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孝稷　　來源：《歷史評論》2021年第3期

　　文明的傲慢只會掩蓋更多的內部矛盾，文明的包容與互鑒、國家的開放與交流，才是當下世界最佳相處之道，也是解決外部危機與內部危機的根本之道。

　　文化帝國主義是指為推動帝國主義擴張以及維護帝國主義統治而建構的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表現為宗教、知識、文藝、教育、媒體、娛樂等不同形式，核心是所謂的“價值觀”。兩百年來，文化帝國主義大體相繼呈現出三種話語體系，即盛行于19世紀的“文明等級論”、20世紀中期的“現代化論”以及20世紀后期的“普世價值論”。至21世紀，文化帝國主義更加傲慢和排他，但從歷史長河看，它失敗的命運是注定的。

　　“文明等級論”與殖民主義擴張

　　18世紀啟蒙運動時期，法國和蘇格蘭出現了以進步論為核心的文明觀念。啟蒙思想家認為，人類的歷史是從原始的野蠻狀態向初級文明再到高級文明狀態的線性發展過程。1815年拿破侖戰爭結束后，英國獲得世界霸權，成為當時最大的世界性殖民帝國。同時，法國為了彌補拿破侖戰爭失敗后喪失的大片殖民地，瘋狂地在西非和北非擴張。因此，兩大帝國亟須為殖民行徑尋找法理支持，以平抑國內的批評聲音，消解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乃至激勵國民積極參與殖民活動。由文明進步論演變成的“文明等級論”，很快被用于為帝國主義擴張辯護。

　　“文明等級論”由一批西方學者所建構，包括英國功利主義思想家詹姆斯·密爾與約翰·密爾，歷史學家、政治家托馬斯·馬考萊，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他們都與殖民事務有著很深的糾葛。密爾父子長期任職于東印度公司，馬考萊曾在英屬印度總督參事會任職，主張用英語徹底改造印度的教育，對英國在印度的政策影響較大。托克維爾雖然未直接參與殖民活動，但一直關注殖民事務，鼓動法國與英國在非洲展開競爭，擴大殖民地。殖民事務塑造了詹姆斯·密爾等人的思想，同時他們的思想也服務于殖民事務。

　　“文明等級論”者將各地區規劃在一個差等的世界秩序中，認為只有西方社會經歷了從原始部落社會到初級文明再到現代高級文明的整個過程，處在文明頂端；非洲、美洲、大洋洲和東南亞還停留在原始階段，屬于未開化的“野蠻社會”；中國、印度、阿拉伯等東方文明雖然在遙遠的古代創造過輝煌，但兩千多年來一直停滯不前，仍處于文明低端，屬于“半文明社會”，成就有限。馬考萊稱，“即使把所有梵語文獻加起來，還不如一本再簡單不過的英國小學生課本有用”。

　　通過拔高西方文明，矮化非西方文明，“文明等級論”者在兩者間建構起“文明—野蠻”的二元對立格局。“文明”與“野蠻”的標準是被價值化的西方“特性”—“文明”包括進步、富有、強盛、民主、自由、法治、科學、個人主義等；“野蠻”則是落后、貧窮、軟弱、專制、愚昧、迷信、貪婪、懶惰等。這一被刻意組織起來的二元對立話語秩序，具有強烈的排斥性，即西方文化是正確的、優越的、合理的，應當向全世界推廣；非西方文化是錯誤的、劣等的、不合理的，應當消除。基于此論，“文明等級論”者進一步提出，非西方的“野蠻社會”只能靠西方“文明國家”獲得“進步”；殖民行為正是向“野蠻社會”傳播“文明”的必要途徑。如此，“文明等級論”作為一種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建構了殖民擴張的“正義性”和“道德性”。

　　在“文明等級論”的支撐下，殖民者在亞非拉等地區大肆擴張，并建立起強固的殖民統治，給當地人民帶來深重苦難。

　　首先，殖民地人民的人權受到嚴重壓迫。以當時最大的殖民地印度為例。17、18世紀英國尚未在印度完全建立殖民統治時，印度女性可以與東印度公司職員通婚，混血子女也擁有繼承父親財產的權利。然而，19世紀印度徹底淪為英國的殖民地，被殖民者劃為“野蠻社會”，印度人作為一個“種族”被“劣等化”了，印度女性與英國白人男性的通婚被明令禁止。殖民統治期間，印度人口增長極為緩慢，平均壽命沒有延長，印度人民連基本的生存權利都無法得到保障。

　　其次，殖民地經濟遭到進一步剝削。在英國殖民統治印度近兩百年的時間里，印度沒有像殖民者承諾的那樣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農業也踏步不前，甚至某些地區的農業產值反而下降了。英國殖民統治只能加深印度貧困和落后，而不可能幫助印度實現進步。

　　最后，更為嚴重的是，殖民者通過各種手段，向殖民地上層灌輸“文明等級論”，推行奴化教育和洗腦教育。他們通過推行西方教育、灌輸西方思想，排斥、抵制甚至消滅本土文化，妄想按照西方文明的模板，打造一個均質化的世界。

　　馬考萊任職于印度殖民機構時，極力提倡在印度推廣英式教育，培養“雖然仍帶有印度血統和膚色但擁有英國審美、觀念、道德和智力的代理人階級”。事實上，19世紀，幾乎整個印度西化精英都基本接受了“文明等級論”，承認英國殖民統治的合法性。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義的發動者正是受西方影響較小的北部土邦王公，孟加拉和孟買地區的西化精英則保持了對英國的忠誠。

　　綜上，可以發現“文明等級論”有以下特征：第一，強烈的文化同化動機。“文明等級論”者聲稱非西方人與西方人本性相同，兩者的差異在于后天文化，可以通過殖民統治快速地改變“落后”狀態。第二，持續建構與非西方世界的差異性，強化與非西方世界的邊界，如種族、血統、膚色等概念。“種族”是恒常的或具有遺傳性的，而文化與文明是后天習得的，但是它們同時存在于“文明等級論”的話語之中，構成了“文明等級論”的悖論。第三，強烈的干涉主義傾向。干涉主義是“文明等級論”的必然指向。約翰·密爾專門論述“文明國家”干涉“野蠻民族”的正當性，認為“野蠻民族”沒有成為獨立國家的權利，不適用國際法的平等準則，“野蠻民族”應該被“文明國家”征服；只有臣服于“文明國家”，“野蠻民族”才能獲得長足的發展和進步。總之，“文明等級論”作為意識形態權力，與殖民者的政治、經濟、軍事權力互為補充，須臾不分。

　　“現代化論”與美國霸權膨脹

　　爆發于20世紀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沉重打擊了西方文明的傲慢，知識界普遍出現了文明悲觀主義情緒，如德國思想家斯賓格勒直言“西方的沒落”。與此同時，印度、日本、中國等非西方國家也出現了嚴厲抨擊西方現代文明的思想家，如印度的甘地、日本的岡倉天心和中國的杜亞泉、梁漱溟。此時，“文明等級論”面臨嚴峻挑戰，喪失了說服力。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替代歐洲國家成為世界霸權國家，為了維護霸權，美國學者提出了“現代化論”。

　　“現代化論”來源于社會學家的理論成果，如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干提出的“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分野理論，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對“現代資本主義”以及“現代官僚制國家”的闡釋；留學歐洲的美國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為歐洲經典社會學理論集大成者，是“現代化論”的主要提出者。除社會學家外，經濟學家羅斯托、政治學家亨廷頓、歷史學家布萊克等都從各自學科的角度進一步闡釋“現代化論”。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這一理論的黃金時代，幾乎主導了整個學術體系。

　　美國自身一直存在系統的、制度性的種族歧視問題。圖為1967年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附近參加反越戰集會的黑人示威者，他們打出反對白人種族主義的標語 視覺中國/ 供圖

　　“現代化論”者以“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進行二元劃分，認為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過程，前者主要是第三世界落后的農業專制國家，后者是西方先進的工業民主國家，其中美國最為現代化，是所有國家的楷模。他們進而提出，“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交往可以加速“傳統社會”的現代化轉型，作為最先進的現代化國家，美國有能力、有責任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因此干涉主義是必要的。帕森斯等理論家毫不隱諱地宣稱，“現代化就是美國化”，為達此目的，甚至可以采取暴力手段。

　　“現代化論”權威羅斯托作為美國政府的頂級智囊，主導了擴大越南戰爭這一暴力推銷“現代化”的典型行動。肯尼迪和約翰遜執政時期，美國直接參與越南戰爭，使戰爭步步升級。羅斯托的“現代化論”極大影響了兩屆政府的對越政策，其行政職務也從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幫辦升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他設計了一套“現代化”方案：短時間在越南取勝，并徹底改造當地文化，迅速讓越南實現“現代化”，再以越南為“現代化”的成功樣板，吸引共產主義國家以及東南亞和拉美的共產主義革命組織轉向美國陣營。然而，這種暴力推銷的“現代化”只符合美國上層利益，并不能獲得各國民眾的認同。事實上，美國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淖，并激起國內的反戰浪潮，最終從越南狼狽撤軍，這證明以推行“現代化”的名義實施霸權主義政策必然失敗。

　　不難看出，“現代化論”與“文明等級論”的邏輯結構是極為相似的。首先，兩者都秉持線性進步論的時間敘事，“文明等級論”強調從“野蠻”狀態到“文明”狀態的進化，“現代化論”突出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發展。其次，都主張西方與非西方二元對立的空間敘事。西方對應“文明社會”或“現代社會”，非西方對應“野蠻社會”或“傳統社會”，兩套話語中的二元對立結構沒有本質區別。同樣，劃分二元結構的標準十分相似，兩套話語都通過諸如自由、民主、法治、科學、工業化、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等空泛的概念，建構西方與非西方世界的“本質差異”。最后，兩套話語都體現了相同悖論，既要強制推行所謂的“文明”觀念，使非西方國家同樣“文明化”，又要維護不平等的國際秩序，從而攫取長期的霸權利益。

　　“普世價值論”與西方社會危機

　　20世紀70年代，“現代化論”同樣遭到挑戰。首先，“依附論”者沃勒斯坦、貢德·弗蘭克、薩米爾·阿明等揭示出“現代化論”的本質，即發達國家維持與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不平等的意識形態工具；其次，環保主義的興起讓人們看到工業化的消極后果；最后，后現代主義思潮對“現代化論”中的目的論觀念造成了沉重打擊。70年代后，在新形勢的沖擊下，“現代化論”進入了反思階段。

　　西方國家為了維護霸權，保持對發展中國家的優勢地位，需要新的意識形態為現存的國際秩序辯護。因此，一套“普世價值”話語被推出：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卡特政府祭起“人權外交”的大旗；80年代末，美國學者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宣稱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類意識形態演化的終點”和“人類政體的最后形式”，非“自由民主”政體終將崩潰，并走向“自由民主”。由此，宏大的“現代化論”被轉換為若干空泛的價值觀，繼續為帝國主義政策效勞。冷戰結束后，這種借用“價值觀”進行意識形態宣傳的趨勢更加明顯。美國以“人權”、“自由”、“民主”、“法治”、“市場經濟”“普世價值觀”的名義，肆意干涉他國內政，揮舞“制裁”大棒，大搞“顏色革命”，甚至武力顛覆他國政權，扶持代理人。這被英國社會學家大衛·哈維稱作“新帝國主義”。

　　諷刺的是，西方國家宣揚的空泛的普世價值觀正在給自身帶來嚴重危機。20世紀80年代，美英等國家在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指導下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弱化國家的作用，減少國家的經濟干預和資本監管，進一步推動私有化，堪稱寡頭資本的狂歡。那么經過幾十年的實踐，導致了怎樣的后果？以美國為例，貧富差距拉大，寡頭資本積聚效應愈顯，而中產階級的財富卻縮水嚴重，一些中產階級甚至淪為“新窮人”。美國資深記者赫德里克·史密斯責問“誰偷走了美國夢”，直指這場新自由主義改革就是禍根。近年來，福山也認為美國政治處在衰敗之中，開始注重“國家能力”的作用，呼吁“國家的建構”，而不是一味強調所謂的“自由主義”。特朗普時代美國兩黨政治斗爭以及社會的撕裂，充分暴露了西方市場原教旨主義和自由民主制的弊端。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放大了這種弊端的危害—疫情最嚴重者恰恰是貫徹新自由主義政策最徹底的國家，如美國、英國以及印度、墨西哥、巴西等。

　　文化帝國主義的行為邏輯

　　近兩百年來，雖然文化帝國主義話語的主導者由英法轉向美國，話語形式也相繼表現為“文明等級論”、“現代化論”、“普世價值論”，但文化帝國主義的行為邏輯一以貫之。第一，西方與非西方二元對立的空間結構。從“文明等級”話語下的“文明國家”與“野蠻社會”，到“現代化”話語下的“現代國家”與“傳統國家”，再到“普世價值”話語下的“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都呈現出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二元對立的空間秩序。第二，以“價值觀”為劃分標準。從根本上說，文化帝國主義劃分西方與非西方的標準是建構起來的若干概念，諸如“自由”、“民主”、“法治”、“工業化”、“現代化”、“人權”、“市場經濟”等。英國著名人類學家杰克·古迪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將整個人類歷史“概念化”，并竊為己有，然后再強加給世界其他地區。第三，依托于強大的學術和學科體系。文化帝國主義話語的持續性建構以西方的古典學、哲學、文學、歷史學乃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為支撐，這是一個多學科相互指涉、相互支持的話語體系。第四，“軟”“硬”兼施，雙管齊下。即一方面進行文化、意識形態的誘導，另一方面配合以經濟、軍事手段的制裁和威脅，兩種手段總是并轡而行。

　　作為推動帝國擴張的意識形態動力，文化帝國主義也具有反噬的作用。近年來，這種作用更加明顯。這是因為，西方國家宣傳的“普世價值觀”越來越空泛化，越來越脫離現實，失去了指導社會規范的根本性意義。真正的價值觀是指導社會規范的根本總則，但是在文化帝國主義話語體系下，所謂的“普世價值觀”卻淪為服務于少數利益集團的意識形態工具。民主本來是表達多數民意的渠道，卻成為少數利益集團的政治“玩物”；人權宣傳沒能解決真正的人權問題，反而被當作轉移貧富分化、種族歧視等社會矛盾的手段；法治更是畸變為“律師治國”，為了獲得高昂的律師費，部分律師隨意曲解法律，傷害了司法的公正性。

　　然而，文化帝國主義者并不能清醒地認識自身問題，反而表現得更加傲慢。正如湯因比所說，文明的衰落來自文明的傲慢、自我崇拜和自我陶醉。文明的傲慢只會掩蓋更多的內部矛盾，回避切實的問題，從而喪失解決問題的時機和可能性。當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需要國家間的團結與合作。文明的包容與互鑒、國家的開放與交流，才是當下世界最佳相處之道，也是解決外部危機與內部危機的根本之道。可以預見，未來的世界，缺乏包容性的文化帝國主義終將失敗，而一個包容、共存、交往、互惠的世界秩序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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