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要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學習外國優秀文化是無法避免的選擇。在經歷了“一邊倒”地學習蘇聯文化并產生了一些偏差之后，毛澤東強調必須在學習外國文化與堅持獨立自主之間尋求平衡，應當“以我為主”學習外國文化。這主要包括：要學習一切國家的一切長處，不能只到一個地方去找知識；既要學習外國文化，又要破除對外國文化的迷信，不能將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和“蘇聯化”；學習外國文化要“洋為中用”，在社會主義文化方向下加以中國化。毛澤東對“以我為主”學習外國文化的戰略思考及其實踐，對于新中國建構面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國文化主體性產生了奠基性的歷史作用，對于當前我國文化發展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自地理大發現以來，世界各國文化早已無法獨立發展，資本主義全球擴張使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為了公共資源，各國之間的文化聯系日益緊密。在這一背景下，經濟文化基礎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了快速實現現代化，不得不積極利用資本主義的現代文化。

　　正如列寧所說，“必須取得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來建設社會主義”。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其現代化建設就不僅要涉及“古”與“今”的關系問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要涉及“中”與“外”的關系問題。

　　“一窮二白”的國情要求我們必須向外國學習優秀文化和先進技術，這就意味著我們要面臨中外之間意識形態和文化差異所帶來的諸多問題，如何既吸收借鑒外國文化的精華又保持本國文化的主體性，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面臨的挑戰。

　　一、“以我為主”學習外國文化：歷史緣由與現實考量

　　在開始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初，毛澤東就提出要對蘇聯經驗加以分析，要“以我為主”學習蘇聯經驗和蘇聯文化。

　　毛澤東指出，“要學蘇聯，不是硬搬，而是有選擇的學，一定要將一切有用東西都學來，無用的東西則反面學，以我為主，不是盲從”。

　　此后，中國在學習蘇聯等其他國家的文化時始終堅持“以我為主”的基本原則。

　　毛澤東之所以提出和堅持“以我為主”學習外國文化的基本原則，既有歷史的深刻緣由，也有現實的戰略考量。

　　(一)近現代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選擇

　　中國是文明古國，但其現代文化發展存在不足。第二次工業革命后，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大大加強，較之于當時的中國，西方在科技和文化上的先進性越發明顯，學習西方文化成為千百年來罕見的歷史潮流。

　　從林則徐、魏源的“師夷長技”，洪仁玕對西方資本主義發展觀念的學習，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資產階級改良派和革命派對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理念和制度的學習，再到后來的“全盤西化派”，學習西方在內容上實現了“器物—制度—文化”的演進，但最終無不以失敗告終。

　　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中國把西方列強當先生，可是“先生老是侵略學生”。究其原因，是我們在學習方式上不能真正做到“以我為主”。“全盤西化派”顯然缺乏中國文化主體性的意識，洋務派的“中體西用”論看似“以我為主”，實則“一方面不得不承認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文化的優長，另一方面又固守傳統文化本位而不后退半步”。

　　換言之，“中體西用”論生硬地將“我”(中國文化)與“他”(西方文化)對立起來，同時缺乏對于“我”的科學性反思和發展性理解，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陳舊的中國傳統觀念仍被尊為“體”，而西方的科學理論即使再先進也只不過是“用”。可以說，缺乏“以我為主”的科學原則，是近現代學習西方文化難以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這一概念不僅指向當時的革命實踐，同時也指向中國文化發展。

　　與近現代史上各家各派將中西對立起來的文化觀不同，毛澤東認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要實現深度融通，即要實現他對“化”字的那種解釋：“徹頭徹尾徹里徹外之謂也”。

　　1944年7月，毛澤東在接受英國記者斯坦因采訪時，針對關于“共產黨至上”還是“中國至上”的犀利問題，鄭重回答：接受外來思想并不意味著無條件照搬，對于中國過去和外國的思想文化資源，“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

　　由此可見，盡管此時毛澤東尚未提出“以我為主”的命題，但這一命題的基本內涵已經體現在他的文化思考中。

　　在毛澤東看來，當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實現深度融通之后，“以我為主”的“我”已經不再是過去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而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基于中國實際并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精華而形成的“中華民族的新文化”。

　　新中國成立后，“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逐漸發展為社會主義文化。正是以“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為立足點，毛澤東跳出了“中學為體”“全盤西化”那樣深陷于中西對立的思想泥潭，為中國共產黨找到了自己的文化立場和處理中外文化關系的正確方式，也證明“以我為主”學習外國優秀文化是破解近現代中國文化難題的最佳選擇。

　　(二)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戰略考量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文化建設必須加快推進。

　　1954年9月，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要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由此可見，“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是毛澤東對于新中國建設的一個重要要求。

　　1959年年底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首次對“四個現代化”的思想作了較為完整的表述，即工業、農業、科學文化和國防現代化。盡管后來的正式表述中“科學文化現代化”更改為“科學技術現代化”，但從這一思想的醞釀過程及此后毛澤東的接續思考來看，他始終堅持著“文化現代化”的目標指向。

　　對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而言，蘇聯文化顯然是中國在這一時期最具可行性的學習范例。毛澤東在結束第一次訪蘇之行時提出：“蘇聯經濟文化及其他各項重要的建設經驗，將成為新中國建設的榜樣。”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學習蘇聯文化，除了中蘇之間意識形態親近的因素外，主要還有兩個原因。

　　其一，學習蘇聯文化，有利于加快推進中國文化的現代化。

　　如果說延安時期那種民族風格、鄉土氣息的革命文化對于以農村為中心的革命工作是非常適應的，那么新中國成立后，要適應以城市為中心的國家現代化進程，就必須建設一種更為現代、更為科學的文化。

　　而對于中國近現代文化發展的不足，毛澤東十分清醒地指出：“近代文化，外國比我們高，要承認這一點。”

　　在20世紀50年代初修改《論聯合政府》一文時，毛澤東加寫了這樣一句話：“蘇聯所創造的新文化，應當成為我們建設人民文化的范例。”

　　蘇聯文化作為中國文化建設的范例，不僅是一個社會主義的范例，也是一個現代化的范例。

　　其二，學習蘇聯文化，有利于通過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碰撞，促進文化創新。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獨特性，中蘇之間的文化交流和碰撞，有利于相互之間取長補短，從而推動文化創新。學習蘇聯，對這一時期的文化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

　　例如在教育領域，創辦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就直接以蘇聯高等學校作為榜樣。中央人民政府明確規定中國人民大學的教育方針是“教學與實際聯系、蘇聯經驗與中國情況相結合”。

　　在出版領域，從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3月，我國共翻譯出版各國書籍23956種，其中蘇聯書籍就有10544種。

　　文藝領域同樣是以蘇為師。1952年11月，陸定一在文化部舉辦的“蘇聯影片展覽”上題詞：“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將來。”

　　“一邊倒”地學習蘇聯文化，為新中國初期的文化教育事業快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學習熱潮高漲后，還是出現了嚴重偏差。

　　首先，將蘇聯經驗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模板，盲目崇拜蘇聯文化。對“蘇聯老大哥”形象的美化，對蘇聯經驗的神圣化，造成在諸多領域出現迷信蘇聯經驗和蘇聯文化的情況。

　　例如在基礎教育方面，認為原來的高中教科書《生物學》沒有體現唯物主義的知識體系，新編《人體解剖學》和《達爾文主義基礎》將蘇聯生物學界的主流觀點奉為圭臬，只講米丘林學說，不講摩爾根學說。

　　在醫藥衛生方面，對蘇聯經驗和蘇聯文化的盲目崇拜也十分盛行。毛澤東后來曾抱怨說：“衛生工作也搬，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雞蛋，不能喝雞湯，因為蘇聯有一篇文章說不能吃雞蛋和喝雞湯，后來又說能吃了。不管人家的文章正確不正確，中國人都聽，都奉行，總是蘇聯第一。”

　　其次，缺乏對于本國文化的自信和文化主體性。由于受蘇聯影響太深，有的人甚至認為沒有蘇聯的援助，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諷刺道：這些人“當奴隸當慣了，總是有點奴隸氣，好像《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叫他坐，他說站慣了”。

　　缺乏中國文化主體性，容易構成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障礙，這對于新生的共和國來說無疑潛藏著危險。

　　毛澤東歷來對教條主義深惡痛絕，因此當蘇共二十大“揭開蓋子”以后，他開始嚴厲批評照搬照抄蘇聯經驗的錯誤做法，直斥“文教工作中產生了教條主義”。

　　在《論十大關系》中，他在批評盲目照搬蘇聯經驗的做法后，提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

　　此后，又提出要“以我為主”學習蘇聯和其他國家的文化。這意味著經過幾年時間的探索，毛澤東對于學習外國文化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這里的深刻性就在于更加清醒地認識到走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必須“以我為主”學習外國優秀文化。

　　不學習外國優秀文化，僅憑中國自己的文化基礎難以建設現代工業、農業和國防，更難以實現“趕超式”的發展。但如果放棄“以我為主”的原則，偏離社會主義文化方向，則可能喪失中國文化的主體性，這會使中國文化現代化陷入困境。

　　二、如何“以我為主”學習外國文化

　　從1956年開始，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等一系列文章和講話中，論述了如何學習外國文化的問題，其中蘊含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要在學習外國文化與堅持獨立自主之間尋求平衡，堅持社會主義文化方向，“以我為主”學習外國文化。

　　(一)要學習一切國家的一切長處，不能只到一個地方去找知識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講話中提出“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這“三個一切”意味著：一方面，要全面學習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

　　不僅要學習蘇聯文化，也要學習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不僅要學習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也要學習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對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我們“只是反對那些帝國主義壓迫人、欺侮人的東西。它們的文化科學我們要學習”。

　　跟1949年以前文化領域的各家各派不一樣的是，毛澤東還提出要向發展中國家學習，“一個民族多少世紀以來不僅保存了而且發展了，一定有它的長處，否則不能理解”，發展中國家亦有其長處。

　　新中國的文化方針，就是要全面學習一切國家的長處，“找知識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個地方去找，就單調了”。這表明毛澤東所理解的“學習”并不是“單向度”的，蘇聯和發達國家的現代文化固然要學習，反過來，發展中國家的優秀文化同樣值得學習。

　　另一方面，要學習外國一切好的東西，不僅要學習外國文學、藝術和語言，也要學習外國的發展觀念、歷史地理文化。

　　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毛澤東十分重視學習外國在經濟、政治、文化方面的發展觀念和實踐智慧。他曾向丹麥駐華大使表示愿意派代表團考察丹麥的農業和合作社，甚至表示要向人口很少的冰島學習漁業，還表示要向緬甸學習種糧食。

　　毛澤東注意到日本岡山縣就有七所大學，而中國卻“沒有這樣一個縣可以同日本比的”，感嘆中國趕上日本還需一定時間。

　　毛澤東也對外國歷史地理文化表現出濃厚興趣，終生閱讀拿破侖及法國近代史，啟發頗多。在晚年會見尼克松時，毛澤東提出請美國派歷史和地理教員來中國。

　　20世紀60年代后，毛澤東還表現出對亞非拉國家歷史地理的強烈興趣。1961年4月會見非洲外賓時，毛澤東表示對于非洲的情況還不清楚，“應該搞個非洲研究所”，并請非洲朋友協助。

　　1971年9月，經毛澤東審閱同意，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出版口岸領導小組《關于收集、翻譯、出版世界各國歷史書籍的情況》的報告，批準重印和翻譯出版世界上100多個國家的歷史書籍，并計劃出版中外編寫的不同版本的《世界通史》。

　　(二)既要學習外國文化，又要破除對外國文化的迷信，不能將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和“蘇聯化”

　　在現代文化相對落后的條件下來學習外國，確立健康的文化心態十分關鍵。西方侵略者的政治、經濟殖民從來都是與文化殖民同時并舉的，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最容易產生崇洋媚外的思想。毛澤東對此十分清醒，現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也不等于“蘇聯化”，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既要學習外國文化又不能迷信外國文化，更不能喪失文化自信。

　　現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毛澤東強調，中國作為經濟文化基礎落后的東方國家，首先不能迷信西方文化，將現代化簡單等同于“西方化”。在20世紀50年代同音樂工作者談話時，毛澤東批評有的人在外國人面前直不起腰，“在這方面要鼓點勁，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

　　毛澤東不僅多次在國內會議上講“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問題，還提醒亞非拉外賓要破除對西方的迷信：“我們東方人有一種自卑感，總覺得自己不行，白種人比我們強。這是一種迷信，要破除。”

　　在毛澤東看來，走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必然要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和優秀文化，但從一開始就要有一種反思精神，努力避免西方現代化道路在文化層面的弊病。

　　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與西方的現代化道路截然不同，它是一條和平發展、絕不侵略他國的道路，“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

　　現代化也不等于“蘇聯化”。毛澤東提出，中國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條件下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也應當破除對蘇聯的迷信，切不可把現代化簡單等同于“蘇聯化”。

　　從1956年開始自主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后，毛澤東多次警示大家要破除對蘇聯的迷信。蘇聯模式的現代化在文化層面的弊病主要在于：

　　一是思維方式上的形而上學。例如蘇聯的文化政策無視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的對立統一，“不搞對子，只搞‘單干戶’，說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認社會主義國家中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存在”。毛澤東對此大不以為然，從辯證唯物主義立場出發，提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在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后仍將長期存在，因此在人民內部應當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允許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自由辯論。

　　二是價值觀上的偏差，即過于看重物質刺激，忽視精神激勵。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快速推進需要最大可能地調動人民的積極性，蘇聯比較看重的是物質刺激的調動辦法。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部長伊利切夫甚至認為，“物質刺激便逐漸成為對勞動的精神刺激的增長的源泉”。類似的觀點也體現在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但毛澤東強調中國式的現代化建設決不能以這樣的價值觀來主導。毛澤東認為：“教科書把物質刺激片面化、絕對化，不把提高覺悟放在重要地位，這是很大的原則性錯誤。”

　　對于蘇聯模式的現代化，既要虛心學習，也一定要破除迷信，要發揚中國人的獨創精神。

　　總之，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中學習外國文化，必須堅持獨立自主，“以我為主”學習外國文化。

　　(三)學習外國文化要“洋為中用”，在社會主義文化方向下加以中國化

　　相對于近現代那些傾向于中西對立、體用二元的文化流派，毛澤東在中外文化關系上的認識截然不同。他認為，“中體西用”的觀點并不可取，“‘學’是指基本理論，這是中外一致的，不應該分中西”。

　　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基本原理是世界通用的，可以是中國創造外國運用，也可以是外國創造中國運用，中外文化并不存在“體”與“用”、“道”與“器”的高下之分。對待中外文化關系的基本態度應當是“洋為中用”，這里的“用”并非與“體”相對應的“用”，而是指立足中國實際，為我所用，在堅持社會主義文化方向的前提下，“越搞越中國化”。

　　在毛澤東看來，學習外國文化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專門模仿；一種是有獨創精神，學習與獨創結合”。“洋為中用”顯然屬于后一種。這就要求：第一，要批判地學習借鑒外國文化；第二，要將外國文化與中國實際有機結合起來；第三，要努力實現外國文化的“中國化”。

　　通過學習外國文化來改進和發揚中國文化，“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這種新的獨特的民族風格，從毛澤東對魯迅小說風格的高度評價大體可以窺見其基本特征：“魯迅的小說，既不同于外國的，也不同于中國古代的，它是中國現代的”。概言之，這種新的民族風格應當既蘊含中國人獨有的文化性格，又與世界文化發展相呼應，既為中國人所喜聞樂見，也有利于向世界傳播。

　　三、現實啟示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提出和堅持“以我為主”學習外國文化，是面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構中國文化主體性的戰略舉措，這對于在學習外國優秀文化的同時堅守中華民族的精神獨立性，保持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定力，產生了奠基性的歷史作用，對于當前我國文化發展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也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要基于本國國情進行文化選擇，維護本國的文化主體性

　　獨立自主地選擇外國文化，至少包含兩個要點：首先，應當選擇外國文化中優秀的東西；其次，這些優秀的東西還要適合中國的情況和特點。如果離開自己的國情盲目學習外國文化，即使這種文化在外國屬于先進文化，到了中國也有可能淮橘為枳，適得其反。關于這一點，毛澤東、周恩來都多次強調過。

　　例如就電影來說，它是近代在外國產生的藝術形式，中國需要學習外國的制造和洗印技術，但是“在劇本的寫作以及導演的手法上，還要注意和中國的實際結合，要注意中國的情況、中國的特點、中國的風格……我們不能忘記在農村中還有廣大的農民”。

　　同時，中國人必須自力更生地發展本國文化，不能對外國產生依賴。在1958年6月關于“二五計劃”的一條批語中，毛澤東提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

　　“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從文化方面來說，就是以本國的文化創造為主，以學習外國文化為輔。這意味著要更多地依靠本國的力量和智慧，而不是依賴別國。這也就意味著，中國可以積極學習外國文化，但不能喪失自己的文化風格和精神獨立性。在文化風格層面，毛澤東雖然認為應當讀外國書，學習外國文化，但強調這“并不等于中國人寫東西要像翻譯的一樣。中國人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

　　(二)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立足中國面向世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

　　在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過程中，毛澤東既主張要學習外國優秀文化，又一再強調要破除對外國文化的迷信。中國既不能將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美化和神圣化，也不能簡單將蘇聯社會主義文明當作模板。

　　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自詡為世界上最先進的文明，卻將少數人的幸福建立在多數人痛苦的基礎上，絕非完美的文明形態，而動輒使用武力，隨意入侵弱小國家，則顯然走到了文明的反面。蘇聯社會主義文明有其優于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之處，但固守形而上學思維方式使其缺乏治理彈性，過于強調物質刺激則表明其忽視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可謂后患無窮。

　　毛澤東的這些思考富含敏銳洞見，為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和新的文明形態奠定了思想基礎，指示了實踐方向。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新時代以來，“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一人類文明新形態，無疑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現代化建設的艱辛探索和文明形態的艱難選擇基礎上逐漸形成的，是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和蘇聯社會主義文明的新型文明。

　　發展和壯大人類文明新形態，既要立足中國，又要面向世界，應重點從以下三個方面努力。其一，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應以全體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其二，繼承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以和平作為第一位的價值追求。中華民族歷來以和為貴，崇尚和而不同，從未武力侵略過其他民族。人類文明新形態必須充分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這一精髓。其三，順應人類文明的現代化發展邏輯。現代化發展是全人類的共同追求，是全人類普遍性和各民族特殊性的高度統一。

　　在中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既要“以我為主”，堅定文化自信，也要積極學習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為我所用。

　　(三)要“以我為主”學習世界各國優秀文化，廣泛開展文明交流互鑒

　　隨著經濟實力日益壯大和對外交往不斷擴大，中國越來越需要了解和學習其他國家的文化。然而，全球文化的流動并不是均衡的，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的，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

　　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一方面必須積極學習借鑒外國優秀文化，另一方面又必須避免陷入這種從屬性。這就要求：

　　首先要確立清晰的文化主體意識，扎根中國大地發展中國文化。所謂“以我為主”，最重要的“就是立足在中國大地上，而不是站到外國的立場上”。要清楚地知道，中國吸收外來文化，目的是為了繁榮發展中華文化，絕不是為了取代中華文化。

　　其次要堅持文化建設的自主性，自力更生發展中國文化。毛澤東始終強調，文化建設應當“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繼承和借鑒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這些話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警醒意義。如果我們在科學文化方面過度依賴外國，就可能喪失本國的科學原創性；在人文文化方面過度依賴外國，則更有可能危及本國的精神獨立性。“如果沒有自己的精神獨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獨立性就會被釜底抽薪”，這是相當可怕的。

　　事實上，是否獨立自主或有無戰略定力，與能否全面學習外國優秀文化是密切關聯的。世界各國的文化是多樣的，它們之間的差異并不只是先進和落后的縱向差異，也有不同民族、地域和文化視角的橫向差異。

　　因此毛澤東認為，找知識不要只去一個地方找，那樣太單調了。只去一個地方找知識，例如只去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只去美國找知識，表面看來是促進我國文化發展的捷徑，殊不知這樣的單向度學習，一方面容易造成對學習對象的依賴，另一方面也遮蔽了多樣性的文化視角。

　　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處理好不忘本來、吸收外來和面向未來的關系，這里的“吸收外來”，理應是全面學習借鑒一切國家的優秀文化，在更為開放的語境下展開文明對話，在博采眾長的基礎上實現綜合創新。

　　這既是一個促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有利于民心相通的現實問題，也是一個關系到我國文化自主性和精神獨立性的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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