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頹敗的“農二代”》一文在雜志《文化縱橫》的公眾號上以《一個必須正視的迷惑: 誰在放任“農二代”變成“懶二代”?》（下文將之簡稱為“《頹敗》一文”）的標題刊登，獲得了大量的閱讀，還得到了其他公眾號的轉載，在小圈子內形成了一定的影響。作為一直關注職校學生、關注農民工群體的工作者，我們希望能夠就這篇文章當中極具爭論的種種觀點展開商榷。我們絕大多數在讀和已經畢業的職校生同學都是這篇文章所指的“農二代”，而當他們被貼上“懶二代”的標簽，我們在理智和情感上都是無法接受的。

　　《頹敗》一文原本是一篇漏洞百出的文章，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更是不值一批，但我們仍然想寫這樣一篇文章，畢竟我們的職校生同學們不像這兩位名校的作者那樣，擁有同等的文化資本和渠道來面向大眾說話——我們不忍同學們被這樣拙劣的文章抹黑，更不希望有人受這類文章的影響，加深對“農二代”的誤解。

　　第一，誰是農二代，他們都在干啥？

　　《頹敗》一文中的“農二代”對應的是“農一代”、“第一代農民工”，那么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揣測，這里的“農二代”涵蓋了以往研究中經常提到的“新生代農民工”和尚未就業的農村子弟。在這兩個群體當中，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相對更多一些。那么這些“新生代農民工”是不是兩位作者所說的“懶二代”呢？作為一篇學術論文，僅有觀點沒有論據恐怕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在這里我們試圖通過搜集起來的數據資料，驗證兩位作者的擔憂是否屬實。

　　以北京的新生代農民工為例，根據北京市統計局發布的《2020年外來新生代農民工監測報告》，北京的新生代農民工就業集中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就業人數最多的五個行業依次為“居民服務、維修和其他服務業”，“制造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都是與城市生活息息相關的重要行業。而從我們的日常生活接觸來看，這樣的工作崗位恐怕很難支持兩位作者所形容的“躺平”狀態。報告顯示，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周工作5.6天，每天工作8.8小時。這說明多數農民工的工作時間是高于五天八小時的標準工作時長的，加班是普遍狀況。另外，北京新生代農民工的月平均收入為6214元，吃穿住消費占他們總消費支出的七成以上，這意味著這些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只能維持日常生活，兩位作者所說的“月光”也許是現實，但這樣的收入恐怕很難支持他們跳入作者們所說的“消費主義”陷阱。

　　《頹敗》一文也數次以“新一代農村青年”指代“農二代”，因此這些“農二代”除了新生代農民工之外，也許也包括尚未就業的農村青年，那么這些青年在做什么呢？就我們日常服務所接觸的進入職校的農村青年而言，兩位作者稱他們為“懶二代”、“啃老”，是與事實不相符的。畢竟，他們有的在學習之余堅持打工兼職維持自己的日常開銷，甚至用來補貼家用；有的在寒暑假期間進入工廠，在流水線上每天工作12小時，從而賺取必要的學費；也有不少同學進入職校的初衷就是盡早就業，減輕家庭負擔。

　　第二，“家庭解體”在多大程度是事實？對農二代有什么影響？

　　在很大程度上，兩位作者將農二代變成“懶二代”的根源歸咎于大規模流動的背景下“共同體的瓦解和家庭離散”。如果說早前的農民工研究者（譬如塔瑪拉·杰華）對于農民工在流動中的個體化過程懷著深切的同情，那么這兩位作者的情感，則是對所謂“傳統”和“宗族的歸屬”的濃濃鄉愁以及對“農二代”“恨其不爭”的傲慢態度（他們不曾去到“農二代”的社群里面，卻擁有“恨其不爭”的權力）。

　　在這里，我們首先要澄清，兩位作者所說的究竟是怎樣的“傳統”和“共同體”？很顯然，他們并不是在懷念新中國解放后集體化運動過程中形成的公共空間，他們帶著脈脈溫情回憶的是“‘祖先-我-子孫’一體”、“向上祖先崇拜和向下香火觀念”的封建父權想象，是家長里短間形成的、基于對私有財產的攀比而撐起來的“面子”。他們認為，正是這樣的父權傳承和虛偽的“面子”促使第一代農民工背井離鄉去工地、工廠和城市各個角落艱苦地工作。而到了農二代，更為普遍的流動、更為長久的離鄉經驗，使得他們不再受這樣的父權和“面子”束縛，于是陷入虛無，“喪失家庭責任，也不在乎社區評價，出現好逸惡勞、不思進取的特征”。

　　兩位作者認為，第一代農民工因為農村的匱乏經濟以及宗族-家庭的模式，在“生存與延續”的雙重壓力之下“用命拼”。這種“用命拼”很難說是對美好生活的一種愿景，而更多是壓力之下的無奈之舉。在這里，我們不想過多去爭辯第一代農民工外出務工的原因究竟是對宗族的責任、對“面子”的執著，還是在改革開放過程里，農村生產和生活資料的商品化所帶來的現金需求和城鄉間發展的巨大不平衡。我們想說的是，如果農二代果真像《頹敗》一文當中所言能夠“掙脫父權和傳統社區面子的束縛”，我們反而要為這樣的農二代和這樣的環境拍手叫好！

　　如果，我們真的痛心于農村家庭的離散現狀，任何有良心的學者都應該看到的是，無論第一代還是新生代的農民工，在過程中都經受了情感上的折磨和經濟上的巨大負擔，而不應該自然地代入雇主的視角，像九斤老太似的痛心于新一代不如老一代那樣馴順、勤奮。各種各樣關于流動兒童、留守兒童和流動母親的研究都反復向我們展示，流動所帶來的家庭離散對兒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多方面的負面影響；而對流動母親而言，她們不僅需要在城市辛勤工作，更往往由于自己無法履行“理想母親”的職責而陷入長久的自責情緒。近年對流動父親的研究也逐漸興起，學者們也發現，處于社會底層的流動男性一方面仍然維持著“男性養家糊口”的想象，竭力維持自己“好父親”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對自己在市場活動中的挫敗，這樣矛盾拉扯的狀態對他們的精神也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近年對流動人口的研究指出，流動人口的流動形態呈現“家庭化”的趨勢。2011年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指出，完整家庭式流動占調查流動人口的47.08%，已經是占主流的流動方式（非家庭式流動27.03%，半家庭式流動25.90%）。與第一代農民工個體流動或夫妻流動不同，新生代農民工越來越傾向于“完整的家庭式流動”，這很大程度上與他們自身在成長過程當中的留守經驗有關。與這種完整的家庭式流動相對應的，則是流動人口（其中“農二代”占大多數）越來越趨向于在城市當中履行他們的“家庭責任”，這往往意味著他們需要承受更為高昂的生活成本，而并非如同兩位作者所言他們正在“喪失家庭責任”。

　　第三，誰是作者說的“懶二代”？作者焦慮的是什么？把賬算在“農二代”頭上，是什么用意？

　　到了《頹敗》一文的結尾處，或許讀者們才能意識到，原來兩位作者所真正擔心的并不是“傳統”的消散，也不是“個體化”過程中共同體的瓦解，更不是消費主義對“農二代”的誘惑，他們真正擔心的是所謂“躺平”，是所謂“懶惰陷阱”。而他們立起來的“懶二代”典型是每天為了一碗“掛X面”、一晚網吧包夜的費用犯愁，為了每天兩百元工資在流水線、年會大廳奔波勞碌的日結工人，他們擔憂這樣“自暴自棄”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青年之中更為廣泛地流行，從而影響了國家的發展、民族的復興。

　　成為日結工人究竟是不是“躺平”，什么是“躺平”，“躺平”是不是因為懶惰？接受過精英教育、在象牙塔里的兩位作者也許不能夠理解，獲得一份穩定的工作并不是只要足夠勤奮就可以，年輕的勞動者在尋找工作的過程中往往被迫經歷各種騙局和欺壓。我們見過年輕的工友被中介騙著去佛山、惠州、廣州，每一份工作要么時薪11元（廣州市最低工資22元/小時），要么不包吃、一個月工資3000元。尋找新的工作間隙，吃住都要花錢，甚至有人為了維系最基本的生活而不得已陷入了網貸的陷阱。相對于日結工人，這樣努力尋找“穩定”工作的“農二代”的生活境況并沒有好多少。

　　倘若，兩位作者著實擔心日結工人的生活境況成為主流，使得越來越多的“農二代”甚至城市青年陷入無望、無意義的生活，那么我們需要詰問的應當是：為何勞動力市場可以這樣無休止的“零散化”下去？為何雇主可以為了降低成本，逃避為勞動者提供勞動保障，明目張膽地大量使用外包工、日結工和學生工？而不是責問無從選擇的年輕人，你們為什么不去找一份穩定、有尊嚴、有意義的工作？然而，相比于對勞動力市場和本應監管市場的政府展開問責，責怪無力反擊的“農二代”顯然是更加容易的。這些“農二代”甚至也許沒有機會看到兩位作者的大作，而能夠看到他們大作的在上位者或許大有找到知音的感覺，愉快地與他們結成同盟。

　　除此之外，我們也想淺談一下研究倫理的問題。作為學者，在面對比自己的社會地位更加邊緣、生活境況更為艱辛的研究對象時，應該站在怎樣的位置上？是像詹姆斯·斯科特那樣深入到當地的社群，理解弱勢者的生活邏輯和價值體系，還是像西爾維亞·費德里奇那樣始終與制度的受害者站在一起，共同反抗不公平的結構？我們可學習的優秀學者名單可以很長，但當中應該沒有一個會是高高在上地站在岸上，看著他人在沼澤中痛苦掙扎，而責怪這些掙扎的人不夠努力。

　　第四，術語、理論體系以及“文風”。

　　最后，我們希望討論一下《頹敗》一文的“文風”。職業化的學術寫作，的確很大程度上，不鼓勵強烈的個人風格，不要求做到文如其人。但是，只要是提筆寫作，只要是吃著耍筆桿子這碗飯，多少需要點兒對于文字的敏感度，需要意識到我們寫下的文字，不僅僅塑造讀者眼中我們的“形象”，也會反過來塑造我們的內心。

　　以下內容不單純針對兩位作者，也是對我們自身學術寫作的反省，但與兩位作者商榷。

　　當代學術寫作，由層層疊疊的引用與互文構成。這種寫作方式本身，有其合理之處，我們通過引用他人觀點與表述、通過使用術語和俗語、通過與“大問題”以及核心概念相接，承認其他研究者同僚的工作、不斷鞏固學術共同體的自我認同。

　　當然，這種寫作方式，也可能帶來問題：我們逐漸習慣通過編織他人的話語與觀點，來暗示自己的主張。引入通行的術語、概念，固然能夠讓文本更為精煉，但是，一旦我們慣于擺出些“大詞”，免不了慣于藏身于它們的光暈背后，甚至誤以為獨屬于這些術語和概念的力量，竟然來自于我們自己的文字；誤以為這些旗幟所具有的號召力，就能為我們的文字背書。

　　此外，這些不同的術語和概念，源自不同的理論框架，又預設了不同的價值與情感立場。用引用與致敬織就成自己的話語，固然是歷史悠久的美妙游戲，將學術史上“大家”的話語和概念納入自己的文本，在與其他文本的對話和交互中行文，固然是符合學術規范的，但是，這種寫作畢竟還有是否流暢、是否高明之分。以下是我們對文章當中一些理論術語的分析，權作學術探討。

　　“發展”，是整個現代世界最無玷的話語，它象征著所有國家和民族的希望與追求，它意味著一條正確的、理應如此的道路與方向。兩位作者將第一代農民工稱為“發展型的個體”，那么我們姑且認為，兩位作者將“第一代農民工”視為最正確的模范，只是不知你們是否曾考慮過“拿命在拼”這個詞背后的血汗——為國家發展奉獻犧牲是高尚的，但反過來，國家發展是為了下一代不必繼續“拿命”去拼。兩位作者使用了如此多資本主義批判中的術語，想必知道“拼命只是為了繼續拼命”對應的概念是什么：史奈伯格（Allan Schnaiberg）將它稱為“生產跑步機”（Treadmill of production），用以批駁一種不正義以及不可持續的全球經濟體系。（SCHNAIBERG, Allan. Treadmill of Production: Injustice and Unsustainabil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M]. London: Routledge, 2016  ）

　　“月光”、“啃老”這些俗語的出現，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甚至更早之前，而“三和大神”也是一個足夠有年代感的術語，從它開始流行距今也有近十年，如果兩位作者旨在討論一些新現象，將現在20來歲的年輕人作為“農二代”，那么，10年前的這些“三和大神”們是誰？農1.5代嗎？誰家三代以上不是農民，反過來說，“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不正是為了創造一個城鄉共同發展、“非農二代”也愿意去鄉村工作的未來嗎？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我們不要一個城鄉流通不暢的未來，“農一代”的提法究竟是什么意義？

　　兩位作者指出，“中國式‘新教倫理’”是第一代農民工不辭辛勞、勤勉工作的原因之一。兩位訓于社會學專業，自然熟知社會學奠基人韋伯的理論，這本不是我們能班門弄斧的地方。我們在此只有兩點想要與兩位作者商榷：

　　第一，“新教倫理”是在回答資本主義何以獲勝的問題。在R.H.托尼等經濟史家筆下，宗教倫理終究未能遏制資本主義的貪婪，這并不是個值得無限向往的故事，對于韋伯本人而言，“新教倫理”之后的這個祛魅、科層制的世界，不那么光明。

　　第二，新教倫理作為一種入世修道，它本質上基于一種深沉而悲痛的末世論想象：雙重預定論。在其中，得拯救與下地獄的差距被無限擴大，而個人努力和意志在這個過程中完全無能為力。在這種緊張和恐懼中，它的確如兩位所說，是某種“超越性的宗教情懷”，因為和“得拯救”相比，塵世的其它事務都不夠真切，包括您們文中的“兒子”、“香火”與“家族興旺”。要將生兒子、傳香火和這種在世俗成功中看到虛無的“新教倫理”糅合在一處，恐怕是個巨大的學術“創新”。

　　“內卷”，另一個源于兩位作者的本職專業領域，并逐漸為各個領域所取用的重要術語。考慮到克利福德·格爾茨使用這個概念，本是為了描述一種“沒有發展的增長”，一種無效率的辛勤勞作。兩位作者既然將第一代農民工稱為“發展型的個體”，為何要說“他們愿意哪怕以‘內卷’的方式奮斗”？這大概是說發展型個體不惜做著“無效率”、“沒有發展”的苦工嗎？

　　“豐裕經濟”，或許是來自加爾布雷思的“豐裕社會”這一概念。加爾布雷思在其名著《豐裕社會》的開篇就提醒人們，豐裕只是新進經驗，它只是貧困海洋中的小小島嶼。而即使是這種豐裕，也伴隨著巨大的代際，包括環境污染、精神貧乏與財富分配不平等，不僅如此，這個社會中，生產者主權取代消費者主權，那些所謂消費主義的問題，根源在于生產的邏輯中的問題。既然援引了源自加爾布雷斯的概念，那么兩位作者不妨在分析青年與消費主義時，不將消費主義僅僅視為個體的德性問題，而看到生產，看到“社會”。至少，兩位作者應該在使用“豐裕社會”一詞時，一并點出它本來有著某種反諷和批判的含義，是在苦笑著自省“幸福如何奇妙地缺乏均衡……這便是美國精神嗎？”（ 加爾布雷思.富裕社會[M].趙勇，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181-182.）他們提出這一概念，是想詢問一種更全面的、平衡的、屬于更多人的幸福，究竟應當是怎樣的。

　　“局外人”，兩位作者在一種非常具體的含義上使用這個詞，也就是第一代農民工沒有參與到“孩子成長過程”之中。但既然提到了它，就將不可避免地讓讀者聯系到加繆，聯想到他的人道主義、他的深入骨髓的疏離感的術語。兩位作者不妨再深入一點，第一代農民工的確是“局外人”，他們在不止一處的地方是“局外人”。比起背井離鄉更糟的，是人們甚至可能失去那個能接納他們返鄉的“故鄉”，而這也正是本文主要擔憂的對象——“農二代”——所正在面臨的窘迫境況。

　　最后，我們再回到文章的最開頭。兩位作者指出，農民工為了“贏得社會性競爭，甚至實現階層躍遷”而努力工作。兩位作者認為這是發展型個體的特征，是值得其子女模仿的對象、努力的方向。不過呢，若是一定要將社會設想為階梯，那么也需要知道，有人占據新的位置，那么就有人會失去自己過去的位置。如果一定要競爭和排名，那么總有人排在后面——不論他們做的有多好。在此，我們衷心祝愿兩位作者今年、明年、以及年年績效考核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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