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諾貝爾文學獎的政治傾向性，今天的很多人已經都討論過了。在這一方面，筆者不想多談。但是筆者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很多人都忽略了，諾貝爾文學獎不僅有政治傾向，而且還有濃郁的時事政治色彩。在這里，筆者以俄語世界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情況為中心談一下這個獎項的時事政治性：

　　西方人自己認為，歐洲文學有三大高峰，第一個是傳說中的希臘時代，其代表作是荷馬史詩;第二個是文藝復興時代，其代表作是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第三個是十九世紀，其代表作是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在諾貝爾獎設立的時候，托爾斯泰是公認的歐洲文壇的領袖。但是，其卻連續多年一直到去世，都沒有獲得獎。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宣稱，托爾斯泰雖然是公認的“文學比賽的桂冠”，但是其作品中“否定了一切形式的文明”，贊美了“原始的生活方式”，“提倡無政府主義思想”，“任意改寫《圣經》”，“對于他那種罕見于一切文明樣式的狹隘和敵意，我們覺得無法忍受”。也就是說，不給托爾斯泰諾貝爾文學獎，主要不是因為文學原因，而是因為政治原因。

　　其實，評獎委員會還有一個說不出口的理由是。當時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活動正在俄羅斯如火如荼地展開，托爾斯泰雖然并不贊成革命，但是其主要的譴責方面是反動派對于革命的鎮壓，因此如果是把獎金頒給托爾斯泰，其實也就是縱容了所謂的“對于西方現代文明的敵視”的革命活動。

　　俄語世界第一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在1933年，評獎委員會把它頒給了號稱最堅決的反共分子，流亡的白俄作家伊凡·亞歷克塞維奇·蒲寧。評獎委員會并沒有掩飾自己的政治傾向，宣稱蒲寧“雖然和前輩仍然有不小的差距，但是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正統”。也就是說，頒獎給蒲寧并不是出于文學上的考慮，而是出于政治上正統主義的考慮。但是這樣一來又出現了一個自打耳光的現象，如果要說代表俄羅斯文學正統的話，難道托爾斯泰不是比蒲寧正統的多嗎?如果要是僅僅出于正統主義來授予蒲寧諾貝爾文學獎，那么蒲寧的文學作品基本上都是在二十年代初以前寫的，為什么一直延續到1933年才給他獎呢?

　　白俄作家蒲寧

　　事實上，這也是一種時事政治性的作用，1929-1933年，西方爆發了巨大的經濟危機，到1933年時也就是危機最嚴重的時候。同一時期，蘇聯則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了巨大的建設成就。兩相對比之下，社會主義出現了難以遏制的感染力，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開始高漲，被人稱之為“紅色的三十年代”。在這種情況下，把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白俄作家蒲寧，或多或少都可以沖抵現實中革命浪潮的興起。

　　在后來的諾貝爾獎頒發過程中，這種時事政治性也是非常明顯的。第二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語作家是帕斯捷爾納克，其獲獎時間是1958年。很多人僅僅看到了帕斯捷爾納克的反共立場，然而忽略了一個問題是，反共的作家多的是，為什么到1958年的時候才授予帕斯捷爾納克文學獎呢?其實如果要是帶有一點時事政治敏感性的話，我們就會發現，1957年的時候，蘇聯人造衛星上天，對于西方世界起了一個巨大的沖擊作用。當時毛澤東主席的訪問莫斯科的時候表示，這是一個“東風壓倒西風”的時代。甚至西方世界自己很多人也認為，西方在從東方的競爭中落后了。因此，為了彌補這種軟實力的損失，重建西方的輿論優勢，在1958年授予一個蘇聯反共的西方粉諾貝爾文學獎是非常必要的，至于是不是帕斯捷爾納克，這個倒是無足輕重。

　　帕斯捷爾納克

　　第三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語作家是肖洛霍夫，其獲獎時間是1965年。如果要是稍微有一點歷史常識的人就會知道。1964年，蘇聯又發生了一件大事，極力主張否定斯大林的赫魯曉夫被趕下臺，蘇聯又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究竟是為斯大林平反還是延續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路線，帶有很多不確定性。而肖洛霍夫是緊跟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路線的代表人物，如果要是在這個時間頒發給他諾貝爾文學獎的話，可以為蘇聯的內部發展定下一定的調子。果然，蘇聯得到這個消息以后非常高興，高度評價肖洛霍夫的文學成就，自然也就談不上為斯大林平反的事了。于是，蘇聯解體的意識形態危機的種子便在這時候生根發芽了。

　　第四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語作家是索爾仁尼琴，其獲獎時間是在1970年。如果要是對于歷史有一點了解的話，那么我們就會知道在六十年代末的時候西方的形勢非常不好，由于越戰走向失敗以及國內的社會矛盾激化，出現了大量的反戰運動和民權運動。而1970年又是列寧誕辰100周年，世界范圍內爆發了大規模的紀念列寧的活動，紅色革命的幽靈在一次徘徊在西方世界的頭上。因此，把一位攻擊革命最尖銳的索爾仁尼琴樹立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是非常適時和必要的。

　　1970年為紀念列寧誕辰100周年建立的雕像

　　第五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語作家是布羅茨基，此人的名言是如果俄羅斯成了瑞典的殖民地，就可以享受先進的西方文明。其獲獎時間是1987年。眾所周知，那個時候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傾向已經初露端倪，“回歸文學”的浪潮也已經開始，但是蘇聯社會上擁護社會主義的力量仍然非常強大。在1987年這個十月革命七十周年之際，擁護社會主義的力量也對于文壇上的一些亂象進行了反擊。在這種情況下，授予流亡美國的這位俄語作家，極度崇拜西方的布羅茨基諾貝爾文學獎，其實就是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特別是其文藝政策的最大支持。果然，布羅茨基剛剛得獎，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就支持文壇上的自由派刊物發表布羅茨基的作品。隨后，蘇聯“回歸文學”的浪潮從個別刊物席卷全國。這為蘇聯解體制造了很好的輿論環境。

　　第六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俄語作家是白俄羅斯的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維奇，其獲獎時間是2015年，距離上一次俄語世界獲獎已經將近三十年了。為什么這么長的時間內沒有頒發給俄語世界作家諾貝爾文學獎?恐怕很大的一個原因是由于蘇聯解體之后，俄羅斯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沒有必要通過頒布給俄語作家諾貝爾文學獎來引導俄羅斯的國內輿論了。而2014年至2015年，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在烏克蘭與敘利亞等問題上與西方叫板，某種程度上恢復了大國雄風。在這種情況下，把諾貝爾文學獎授給一個靠丑化蘇聯與俄羅斯軍隊成名的女作家難道不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嗎?

　　有的朋友可能說，你想的是不是太多了?其實不光是俄語作家的情況，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代表著一種鮮明的時事色彩。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80年波蘭發生大動亂，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立竿見影的把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流亡美國的波蘭反共作家米沃什。甚至就華人世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那兩位作家來說，也是有鮮明的時事政治色彩的。像1999年中國取締邪教圈圈功，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馬上就在2000年把獎金授予了內容主題全都是攻擊中國“踐踏宗教信仰自由”的作家高行健。而2012年十八大的時候，中國的前途還是有很大不確定性的，把獎金授予莫言，就好像1965年時把諾貝爾獎授予肖洛霍夫一樣，可以起到強大的輿論引導作用。幸運的是，以習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沒有上西方國家的當，相反，習總書記還在文藝座談會的講話上公開批判了追求在西方獲獎的現象：

　　“如果‘以洋為尊’、‘以洋為美’、‘唯洋是從’，把作品在國外獲獎作為最高追求，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東施效顰，熱衷于‘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絕對是沒有前途的!”

　　因此，如果我們了解了諾貝爾文學獎的這種時事政治性，就會明白讓某些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絕對不只是一個簡單地文學藝術性質的評價。

　　在當前世界大亂，而在中國國內，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日益顯露的這種情況下，授予一個中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以引導中國國內輿論搞亂中國，是非常必要的。

　　就當前的形勢來看，高行健一類的純公知模式的作家不一定能夠得到欣賞，如果要是給予一個體制內身居高位又激烈反共的作家，效果會大得多。

　　事實上，不僅僅是諾貝爾獎，西方控制的輿論機器還有很多。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89-1992年連續設了四個文化年：1989年是阿赫瑪托娃年，1990年是帕斯捷爾納克年，1991年是曼德爾施塔姆年，1992年是茨維塔耶娃年。這可以說是比諾貝爾文學獎還要高得多的榮譽稱號，對推動蘇聯解體起了很大作用。這四個人也是越往后的越敵視十月革命。而影響要比他們大得多的馬雅可夫斯基1993年誕辰100周年的時候，聯合國卻沒有設文化年進行紀念，顯然也是跟馬雅可夫斯基的政治態度有很大關系。關于這些人在蘇聯時期受到所謂“殘酷迫害”的真相，以及蘇聯文藝界和平演變的情況，咱們以后有機會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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