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普案中輿論的雙重標準和集體狂歡再次揭示了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厭女癥文化。而這一嚴重娛樂化、政治化和兩極化的司法案件也將改變人們對反性侵網絡運動的感知和行動。
當地時間2022年5月27日,美國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法院的艾梅柏·希爾德(Amber Heard)支持者。
文|侯奇江
6月初,美國好萊塢明星德普(Johnny Depp)和艾梅柏(Anmber Heard)間的互訴誹謗案落幕。法院裁決艾梅柏侵犯德普名譽,賠償后者1035萬美元;同時裁定了德普的前律師亞當·沃爾德曼(Adam Waldman)也對艾梅柏構成誹謗,賠償她200萬美元。從賠償金額來看,該判決結果被認為是德普的巨大勝利。在六個星期的直播法庭結束了,但鬧劇仍在上演。社交媒體里仍然彌漫著二人的“梗圖”:艾梅柏哭泣的畫面被網友制作成迷因圖(Memes,類似表情包的梗圖),關于家暴的細節和二人之間的指責成為惡作劇。Tiktok等社交媒體里的狂歡和爭吵反而隨著法院結果的出爐更加喧嚷,這場道德審判遠未結束。
不論是法庭的結果還是社交媒體的人氣,德普都獲得了壓倒性的支持。除了其粉絲,他的支持者里甚至還有來自完全不同性別政治的陣營。其中一些人是女性主義者——她們認為德普打破了“女人才可以是家暴受害者”的刻板印象,男性也可以是。更多的男性支持者則把德普的勝利視作是一次反對“Metoo獵巫”的勝利:艾梅柏是個處心積慮的“撈女”,一個“Metoo淘金者”,她輕易的誹謗就可以毀掉另一個人的生活,而這次曠日持久的開庭直播就是德普大快人心的“復仇記”。
盡管此案的劇情一波三折且充滿了娛樂氣氛,但一系列的連鎖效應蔓延到政治領域,為原本就緊張的性別政治和美國備受爭議的取消文化火上澆油。在推特和Reddit論壇上很多網友都認為傳統媒體支持艾梅柏是為了進行左翼“意識形態”宣傳,進而推動性別政治的議程。而據Vice報道的披露,美國右翼媒體《每日電訊報》(The Daily Wire)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分別投放3.5萬和4.7萬美元,用于支持德普詆毀艾梅柏的視頻和內容,宣傳一種存在明顯的社交媒體的偏好傾向,而這是美國選舉制度下候選人通常才采用的媒介宣傳、形象管理的手段。《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援引新聞評論員馬修·貝羅尼(Matthew Belloni)的評論:“為了政治利益而操縱媒體的黑暗藝術已經進入了好萊塢的爭端,而且已經沒有回頭路了。”
德普案的判決結果和其娛樂化、政治化和極化的輿論現象將要重塑美國性別政治的版圖,對Metoo運動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主張男女平等,消除性別歧視,保障性安全性自主的前提下,Metoo運動無法回避司法實務的舉證問題以解決“性侵”與“名譽侵害”這樣一對矛盾,舉證依然是每個性侵舉報案能否成功的核心要素。此外,作為一種發起于網絡的去中心化的社會運動,Metoo依靠正義、憤怒、同理心等情緒進行網絡動員的行動策略,不但被保守勢力拿去學習利用,在復雜的輿論和回潮的保守主義面前,也已經不再是屢試不爽的“必勝法寶”。僅僅依靠性別歧視受害者的感染共情,和單純以性別為區分的想象共同體已經無法讓Metoo運動走得更遠。
偽裝成惡作劇的蕩婦羞辱——厭女癥狂歡
“艾梅柏,你真的在床上拉屎了嗎?”根據一條網絡上流傳的視頻,當德普案結束艾梅柏走出法院時,有人遠遠對著艾梅柏大喊出這個問題。在網絡上,艾梅柏的各種形象已經被網友以惡作劇的形式塑造與“在床上拉屎”聯系在一起,人們甚至把“大便”當做她的姓來稱呼她。艾梅柏淪為眾口一詞的笑柄,只因為德普說她在床上排泄。沒有人在乎這件事是否是真的,更沒有人因為這件事是假的而維護艾梅柏。正因為有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劇情在,人們很難真正關心到底有沒有發生家暴。是的,在這一鬧劇中,雙方都聲稱對方做了許多過分的事情,但德普的故事顯然更受到歡迎。沒有人對德普大喊:“你是否真的在她的下體塞入了酒瓶?”
惡作劇不但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它本身就是一種嘲笑、羞辱、霸凌,它像病毒一樣易傳播。實際上,對艾梅柏的蕩婦懲罰在審判中就已經開始了。YouTube的直播向社交媒體提供了充分的創作素材,人們一幀一幀地審視艾梅柏的一舉一動,過度解讀她的表情,斷章取義地曲解她的話,更把她的媒體形象拆得七零八碎,尤其是在她情緒激動時——那是被害者的脆弱時刻。斯坦福大學的法學教授Michele Dauber表示,對于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案件而言,允許對這一次審判進行電視轉播是最糟糕的決定,它的后果會遠遠超出判決本身。不同尋常的是,弗吉尼亞州是一個保守州,直播法庭在這里非常少見。本案的首席法官卻“周到地”因考慮到媒體的訴求而安排了直播。艾梅柏的律師一直希望避免直播,而德普的律師卻對這樣不尋常的“透明性”表示歡迎。一位專門受理性犯罪受害者的律師表示,直播只會放大幸存者所經歷的不幸,而不會讓“真相更真”。這樣的審視本身就是一種威脅、懲罰,制造一種恐嚇的氣氛,逼退那些想要訴說經歷、尋求正義的受害者——站出來意味著你將要在聚光燈和放大鏡下接受審判。
架設在法庭里的直播攝像機、相互撕咬的狗血劇情和兩位本來就是明星演員的主人公——這一切都讓德普艾梅柏互訴案更像是一部“情景喜劇”。直播是讓已經吊足胃口的觀眾評頭論足,社交媒體則展現立場和道德優越感,進行罪與罰的預判。那些迷因圖和模仿艾梅柏說話的梗肆無忌憚地把惡作劇的笑話都建立在對艾梅柏的羞辱之上,刺激著原本就不了解案件真相和細節的觀眾。在這里,問題的提出在于抖出笑料和反轉的包袱,而不是叩問真相。這場審判,獲勝的人并不是實際上經歷了家暴遭遇不幸的人,而是獲得了更多同情的人——并沒有和社交媒體隔離的陪審團的同情和支持決定了這一場審判的命運。
在“她說”和“他說”的對峙中,艾梅柏說出了自己被毆打被威脅的可怕事實,但對于公眾而言,這已經是長達數年的陳詞濫調。艾梅柏當然不完美,她有時候顯得不合時宜,造作或者虛偽,而德普的缺陷卻被人們認為是 “有人性的”。艾梅柏被家暴之后掩蓋淤青的視頻被剪輯成戲謔她的“化妝教程”,她與馬斯克(Elon Mask)的花邊新聞被故意模糊了時間,她詐捐的虛假消息成為她的人格污點。德普對艾梅柏扔酒瓶割斷其手指和她在床上拉屎的指責,因戲劇性更勝一籌,至少獲得了更多的注意力,更少人關心真實性和可信度。從結果上來看,盡管二者都指責對方家暴,但輿論對待艾梅柏和德普之間相互對峙的說法顯然存在雙重標準。德普的酗酒、吸毒等問題沒有削減他的可信度,但艾梅柏卻一直遭遇“鱷魚的眼淚”、“戲精”、“撈女”、“Metoo淘金者”的批評。
實際上,法律并不是調節所有社會關系的唯一手段,受限于司法實務的現實條件,判決結果的輸贏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例如天然帶有某種傾向的法官、水平參差不一的陪審團或無暇應對各種拉鋸或準備不足的律師團隊,以及,社交媒體的影響和輿論的侵蝕。《紐約時報》指出,本案件并不是刑事訴訟,而是一個民事訴訟;它甚至不完全關于家暴和性侵,而是關于“對方給自己造成的多少名譽損害”:這就意味著此案的審理更多是基于同理心,而非家暴的事實。
沒有比艾梅柏所經歷的一切更能典型地代表家暴受害人可能面臨的蕩婦羞辱了。沒有比這些更厭女的了。
當地時間2022年5月27日,美國弗吉尼亞州,在費爾法克斯法院法庭辯論結束后,約翰尼·德普向觀眾揮拳致意。
被劫持的性別話語——女性主義的分歧
“我是一名女性主義者,但我反對艾梅柏。”艾梅柏敗訴后,輿論中許多女性主義者棄之如敝履,認為她的個人表現存在缺陷,她的敗訴損害了Metoo運動,因此并不支持她。另有Metoo運動的支持者認為“女人才是家暴受害者”是一種性別歧視的刻板印象,并不僅僅存在男性打女性的情況,女性也可以是家暴的施暴者,男童、老年男性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且更加隱匿。而在本案中,德普才是受害人。
首先,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家暴受害者的出發點是合理且有必要的——男人當然可以是家暴受害人。反性侵并不要基于性別的篩選才能得到Metoo運動的支持。但是,提出這個先進論點的女權主義者也應該意識到,一個虛偽的女人、一個前后不一致的撒謊女人、甚至另有所圖的貪心壞女人,在理論上,也可以是家暴受害人——反性侵運動中,一個女性并不要通過了“好女人”或“壞女人”的人格篩選才能得到Metoo運動的支持,才能反家暴。換言之,一個人的性別和人格,與是否經了家暴不一定直接相關。
有了“家暴受害者不一定非要是女性”的出發點,我們當然可以提出“艾梅柏家暴了德普”的假設并且進行合理懷疑。但是,在“他說vs她說”的孰真孰假判斷過程中,問題的本質依然要圍繞家暴是否發生的事實來做判定——我們仍需要求諸于法律程序來執行性別的正義,真相不辯不明。同時也要承認,現實中的家暴舉證困難是普遍存在的現象。當直接證據不足、顯性的證據有限的情況下,雙方個人品德、行為歷史和支持資源等,才作為間接證據提供參考。正因為舉證困難,“誰是家暴者”的問題只能是“誰更可能是家暴者”——一個“實然”的真相問題只能讓步于“應然”的主觀判斷。這時,我們應該相信誰?尤其是在媒介操縱,信息污染,在結構性不平等是一個社會既成現實條件下,我們選擇相信誰?
在德普和艾梅柏之間做判斷時,我們顯然遇到了一種具有諷刺性的困難。“22條軍規”的圈套已經無數次發生在現實中的反性侵案的申訴者身上了。正如艾梅柏的律師在最后的辯論中稱:“如果你沒有拍照,那么家暴就沒有發生;如果你拍照了,那么照片就是假的。如果你沒有告訴你的朋友,那你就在撒謊;如果你告訴了你的朋友,他們也是騙局的一部分。如果你沒有求醫驗傷,那就沒有家暴;如果你驗傷了,那你一定是瘋了。如果你定罪或者反擊,那么,你才是真正的施虐者。”正如《紐約客》把艾梅柏的舉證過程比喻做“咬尾蛇”的死循環:任何自證清白的行為反而都證明了你是有罪的。
如果真正平等地看待男性受害人和女性受害人,必須追問這樣一個現象,艾梅柏在反家暴舉證中遇到的死循環是否發生在了德普的身上?如果沒有,是因為什么原因?這二人之間原本就存在的金錢、性別和社會資源等結構性不平等又能否真正支持我們“絕對平等”地看待他們?且不論任何政治觀點陣營和立場,看客能否放下先入為主的概念,排除信息干擾的同時又打破信息蠶房,放下自身的道德優越感,來保持判斷?有時那些越是堅定不移地認為自己是公正法官的人總是會不慎淪為蕩婦羞辱的幫兇。圍觀者不一定能成為法官,但如何不淪為幫兇?
當地時間2022年5月27日,美國弗吉尼亞州,艾梅柏·希爾德(Amber Heard)離開費爾法克斯法院。
情緒動員:社會運動中的雙刃劍
上述女性主義者內部對德普案看法的分歧揭露出Metoo運動發展至今的離心力,Metoo運動本質上確實存在這樣的模式:以一種性別正義的基本共識,站在弱者的一邊,形成一種網路行動的私力救濟,以打破對家庭暴力和性騷擾等緘口不言的性別文化。這種社交媒體發起的網絡賦權不一定通過某種嚴格的程序正義,例如司法程序對證據的認定,而直接采用聲援等支持方式幫助被害者。從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等人開始,一輪又一輪的Metoo運動也確實或多或少形成了一種超越法律的泛倫理化的道德思維,貫穿于社交媒體的使用、傳統媒介的報道和輿論的反應,甚至也影響了司法判決的過程,呈現出一種無序、散射的、以網絡為發展中心的社會運動的新形態。
在這樣的情況下,Metoo運動確實暴露出了自身的某些缺陷。在所遭遇的保守勢力反擊中,最多的一個質疑就是反對家暴、性侵的同時,如何杜絕利用Metoo運動的同情心來惡意陷害、勒索無辜者。司法實務中常見的“反對性侵”和“名譽權侵害”兩權相爭,二者孰勝孰輸的關鍵就在于舉證——只有更多的證據才能在法律程序中爭取更多的勝算。而德普案的特殊之處在于,它是一個家庭暴力的metoo案件,性和情感權力的傾軋發生于私下的親密關系而不是需要創造機會才能得逞的工作場所中,暴力得以在更加隱匿和封閉的環境下發生,降低了可證性。再加上二人的職業都是與八卦和猜測形影不離的好萊塢演員,事件的表征受到太多干擾。
除了法庭內的現實困難,這場斗爭的殘酷之處也在于它的最焦灼的陣地已經轉移到法庭外的社會陳規和文化道德中。德普之所以能夠在輿論中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很大原因是因為他撬動了更多的“情感杠桿”,并且調取了比傳統媒體更有影響力的社交媒體資源。而這個杠桿的支點依然是文化中的厭女癥。保守勢力通過把艾梅柏塑造成處心積慮的撈女形象,把德普描繪成無辜的、充滿人情味的成功演員,將二人打造成簡單對立的人物形象。在推特和reddit論壇中,很多來自男性用戶的觀點稱,女性竟然可以隨意站出來指責性侵并且因此得到支持,是一種“性別特權”。“一個婊子可以就此輕易地毀掉一個正直的(男)人”——殊不知這里依然是父權制框架下性別特權者認為“平權就是失權”的思維。
德普比韋恩斯坦幸運的原因也在于,本案的時間節點發生在美國保守勢力回潮的大氣候下。右翼勢力意識到了娛樂業也是必須要保住的文化戰爭的陣地,并且做好了充分準備反攻。過去數年Metoo運動風起云涌,以男性為主流的保守勢力在過去一段時間經歷了一段壓抑的“相對剝奪感”,這種父權既得利益者積壓的結構性怨恨和不滿的情緒構成了本次德普案狂歡的心理基礎和動力,進而發展成德普案中羞辱諷刺艾梅柏的集體網絡行為。Metoo運動常見的家暴受害者的“悲情動員”和性別正義的“情感召喚”不但被德普支持者的“戲謔和惡作劇”消解了,“正義的憤怒”這一策略也幾乎被保守勢力原封不動地采用:德普支持者“下一個被誹謗的可能就是你”的觀點在社交媒體上可以說是一呼百應,這是父權制對女權主義者在Metoo運動中“下一個被家暴的就是你”和“我也是”的直接回擊。
德普案的確會重塑人們對性侵舉報的看法和感知,寒蟬效應將是顯而易見的。盡管有人稱德普的勝利鼓舞了男性家暴受害者打破“男孩別哭”的印象,進而更勇敢地站出來,但家暴受害者,不論是任何性別、年齡和階層的分布——那些往往處在親密關系權力下方的人,他們會自我代入艾梅柏還是代入德普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觀看者會因為網絡行動中的轉發支持等“感情勞作”得不到回報而表現出更多的質疑,一種基于性別正義的社會共識正在喪失信任。在充滿攻擊性的對話,對抗性的行動,極化的言論氛圍里,Metoo運動如何繼續推進性別平等,需要的是超越情感動員之外更實質性的、制度性的行動策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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