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團結：從考試開始的潤物細無聲

　　就在筆者動筆寫作本文時，以揭露“高華”、“殖人”通過各色NGO配合西方意識形態侵略而聞名世界互聯網（雖有筆者吹捧之嫌，）的賽雷話金在B站更新了一期名為《美國名校敲門磚，竟成洗腦中國學生的利器》的視頻，筆者抽空看了下，做的非常精彩，可以說極大的彌補了我國群眾和輿論對這些長久存在的意識形態進攻機器的懵懂無知。但很不幸，似乎又一次遭遇不可抗力的賽雷很快又發了一個動態（此動態已經被刪除）表達自己的失落。

　　如果你真的看過賽雷的這部視頻，你很難以所謂的“煽動仇恨”、“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等“正確”理由來對予以限流乃至刪除進行辯護，因為這樣的意識形態入侵是如此的堂而皇之，是如此的無孔不入，是如此的精準投放——

　　能消費得起這些東西的用戶（能夠投入時間金錢和精力刷美式辯論賽的留學用戶即便在留學群體里也屬于最上層階級），很大概率會在將來構成一個國家的精英階層（再思考，為什么我國的最高權力人員的教育背景都是較為本地化的？），而一個精英階層從小接觸的就是一個已經劃定了范圍的單邊主義政治議程，那么無論這些精英階層來自于哪一個國家，他們都或多或少的會對這種單邊主義政治議程產生“思想鋼印”，從而把有利于維護乃至延續歐美主導的后現代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事堅定的認作正確的事。

　　要強調的是，這并非是說所有出國留學的人都是資產階級，但僅就筆者的觀察來看，這個群體說是傳統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的可能性也并不太高，客觀來看毫無疑問是屬于“精英”階層的現役與預備役。

　　然而，這種已經足夠觸目驚心的揭露只不過是后雅爾塔時代，歐美對世界的話語權壟斷的冰山一角罷了。哪怕我們只從賽雷給出的《全美中學生學術辯論與演講》（NSDA）的例子進行有限度的延伸，我們也會看到，即便NSDA的認證有助于申請美國名校，但只靠這個恐怕也并不能成功申請到美國大學。

　　事實上，熟悉或者了解留學行業的人應該知道，比起其他西方國家，美國大學幾乎沒有明確的錄取要求（起碼對中國留學用戶是這樣的），但無論如何，英語能力證明（TOEFL）和SAT成績（對高中生申請Undergraduate）與GRE成績（對本科生申請Master）都是某種意義上的必須，而不管是TOEFL、SAT還是GRE都是由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ETS）所提供的。

　　作為一個能提供美國大學入學申請“硬證明”的私立非營利性教育考試和評估機構，它理所當然的雇傭了大量擁有博士以上學位的人，與此同時，其大約25%的業務（主要是SAT項目）交給了另一個私立會員制非營利性機構College Board，而這個College Board除了和教育機構合作之外，赫然還與另一個所謂的非營利機“National Constitution Center”有著合作。

　　這個名叫“國家憲法中心”的非營利機構看似只是一個博物館，但是來頭不是一般的大，其歷任主席包括了兩位布什（曾擔任總統的老布什與曾擔任過總統的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還有比爾·克林頓，以及喬·拜登（2017-2019）——如果非要類比的話，這個“博物館”恐怕實際上對應的是類似于我國“中央黨校”的機構。

　　當然，筆者并不是要借此證明，SAT、GRE等考試的提供機構刻意的將這些考試作為國內外的意識形態傳播工具，起碼能夠成為實錘的證據已經超出了筆者的搜尋能力，但客觀上我們同樣無法否認這些考試的確存在政治背景，即便在程度上不會達到NSDA那樣的圖窮匕見，恐怕也逃不掉有意無意當中的畫地為牢。

　　要強調的是，筆者并不認為在當前的歷史階段中，各個意識形態載體（主要表現為國家與各色企業、組織）在各種方向上傳播自身的意識形態這一行為是錯誤的。實際上，如果我們按照上文的方式對各國高等教育進行溯源就會發現，但凡有著較為完整教育體系的國家，權力階層與高等教育都是有著共生關系的。無論如何，即便結構性的壓迫依然普遍存在，但可持續性的竭澤而漁總好過馬西埃式的歸零重啟。

　　只不過，問題并不在這里，問題在于1991年蘇聯解體后（其實還要更早），某一種混雜了多種特定傾向的意識形態成為了世界精英人口腦海中的宰執——而這種宰執隨著世界范圍內高等教育的，從本科入學到博士畢業這段時期內的學術方向同質化，對全球不同地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階級基礎的“非精英人”造成了可怖的話語壟斷。

　　精英的畫像：你不能審判我！我就是正義本身！

　　研究說服、宣傳、“洗腦”的著作，中外加起來已經不知道有多少了。但僅就筆者匱乏的閱讀量所感，幾乎所有的相關作品，都將這上述的這三個概念與“中共”和“蘇聯”以及“納粹”進行深刻聯系,而對歐美，特別是歐美上世紀80年代以后，也就是泛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說服與宣傳采取了筆者看來屬于“小罵幫大忙”的描述。

　　長久以來，對于很大一部分受到過高等教育，在社會階層中有著中等偏上地位的人來說，從漢娜·阿倫特那本《極權主義的起源》到福柯那本《規訓與懲罰》以及其他的一些作品（可以點名的人實在是太多了，比如什么德里達、鮑德里亞之類）承擔了構建上述敘事背后哲學與觀念的“客觀來源”。（之所以不說全部是因為筆者還是知道一些基本不以這個視角來寫，不以這個“司空見慣”的先驗當做學術真理來進行研究的學者）。

　　也就是說，對于相當一部分受到過高等教育，自知和不自知享有優越社會地位的人往往會以所謂“新聞專業主義”的態度審視中國的一切現存媒體，視它們為“宣傳的”、“洗腦的”機器而區別于他們眼中“真正的”、“獨立的”第四權力。

　　最近也最好的例子就是微博站方不對辱罵愛國網友還有中國男性的種種詞匯言論進行限制，反而將“殖人”等回擊西方中心主義入腦者的詞匯給歸納進“網絡暴力”的領域。有著基本修辭學素養且并沒有在當代新媒體平臺上消費精神圖騰消費到發瘋的人都不會否認所謂“蟈蝻”、“粉蛆”、“辣脆”等詞匯中的任何一個都比“殖人”更加凸顯網絡暴力呢？

　　可怕之處在于，就如前文所說，熟稔的消費這些詞匯并施以網絡暴力的人并不覺得自己是錯誤的，反而認為是真正的精英分子在伸張正義、打擊落后，典型如萬門大學的童哲校長，這位初中就讀于廈門外國語學校，高中就讀于廈門雙十中學，以全國中學生物理競賽福建省第一的成績保送至北京大學物理系的“精英”，在徐州豐縣事件與俄烏戰爭上的表態就可以證明這點。因此我們需要回答的問題是，活躍在各路新媒體平臺上的“精英”們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呢（或者至少是假裝相信的是什么）？

　　過往的諸多文章中，沉思錄的各位作者針對這種被縮寫為“白左”的特定意識形態信眾做過諸多批判，但今天我們還是要給這樣的信眾一個具體的描述，考慮到來源于五月風暴的歐美后現代哲學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復雜關系，筆者在這里傾采取兩位被認為是“反共產主義/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雷蒙·阿隆與艾倫·布盧姆（前者同樣厭惡奧地利學派，很難想象他活在今日會得出怎樣的看法，后者倒是很有可能成為美國新保守主義、另類右翼的哲學來源）的描述。對于筆者來說，在當代全球主義“精英”泛濫的情況下，這兩位可謂是“敵人的敵人”：

　　“如果只有敵視一切正統性和能感受到一切苦難的人才是左派，那么為什么只有美國沒有這種左派？（阿隆，1955）” ——《知識分子的鴉片》

　　“也有一些把現有的東西加上華麗的包裝，毫不費力地填補真空的努力——國外研修的安排，個性化的專業，等等。于是就有了黑人研究、婦女研究或性別研究，以及‘其他文化的研習’（布盧姆，1987）”——《美國精神的封閉》

　　筆者特意采用了應當被當代絕大多數受過留學教育人士所深惡痛絕的某種格式去凸顯這兩部作品的年代，我們會發現在阿隆出版他那本書的十多年后，法國發生了五月風暴；布盧姆在他痛罵美國大學體制在批量生產廢人和巨嬰后，新自由主義的噩夢籠罩了全球。我們應當看到上述兩段引用之間的聯系以及這種聯系所產生的諷刺，因為阿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用來反駁的例子已經在八十年代末期成為了布盧姆所批判的現實，并在今天成為了美國和它的“世界公民”所習慣與先驗的話語霸權。

　　Come on，你不會不承認美國和它的世界公民已經全是由阿隆筆下的“這種左派”構成了吧？

　　從來文章傾社稷：you are what you read

　　我們必須要承認的一件事是，即便是最最最優秀的“文史哲社”學者與“理化生工”科學家，認知世界的第一選項也不是研討會、更不是論文與試驗，事實上，如果不假思索的全盤使用前文所提到的后現代主義哲學邏輯，那么研討會、論文與試驗本身都是“殘酷無情的理性主義”因而不值得相信——回到主題上來，我們認知世界的第一選項恰恰是各種各樣媒介/媒體，這種情況正如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所說，媒介是人的延伸。

　　筆者本人更傾向于化用那句現今已經廣為人知的“you are what you buy”為“you are what you read”來形容這一境況。在電子媒介前所未有的將人所感受到的信息與人自身相連之后，固然本節的小標題“從來文章傾社稷”有唯心主義之嫌，但結合筆者之前的幾篇文章，我們實在是不能否定這個論斷還是有著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

　　只要你對公眾輿論有所觀察，你就不能否認，至少在絕大多數城市人口所消費的新媒體平臺上，這些在現實層面上擁有巨大權力、掌握巨大資源的“精英”們的聲音也從來沒有小過，和他們鼓吹的自身的人權與自由受到很大限制不一樣，他們在這方面的力量簡直大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某本分析國內傳媒發展的相關著作的部分論述

　　事實上，我們只要做一個簡單的名詞替換，我們就會發現今天的許多平臺上，圍繞著“如何反對戰爭”、“如何推進平權”、“如何建設更好的中國”等議題中，新生代去中心化（偽）政治自由主義城市知識分子得到的幫助是無窮無盡的，而這種無窮無盡的浪潮在一次重大地緣政治變化所引發的潮水退卻之后卻使我們發現有很多人真的在裸泳。

　　比如在俄烏戰爭初期，有一條大意是“不管怎么樣、不管什么理由，發動戰爭的人死全家”（不保證完全正確、但大意上是沒問題的）的微博從一個去中心化的KOL（這類去中心化kol可以被描述為活躍，但作為凝結核的小圈子暫時沒有那么大的影響力，因而具有“先驗性的平民化的正常賬號”認知，且上述描述不代表該KOL就是個假人或者“50萬”）迅速擴散到了幾萬乃至十幾萬的轉發。

　　筆者是希望自己能夠相信中國真的有這么多可愛到幼稚的反戰者的，但即便真的有著這么多的反戰者，其“集結部隊”的速度也已經快到讓讓某位阿姓指揮官汗顏。微博因為“俄烏戰爭”所揭露出來的、早已爆發多年的信息戰“不得不”（這是筆者的猜測）開啟了該話題下IP顯示地域這一功能，結果我們發現，鋪天蓋地的轉發下各種令人撕心裂肺的評論與故事中，大多數的IP根本就不在中國大陸。

　　這一現象不僅出現在“反戰”議題上，在更早一些的徐州豐縣事件上，我們也能看到名為“激進女權主義”的后現代哲學派別思潮誕生的種種故事在鋪天蓋地的轉發與評論中替代更為深刻、更能解決問題的歷史唯物主義平權敘事（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將男性視為敵人的激進女權主義早已不承認歷史唯物主義平權了）。

　　歷史愈發的告訴我們，痛苦和折磨才是生活的真諦，因而筆者一直在思考的是，作為一個有著共產主義革命傳統的國家，究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們的精英放棄了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的敘事邏輯，轉向了“民主與專制”/“自由與獨裁/“女權與男權”（請注意，這三者的演進與聯系很好的表現了布盧姆所說的“把現有的東西加上華麗的包裝，毫不費力地填補真空的努力”）的敘事邏輯呢？

　　按照趙月枝的說法，“從 1980 年代開始，國際體系上的主導意識形態話語，就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變成了‘民主與專制’的對立。針對這一話語體系的轉換，一方面蘇聯領導層似乎并不在乎，因為他們對社會主義已經失望甚至可能準備背叛了 ；一方面我國整個改革開放時期的意識形態斗爭也從‘不爭論’慢慢到不談‘姓社姓資’。由于蘇聯和中國都不再在國際話語體系中旗幟鮮明地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話語體系，西方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國際話語，也就是‘民主對專制’的話語體系，就成了一套霸權話語。一旦進入這套話語體系，我們就被套進去了，仿佛成為“專制”一方，而西方儼然成為“民主”一方。這樣對號入座必然失去話語的定義權和領導權”（趙，2018）。

　　從這里，我們終于獲得了一個時間上的線索和一個極為清晰的結論，但任何意義上的話語霸權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個熱愛吃肉的人是不可能因為旁人的一句話就瞬間變成虔誠的素食主義者的，因此，肯定有一個關鍵的人，一本關鍵的著作、一個關鍵的體系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有意與無意：傳播學科與雅爾塔塑造的世界

　　中國當代各大高校所教授的建制化、學科化的新聞傳播學是誰創立的？幾乎所有的業內人士都會承認施拉姆的決定性地位。即便近些年的前沿研究表明，1970-1980年代引導海外傳播學傳入中國的學者并非只有施拉姆一個，但無論是是赫伯特·席勒還是達拉斯·斯邁斯的理論都沒有成功落地中國，席勒本人的訪華之行因為種種原因沒有成型，達拉斯·斯邁斯雖然比施拉姆來的更早，并留下了第三世界國家要想辦法建立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文化流入的文化防壁的箴言，之后便在某種程度上神隱了。

　　對上述的解釋采取一種去政治化、歷史巧合化的定論是容易的，是不太會引起爭議的，但如果我們將新中國的歷史納入考量范圍，我們是否會得出不太一樣的結論呢？畢竟，系統化的引入海外傳播學理論著作（區別于建國前極為新聞學碎片化的研究，也就是所謂第一次傳入）最早是1956年，那一年正是一度滿懷熱情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而那本被引入的傳播學著作卻恰恰是威爾伯·施拉姆的《報刊的四種理論》。

　　威爾伯·施拉姆，是美國傳播學的主要奠基人和集大成者，被人譽為“傳播學之父”。首次提出報刊四種理論：集權主義、自由主義、社會責任主義、蘇維埃理論（其實從這四大分類中就能看出某種意義上的圖窮匕見）。建立了第一個大學的傳播學研究機構、編撰了第一本傳播學教科書、授予了第一個傳播學博士、是世界上第一個具有傳播學教授頭銜的人。

　　施拉姆在1982年4—5月的“破冰之旅”（余也魯、施清彬、崔煌芳、章琪琦，2012）為中國當代傳播學建立奠定了學科范式。這履歷聽起來像是一個學術地獄笑話：“我終于從埃及學博士畢業了，這樣我就可以通過教授埃及學來謀生了”。但無論如何，施拉姆在中美兩國傳播學學科范式的建立上是具有統治級地位的，這種統治級地位并不會因為近些年尖端領域對其的兩種批判方向而有絲毫的改變。

　　究其原因，閱讀著《報刊的四種理論》以及圍繞施拉姆所定基調與范式產生出的種種學術從而成長起來的一代又一代新傳人們在漫長的數十年里構成了我國新聞傳播職業領域的絕大多數。而且不止傳統意義上的新聞人、媒體人（值得注意的是，施拉姆訪華的第一站其實是廣州而不是北京上海，而廣州誕生了后來臭名昭著“南方系”）、大學講師、大學教授，傳播學的就業領域甚至還有市場營銷、公關等方向，施拉姆的徒子徒孫們甚至在最近新傳考研門檻提高之后在B站上貢獻了以施拉姆為主題的“范大將軍MEME”。

　　筆者一直相信，任何一個寫作者，TA本身的經歷會很大程度上影響他的著述。比如?？?，這個后現代神話圖騰一般的人物，在去年陷入了一場“戀童癖”指控風波。筆者之前只是知道他和激進女權主義奠基人波伏娃還有其他一些后現代主義哲學家簽名支持過《關于修訂針對未成年人的性犯罪法的公開信》，信中提議將成年人與15歲以下未成年人之間的自愿性行為合法化。即便戀童癖的指控是來自資本主義與前現代國家的陰謀論（是的，筆者知道最初指控?？率菓偻钡娜说恼伪尘埃P者也看過半島電視臺刊登的突尼斯學者Haythem Guesmi的評論文章），但知識分子寫作自己的傳世著作的時候，難道真的一點也不會受到自身興趣愛好的影響么？

　　我想是不可能的，筆者甚至認為某些人（比如馬茨內夫，他自己承認自己干過）就是為了給自己能合法“享用”“各種顏色的幼瘦”才寫出一大堆佶屈聱牙的概念“justify”自己的行為。古人云，知(智)足以距(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這句話不僅可以拿來重新審視整個后現代主義哲學，也同樣可以拿來審視威爾伯·施拉姆。

　　那么，威爾伯·施拉姆到底是誰？他只是一個單純的奠基人級別的學者嗎？隔壁比我在新傳領域更專業的通吃島島主在他的《美國的心理戰和宣傳戰友多厲害？長達100年的心靈控制術》提到了美國一直在做的宣傳戰與信息戰，卻在某種意義上一直不被中國智識階層承認，或即便承認但也有意無意的暗示其影響并不巨大到讓人感到可怕的地步，認為中共/蘇聯/馬列/納粹才是房間里的大象。

　　之前筆者經由島主的推薦，閱讀了《脅迫之術：心理戰與美國傳播研究的興起（1945-1960）》，也在之前的文章中稍微提到了一下施拉姆與拉扎斯菲爾德等人（都是些新傳人熟的不能再熟的名字了）在美國宣傳戰、心理戰、信息戰扮演的角色，但是，島主或許出于自身的學術前途考量，筆者則出于“時候未到”的考慮，刻意（至少筆者確實是刻意的、島主的想法是我猜的）隱去了本書第八章的相關內容：

　　“施拉姆20世紀年代以來 有關傳播的一些重要著作今天依然無法看到，原因是它們與中央情報局和軍方資助的心理戰項目密切相關，政府堅持要將這些文件保密30年以上。即便如此，我們依然能夠追溯施拉姆的職業生涯究竟與美國心理戰運動產生了何種程度的關聯。例證如下：

　　1. 美國空軍對朝鮮戰爭中美國心理操縱的研究。該研究的成功以多種語言反復出現在美國政府資助的學術性和大眾性出版中。

　　2. 美國新聞署的若干重要研究，其中包括對該機構的“評估”，“評估”項目是在施拉姆擔任一家公民委員會主席時完成的，該委員會積極拓展美國新聞署的行動。

　　3. 整個20世紀50年代受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解放電臺（Radio Liberation）的委托，對自由歐洲電臺（Radio Free Europe）和解放電臺（Radio Liberation）的項目開展分析和咨詢服務。這些電臺表面上是私營，實際上由中央情報局管理。

　　4. 擔任國防部長特別行動顧問小組的秘書長。該小組主要專長是為宣傳行動、心理戰和秘密行動設計計劃。

　　5. 在具有高度影響力的國防科學委員會任職。

　　6. 美國新聞署和美國之音資助了施拉姆的若干著作。包括《大眾傳播的過程與效果》（1954）、《報刊的四種理論》（Four Working Paper on Propaganda Theory，1955）、《人類傳播科學》（The Science of Human Communication,1963）,以及其他流傳廣泛的教科書。

　　7. 與美國海軍研究局的大量研究合同

　　8. 晚年參加了美國國際開發署（U.S.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關于薩爾瓦多、哥倫比亞等國大眾媒體發展的項目。

　　綜上所述，以目前的公開資料來看，政府的心理操縱行動在施拉姆職業生涯的特定時期內扮演著核心角色。正是這一時期，按照坦卡特的說法，施拉姆“幾乎憑借一己之力構建了之后幾十年被廣為運用的傳播研究范式”。

　　當時筆者看完這個列表與結論之后的腦海里閃過的第一個疑惑是，中國有沒有類似這樣的人物呢，筆者迅速過了一遍腦子之后，只有一位名叫“方濱興”的中國工程院院院士在“信息”這個當前尚處于去政治化概念階段的領域有類似建樹，而他的建樹比起施拉姆的全面進攻式也更傾向于防守反擊式，而更有意思的是，長年遭受詆毀諷刺與咒罵的方院士則在最近信息戰、宣傳戰終于通過冷戰結束后最大的地緣政治變化展現在中國人民面前之后，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解，這不得不讓人想起尼采的那句“我的時代尚未到來，有的人死后方生”（沒有咒方院士的意思）。

　　在本文的第一小節中，筆者就強調過筆者完全理解各個意識形態載體（主要表現為國家與各色企業、組織）在各種方向上傳播自身的意識形態這一行為的正當性。當代的人們真正要思考的問題恐怕不是否定宣傳/傳播本身，而是要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說CIA雇員施拉姆本人在學術上的成就是他本人與美帝國主義合作下的“有意”，那么國內一些大學在1956年就引進《報刊的四種理論》（Four Working Paper on Propaganda Theory，1955）這樣的尖端理論進行“內部批贊判同”，以及1978年后傳播學入華最終確定了施拉姆作為范式奠基人的事實難道真的只是歷史的“無意”嗎？

　　在這樣的思考下，一些人所鼓吹的“聲音大不一定正確”與“聲音大的前提是要讓人說話”難道不是一個巨大的諷刺嗎？就一直學習著“美式冷戰新聞學”并自以為對新聞、對信息“去政治化”后的中國媒體人們，又怎么不能事事都以歐美為準，相信歐美的一切信源都是真實的事實呢。通過媒體報道某一特定傾向的知識分子的學術，再吸收從特定傾向的知識分子的學術進行再生產后，再產生新的精英從業人員，從而徹底實現話語壟斷的閉環。無怪乎當大眾終于發出壓抑許久的怒吼時，這些自詡代表著大眾的知識分子們驚恐的斥責大眾為民粹化的帝國主義分子呢。

　　《紐約時報》曾經說過，如果一個自由的、不經審查的新聞界在阿拉伯世界出現，那么，很多美國人都會為自由的中東媒體所說的內容感到震驚。而這樣的震驚終究通過2016年與2020年大選展現在信奉城市政治自由主義的“世界公民”面前，而TA們那個時候的丑態真讓筆者有一種“守得云開見月明”的觸動啊。

　　兩種批判：西方的，還是獨立的？

　　必須要承認，無論是廣泛意義上的左翼領域，還是具體領域里的學科，即便美國所主導的冷戰思想鋼印已經深深影響了無數人（哪怕就是筆者，在寫作過程中也不止一次的質問自己，質問自己的文章會不會成為陰謀論者的語料），伴隨著解構主義哲學（法國的后現代）與后殖民主義理論（中國的獨立自主）的興起，針對美帝國主義在各種領域霸權的批判也已經此起彼伏。

　　而我們在新媒體平臺上觀測到的，也正如筆者在前面一小節所說的，第二代偽去中心化政治自由主義城市知識分子，攜解構主義、或者說后現代語料工具與世界觀開啟了對一切敘事的轟轟烈烈的批判（畢竟TA們已經徹底否認了歷史，認為歷史由權力隨心所欲的塑造），不得不說這樣的批判思路占據了主流。

　　沉思錄的文章已經不止一次的揭示了“五月風暴”所誕生的哲學與新自由主義的關系，大衛·哈維則寫的更加赤裸：

　　“任何將個人自由提升到神圣位置的政治運動都有被新自由主義收編的危險。例如，1968年世界性的政治動亂被要求更多個人自由的欲望所扭曲。就學生而言事情就是這樣，他們受到1960年代伯克利“言論自由”運動的鼓舞，走上巴黎、柏林和曼谷街頭，在墨西哥城遭到無情槍擊（恰在1968年奧運會前夕）。他們要求擺脫家庭束縛、教育束縛、公司束縛、官僚體制束縛以及國家束縛。但是，68運動同樣把社會正義視作首要的政治目標。

　　然而，個人自由的價值和社會正義并不必然相容；追求社會正義預設了社會團結和下述前提：考慮到某些更主要的、為社會平等或環境正義進行的斗爭，需要壓抑個體的需求和欲望。但是，社會正義和個人自由的不同目標卻令人不安地在68運動中混淆起來。這種張力的最好證明就是傳統左翼（擁護社會團結的有組織勞工和政治黨派）和渴望個性解放的學生運動之間那種令人擔憂的關系。1968年事件期間，懷疑和敵意在法國瓦解了上述兩股勢力（例如共產黨和學生運動），便是佐證。雖然消除這些差異并非不可能，但很明顯雙方存在著根深蒂固的隔閡。新自由主義修辭以其對個性自由的基本強調，有力地將自由至上主義、身份政治、多元主義、自戀的消費主義（narcissistic consumerism）從想靠奪取國家權力來追求社會正義的社會力量中分離出來。比如，美國左翼長期面臨的棘手麻煩，便是無法一方面確立實現社會正義需要的集體紀律，另一方面又不冒犯政治參與者表達個人自由、徹底的承認與特殊身份的要求。新自由主義不曾創造這些差異，但能輕易利用它們——如果不是煽動的話”。

　　認為西方左翼這些年的實踐失敗了的不僅是大衛·哈維，“鼻炎黃段子高手”齊澤克也一樣，而筆者則更干脆的認為，歐洲興起的批判思潮，同樣也是在冷戰美國的指揮棒下翩翩起舞，畢竟根據《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的說法，歐洲的文化思想界，早已有意與無意的被種下擔當起奈亞拉托提普（克蘇魯神話中的一位外神）化的美國的“官方反對者”的種子。

　　在俄烏戰爭中歐美媒體集體爆發的“烏克蘭人比阿富汗人更白”事件難道不是這一論斷最好的佐證么？我們已經知道，并不是說因為你是一個“左翼”大拿，你就一定不會和CIA合作，涉嫌參與顛覆第三世界國家去殖民化政權了——當“進步”本身都成為一個可疑的詞匯，那么我們對如今互聯網上的各種各樣的“戰爭”將會有著更加深刻的理解。

　　呂新雨在一場名為《政黨組織傳播與延安新聞傳統》的在線講座中提到了“延安道路”的重要性。她指出，“獨立自主”這一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命運、拒絕依附地位的中國道路，奠基于延安時代。在這樣的革命史觀中，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既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由之路，也是決定中國社會主義性質的必由之路。

　　這一過程從延安時期的文藝、新聞為工農兵服務，到毛澤東時代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醫療衛生下鄉，一直到今天黨的十八大以來鄉村振興戰略，全國19.5萬名機關干部駐村任第一書記，277.8萬干部駐村扶貧——以政黨政治的方式推動城鄉差別的改變，這一內在的邏輯依然延續，值得從二十世紀以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中重新理解。

　　不僅要重新理解，還要想方設法變得更好。

　　后記

　　筆者寫作本文的初衷來自于筆者對年前圍繞《雄獅少年》的各路爭議的觀察，就在觀測過程中，我看到了令我大跌眼鏡的一幕，深諳后現代批判工具且無論是專著還是學術論文都展現出驚人學術能力、將會為中國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新媒體時代的傳媒人的一位高校專業領軍人物，用了一個頗為迂回的手段否認了大眾對雄獅少年的批判。即便評論下有幾位應該有著相關學術背景的人認為他在這件事上有失偏頗，但回護的人顯然更多，而這些人恐怕也是有著同樣學術背景的。

　　筆者就是在這個觀察中第一次真正認識到了施拉姆的影響有多么深遠，深遠到了即便是能用后現代分析工具演繹錦繡文章的學科支柱，也在有意無意的將自己的敘事結構向趙月枝所說的“民主對專制的話語體系”上靠攏。

　　筆者能夠理解媒體人對“啟蒙主義”的深深迷思，“第四權力”的概念實在是太過誘人，誘人到了媒體人認為自己有權力監督一切且沒有任何東西有權力監督自己，得益于過去四十年實質上的“美式冷戰新聞學”的教導。

　　筆者相信我國人民對政府宣傳本身的免疫與批判傳統已經建立，與第四權力所宣揚的不同，被政府或者干脆說列寧式政黨與延安傳統所管控的媒體形式恰恰賦予了民眾對其保持監督和不信任的理論先驗，而媒體一旦真正成為第四權力（就像歐美那樣），媒體通過渠道壟斷與神話塑造將自己摘除出了需要受到監督的先驗當中。因而，媒體與權力的關系就從必須同樣受到監督的從屬關系變成了去掉監督暗示的無限權力。

　　筆者不想否認我們在今時今日仍然能看到“大量的假大空的套話或者宣傳儀式”，事實上，無論是空難新聞發布會上領導的一問三不知，還是筆者結束寫作的今天所發生的小孩給抗疫人員跳短視頻化舞蹈的事件都在提醒著我們，這樣的假大空與宣傳儀式依然廣泛的存在著。但，已經看過歐美國家在抗疫與戰爭時的種種更加嚴重（抗疫明星州長涉嫌性侵）乃至滑稽到荒謬（哈里斯評論難民問題居然哈哈大笑了出來）的丑態，知識分子們難道真的應該繼續將問題怪罪于所謂“中國宣傳”這樣標準的西方中心主義敘事當中去呢？

　　回到提到過很多次的“俄烏戰爭”，毋庸置疑，俄烏雙方在開戰后對全世界所發出的信息戰已經深深震撼到了承平日久的我們。固然，出于客觀現實的考量，中國在宣傳上存在著一定偏向，但同樣無可否認的是，歐盟本體乃至歐盟主要國家乃至美國在中國互聯網輿論最集中也最具有影響力的平臺上的發言權并沒有被禁止，與之相對的是俄羅斯的傳播機構在西方世界的全面禁言。（這并不是說俄羅斯傳播機構所傳播的消息就都是事實了）

　　這凸顯了宣傳本身與戰爭本身的聯系：傳播學范式的建立和戰爭高度相關，傳播的所謂六種話語（傳遞、控制、游戲、權力、撒播、共享和互動）又有哪一個和宣傳脫離的了關系呢，學科化到最后卻還是回歸到了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里的論斷（并不否認學科化在科學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什么是宣傳家？不但教員是宣傳家，新聞記者是宣傳家，文藝作者是宣傳家，我們的一切工作干部也是宣傳家。比如軍事指揮員，他們并不對外發宣言，但是他們要和士兵講話，要和人民接洽，這不是宣傳是什么？一個人只要他對別人講話，他就是在做宣傳工作”。

　　那么最后的問題只有一個了，這里有紅藍兩個宣傳。紅色宣傳的目的是支持各國獨立自主，最終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宣傳；藍色宣傳的目的是創造出一個壟斷全球的超資本主義集團，以自由的名義控制除美國之外任一地區的衰弱與繁榮以期獲得永久廉價勞動力的宣傳，你到底要選擇哪一個宣傳呢？

　　即便我們再退上一步，退到所謂“都不是好東西”的層面上來，那么一個真正的多元社會，又怎么能只有藍色宣傳這一極呢？畢竟，沒有跟著北約采取“二極管”手段的，也有著南非、印度、伊朗、巴西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呢。

　　參考書目：

　　《脅迫之術：心理戰與美國傳播研究的興起（1945-1960）》

　　《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

　　《傳播與全球華語權力轉移》

　　《最后的權利：重議報刊的四種理論》

　　《空無與行動：齊澤克左翼激進政治理論研究》

　　《宣傳：觀念、話語及其正當化》

　　《大眾傳播理論：范式與流派》

　　《20世紀以來中國傳播學發展歷程回顧》

　　《想象傳播學的一種方式：從重寫傳播史說起》

　　《中國早期傳播學學科化過程與反思(1978-1982)》

　　《傳播學“引進”中的失蹤者》

　　《被忽視的登陸點：施拉姆廣州講學35周年的歷史考察》

　　《走向現代化：“信息.“在中國新聞界的轉型與傳播學的興起》

　　《全球視野中的中共新聞理論與實踐》

　　《知識分子的鴉片》

　　《美國精神的封閉》

　　《新自由主義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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