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相較于活躍的左翼文學、解放區文學和“十七年文學”研究，新文化運動研究略顯沉寂。它的重要性并沒有減弱，但有沖擊力的新成果可謂屈指可數。因此，2021年相繼問世的兩本新著《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學與思想論集》（季劍青，上海文藝出版社）、《另起的新文化運動》（袁一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就顯得格外引人矚目。這一年，“五四”百年紀念過去不久，又正值魯迅誕辰140周年暨《阿Q正傳》發表100周年，學界“戲臺里喝彩”的努力和社會層面的無感與淡漠構成奇異的對照。因此，這兩本書的出版或許具有“生不逢時”和“恰逢其時”雙重意味。同時，它們對現有的研究理路進行了深切省思，這也使這兩本著作構成了極有意義的參照，如同一面多棱鏡，同代人可以攬鏡自照，思考彼此的位置以及各自/共同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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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歷史研究，首先意味著更多事實的發現與知識的生產。在這方面，這兩本書都有重要貢獻。它們通過不同方式，在對固有的研究模式進行檢討的基礎上，嘗試引入新的視角，呈現出獨特的問題意識，豐富了學界對新文化運動的認識。
季著有著濃厚的思想史研究的色彩，同時又注重從文學角度發掘問題。其研究風格沉著持正，樸實無華，專注于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命題展開正面強攻。書中所討論的問題，如白話散文自身的演變、語言文字問題在“五四”時期的特殊作用、魯迅從文言轉向白話的內在動因等，都是新文學運動最基本但又研究不足的問題。又如新文化與“啟蒙”概念的關系、現代文學的起點、“早期現代中國”論述等，也都是當代研究者既感重要又覺棘手，也因此會盡量避而不談的重大命題。此外，書中涉及的“五四”時期“文學”觀念的變化、民初新文化人倫理關切的發生、新文化的地方拓展等，也都是學界長期關注的重要問題。處理這些問題的難度可想而知，季著采取的策略，一是在研究方法上多借助具體案例，回到事實本身，夯實史料基礎，步步為營，不尚空論；二是借鑒20世紀90年代以來近現代思想史的研究范式，將具體的歷史研究與宏觀理論思考相結合，從而結晶為一部有著思想密度和思辨深度的厚重之作。
有趣的是，袁著的風格與季著恰構成了奇正相生的對照。上述季著中思辨糾纏的諸種難題，袁著中甚少涉獵，作者立志講述的，乃是另一個/多個歷史敘事。在她的筆下，新文化運動那些長期不被關注的“邊角碎料”，諸如劉半農的棄暗投明、新文化刊物的廣告交換、康白情的新詩唱和、新文學家的游戲筆墨，乃至白話文的書寫形式、心理學家的漢字實驗等，經過作者的選裁剪切，無不重獲生命，面目一新，變得極具可讀性與啟發性。柯勒律治曾說：“讓靈魂擺脫客觀事實的禁錮而獲得自由，這種擺脫的能力就叫想象力”1，而袁著誠可謂是擺脫了固有論述模式的禁錮，重獲歷史敘事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從袁著的前言、后記可清晰看出，作者雖得歷史敘事之妙味，但她并不滿足于僅僅構思并講好一個故事，而是要通過具體而微的事件/個體研究，通過“隱藏文件”的挖掘和打開，對新文化運動研究進行方法論意義上的清理和重啟，是要以多學科理論的介入來處理文化史、社會史、思想史和文學史重疊層壘處的問題。
作為青年學者的成果，這兩本書與近二十年的學術潮流當然有緊密的關系。如果做一個不盡準確的描述，季著可能受汪暉影響多些，而袁著可能更多有著王汎森、羅志田的影子。這樣說并非是要弱化他們的獨創性，而是想表明，在學科邊界日益模糊的今天，在更年輕的一代學人那里，固有的“現代文學研究”范式正在發生轉換，更為多元的論述空間被漸次打開，這些都給研究者帶來了機遇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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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新的范式轉移以及由此帶來的挑戰，這兩本書的作者皆有所感，兩書也能夠折射出某種共同的問題乃至時代情緒。
顯然，他們都有“解綁”與去魅的共識，也就是致力于將新文化運動從各種“巨型論述”模式的綁定中解放出來，進而將新文化運動去魅。季劍青提出，新文化運動最值得珍視的歷史遺產，是它面向未來的開放性，這種開放性是無法用“啟蒙”來概括和窮盡的。2事實上，無論是“啟蒙”“革命”還是“現代性”等概念，都不足以窮盡新文化運動的開放性。“解綁”的另一層涵義，是在研究方法上，逐漸從文學史、思想史上解鎖，轉向吸收、容納一些新的研究路徑，如概念史、微觀史、心態史、閱讀史、地方史等，形成方法的交錯和疊用，這些都將使新文化運動擺脫原有嵌入巨型論述結構的僵化狀態，而重新“滾動”起來。用袁一丹的話來說，就是要“用現在進行時的‘新文化運動’取代過去完成時的新文化運動”3。應該說，季著和袁著在不同方向、不同程度上，都實現了對新文化運動的“解綁”和復蘇，成功實現了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的“再問題化”，釋放出了極大的學術動能。可以說這是一個“雙重解放”的過程：伴隨著新文化運動從目的論歷史敘事中獲得解放，研究者自身也從文學這一學科的制限中解放出來。
然而，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這一“雙重解放”帶來的不僅僅有自由的快感，還有失去重心和位置感的焦慮。這兩本書既呈現了這一解放帶來的結果，也呈現了對之的詢問和反思。例如，季劍青一方面強調新文化運動研究應該從啟蒙主義等諸種論述框架中“解綁”，同時又認為，新文化之所以被認為是“現代”的起點，正是因為它們為現代中國確立了真正的價值基礎，這個價值基礎是為了“重新確立中國作為新的政治體和文明體在世界上的位置”。那么，這是不是一種以文明論為理論依據的新目的論敘事呢？能否把這種論述視為為新文化運動重新確定坐標系的一種努力，命名為“文明論敘事”或者“文明體敘事”？在另一處，他又提出，新文化運動最值得珍視的歷史遺產是面向未來的開放性，而從新文化運動的政治果實—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身上，也能看到這種開放性。中國革命的特殊性在新文化運動中已露出端倪：“新文化運動所滋養的、在實踐中歷史地展開的中國革命，沒有遵循馬克思主義預設的普遍道路，它的特殊性正是創造新的普遍性的前提，中國革命之所以具有世界意義端在于此。”4作者如此強調新文化運動與中國革命的內在聯系，是否是想從新文化運動的后果社會主義革命倒推上去，重新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這樣一個論述結構中錨定新文化運動？文明論論述框架和中國革命論述框架，兩者顯然不同，但可以看到，作者似乎是在不同的思考方向，嘗試為新文化運動重新確定一個歷史坐標系。
袁一丹的研究受新史學的影響，更重視對靜態、一元史觀的破除，強調用現在進行時取代過去完成時。但這個“現在進行時”更多只能在比喻意義上理解為在學術研究層面研究對象的豐富性和可能性，而不能理解為一種否認歷史客觀存在的歷史相對主義。事實上，已經成為歷史的新文化運動是不可能再“進行”起來的。如果一種事物永遠在運動和進行之中，那它就無法成為歷史，也就無法對其進行歷史考察和知識論意義上的認識和理解。所以，袁一丹雖然受新文化史的影響，但在警惕自身研究的碎片化和虛無傾向上，她和季劍青一樣都極為敏感。她雖然關注的多是宏大結構中的“剩余物”，但她又強調要由“碎”立通，把從歷史現場拾得的碎片，拼成一幅新的圖景，要通向一種自內而外的“歷史綜合”。可見，對歷史的整體把握始終是她的目標之一。她甚至提出，真正的困難在于價值重估：“沒有一個新的價值旨歸，大概只能復述或修補原有的敘事模式，不可能把新文化如何發生的故事講出什么大的新意來。”5在這里，可以看到她和新史學的某種內在的疏離。具體研究中不妨吸收后現代史學的技巧，而最終旨歸仍然應是對歷史的整體認識和把握。這種整體認識和把握，不是對固有的目的論模式的改頭換面，但也不是走向碎片化和去中心化的歷史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而是在新的長時段的世界/中國視野中，建立一種新的、更有生產性的新文化運動論述框架。
然而，在一個啟蒙、現代性、革命等“巨型論述”幾乎被解構殆盡的時代，如何確定一個新的價值旨歸？從哪里開始確定新的坐標系來恰如其分地安放新文化運動？換一個問法就是，研究者如何確立自身的價值立場？對于前輩學者而言，他們信念篤定、不動如山，如周策縱以“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6為座右銘；如陳平原宣告“五四之于我輩，既是歷史，也是現實；既是學術，更是精神”7。但對青年一代而言，這或許是個從零到一的難題。所幸面對這一難題，兩位作者都嘗試給出了自己的回答。在我看來，季劍青的答案或許是一種新的左翼革命史觀。因為新文化運動與中國革命有著直接的、緊密的聯系，對中國革命、政治的重新理解將有助于歷史地把握新文化運動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中的獨特意義。袁一丹的設想則是不急于確立某種價值立場，而是以退為進，從史學（包括社會學等其他學科）回撤到文本。解讀文本雖然可以各顯神通，言人人殊，但其符號形態至少是穩定的，如果價值立場暫時無法確定，回到文本可能是一種更為有效地獲得確定性的途徑。這和瞿駿所說的“五四”研究不妨回到“史實重建”8或有異曲同工之妙。
問題在于，無論是擁抱革命或回到文本，這只是兩位作者設想的答案，而且未必不會引起爭議。面對同樣的問題，“只緣身在此山中”的我們，又該去哪里尋找自己的答案？
1 轉引自羅伯特·錢德勒：《“為長眠者發聲”：瓦西里·格羅斯曼的生平與作品》，瓦西里·格羅斯曼：《生活與命運》，力岡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XXVI頁。
2 季劍青：《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學與思想論集》，第251頁。
3 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運動》，第2—3頁。
4 季劍青：《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學與思想論集》，第252頁。
5 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運動》，第5頁。
6 周策縱：《英文初版自序》，《五四運動史》，陳永明等譯，岳麓書社1999年版，第5頁。
7 陳平原：《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序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頁。
8 瞿駿：《五四：地方視野與長程革命》，《讀書》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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