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期，全球能源價格繼續飆漲，美國汽油價格首次突破每加侖5美元，國內95號汽油也進入“十元時代”。俄烏沖突背景下，能源窘境短期內恐怕難以解決，而能源漲價帶來的社會經濟后果也越發明顯。很多人不禁感慨，1970年代的能源危機似乎正在重現。

　　本文指出，烏克蘭危機的一個遺產，必將是一種新的能源秩序。在新秩序中，能源安全重回人們視野，與氣候變化一起成為核心議題。這將重塑各國能源規劃、能源貿易乃至全球經濟，各國將越來越多地向內看、以罕見力度干預能源領域，世界能源格局將進入碎片化時代。

　　作者梳理197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能源政策之變，指出：過去幾十年美國政府開放能源市場，認為“自由市場”是低成本實現能源安全的最佳手段；然而，在俄烏沖突和氣候變化的背景下，能源市場卻出現三大失靈。一是私營企業不會為國家能源安全主動投資建設。二是私營企業更不愿意投資可能會“被過時”的能源設施。三是私營企業以及發達國家制造碳排放具有明顯的負外部性，而付出代價的卻是整個社會而非個別企業或國家。

　　為此，作者建議：美國政府必須發揮更積極作用，像管理國有企業那樣引導能源企業，一手在美國國內促成一個能源利益聯盟，一手更廣泛地干預全球能源市場，主導重塑并利用全球能源新秩序。為動員美企，美國政府可創設“過渡項目”并為之提供一攬子政策資源，幫助企業快速收回其新設的化石能源領域投資，促使其率先轉型為全球領先的“新能源”企業。

　　本文為《Foreign Affairs》2022年第7/8月刊先導文章，原題為《一個新的能源秩序：政府將如何重塑全球能源市場》，由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

　　在烏克蘭危機發生后，世界似乎處于一個拐點。商業領袖們宣布“去全球化進程”正在加速，并對新的滯脹期敲響警鐘。部分學者譴責戰爭，并歡呼跨大西洋關系的復興。各國都在重新思考其外交政策的幾乎所有方面，包括貿易、國防開支和軍事聯盟。

　　這場戲劇性的轉變背后，全球能源系統的深刻變化似乎被掩蓋了。在過去的二十年里，減少碳排放的迫切需求，一步步重塑全球能源秩序?，F在，由于烏克蘭危機，能源安全又重回人們的視線中，與氣候變化一起成為政策制定者最關心的問題。

　　這兩個優先事項加在一起，即將重塑各個國家的能源規劃、能源貿易、能源流通和更廣泛的全球經濟。各國將越來越多地向內看，在尋求向凈零碳排放的過渡中，優先考慮國內能源生產和區域合作。如果各國退縮到戰略能源集團中，那么多年來能源互通的增強趨勢，就有可能讓位于能源的碎片化時代。

　　但是，只有極少的分析家充分意識到，除了經濟民族主義和去全球化外，即將到來的“能源新秩序”還會被這件事情定義：各國政府正在以罕見的力度來干預能源部門。

　　過去四十年來，西方國家政府克制了自己在能源市場上的活動，但現在，他們認為有必要在涉及能源的所有方面都發揮更廣泛的作用：從建設化石燃料基礎設施到影響私營公司的能源經營，并且通過碳定價、補貼、授權和標準限制排放。

　　這種轉變讓人聯想到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時期），當時政府對能源市場的過度干預加劇了反復的能源危機。然而，如果管理得當，政府干預并不一定是壞事。適當地政府限制能夠解決特定的市場失靈，它可以阻止氣候變化的最壞影響，減輕許多能源安全風險，并幫助管理即將到來的能源轉型的最大地緣政治挑戰。

　　當前的能源危機使世界重新關注地緣政治的能源風險，迫使人們對未來的氣候雄心和如今的能源需求進行權衡，并為即將到來的動蕩時代提供了預演。具體而言，美國政府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將決定未來幾十年的能源新秩序。

　　▍美國政府的過度管制曾加重能源危機

　　1970年代的能源危機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政府過度擴張”的故事。在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六個海灣成員國削減產量，并對1973年贖罪日戰爭期間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實行石油禁運之前，華盛頓就積極尋求管理美國石油市場。

　　例如，1959年，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設定了石油進口配額，以保護美國生產商。進口配額達到了預期的效果——美國生產商在整個1960年代蓬勃發展并增加供應。但它們并沒有保護消費者免受成本上升的影響。隨著美國人搬到郊區，購買越來越大的房子和汽車，石油消費超過了供應，價格最終開始上漲。

　　為了控制價格，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嘗試了一些政策。1971年，在他的政府結束金本位制的同時，他實施了一系列工資和價格管制措施，包括對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管制。但這些措施只是增加了對石油的需求，同時拉低了國內供應。到1972-73年的冬天，燃料短缺迫使一些學區輪流關閉，而媒體也警告說能源危機即將到來。1973年春天，尼克松松口了，撤銷了艾森豪威爾的石油進口配額，同時敦促美國人節約汽油。然而，到了6月，在阿拉伯石油禁運的幾個月前，全國有近一半的加油站依然在報告其運營存在問題。

　　尼克松加大政府對能源市場的管理力度，而事實證明，各項政策反而“越幫越忙”。1973年11月，尼克松設立了一個聯邦計劃，政府官員通過該計劃決定如何分配丙烷、取暖油、航空燃料、柴油和其他燃料。當時領導聯邦能源辦公室的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表示，這項計劃是“一場災難”。在這種政府干預的背景下，阿拉伯石油禁運導致了美國各地加油站出現恐慌性搶購和排隊現象。

　　1970年代末，在許多相同力量的推動下，又發生了一次石油危機。1978年底，伊朗人民起義使那里的石油生產陷入停頓，造成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石油短缺，并使價格飆升。就像在前一次危機中一樣，聯邦價格控制和配給努力使情況變得更糟。美國人再次排隊等待加油，或被限制只能早特定時間加油，并聆聽吉米·卡特總統發表他著名的 "信任危機 "演講。

　　這些失敗經驗表示，政府對能源經濟進行過多的微觀管理會適得其反。卡特開始放松對能源價格的管制，羅納德·里根總統隨后加快了這一進程。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美國政府逐漸縮小了其在能源經濟中的作用：它逐步取消了進口配額，結束了石油和天然氣價格控制，并廢除了配給制度。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政府擴大了在其他能源相關領域的作用：制定燃料經濟標準、將速度限制、補貼合成燃料、創建戰略石油儲備，并擴大了在墨西哥灣和阿拉斯加的勘探和開采。此外，美國政府對其他能源生產國越來越多地使用各種制裁。

　　不過，政府干預已成為一般規則的例外。自1970年代的危機以來，能源部門的許多最重要的變化，如放松對天然氣銷售的管制、建設有競爭力的電力生產商和電力批發市場等，都在兩黨共識下開展：只要允許市場自行運作，就能最好地確保安全和低成本的能源供給。

　　▍全球能源危機正在蔓延

　　俄烏沖突所可能引發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一次能源危機。與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相比，此次危機有著重要差異。首先，當前全球經濟的能源強度較低。經濟增長已經超過了能源使用的增長，現在世界上每單位GDP所使用的能源相比1970年代要少得多。此外，今天有更多的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分銷石油，而1970年代只有少數幾家公司控制著世界上大部分的石油貿易。因此，如今的能源供應鏈更加穩定耐用。

　　然而，目前的能源危機則遠遠超出了石油的范圍，所有種類的能源都會受到動蕩的干擾，并可能會影響到更廣泛的經濟領域。俄羅斯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精煉石油產品出口國，也是歐洲天然氣的主要供應國，還是煤炭和用于核電站的低濃縮鈾的主要出口國；更不用說該國還出口的其他大宗商品。由于煤炭、汽油、柴油、天然氣和其他商品的價格都接近歷史高點，如果進一步中斷俄羅斯的能源供應（無論是由俄羅斯還是歐洲發起），都會加速通貨膨脹，招致經濟衰退、要求能源配給，并迫使企業停工。

　　在俄烏沖突前，全球能源系統就已在承受壓力。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面臨著發電挑戰，因為他們越來越多的電力來自于太陽能和風能等間歇性能源。同時，近年來低收益和氣候壓力減少了對石油和天然氣的投資，導致供應有限。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供應鏈問題，加劇了資源和原材料的稀缺性，增加了價格壓力。在2021年和2022年初，飆升的天然氣價格曾將歐洲的一些公用事業推向破產，迫使政府補貼能源費用。事情本可能更糟，但比預期更溫暖的歐亞天氣緩解了一些能源需求。

　　自俄烏沖突以來，能源市場更加動蕩。信貸市場收緊，幾乎沒有流動性來支持石油交易，而供需都經歷了巨大的震蕩。許多買家對俄羅斯石油避而遠之，擔心西方的銀行和金融制裁，以及與俄羅斯做生意的潛在公眾影響。國際能源署估計，俄羅斯的日產量已經減少了約100萬桶，如果歐盟在2022年底前實施禁止所有俄羅斯原油、汽油和柴油的計劃，減產量可能還會上升。由于更多對俄制裁可能即將到來，再加上歐佩克不愿意增產來彌補俄羅斯減少的石油供應，推動了油價繼續上漲。

　　截至5月下旬，石油交易價格已遠遠超過每桶100美元。美國汽油價格在當月創下歷史新高（未按通貨膨脹率調整），柴油價格的飆升提高了航運和食品的成本。美國天然氣價格攀升至200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自今年年初以來幾乎翻了一番。由于創紀錄的天然氣價格，歐洲和其他地方的消費者面臨著更嚴重的緊急情況。若非兩個強大的因素暫時使市場向相反的方向發展，能源價格還會更高：一是中國國內疫情反復，嚴重削弱了全球能源需求，二是美國及其國際伙伴釋放了前所未有的戰略石油儲備。就目前而言，從戰略儲備中流出的數量大致抵消了來自俄羅斯的供應損失。

　　但最糟糕的情況可能還在后面。隨著中國逐步解封，石油需求將激增，并繼續推高價格。天然氣價格也將如此，這反過來又會影響電力和供暖價格。盡管俄羅斯天然氣在很大程度上會繼續流向歐洲，但莫斯科已經削減了對芬蘭、波蘭和保加利亞的銷售，遏制了通過烏克蘭和對被德國扣押的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子公司的出口，并威脅要切斷對所有不以盧布支付的歐洲國家的供應。完全切斷俄羅斯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仍然是不可想象的——這么做可能會導致能源短缺、能源配給和能源密集型產業的關閉。

　　任何額外的制裁都會對全球能源系統造成衍生影響。由于價格上漲，液化天然氣越來越多地流向歐洲。亞洲開始尋找替代能源，而煤炭作為一種豐富且相對便宜的天然氣替代品，贏得了勝利。中國和其他國家提高了煤炭產量，為全球天然氣市場減輕了一些壓力。如果沒有亞洲的煤炭增產，歐洲將無法應對俄羅斯天然氣的損失。

　　對煤炭的更大依賴也將其價格推到了歷史高點。在致命的熱浪中，印度和巴基斯坦等低收入國家只能艱難地滿足其能源需求。用于生產化肥的天然氣漲價，再疊加俄羅斯和烏克蘭農產品出口的中斷，全球食品價格也在快速上漲。

　　▍安全的能源保障需要政府

　　一連串的緊急情況，要求我們重新評估政府干預能源市場的有關政策。在過去的40年里，對市場力量的依賴產生了巨大的好處，但今天的危機則凸顯三大市場失靈：首先，私營公司缺乏足夠動力，來為大多數國家建設確保其能源安全的基礎設施和其他資產。其次，僅靠市場力量，無法有序地建設其能源轉型各階段所需的基礎設施——在轉型中，這些基礎設施可能在私營公司獲得全部投資回報之前就會過時。最后，私營公司和個人缺乏足夠的激勵措施來遏制排放，而這些排放的成本由社會來承擔。為此，政府需要發揮更大的作用，才能實現加強能源安全和及時過渡到凈零碳排放的雙重目標。

　　當俄羅斯能源出口中斷時，首個“市場失靈”的后果已體現在歐洲的能源窘境中。為了實現能源安全，各國需要一系列的能源購買選擇、多類型的能源供應。以及在緊急情況下的充足儲備，而這一切都需要更多政府干預。自由市場往往能很好地確保多個能源購買選擇。當一個地方的供應被破壞時，在高度一體化和運作良好的自由貿易能夠使買家找到替代品，從而避免短缺。

　　但是，正如當前的歐洲能源危機所表明的那樣，如果因為政治、經濟或外交等原因要更換到其他能源供應商，各國需要建立起配套的基礎設施（或擁有產能過剩的港口和碼頭）才能完成供應。私營公司顯然不會投資這種基礎設施，因為他們不會預測到此類供給中斷，也不會承擔能源危機下社會混亂的成本。

　　以立陶宛為例。近十年前，該國建造了一個液化天然氣港口，并恰如其分地將其命名為“獨立”。該港口有助于波羅的海國家減少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并與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協商更好的價格。但僅靠碼頭的商業運營難以實現盈虧平衡，特別是因為它的實際運營無法利用全部產能。該碼頭只能長期依靠歐洲投資銀行的貸款，以及立陶宛政府的貸款擔保和其他形式的援助。但是，投資這項能源安全基礎設施的決定如今正在取得成果，使立陶宛成為沖突之后第一個完全停止進口俄羅斯天然氣的歐洲國家。

　　德國也在尋求液化天然氣，以減少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長期以來，俄羅斯一直是德國最便宜的天然氣來源，這導致德國逐漸增加從那里進口的天然氣。到2021年，德國所用天然氣的一半以上來自俄羅斯?，F在，為了將非俄羅斯天然氣引入該國，柏林已撥出30億歐元支持四個液化天然氣進口港的開發。企業和消費者將不得不為未來的能源使用支付更多費用，但政府將創建的基礎設施能實現更多樣化的天然氣供應。

　　立陶宛和德國的這些舉措建立在歐盟委員會提供直接資金的基礎之上，因為僅私營公司是沒有動力進行投資的。因此，雖然依然壓力重重，但相比2009年俄羅斯削減天然氣供給時，今天的歐洲天然氣市場更具彈性。

　　戰略石油儲備是另一種不能僅由市場提供的能源安全工具。在歐洲，許多政府不持有戰略能源儲備，而是要求能源企業保持高于正常水平的庫存。盡管此類庫存有助于緩解危機中的能源短缺，但私營公司卻不太可能自行建設配套的供應鏈基礎設施。例如，美國政府近期釋放大量石油戰略儲備，試圖向全球市場投放，但可用港口和碼頭的短缺，導致這個舉措無法立刻遏制價格上漲。

　　美國的頁巖熱潮使其再次成為能源凈出口國，并極大地增加了對港口空間的需求，而這部分的供應鏈能力歸私營部門所有。如果要釋放美國政府庫存增加全球總供應量，而不是簡單地取代私營部門的儲備，就需要建設額外的港口和碼頭。在非能源危機時期，這些基建資源可能作用有限，不完全具備商業價值，因此必須由政府牽頭其開發。

　　政府可能還需要干預石油和天然氣以外的能源市場。隨著電動汽車的普及，以及太陽能、風能、電池和其他形式的低碳和零碳供能形式的普及，成功實現能源轉型所需的關鍵礦物（如鋰、鎳和鈷）可能也會出現短缺。顯然，解決方案只能是開采更多。

　　迄今為止，由于國內高昂的環境成本和易得的海外資源，美國公司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生產和加工關鍵礦物。但是，在確定幾種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關鍵礦物后，拜登政府現在正在提供激勵措施以提高其國內產量。對于需要十年或更長時間才能獲得回報的巨額投資，私人企業往往感到緊張，因此他們同時也在努力尋找這些礦物的替代品或開展商業化的回收項目。像對待新冠肺炎疫苗那樣，美國政府可以考慮保障這些關鍵資源市場，以確保更大規模地生產關鍵礦物。

　　加強能源安全的政府干預不必局限于補貼、稅收減免和其他激勵措施。外交也有助于在危機中確保充足的能源供應。例如，去年冬天歐洲面臨天然氣短缺時，美國派特使前往日本和韓國等地，說服他們放棄一些天然氣采購，然后將這些資源轉賣向歐洲。美國還鼓勵卡塔爾將其天然氣出售給歐洲買家，無需顧及長期合同中的目的地條款經常禁止的第三方交易。

　　▍能源轉型的過渡期需要政府干預

　　第二個市場失靈源于全球實現其氣候目標的較短時間框架。在能源轉型的過渡期間，確保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安全的新資產可能會在完全實現投資收益前就退役。畢竟，當政策制定者越來越雄心勃勃地承諾要淘汰部分“基礎設施”時，哪家公司會冒風險來維持近期和中期的正常運轉呢？

　　然而，通過一些創造性政策，既可以滿足當下的能源需求，也不會破壞未來的能源轉型。例如，政府可以將某些類型的石油和天然氣設施指定為“過渡資產”，并在幫助私營公司建設這些設施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基于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的目標，新建的天然氣港口和管網等資產也需要“準備過渡”，即配備碳捕獲技術，或將其改造并適配未來的氫氨等低碳燃料，這些額外成本也需要政府支付。此外，政府還可以允許一些創新型金融工具，幫助企業能夠加速回收在碳氫化合物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上的投資。

　　各國政府在采取此類政策時需要非常小心。它們只適用于解決短期能源安全所必需的碳氫化合物項目，并且這些項目必須有潛力支持未來更廣泛用途，例如可以用于清潔能源供應。此外，政策制定者必須仔細評估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哪些部分真正適合“過渡項目”，避免各類傳統項目泥沙俱下。最后，政府應該嚴格要求項目開發商滿足最低排放標準，以使新建基礎設施的碳足跡盡可能最小。

　　▍氣候變化的外部性問題需要政府打破

　　能源市場的第三個市場失靈是目前最常見的：對于企業而言，他們無需承擔溫室氣體和其他污染排放帶來的全部“負外部性”。因此，生產者和消費者需要通過碳定價或其他機制將這些污染成本“內部化”。更強有力的氣候政策，包括碳稅、補貼、授權和標準，對于快速減少碳排放也是必要的。

　　僅靠市場力量無法發展起低碳經濟。例如，當前危機已經證明，如果沒有額外的政府干預，天然氣短缺將導致更多的煤炭使用。基于1970年代能源危機的經歷，這種做法可以被理解，并且當時七國集團（G7）也曾承諾在石油短缺的情況下增加煤炭生產和貿易。但煤炭作為碳含量最高的燃料，即便可行，也已不再是合適的能源替代品。

　　此外，對煤炭等非清潔能源的使用還凸顯了一個更大的挑戰：如何向能源需求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低碳能源。因此，發達國家需要降低發展中國家對低碳能源的私人投資風險。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如果要在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需要從私營公司籌集70%的資金，而各國政府必須采取更多措施來調動這些資金。例如，世界銀行和美國開發金融公司（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DFC）等機構可以以負擔得起的利率向當地銀行貸款，以當地貨幣為項目融資，并擴大貸款擔保的可用性。這些機構也可以直接貸款給項目開發商。來自發展性金融機構的資金可以大大刺激私人投資。

　　好消息是，從長遠來看，許多減少排放的政府行為，特別是減少對石油和天然氣的需求，也將促進能源安全。畢竟，能源安全不僅來自于供給的增加，也來自于消耗的減少。在過去十五年內，美國石油產量劇增并重新成為凈出口國，但當全球石油供應中斷時，美國人仍然受到了汽油價格上漲的影響。同理，如果歐洲的家庭消耗更少的天然氣，無論是通過使用替代品還是提高能源效率，他們同樣會獲得更好的能源安全。

　　俄烏沖突后，政府發揮更廣泛的作用將是全球能源新秩序的一個決定性特征。如前所述，1970年代政府也曾干預能源市場，并對此后的經濟、政治和地緣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今，新的政府干預也變革全球能源秩序。如果結構和管理得當，政府在能源和氣候領域的更多參與將有助于平息市場波動，減輕能源轉型不可避免的風險，并縮短實現凈零排放的途徑。

　　就能源安全問題而言，精心制定的政府氣候政策可以降低民粹主義風險，例如法國的“黃背心”抗議活動。同樣，在能源轉型完成之前，歐洲政府增加能源采購選擇，將在短期內立刻減少傳統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商可能產生的地緣政治影響力。相反，如果西方政府繼續將能源安全留給市場，那么未來幾十年內，俄羅斯和阿拉伯海灣國家等低成本供應商將占據全球石油和天然氣的更大市場份額。

　　此外，雖然遏制化石燃料投資會導致西方能源企業的產量下降，但西方政府完全能通過一系列政策促進對“過渡資產”的投資。隨著時間的推移，西方國家不但可以減少碳排放，降低對傳統生產商的依賴，這些西方國家的能源企業還可以利用轉型的先發優勢，重新謀求更大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

　　通過支持新興市場清潔能源項目的融資進程，西方國家還可以降低另一組風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日益擴大的裂痕。如果沒有此類措施，需要資金并繼續投資化石燃料項目的貧窮和中等收入國家將對發達國家更加不滿。這些國家對過去的全球排放其實只負有最小責任，但他們目前卻承擔了完全不成比例的減排壓力。與其加重對立，不如合作分擔。

　　最重要的是，政府干預并減少碳排放，可以氣候變化結果導致最嚴重的地緣政治和安全影響。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去年得出結論，隨著各國單方面測試和部署大規模地球工程計劃，氣候變化將加劇各國對北極地區的戰略競爭，引發水資源和移民危機，并可能導致新的地緣政治爭端。政府引導減排，已經刻不容緩。

　　當然，政府干預必須適度。在應對當前的能源危機方面，一些國家走得太急太遠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已批準天然氣價格上限，而該上限遠低于當前市場價格；美國一些民主黨人士在國會提出了一項措施，要求總統宣布國家能源緊急情況，并禁止價格上漲。但現實情況是，這種價格控制反而適得其反。

　　為了在能源市場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政府必須像管理國有企業那樣引導能源企業。例如，美國政府可以向希望出口天然氣的公司分配許可證，但不要指示天然氣的去向，因為市場力量將資源配置到最合適的地方。如果政府積極支持個別國家，可能會使能源貿易政治化，并降低全球市場有效分配資源的能力。

　　政府也不能過度依賴能源外交，尤其要避免破壞能源市場的買賣基礎。在危機中，美國最近阻止亞洲的液化天然氣購買決定并為歐洲釋放供給的努力是合理的，但今后應更謹慎行事。將政治過多摻入其他商業往來，可能會損害美國貿易伙伴對長期合同神圣性的信心，這最終可能會傷害到美國能源企業。此外，這種危害還可能蔓延到其他商品和服務貿易領域，并將美國企業暴露在報復性打擊的風險之下。

　　此外，政府還必須避免全球能源經濟的脫鉤風險。一些美國國會議員主張限制美國的石油和天然氣出口，以首先滿足美國的能源需求。能源自給自足似乎是一條通往安全的道路，但它的效率非常低，并且會帶來不必要的成本。若美國斷絕與全球能源市場的聯系，當未來的經濟或其他危機到來時，將沒有能力創造或滿足需求。

　　最后，美國政府必須避免激化國內黨派分歧。未來幾年，國會將迎來越來越多的能源和氣候相關立法提案，這也預示著更多的政治熱點和黨派爭斗。因此，美國領導人必須齊心協力，建立一個跨黨派和基礎廣泛的聯盟，包括從環保主義者到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每個人，推行符合共同利益的政策。

　　20年前，而這樣的合作聯盟曾經存在。當時，頁巖熱潮尚未發生，美國必須時不時從構成美國國家安全威脅的不穩定地區進口大量石油。石油危機讓所有人都凝聚在一起，推動美國減少石油消費。如今，圍繞氣候和能源安全的綜合戰略考量，美國需要重建一個類似的聯盟。

　　歐洲將俄烏沖突的發生也稱為“9·11”。在美國，9·11當天的恐怖襲擊帶來了一種新的安全秩序，這種秩序主導了國際格局20年，并且仍舊是世界事務的主導特征。而對于歐洲，烏克蘭危機的一個遺產必將是一種新的能源秩序，它起源于歐洲，但輻射整個全球經濟。這個能源新秩序，將具備能源安全和氣候行動的雙重定義，需要利用市場力量來調配資源；最重要的是，這個新秩序需要美國政府發揮更廣泛的作用，最終利用、塑造和引導全球能源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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