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5日，香港中文大學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在接受我國一份有影響的報刊采訪時表示，“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是不能與時俱進”[1]。這一觀點值得商榷。

　　一、十月革命后的蘇聯模式沒有“與時俱進”嗎？

　　鄭永年先生一方面承認蘇聯是“那樣一個強大”的國家，另一方面又說，“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蘇聯模式’無論從經濟基礎還是政治上層建筑，都沒有做到與時俱進”。沒有“與時俱進”的蘇聯模式又怎么能使蘇聯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不獨鄭先生在這個“因”與“果”的邏輯關系上持矛盾的觀點，很多人也有類似表述。戈爾巴喬夫一方面承認蘇聯體制在歷史上取得的成績，另一方面又宣布與具有70多年歷史的蘇聯官僚體制決裂；國內一些學者也不否認蘇聯工業化、打敗法西斯的成就，同時又幾乎全盤批判蘇聯的政治經濟體制，冠之以“一黨專權”“高度集權”，等等。那么，如果當時沒有共產黨領導，沒有中央對有限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集中計劃和統一分配，蘇聯能夠實現國家工業化和打敗法西斯的目標嗎？這種認識在方法論上的錯誤是，不能辯證分析蘇聯體制是一個既促進了社會進步、又存在弊端甚至嚴重弊端的矛盾統一體。把這一體制割裂開來，只看到其弊端方面就加以全盤否定，這種認識方法顯然是錯誤的，既不能說清楚蘇聯取得成績的原因，亦不能找到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

　　鄭先生從其“文明型國家”的角度出發，認為蘇聯的“閉關自守”是由于其具有保守封閉的傳統，因此斷言十月革命后的蘇維埃政權與舊俄羅斯帝國的實質相比，“無論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沒有根本改變”。這個論斷是一個常識性錯誤。

　　【1918年8月28日，列寧在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講話】

　　十月革命后，1918年制訂的第一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根本法）》，確定了國家的國體和政體形式：俄國為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無情鎮壓剝削者的反抗；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等等。1936年，斯大林在1918年憲法基礎上重新修訂憲法，保留了以前的基本原則，同時增加了對聯共（布）地位的規定：由工人階級、勞動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中最積極最覺悟的公民自愿結成蘇聯共產黨，即勞動者為建成共產主義社會而奮斗的先鋒隊，是勞動者所有一切社會團體和國家機關的領導核心。

　　在經濟基礎方面，十月革命后蘇維埃政府宣布剝奪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廢除沙俄帝國的土地私有制，把工廠、土地、鐵路和銀行變為全民的共有財產；消滅任何人對人的剝削，完全消除社會之劃分為各階級的現象等。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此誕生，這是和舊俄國地主資產階級專制政權完全不同的國家，開辟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新紀元。

　　新中國成立后，如何制訂第一部體現建國方略的憲法？毛澤東指示中央政治局委員要參考借鑒蘇俄1918年和1936年的憲法。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在國體政體方面、在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方面的基本原則都參考了上述蘇聯兩部憲法，從而奠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的基石。如果說新中國和舊中國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恐怕鄭先生也不能同意。

　　顯然，和具有上千年歷史的沙俄政權相比，斷言蘇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都沒有發生根本改變的觀點，即便是從“文明型國家”的角度來解釋也是說不通的。認為蘇聯解體原因在于“體制的僵化、保守和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沒有做到與時俱進”的觀點曾經風靡一時，但這個判斷不完全準確。

　　列寧正是突破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爆發的理論，從而提出由于帝國主義戰爭，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在俄國這個經濟落后的農業國取得“一國勝利”的論斷，進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斯大林繼續了列寧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沒有任何現成模式和教條可以借鑒和參考，就是說蘇聯的每一天、每一項工作，無論是正確或者錯誤的決策，都是在創新和探索中進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和平與發展逐漸成為時代主流，世界掀起新的科技革命浪潮。蘇聯當時的領導人由于思想的保守和僵化沒有及時跟進這股潮流，嚴重影響了經濟社會的發展。但如果斷定此時蘇聯社會只存在“停滯”的一面、不能“與時俱進”，則過于武斷。“僵化保守”與“改革創新”是對立的兩面，恰恰是蘇聯發起了對社會主義國家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

　　斯大林逝世后不久，馬林科夫全面闡述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進一步發展的“新方針”。其主要內容是：第一，注意到國民經濟結構不合理問題，提出要以發展重工業那樣的速度來發展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第二，下放部分中央權力，擴大各主管部門、地方及企業的部分權限；第三，提出反對“個人崇拜”現象，首次認識到政治體制存在的問題；等等。

　　赫魯曉夫繼續了馬林科夫的“改革”，1957年正式提出了對“工業和建筑業的改組”：改變中央對國民經濟管理權力過度集中的狀況，主要經濟活動由中央轉向地方，進一步擴大地方在企業運行中的管理權、財政經營權和計劃權；提出擴大企業權限，減少中央下達給地方和企業的指標等措施；充分利用各種經濟杠桿，加強經濟核算，以經濟刺激手段管理經濟活動；等等。

　　1965年，蘇聯正式提出“經濟改革”一詞。在以柯西金為首的專家們的努力下，蘇聯啟動了以經濟核算和自負盈虧為導向，利用當時所謂資本主義經濟范疇的價格、價值、利潤等市場工具的經濟改革，并且把改革的“細胞”定位在企業，提出建立生產經營更加合理的企業管理體制。

　　今天應當怎樣評價這些改革？首先，應當肯定這些改革的方向，如改變不合理國民經濟結構，縮小中央各部權力，擴大地方和企業生產自主權，發揮商品經濟、市場規律的作用等。這些舉措在改革初期對當時的蘇聯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一定推動作用。其次，如前所述，也必須承認，由于當時蘇聯領導人以僵化和教條的方式對待馬克思主義，這些改革沒能從根本上觸動舊體制的弊端，所以收效不是很大，甚至還出現反復。但我們能否就此如一些人斷言，蘇聯這些舉措、蘇聯的改革就是完全失敗的？必須全盤否定？答案是否定的。

　　列寧曾經指出：“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2]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前無古人，每走一步都很艱難。但從蘇聯開始的改革，迅速擴大到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南斯拉夫等國，還對中國產生了影響。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就充分注意到蘇聯的這些舉措。可以說，如果當年蘇聯不能與時俱進、不對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實行這樣的改革，恐怕蘇聯社會經濟不會保持后來的發展進度（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蘇聯社會總產值的年增長率都在5%以上）。

　　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是“關起門來搞創新”嗎？

　　鄭先生認為蘇聯這種“舉國體制”，最初在科技、工業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卻難以為繼，原因在于“關起門搞創新”，把自己封閉起來，最后走向徹底孤立、失敗的結局。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1917年十月革命后，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遭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14個國家的武裝干預，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叫囂要把第一個布爾什維克政權扼殺在襁褓中，協約國宣布對蘇俄實行經濟封鎖。即便如此，在受到西方圍剿和幾乎沒有可能與國外開展經濟技術交流的情況下，列寧仍然非常重視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正常的貿易關系，認為沒有穩定的外貿關系，就不可能有穩固的國內經濟關系。“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秩序+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3]。這就充分證明了蘇維埃政權完全沒有“關起門來搞建設”，而是極其重視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交流。

　　1919年，在國內戰爭即將結束之際，列寧就預言國際關系必將出現“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共存的時期”，表明“愿意在合理的條件下給予承租權，作為俄國從技術比較先進的國家取得技術幫助的一種手段”[4]。

　　1920年，在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發動的推翻蘇俄政權的戰爭失敗后，協約國不得不解除對蘇俄的封鎖，列寧非常興奮地說道：“解除封鎖這一事實是有國際意義的重大事件，它表明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期到來了”，“我們同先進國家完全隔絕的狀態，這種由于封鎖造成的狀態，已經打破了”[5]。

　　1922年，西方國家在熱那亞舉行國際經濟會議，列寧要求共產黨員必須以商人的身份參加會議，他說，“我們歡迎熱那亞會議并準備出席這次會議；我們十分清楚而且毫不隱瞞，我們準備以商人的身份出席會議，因為我們絕對必須同資本主義國家（只要它們還沒有完全垮臺）進行貿易”[6]。

　　列寧不僅充分闡述了與資本主義國家開展貿易和技術交流的思想，并且在新經濟政策時期通過租讓制將這一思想付諸實踐。1921年，俄國從國外訂購了幾千臺機車，幾百輛油罐車，出口量達到5000萬普特。1921年～1926年，蘇聯政府與資本家們簽訂了144個租讓合同（與德國簽訂了21份合同，英國16份，美國10份），一年后租讓企業達到73個[7]。截至1927年，蘇聯政府從租讓企業手里獲得1611萬盧布。通過租讓制度，蘇聯政府成功地獲取一筆可觀的收入，得以在1927年開始大量地引進西方國家的設備、技術與人才。當然由于時代條件的限制，當時蘇聯對外開放的范圍不是很大，但斷言此時的蘇聯是主動“關起門來搞建設”是完全不準確的。

　　【斯大林汽車廠】

　　斯大林同樣堅持了列寧加強對外政治經濟聯系的思想。早在1921年，斯大林在《黨在取得政權以前和以后》一文中指出，“俄國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如果它不用自己的原料換取西方國家的機器和裝備，那就很難靠本身的力量組織運輸業，發展工業并使城鄉工業電氣化”。他同時強調：“在無產階級還沒有在一個或幾個工業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之前，蘇維埃俄國和我們這個領導它的黨就不得不尋求同敵視我們的西方資本家集團建立經濟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取得必需的技術裝備”[8]。斯大林闡述了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關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問題。

　　似乎是在回答鄭先生關于蘇聯社會主義經濟“閉關自守”的問題，斯大林斬釘截鐵地指出：“以為經濟是一種絕對閉關自守、絕對不依賴周圍各國國民經濟的東西，這就是愚蠢之至。”[9]斯大林說明了這其中的原因，蘇聯的國民經濟存在對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依賴；同時這種依賴是相互的，資本主義國家也依賴蘇聯的經濟，比如蘇聯的石油、糧食、木材等。斯大林認為，蘇聯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相互依賴的關系是由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客觀進程所決定的，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1929年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專門設立中央外國咨詢局，負責外國技術的引進和利用。1929年～1932年，蘇聯購買了英國出口的大約70%的機床。蘇美之間的貿易十分活躍：1930年蘇聯是美國第二大機器與設備進口國，1931年躍升至第一位。同時期蘇聯成為德國第一大機器進口國，43%的德國出口機器運到蘇聯[10]。1931年蘇聯向國外購買的機器設備約占世界設備總出口額的1/3，次年上升到1/2[11]。當時蘇聯購買的工業設備總額占世界第一。1928年～1931年，蘇聯購買了西方67.1%的切割機床、52.6%的渦輪機、69%的拖拉機，足見蘇聯對外貿易規模之大。到1931年初，蘇聯接受國外技術援助的項目增加到124項，投資總值達8300萬盧布。1929年～1945年，蘇聯與外國公司共簽訂217個技術援助項目。

　　與此同時，蘇聯還積極展開與外國的科技文化交流。蘇聯派出大批領導干部、管理干部、技術人員和大學生出國考察，同時也大量接受外國專家和技術人員來蘇進行指導。1932年在蘇聯工作的外國專家就達到2萬多人，蘇聯最大的一些鋼鐵廠、拖拉機廠、水電站等不少設備都是從國外引進的，并且有不少外國專家在這些企業從事工作[12]。比如，蘇聯最大的三個鋼鐵廠即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廠、庫茲涅斯克鋼鐵廠、扎波羅鋼鐵廠，都是在美國和德國的技術援助下建成的。當時，有250名美國工程師在世界最大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廠工作并開辦培訓班，幫助蘇聯工程師掌握工程技術。庫茲涅斯克鋼鐵廠是由美國人幫助設計和建設的，其中的先進設備都是進口的。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也是在美國80家工廠的幫助下建成的。該廠在和平時期生產拖拉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生產了大量坦克，武裝蘇聯軍隊抗擊德國法西斯。作為當時歐洲最大的水電站，蘇聯第聶伯河水電站的發電機和渦輪機是由美國通用電氣公司等美國企業提供的，一些美國人在此支持建設，其中六人獲得蘇聯政府頒發的勞動紅旗勛章[13]。

　　由此可見，蘇共領導人當時主觀上沒有“關起門”封閉發展的想法，而是竭力加強與世界，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聯系。當然由于客觀上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敵視，這種開放受到很大局限。

　　三、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是與“西方脫鉤”嗎？

　　鄭先生出發點或許是好的，希望中國接受蘇聯“關門體制”而導致解體的教訓，絕對不要和世界“脫鉤”。所謂“脫鉤”是一個比喻，不是一個嚴謹的學術詞匯，蘇聯時期國際關系領域使用更多的詞匯是“封鎖”“封閉”。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交往受到很大阻礙，但這并非由蘇聯造成的。

　　1946年，以英國首相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說為標志拉開了帝國主義陣營對社會主義陣營“冷戰”的開端，西方國家開始了對蘇聯的圍追堵截和封鎖控制。1949年，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澳大利亞等17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組成巴黎統籌委員會（簡稱“巴統”），目的就是專門限制其成員國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戰略物資和技術。列入禁運清單的有軍事武器裝備、尖端技術產品和稀有物資等三大類上萬種產品。在這樣的情況下，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對外的經濟文化交流受到極大限制。

　　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迫不得已提出了“兩個平行市場”的理論。他指出：“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瓦解了，因而現在就有了兩個平行的也是互相對立的世界市場”[14]，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市場。但斯大林特別強調這種情況的發生不在于蘇聯一方，而是因為“美國、英國及法國自己促成了這個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場的形成和鞏固”，它們的目的在于對“蘇聯、中國和歐洲各人民民主國家實行經濟封鎖，想以此扼殺它們”[15]。蘇聯完全不是如鄭先生所言的那樣“主動脫鉤”。

　　【斯大林與國際友人在一起】

　　東方不亮西方亮。為了突破帝國主義的封鎖，蘇聯的對外經濟聯系實際上是從三個方向展開的。第一，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擴大經貿合作。可以想象，在受到資本主義國家封鎖的情況下，直到1994年“巴統協議”廢止，蘇聯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是其對外經濟聯系的主流：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中葉，蘇聯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一直高達其對外貿易總額的50%～60%以上。第二，擴大與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合作。蘇聯同發展中國家的經貿關系迅速發展，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蘇聯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額大約占據蘇聯對外經貿總額的11%～15%左右[16]。第三，利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和需求，竭力擴大與西方國家的經濟交流。西方國家雖然仇視蘇維埃政權，但出于經濟方面的考慮，它們也不得不同蘇俄做生意。列寧曾深刻揭示了帝國主義的封鎖政策不能持久和必然失敗的命運，認為“有一種力量勝過任何一個跟我們敵對的政府或階級的愿望、意志和決定，這種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經濟關系。正是這種關系迫使它們走上這條同我們往來的道路”[17]。

　　“巴統協議”簽訂后，一些西方國家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不斷突破巴統的禁運限制和蘇聯開展貿易。所以，盡管20世紀50年代初，蘇聯同發達國家的貿易僅占其對外貿易總額的15%，但從60年代起很快就逐年上升，70～80年代達到30%以上[18]。

　　斯大林的“兩個平行市場”的理論既有被迫應對帝國主義國家封鎖的一面，也有蘇俄多年教條理解馬克思主義、忽視商品經濟的理論局限。這對斯大林之后的歷屆蘇聯領導人產生了很大影響，從而縮小了蘇聯對外開放的水平和與國外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程度，以致到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對外貿易總額僅僅排在世界第七位，與其作為世界工業大國和能源大國的地位不相稱，也影響了蘇聯社會經濟更進一步的發展。

　　【1987年，戈爾巴喬夫到美國首都華盛頓與里根會晤】

　　當今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體制都存在促進社會發展的因素和阻礙社會進步的弊端，但不是具有弊端就必然滅亡，要找出致命的弊端是什么。戈爾巴喬夫所奉行的“改革”及其制訂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總路線是導致蘇聯解體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這一點，連戈爾巴喬夫本人也承認。俄羅斯歷史教師參考書《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寫道，2006年戈爾巴喬夫75歲生日時，有人曾經問他，“如果不搞改革，你現在在干什么？”他答道，如果身體好的話還在擔任蘇共總書記。因為他接手蘇聯政權時，國家體制是足夠穩定的：蘇聯體制可以百分之百抵抗外來入侵，國內沒有大的動亂。該書強調，“不論是相對西方的科技落后，還是由經濟缺乏效力引起的經濟困難，都不能導致蘇聯體制的更迭。發生更迭的唯一可能，就在于政權自身自上而下的行動”[19]，即戈爾巴喬夫發動的改革。甚至戈爾巴喬夫也不得不承認，導致蘇聯解體的原因在于改革者犯了錯誤，這是當時蘇聯領導人的失誤，包括他本人的失誤（當然他認為主要是葉利欽的錯誤）造成的。

　　近年來的俄羅斯多次民調顯示，大多數人均認為蘇聯解體不是必然的，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才是導致國家消亡的主要因素。2021年12月12日，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登載了哈薩克斯坦前總統、戈爾巴喬夫最密切的助手納扎爾巴耶夫（Нурсултан Назарбаев）的訪談。他在談到蘇聯解體原因時也承認是戈爾巴喬夫的錯誤導致了蘇聯解體，“那時候蘇聯的經濟瀕于崩潰，經濟體制已經耗盡了自己的資源，而這是當時蘇聯領導人缺乏政治意志造成的”[20]。這又一次證明，是當時蘇聯領導人推行的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路線導致了蘇聯解體。

　　習近平指出：“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后，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這是前車之鑒啊！”[21]這才是對蘇聯解體原因最為準確的解釋。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第一，由于帝國主義追求霸權的本性所致，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封鎖和打壓始終存在。即使社會主義國家真誠試圖擴大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交往，但后者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總會千方百計對社會主義國家封堵圍攻，對此不能心存幻想。美國的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就是祭出“脫鉤”的法器全方位對中國加以遏制的。第二，帝國主義的封鎖是一把雙刃劍，損人不利己。歷史經驗證明，帝國主義靠封鎖阻礙蘇聯發展步伐的目的并沒有得逞：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最終成為與美國比肩的“超級大國”（根據世界強國綜合國力指標排名，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美國、蘇聯始終排在前兩位[22]）。同樣，新中國成立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封鎖和圍追堵截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中國仍然研發出洲際導彈，成功研制了原子彈、氫彈……歷史還將證明，今天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妄圖迫使中國與世界“脫鉤”的陰謀終究不會得逞。第三，如鄭先生所言，蘇聯在一定程度上也確實存在“關起門來搞建設”的弊端，所以今天我們需要吸取其經驗教訓，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的步伐，擴大朋友圈，找尋新的可靠朋友，徹底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對我國的遏制打壓。

　　注釋：

　　[1]《鄭永年接受〈環球時報〉專訪：美國從外部看像當年蘇聯，從內部看像晚清》，《環球時報》2021年11月25日。

　　[2]《列寧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4頁。

　　[3]《列寧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20頁。

　　[4]《列寧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0頁。

　　[5]《列寧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6、107頁。

　　[6]《列寧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頁。

　　[7]參見[俄]А.А.丹尼洛夫、А.Ф.菲利波夫：《俄羅斯歷史（1900～1945）》，吳恩遠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161、306-307頁。

　　[8]《斯大林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87頁。

　　[9]《斯大林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18頁。

　　[10]參見[俄]А.А.丹尼洛夫、А.Ф.菲利波夫：《俄羅斯歷史（1900～1945）》，吳恩遠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373-374頁。

　　[11]參見陳之驊主編：《蘇聯史綱1917～1937》（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99頁。

　　[12]參見陳之驊主編：《蘇聯史綱1917～1937》（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99-600頁。

　　[13]參見陳之驊主編：《蘇聯史綱1917～1937》（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0-601頁。

　　[14]《斯大林選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61頁。

　　[15]《斯大林選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61頁。

　　[16]參見周榮坤等編：《蘇聯基本數字手冊》，北京：時事出版社，1982年，第333頁。

　　[17]《列寧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3頁。

　　[18]參見周榮坤等編：《蘇聯基本數字手冊》，北京：時事出版社，1982年，第331頁。

　　[19][俄]亞·維·菲利波夫：《俄羅斯現代史（1945～2006）》，吳恩遠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306-307頁。

　　[20]《哈薩克斯坦前總統納扎爾巴耶夫給出蘇聯解體原因》，https：//sputniknews.cn/20211212/1034956580.html。

　　[21]《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13頁。

　　[22]參見王誦芬主編：《世界主要國家綜合國力比較研究》，長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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