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提出“公有資本”，目的是“增強公有制的主體作用”（十五大報告）。首先指的是對全民、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料的運營，實現商品生產主體化，利于全面核算，擴大支配范圍。其次是以流通領域的勞務市場為條件，在生產領域變革雇傭勞動，建立勞動資本化的聯合生產形式（參見紫虬視野《回避雇傭勞動談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將陷入顛覆性陷阱》：

　　https://mp.weixin.qq.com/s/G2yCLbWwpuRit6iNMOMpAg）。

　　公有資本的提出，是社會主義商品（市場）經濟的深化。相對于中國農業自然經濟歷史，吸收馬克思所說的“資本的偉大的文明作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90頁），吸收列寧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所共有的東西（《列寧選集》第3卷，527頁）”，是毛澤東提出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深化和必然。

　　長期以來，對待資本有脫離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傾向，比較突出的，一是接受西方經濟學的觀念，認為《資本論》過時，資本作為一種生產要素也創造價值，某主流媒體2月8日文章中就持這種認識，反映了多年前紀檢部門批評在一些重要單位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的自然后果。另一種認識只堅持資本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看不到資本“另一方面也創造出一個普遍利用自然屬性和人的屬性的體系”（《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90頁），所發展出高度的社會化大生產，反映了革命隊伍中的小生產意識。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約束下，在黨的領導下，把資本占有剩余價值邏輯改造為共享利潤是可能的。利用資本的信用和擴張的普遍性，保護強化產業鏈，可以創造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生產力，最終實現馬克思說的，“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同前，91頁）這個可能性能否實現，就看能否在生產環節和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中，對資本所反映的生產關系進行脫胎換骨的社會主義改造。

　　“資本創造價值”抹殺剩余價值和利潤的區別，墮入資產階級經濟學立場，這一點比較容易揭露，危險的是，把資本的社會化大生產的一面視作資本創造價值，否認了社會主義公有“資本”對資本的質變，錯誤認識資本的二重性，就會不知不覺的接受資產階級立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對此，必須給予清晰的批評和認真的糾正，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突破資本本質的四個界限（請參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選）》，《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88頁）。

　　首先，活勞動能力的交換價值要突破必要勞動價值的界限。馬克思把雇傭工人的勞動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生產出同他的生活資料相等的價值，即必要勞動價值。第二階段的勞動并不為工人形成任何價值。這段時間形成剩余價值，“剩余價值以從無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誘著資本家”（同前,251）。如果工資報酬超越了必要勞動價值，就違背了資本的邏輯。這就構成了資本本質的第1個界限。

　　企業在稅后扣除社會公益支出、預防風險支出等以后，國有資本的凈利潤屬于全民所有，通過上繳國家返還社會。打工者除了享有社會成員應享的部分外，作為企業直接勞動者，適當得到高于社會成員的回報，是按勞分配的體現之一。高出部分在改革開放以前，是通過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結合，上級獎勵和稅后企業積累的公益金公積金，以及允許進入成本費用的部分生活福利支出體現出來，這部分獎勵和福利的實質，是對必要勞動價值的高出部分。改革開放以后，這些高出部分，在政策推動下，按市場原則被精算剝去。在解除“鐵飯碗、鐵交椅、鐵工資”對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緊密靈活結合的禁錮時，雖然以市場公平的契約形式，爭取到了工人和企業在勞務市場流通環節獲得雙向選擇的自由，但在生產環節，同樣也是在市場機制作用下，勞動力商品的出售，成為勞動雇傭的人格化，勞動質變為被剝離生產資料的被動勞動，勞動創造價值的主人翁權利被革除。回顧這段歷史，可看到存在著理論和實踐上的盲目性。列寧的一段話回答了這類普遍現象的原因：“自發的運動， 沿著阻力最小的路線進行的運 動， 為什么就恰恰會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簡單：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淵源比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久遠得多”（《列寧選集》第1卷，328頁）。

　　能否在勞動與生產資料緊密靈活結合的市場機制下，在生產環節消除雇傭制的消極性，成為社會主義改革的戰略性課題。與此同時，在強大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反作用下，也存在著一些受到毛澤東思想耳渲目染的勞動者發展起來的私營企業主，運用商品生產者主體地位和靈活機制，在雇傭工人的工資福利待遇上，接近或突破必要勞動價值，創造了較高的科技創新和生產的效率，增強了企業凝聚力，成為“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的集體經濟”（十五大報告）的早期孕育基礎。

　　在中國改革開放、引入市場經濟同期，里根、撒切爾的新自由主義興起，在演變蘇聯取得進展的同時，美國貧富分化出現了自大蕭條以來的“U”形拐點，扶搖直上，日本的工人終身雇傭制瓦解，受到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中國在私有化同時，除了公有企業福利部分被認為是企業辦社會，而被革除，而教育、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產業化的實質，是克扣了工人階級的從社會得到的必要勞動價值，弱化了勞動力商品在流通領域的談判地位。進入新時期后，開始發生漸變，如在十四五計劃中國家鼓勵支持政府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軍隊、街道、農村集體舉辦公辦幼兒園等。

　　從現實實踐看，公有資本按市場資本邏輯在生產環節雇傭化勞動力，如曾經所謂的“買斷工齡”，使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分離，廢棄了勞動者的主體地位；一些企事業單位用外包、編外等手段克扣勞動者各類保險和公積金等，勞動獲得沒有達到社會平均必要勞動價值，具有典型的資本生產特征，是對資產階級法權的放任。

　　新時代關于人力資本的提法，只有在勞動資本化中才有意義，即建立勞動聯合、集體性質的公有企業，從而指出了一條我國公有制回歸主體的重要路徑。如華為區別勞動者和奮斗者，在勞動聯合體內，被動“勞動者”只能停留在雇傭位置，主動勞動創新，自發愉快“996”的“奮斗者”才有資格持股，根據華為年報，2020年持股員工比例達到60%以上。

　　勞動聯合生產通過生產資料共有使自己的勞動增殖，只有通過變革雇傭制才能形成，和沒有與雇傭制劃清界限的國有資本企業相比，具有天然的優勢，把勞動的主體化和資本能夠極大的促進生產力的作用結合了起來，在實踐中豐富了社會主義的新形態。公有資本如果在勞動力價值上不突破必要勞動價值，就很難實現對私有資本的引導，不能根本解決社會購買力萎縮，不能實現縮差共富。

　　其次是突破剩余價值是剩余勞動和生產力的界限。公有資本追求效益毫不遜色于私有資本，但并不是利潤掛帥。通過更大的投入科技創新，為客戶創造超額價值，在與社會和客戶分享部分剩余價值中，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要求。這就首先要求產品具有更大的普惠性，同時，在同等生產力條件下，社會主義要比資本主義理直氣壯的開展水平更高的公共服務，實現真正的基礎、普惠、兜底性質。

　　突破剩余價值的生產力局限，在中國企業有一個根本的特色，即真誠遵循了客戶價值優先。無論是為了生存，被迫為之，還是在市場中感悟總結，幾十年來有了很好實踐。如高鐵發端于歐日，電能長距離輸送發端于英德美，移動通訊技術發端于歐美，即時通訊、網絡支付等新型科技發端于美國等，但是，這些均興盛于中國。這種逆勢反超，是中車、國電、華為、騰訊、阿里等在為客戶創造超額價值上的堅守，與西方資本急于投資回收，股東利益至上的對決，和西方資本脫實向虛趨勢形成對照。這一規律，也是最終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企業本質規律。其中，阿里、騰訊等外資控股企業，為占領市場，取得壟斷，以普惠性讓利客戶，因而可以在電子支付、即時通訊、電子商務上換道超越美歐西方，促進了社會生活的便利性。從資本的角度，這種成果歸根結底，是國有資本容納、放行、讓利、把握的結果。

　　其三是突破貨幣是生產的界限。資本自發、盲目的迅速擴張，以交換價值為限，即賣得出，有錢賺為限。在馬克思時代，當借貸資本的利息占據了產業資本本來獲有的多數利潤時，出現周期性資金鏈斷裂和經濟危機，產業停滯。今天情況發生了進一步的巨大變化，當金融、土地的暴利遠超產業資本，直至美國壟斷資本肆意印鈔收割全球財富時，產業資本已經成了壟斷資本的“雞肋”。全球日均外匯交易額2019年已近7萬億美元，其中80%為非實體經濟資金流動，60%用美元結算，全球經濟充滿虛擬資本的風險投機與防范。資本對生產力的阻滯，從來也沒有“去實向虛”這么露骨明確過。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17年10月之前針對12.9萬美國民眾的消費支出做的一項調查，歸納為九類。最大的的為住41%，其后交通占16%，食物、健保和水電也位于前五，分別占據14%、8%和7%。中國出口占美國進口岸值20%，中國質優、量廣的生活用品、服裝等工業品的低價，和各國的出口，使得美國人的此類消費僅占7%，變相補貼了美國人被金融壟斷把控的占比近90%的住、行、食、醫等巨額消費和通脹；美國竭力促使中方繼續購買美國國債、進口美國高附加值、高依賴性戰略物資，對美出口低附加值資源類和勞動密集型商品，緩和了美國階級矛盾，形成“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對華寄生格局，這種格局反過來又加深了某些人對美國體制的迷信。

　　進入新時代，我國金融改革抓住為實體服務這一點。但是也受到了市場迷信的嚴重干擾，只承認“無形之手”，不承認以至放棄對客觀存在的按比例協調發展的規律的探尋，否認“資本既是按比例的生產的不斷確立，又是這種生產的不斷揚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95頁），頑固堅持新自由主義貨幣學派“固定貨幣供應增長率的貨幣政策”，無視經濟發展必然導致貨幣貶值，實質是以資本擴張為中心，而不是以滿足人民需求的物質生產為中心，把通貨膨脹這一資本的典型弊病常規化，習慣化，身不由己的迎合資本的去實向虛。如前期金融“池子說”曾一度代表了畸形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的綁架，和對實體經濟的打擊。1998年到2015年，我國M2年均增長高達16%，近4年大幅下降，也在8%~10%之間。正如馬克思所揭示的，貨幣不夠用，實際是生產過剩，也是資本的實現形式不足，于是“產生了貨幣魔術師們(蒲魯東等等也包括在內)的幻想:……必須人為地創造更多的貨幣”（同前），而生產資本所要求的“不是在流通手段這個規定上的貨幣，而是作為財富的一般形式的貨幣”（同前），構成了資本生產的內在矛盾。今天，這個矛盾比馬克思時代變本加厲。因此，突破貨幣是生產的界限，一要消滅通貨膨脹，嚴肅糾正以各種理由增加貨幣發行量，批判追隨貨幣主義的教條主義習慣，正視濫發貨幣是“財政混亂的主要禍害”（《列寧選集》第三卷，261頁）；二是必須把物質資料的生產作為社會積累的源泉，高度警惕境內外虛擬經濟和投機資本泛濫。這是公有資本的重要“紅燈”。

　　其四，突破使用價值的生產受交換價值的限制。資本的生產，是為錢而生產，產品如果賣不掉，資本家寧愿不生產，這就和社會主義公有企業為人民生產的目的產生矛盾。按照所謂“自由中性”市場經濟的法則，銷毀過剩使用價值的規模，僅直觀的現象已經遠超馬克思時代。無論是懲戒性的對官僚主義特權違規建立的成片別墅群的拆毀，還是各地區以爛尾樓等名義對成片新建在建樓房的拆毀，都是曾經的房地產“資金池”必然伴生的過剩產品的銷毀。鋼鐵、光伏等各行業的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宏觀計劃調控，反映了資本迅速發展也伴隨著市場經濟巨大的社會浪費。

　　更為重要的教訓是，由于公、私資本的生產目的不同，決定了兩類資本截然不同的使用價值：即滿足社會需要和利潤最大化，使得原有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生產資料資本化后，市場交換價值的衡量、評估一開始就處在先天弱勢。在“使用價值的生產受交換價值的限制”法則下，形成了公有制原罪。對此，經濟學家們長期以來假裝看不到這一點，用“自由中性”的市場法則貌似公允地衡量、處分兩類不同性質的資本，這樣，就只能造成原公有資產大部分私有化，社會新增資本必然多為私有資本。按照國家統計局資料，1998-2015年，在M2增長12倍的條件下，公有資本僅增長4倍多，私有資本增長191倍，記錄了市場經濟的原生態。例如對公有中小企業效益可以以三角債名義，破產出售，沒有得到私企享受的金融減稅全力支持，沒有得到外資“減二免三”的扶持；一大批腐敗官員事發前曾責令國企領導班子在關停并轉中穩定員工情緒，鼓勵高層持股，強迫企業引頸受戮；56789形成后，又要以“店小二”、捍衛者自居，他們形成了愛憎分明的歷史軌跡，只是因貪污腐敗被懲。這些實實在在走過來的足跡，回顧、總結起來是令人吃驚的政經腐敗，倒行逆施，是以資本為中心，體現了產權“使用價值的生產受交換價值的限制”。

　　另一方面，2017年08月29日成立的國家資本控股的網聯清算有限公司，將網絡支付跨行清算職能分離，支付機構回歸于支付服務主體，對螞蟻金服為代表的網絡金融的清理整頓和限制，是央行結束“數據寡頭”壟斷的一系列步驟；特別是對安邦、海航、一些房地產等依托公有銀行瘋狂擴張“爆雷”的私企，資產果斷落零，交國資為主改造，在沉重的打擊了資本壟斷中，也走出了回歸公有的一條路徑。

　　以上說明，社會主義“公有‘資本’”，借用了傳統資本形式，實質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剔出信用方式、商業核算方式和社會化生產方式，在社會主義公主私輔經濟成分中的運用。“公有‘資本’”是對資本的揚棄，是對資本中有利于生產力的自然屬性的保留，而不是原有的資本概念，即使是“公有‘資本’”，也不創造價值。突破資本的本質界限，限制資本的基本特征，是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最生動的內容，不如此不能為資本設置紅綠燈。馬克思提出資本本質概念的四個界限已經160多年了。本質的東西沒有變，變的只是程度、范圍、形式。

　　2022年3月12日

　　附：人民日報：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的5個方面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問題，對于我們立足新發展階段，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具有重大指導意義。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偉大創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必然會有各種形態的資本。資本是要逐利的，既要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防止資本野蠻生長，也要支持和引導資本規范健康發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控制其消極作用，需要我們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必須以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有效監管為基本導向，資本活動要依法進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推進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推動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初見成效，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穩步向好。這說明，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就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完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加強源頭治理和行業監管，強化市場監管和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規制，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防止資本野蠻生長，支持和引導資本規范健康發展。既要設置“紅燈”也要設置“綠燈”，“紅燈”是為了劃定邊界、加強規范，“綠燈”是為了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

　　應該看到，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不是不要資本，而是要資本有序發展。統籌發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國內和國際，堅持監管規范和促進發展兩手并重、兩手都要硬，明確規則，劃出底線，設置好“紅綠燈”，目的是引導督促企業服從黨的領導，服從和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大局，鼓勵支持企業在促進科技進步、繁榮市場經濟、便利人民生活、參與國際競爭中發揮積極作用。規范發展、加強監管，是為了促進更加健康、更可持續、更為長遠的發展；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防止資本野蠻生長，是為了資本能夠有序發展、健康發展，對于支持相關企業實現規范創新健康持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依法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完善市場準入、行業監管、公平競爭等法律制度，筑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體制基礎，能夠為各類資本、各個行業規范健康發展提供更為牢固的保障。

　　我們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形成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我們黨在堅持基本經濟制度上的觀點是明確的、一貫的，從來沒有動搖。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培育更多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就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營造各種所有制主體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市場環境，最大限度激發市場主體活力，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應該看到，資本創造價值和野蠻生長都源于其逐利性，哪一面是主流，關鍵在于是否能正確而有效地引導資本的行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就能揚長避短、趨利避害，在防止資本野蠻生長的同時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注入強勁動力。

　　來源：人民日報，2022年02月08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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