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后，中央提出建議全民小康，縮小貧富懸殊，將推進社會共同富裕。民政部也提出社會福利由補缺型向適度普惠型轉變，這標志著適度普惠型福利模式在政府立場上被確認。而且隨著國民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構成國情的要素和國家財力狀況也發生了巨大改變，建立適度普惠型福利模式的經濟條件已經成熟。
就在司馬南挺身而出拱衛共同富裕，向那些買辦資本、天價年薪發出最響亮的聲音“必須徹查”之時，就在司馬南遭受種種威逼利誘設套陷害并沒有退縮堅持血戰到底之時，就在廣大人民群眾關注國資流失買辦圈錢的愛國熱情日益高漲之時，卻涌現出來這樣一批“知識分子”、“精英大V”站在司馬先生的對立面，站在人民大眾的對立面。
最近，從幫助聯想站臺、詭辯、說話的網絡大V、知識精英那些混蛋邏輯里，從胡主編、秦主筆、劉經濟學家們那些臭嘴里，我聽到了以下這些高論、謬論、奇談怪論——
全民福利等于沒福利、都發錢等于沒發錢、都富裕等于都沒富裕、都脫貧等于都沒脫貧。。。
貧富分化，這是一個全球性問題，不只是中國問題。。。
今天的貧富分化已經主要不是表現為溫飽意義的，日常消費意義的，更突出地表現為資產意義，財富意義。。。
我們基本上、總體上不存在因為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壓榨、剝削，導致另一部分人的生活更差。或者說，中國先富、更富人群的富有，并不是建立在對后富、未富者的剝奪基礎上的。相反，在很大程度上，造飯碗者和找飯碗者是一種命運共同體，是市場經濟下的契約關系，不是人身依附關系。。。
由于體制性、結構性、素質性、法治化程度和治理能力還不夠等諸多原因，我們的市場經濟之路，確實有缺陷，但我們在短短幾十年，在很多方面“濃縮”了發達經濟體一兩百年走過的路，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生產力，客觀比較，中國市場經濟的畸形和負外部性比之英國當年的圈地運動、美國當年的鍍金時代，以及很多發達國家早期的殖民主義來說，要少得多。。。
一個成熟的社會既要幫助窮人也要保護富人，缺一不可。。。共同富裕，是“殺富濟貧”“劫富濟貧”，是“平均主義+普遍貧窮”。。。因為不勞而獲相當具有誘惑力。。。
魯迅講，中國知識分子無非幫忙和幫兇兩類。魯迅非常尖銳地指出，知識分子聰明而敏感，主人氣焰正盛之時，他心甘情愿做主人的幫忙幫閑；主人氣焰不足將要崩潰之時，他敏感到了，就開始做不忠實的幫忙幫閑，結果成為“二丑”；當主人作惡之時，“幫忙”、“幫閑”就成為“幫兇”。幫兇的特點在于“使血案中沒有血跡，也沒有血腥氣”，使殺人者食人了無血跡。
我以為，無論幫忙幫閑，都需要才華，比如屈原、司馬、魯迅等先生。可怕的是有幫忙、幫閑之志，無幫忙、幫閑之才，這樣的人就稱為“飯桶”、“草包”，他們不叫知識分子，頂多只是知識糞子。魯迅對這種文人是看透了的，所以他說：“我寧愿向潑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樣活力的文人打繃。”
在傳統社會里，知識分子主要是官的幫忙幫閑，到了近代社會，也即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不但繼續做官的幫忙幫閑，而且有做商的幫忙幫閑的危險。
針對上述狀況，魯迅提出了知識分子的理想狀態。他說：“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知識者的任務。”這些知識分子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有毅力”，總的說就是能獨立思考，有個體精神自由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
在與大眾的關系上，“他也用權，但不騙人；他利導卻并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把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啰”。自尊自重同時又尊重別人，他與大眾是平等的，可以作大眾的事業，卻又保持著個體的獨立性。
毛澤東時代，人民群眾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那個時代，國家剛成立，雖然大家都很貧窮，但人民能看到希望、能看到社會主義的廣闊前景，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走的一條是毛主席指引的真正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之路。
毛澤東時代，是一個人民激情澎湃、豪情萬丈的年代，那時的官員沒有腐敗，教師也不敢腐敗，醫生更不敢腐敗，因為大家都知道“人命關天”。
那時的官員選抜不是用考試和任命，而是從基層開始，挑工作和實踐中卓有成效、與人民群眾真正打成一片、人民信得過的人擔當。現在很多是直接從大學生中選調，從大學教師中選調，會讀書，會考試，有文憑，便成了知識分子，成了所謂的知識型政府，知識型班子，知識型領導！
現在，我簡直愛死了那些曾經被勞動人民哺育，如今又吃飽了撐的難受的要死的對人民噴噴嚏"福利養懶漢"、“都發錢等于沒發錢”、“都小康等于沒小康”的知識分子了！
“慢慢寫”，我像父親對兒子、爺爺對孫子，這樣對自己說。慢慢寫，把心放下來，做好完全沒有用的準備。像一只螞蟻那樣，慢慢來，慢慢寫，像全體螞蟻那樣，慢慢看見自己的力量，慢慢寫他們，把他們寫死，讓咱們站著說話時間久了腰痛的兒子、孫子們也能大搖大擺過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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