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1991年的海灣戰爭預示了人工智能技術支撐下的陸海空天加電磁和網絡的綜合軍事斗爭形態，今年的俄烏沖突則將軍事戰場之外、全球化條件下，以“攻心為上”的超限戰博弈方式展現在了我們面前。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對俄羅斯實行的心理戰由點及面，既針對俄羅斯的政治和經濟精英，也通過體育、教育、藝術、貿易、金融、科技等國際化組織和社交平臺，以全面孤立的方式針對俄羅斯民眾進行廣泛施壓，寄希望于通過“四兩撥千斤”的方式以壓促變，從俄羅斯內部瓦解其戰略攻勢。
不過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比較容易被忽視的側面，那就是美西方自身內部的心理防線建設。其所展現出來的“攻守皆備”的特點和效果值得中國重視。
俄烏沖突爆發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月25日，《華盛頓郵報》就刊登了一篇報道，梳理了沖突爆發前13天以及去年年底以來拜登團隊的一系列動作[1]。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或許還記得沖突前全球媒體上一度充斥了很多美國發布的俄軍部署和調動信息。拜登、布林肯、沙利文甚至親自上陣，預言俄軍隨時將發動進攻。
按照《華盛頓郵報》的說法，這種主動公開美國所掌握的戰略情報的做法都源自于去年12月底拜登所決定采取的一項策略。更有意思的是，該策略的重點并不在于阻止俄羅斯進攻烏克蘭，而在于通過發布特定信息來塑造美國國內的公眾認知，抵消來自俄羅斯方面信息的影響。
在西方特別是美國二戰之后積累起來的政治傳播文獻中，關于媒體如何通過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框架(framing)和啟動效應(priming)這三種主要模式來左右大眾心理認知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通過以特定的呈現方式來突出特定議題，西方所開發的政治傳播工具已經可以比較有效地左右大眾，影響其在行使政治判斷時的視野范圍和所依據的標準及原則。
比如在俄烏沖突爆發之前，媒體就通過突出烏克蘭的國家主權、弱化北約東擴的歷史、弱化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復雜歷史淵源、以及不斷強化普京本人所謂帝國野心的陰謀家形象，使得沖突爆發之后美國民眾很容易就接受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種單一解釋，從而為后續一系列針對俄羅斯的制裁贏得了公眾支持，甚至連石油和天然氣等生產生活資料價格高漲也一度被美國民眾接受為一種可以忍受的代價。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3月7日至13日針對10441名美國成年人的調查，32%認為美國對烏克蘭提供了足夠的支持，42%則認為遠遠不夠，只有7%的人認為美國支持過多。另外高達85%的人支持對俄羅斯進行嚴厲的經濟制裁，77%支持美國維持在烏克蘭周邊的北約國家中的軍事部署，甚至35%的人在可能爆發核沖突的危險下也支持美國直接采取軍事行動。
圖一：美國如何支持烏克蘭
圖二：對俄羅斯的態度
俄羅斯的心理戰手段一度讓美國頗為忌憚，以“今日俄羅斯”為代表的媒體矩陣在美國媒體市場上也有一定的影響力和受眾。美國這次通過消減“今日俄羅斯”的傳播渠道，加上上述心理防線的建設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就屏蔽了俄羅斯方面信息傳遞的效力。
即使普京三度親自上陣，長篇累牘地解釋俄羅斯的立場，但因為俄方已經喪失了對事件性質的定義主導權，所以目前看來對美國民眾并沒有產生顯著影響。雖然福克斯新聞臺中的一部分人基于“聯俄制華”的目的宣揚美國與俄羅斯和解，甚至有22%的共和黨支持者在蓋洛普的調查中希望美國完全撤出北約。但和皮尤的數據對比來看，目前這不是美國民眾的主流意識，也沒有影響拜登目前的對俄羅斯政策。
圖三：對北約的態度
如果說框架效應主要通過不同的敘事表達策略來影響公眾的判斷和決策，那么議題設定和啟動效應則更多試圖影響公眾進行判斷時所采用的依據。如果要達到最大效果，就需要經過一個長期的準備、鋪墊過程，然后才能在關鍵時刻發揮最大效用。這樣的一個心理建設過程本質上既是防守，同時也是一種進攻手段。在俄羅斯身上觀察到的操作模式和效果，目前在中國身上也在逐步顯現。
國內曾經有一個傳播甚廣的報道，CNN駐華盛頓特區的國家安全事務記者凱莉⋅阿特伍德在參加布魯金斯學會的線上討論時，提出了一個觀點，認為特朗普政府后期對待中國的一個重要操作特征就是要抹黑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形象，將中國在受眾心目中樹立成一個“壞蛋”。
那么美國媒體上近些年來在涉疆、涉港、涉臺、南海、知識產權、網絡攻擊等議題上的反復炒作，從政治傳播的角度來看，就可以理解為在為啟動效應做準備。通過在前期植入大量關于中國的特定負面信息和敘事，框定、塑造美國民眾對中國進行政治判斷的基礎和依據。這樣在以后需要的時候，后續信息就可以順利激活、調用已經鋪墊完成的前期信息和框架，讓民眾自主得出對中國的負面評價和判斷。
為了檢視2016年以來美國民眾對中國態度的變化，筆者選取了美國政治學界最權威的全國選舉調查數據(ANES)。該調查自1948年開始，每兩年或者每四年進行一次，問卷題項除了涵蓋受訪人的基本社會經濟狀況指標，還包括各種熱點問題。
2016年的一個問題指向美國民眾對中國軍事威脅的感知程度。2020年的一個問題則升級為對中國整體威脅的判斷。圖四右邊顯示的是2016年的回答情況。認為中國軍事是一個主要威脅的人數占比為45.11%，次要威脅的人數占比為41.88%。只有11.22%的美國民眾認為沒有威脅。圖左邊是2020年的回答。如果把回答項合并一下的話，可以看到認為中國是美國主要威脅的人數占比達到51.91%（22.73% + 29.18%）， 次要威脅的比例為40.22%（11.63% + 28.59%），認為沒有威脅的比例降到了5.83%。從2016年到2020年轉變看法的人群中，很大一部分從沒有威脅直接跳到了主要威脅。
圖四：中國對美國的威脅
圖五根據受訪者的黨派歸屬強度做了一個細分。共和黨支持者中認為中國是主要威脅的比例普遍高于民主黨支持者和獨立選民。這其中鐵桿共和黨支持者最為突出。認為中國是主要威脅的比例在2016年是57.98%，2020年是73.57%，上升了將近20個百分點。在所有不同類的黨派支持者中，認為中國沒有威脅的比例都顯著下降了。
圖五：各黨派支持者對中國的威脅感知
圖六反映的是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威脅感知。2016年的時候認為中國是主要威脅的人數比例隨著受教育年限的降低而小幅升高，也就是說，教育程度更低的人群中認為中國是主要威脅的比例更高。但是到了2020年，這個差別不僅基本消失了，而且研究生學歷中的占比反而達到了最高。
從高中以下到研究生，將“巨大威脅”和‘很多威脅’合并之后，認為中國是主要威脅的比例分別為46.3%，54.5%，54.25%，55.1%，56.18%。而且研究生學歷中認為中國沒有威脅的比例也變成了最低。我們一般假設學歷越高，行使判斷時所依據的信息豐富程度也會越高。由此反推也可以看出這四年中美國媒體敘事變化所帶來的深刻影響。
圖六：不同教育水準下對中國的威脅感知
圖七是根據年齡段的細分。1946至1964年出生的為“嬰兒潮一代“；1965至1980年的是“X 世代”，1981-1996年的是“Y 世代”，1997-2012年的是“Z 世代”。“嬰兒潮一代”作為最老的一輩，認為中國是主要威脅的比例從2016年的51.47%上升到了2020年的64.74%。“X 世代” 作為60、70后，“Y 世代”作為80后，認為中國是主要威脅的比例也分別都有增長。唯一出現下降的是“Z 世代”，從2016年的41.01%下降到31.31%，但“Z 世代”中認為中國是中等威脅的比例從41.65%上升到了57.82%。而且同樣也出現了認為中國沒有威脅的人數占比大幅下降的情況。
圖七：不同世代對中國的威脅感知
最后的圖八是根據地域的細分。不出所料，在共和黨占優的南部地區，認為中國是主要威脅的占比最高，2016年是49.36%，2020年是56.23%。其他地區的比例雖然略低，但和南部也并沒有顯著的差別。
圖八：不同地域對中國的威脅感知
以上只是針對數據的粗淺分析，但已經顯示出從2016年到2020年，可以說在美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無論是何種黨派歸屬和教育程度，對中國持有更高負面印象的比例都在增加。今年是美國的中期選舉年，ANES今年的調查要明年才能最后公布。不過圖九中蓋洛普的跟蹤調查顯示出，從2020年到現在，負面看待中國的比例同樣又有一個大幅躍升。
圖九：2020年以來對中國的態度
在美國這樣一個多族裔國家，要在全社會公眾意見層面取得一致并非易事。就對外政策而言，美國公眾由于缺乏具體的興趣和知識，更談不上能夠影響具體的對外決策。當年小布什就曾一再揚言，他并不關心民調和焦點訪談小組的分析結果，只關心做他認為是正確的事情。
遠的不說，從越戰到伊戰，再到撤出阿富汗，美國的具體決策和公眾輿論沒有任何關系。不過這不代表公共輿論在美國不重要。根據阿爾蒙德1960年的經典研究，美國民眾在對外政策領域的所謂輿論意見更多地不過是一種“情緒”。為了讓這種“情緒”不干擾甚至是順應對外政策精英的決策，美國總統團隊現在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去主動塑造、引導公眾情緒。
從數據上來看，美國公眾針對中國的情緒已經表現出比較高的負面同質性。這樣的心理塑造過程一旦完成，就將更加方便美國決策層在需要的時候制定更強硬的對華政策。中方的敘事角度和內容也就更加難以影響美國公眾。
不過這個看似攻守兼備的心理建設過程管得了一時，管不了一世。它對美國來說也可以變成一把雙刃劍——脫離了國際關系基本準則，這種技術流的政治溝通操作只會讓美國在集體迷思的道路上越滑越遠。
參考資料：
[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2/02/25/inside-biden-putin-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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