況且，對好的事物予以歌頌的也不都是小人、奸臣，對是非性評判總持反對態度的也不都是君子、忠臣。每個社會都會程度不等地存在陰暗、罪惡的一面、對其存在的弊端應當予以揭露與批判，哪怕“雞蛋里面挑骨頭”。但是，看問題時，上下左右都要去看才能看到全面。看社會既要看社會的支流，更要看社會的主流，這才符合辯證法，才能對社會狀況作出正確的評判。對待社會不能也不可能像對待一碗有鼠屎的面，一碗有鼠尸的粥，一倒了之；不能一概否定，搞歷史虛無主義。唐朝也有陰暗與罪惡的一面，但我們仍稱其大唐盛世。對唐朝的陰暗面，我們要研究它、認識它，前車之轍，后車之鑒。對唐朝的興旺面我們也要研究它、認可它，以便古為今用，承前啟后。所以，那個視頻中的立題與演講都具有偏執性、片面性、不科學性，屬強詞奪理，不能令人信服。可作為一個笑料，奇文共欣賞也。

　　該視頻開篇舉的例子也不現實、不靠譜。試想有誰把有著鼠屎或蒼蠅的面碗，在撿掉鼠屎或蒼蠅后，使其變為“好面”而食之的？又有誰明明發現了面碗里有鼠屎或蒼蠅，還違心地說“雖然這里有鼠屎、蒼蠅，但總的來說還是碗好面嘛”，繼而食之的。常言道：“一只死老鼠，壞了一鍋粥。”無論是有鼠屎的面，還是有鼠尸的粥，人們都不會對它抱有能轉為好面、好粥的幻想，都不會再去食用它了。所以演講者找了個比喻不當的例子，實在沒有說服力。

　　【新中國長篇小說代表作“三紅一創”：《紅巖》《紅日》《紅旗譜》《創業史》】

　　親愛的朋友們，頭腦多些思辯、眼光多看遠點，讓自己心態更陽光，理智面對一切，才能享受福惠。不要悲天憫人，而應自強自立。碰到邪惡，絕不彷徨，正視人生，勇往直前。讓主流的力量改變支流的走向，生活會變得更美好，人也會變得更歡暢。

　　順便講個笑話：有個父親教育他兒子時說，“我怎么生出你這么個不懂事的東西，盡給我惹禍，早知如此，就不該生你了”。兒子對父親講這話很反感，于是反駁地說出了他一直埋在心里，想說又一直沒有說的“大實話”：“你以為你生我之前，真的想的是為我好嗎？你那是為了‘快活’，不幸留了種，才把我帶出來的。”看來，這個孩子敢講真話，但也太幼稚，而且從小就心底陰暗，愛把人往壞處想。

　　有的人總認為自己是公正、真誠、正直的化身，總是要去抓謊言、追真相，還事實本來之面目（當然為了進步與正義，勇于揭穿謊言、追蹤真相，還事實本來面目也是必須的，其行為可嘉。但如果帶著偏見、剛愎自用，胡弄他人，那就是別有用心了），他們說：“看到是什么，就應該說什么，這才是文人的真誠與良知”。哈哈哈，背離“說話要負責”的原則，去說“童言無忌”的話，這不與這個孩子一樣嗎，總不能永遠不明事理，永遠長不大吧。有個曾紅極一時，口口聲聲說自己就是要講真話，說讓他不講真話，他根本做不到，可就是他那些以寫“亂性”暴露社會、人性丑惡一面的作品，全都是他臆造出來的，其描述的情節污穢至極、不堪入目。

　　“人嘴兩塊皮，正過來能說，反過來也能說”，關鍵是看你怎樣說，說了之后又會產生怎樣的后果，是否有利于社會進步，還是會誤導人們？如你真能象魯迅那樣正確地診斷出社會弊病，又找到對癥下藥的療法，我們會歡迎的，會支持并耐心期待著的。所以，那些自詡為“社會弊病專治家”，自認為是當代魯迅的人們，果真能負責任地診斷出社會疾病，又能對癥下藥地開出處方，那就請你們為公平正義、為社會進步貢獻你們的聰明才智吧。

　　有人說，我們現在社會的最大弊病是缺少真正的民主與法治，法治其實已演變成人治，正是這種人治，把我們管得死死的，已談不上什么公正與自由了，輿論監督也已經形同虛設。是這樣的嗎？事實是，由于合法的監控技防、合法的輿論監督，防范水平逐步提高，監督作用日趨精準，才使得人民群眾有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安全感、獲得感。

　　我們需要法治，同時也需要德治。兩條腿走路，否則就會瘸腿。法治講的是以法律規定與程序去管治，以完整詳實的事實證據鏈去追究。德治是以社會道德、職業道德、家庭道德、個人道德與良心，去約束自己、管治他人。法制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有其嚴肅性、強制性，不可違性、但也有其局限性。因為，法律規定不是一成不變的，它總是隨著社會的變化、時代的更新而變化而更新的。由于法律本身的不完善、不健全，若在犯罪偵查過程中又缺掉了關鍵的證言、證據，這時就會給犯罪分子有逃脫罪責的機會。那些昧著良心的法官，往往會利用法律的不完善，不健全，或利用證據的不充分、不確定性，為犯罪分子開脫罪責。這時德治的作用往往會勝出法治，對其展開攻心戰術，犯罪分子縱然想逃脫法律的追究，但他在德治的審判臺面前往往會心虛，會因為終身要受到道德良心的煎熬與譴責而服罪。更多的人受德治的影響，平時就十分注意規范自己的言行舉止，使自己能夠永遠不去越軌。但德治也有德治的隨意性、局限性。德治是憑講道德講良心去維持的，如果這個人原本就不相信道德良心，做了傷天害理、違法犯罪的事，那就只能對其依法追究責任了。這時法治就顯得尤為重要、尤有威力。所以法治替代不了德治，德治也替代不了法治，在國家管理、社會治理中它們各司其職，相輔相成，是缺一不可的。

　　也有人說，我們現在總講要統一意志，其實就是搞“一言堂”，已不講什么民主與自由了。關于民主與自由，其實從來就沒有純粹放任的民主與自由。試想沒有交通法規，沒有執勤的交警，我們的交通能有秩序嗎？能順利安全嗎？放任民主只顧你自己作主了、自由了，可你卻干擾了他人作主，侵犯了他人自由。我們這么大的一個國家，沒有統一管理、統一意志，那秩序還不亂套了，發展能順利嗎，民生能保障嗎，社會能穩定嗎，國家能安全嗎、環境能和諧嗎？也只有在法律規定和道德規范下行使民主權利，享受平等自由，才能有真正的民主與自由。無組織的民主，其實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強勢者”的民主，無秩序的自由，也不是公正的自由，而是“霸道者”的自由。

　　上述觀點，個人管見，僅供好友們探討“文學作品只有講真話，文學作品只有批判性才能有生命與靈魂”這一話題時參考。

　　最后再說幾句題外話 ：

　　①不要給敵人講真話。楊子榮是不會在威武山上告訴匪徒們真話的：“我是共軍，上山來就是為了剿滅土匪的。”

　　②必要時，適當講些善意的謊話。如寬慰他人時可講句：“不要怕，肯定會有辦法的”（母親在給生病的孩子喂藥時，是不會對孩子說：“這藥是很苦的。”）。

　　③真話不等于是真理。“我這個人是有個性的，讓我不講真話，我做不到。”說這話的人，講的肯定是發自肺腑的真話，但這句話本身絕對不是真理，因為這句話沒有真正搞清說話的本質與規律。

　　④每個人真正的敵人，其實不是別人，而是自己。做人既不要妄自菲薄，又不能忘乎所以。當一個人能夠戰勝自己的心魔，他也就有了能夠戰勝一切的力量。

　　⑤“相由心生”。一個心底陽光的人，他顯示出的精神面貌就肯定會是陽光的；反之，一個心底穢暗的人，他顯示出的精神面貌也必然是穢暗的。此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

　　總之，善意的謊話是可以理解的，對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所說的謊話和“真話”，那都是應當予以甄別與警惕的。文學作品的審美性、鼓舞性、引導性，決定了文學作品既應有批判性、更應有歌頌性的雙重功能。國家管理、社會治理，也只有實行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體制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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