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人生》這部電影到底在講什么？
是一個外賣員的故事，還是一群外賣員的故事？亦或是某一個龐大勞作族群的求生之路？
都是，又都不是。
在我看來，不論電影主創團隊有意還是無意，至少在《逆行人生》其劇本力足夠強大（幾乎涵蓋了外賣員日常所能遇到的一切困境）的敘事框架里，它訴說了一個無聲又無解的真相：這個世界的大多數人比如你我，都是一個個NPC式的虛擬人物，活在一套被設計的算法系統里，創造著不屬于自己的財富，并消耗著同樣不屬于自己的身體，直到有一天無法在這套鐵血游戲規則下繼續轉動和燃燒……
這套游戲規則從我們出生開始，便如緊箍咒一般死死套在了你我的腦袋上。
換句話說，我們自來到這個世界伊始便“人不為人”，而是流水線上的一個個等待打磨、制作、精進、使用、消耗、折損、丟棄的「工具」。
這就是我們日復一日、復制粘貼的一生。
因而，在這樣一種充滿了規劃主義的操控手法之下，數以億計的「工具」們其大多數是不可能實現自身作為一個「產品」的溢價的。
從校園里的瘋狂刷題到職場里的熬夜加班，不論是求學時的考試分數還是工作后的到賬工資，再怎么努力，都會始終被設定在一套看不見的區間里。
時而收緊，時而放松，時而上漲，時而滑落，時而告誡你“不進則退”，時而誘惑你“愛拼才會贏”。
但自始至終有一點是難以逆轉的：工業品，其大多數永遠只能是一塊工業品，而鮮有能成為一件藝術品的可能。
真正的藝術品是不可能在千軍萬馬的工廠流水線上被機械性復制粘貼出來的，它一定是高定化、個性化、私人化的。
就像我曾經嘆息香港黑暴風波中無腦上街大搞恐怖主義的年輕人，香港真正的主人公永遠藏匿于太平山上的別墅里笑看這一切：
2017年，經濟學家拉杰·切蒂和他的合作者曾有研究發現，來自收人高居金字塔頂部1%的家庭，也即年度收人超出630000美元的家庭，與那些年收入30000美元甚至更低的底部家庭相比，前一類型家庭的孩子人讀常春藤盟校的可能，比后一類型高出77倍之多。
這項研究還做了一個統計，研究者在樣本中納入了共計三十八所精英院校，包括科爾比學院和巴克內爾大學這樣的地方，結果得出了一個驚人的數據：在這些大學，來自收人居前 1%的家庭的學生，其人數之多超過了來自落在后面的60%的家庭(也即年度收入不足65000 美元的家庭)的學生總數；在科羅拉多學院，這一比率甚至已經高于2∶1；在華盛頓大學圣路易斯分校，比率甚至已經突破了 3.5∶1。
還可以再換一種比較方法，看看全美超級富豪的大學目的地，不平等會有更加尖銳的呈現。
切蒂的研究報告亦有揭示，統計收入在頂尖0.1%家庭的學生，他們就讀于精英大學的比例為40%，這一百分比同出身窮人家的孩子讀大學的比例是相同的——只不過，后者要把所有的大學包括在內，無論是四年制還是兩年制。
說回電影《逆行人生》。
這部影片的主旋律似乎是在描摹展示中年程序員和外賣小哥這兩個職業群體的不易境況，但實際上還存在著兩股隱秘的推動力：房價與醫保。
一個透支現在，一個透支未來。
是難以承受的房價和雙軌制的醫保報銷體系，將男主一家逼上了絕路，不得不從事外賣員這個可替代性、可復制性極高的低門檻職業。
這就是現實，有的人掏空家底砸鍋賣鐵也住不起一晚ICU，有的人卻可以享受財政在ICU里一住就是四年。
恰似有的孩子從小早早戴上防彈玻璃般厚重的眼鏡，機器人式的在吃飯時、走路時、上廁所時一遍遍背單詞、背古詩、背數理化公式，而有的孩子未及十歲就早已跟隨父母游歷歐美日韓、張口即是流利的英語法文、每周等待最優質的教師來到家中教學，甚至體育、樂器、繪畫、馬術、高爾夫都信手拈來……
這就是「活在游戲規則里的人」與「制定游戲規則的人」之區別。
當代社會契約論大師、《正義論》作者羅爾斯曾提出著名的“無知之幕”的觀點，簡單而言就是：瓦坎達人對于天降隕石不具備任何的“道德應得”，他們只是“投胎”恰好投在了這個地方而已，只不過是中了一張巴菲特口中的“卵巢彩票”而已。
比如一個瘦子和一個壯漢一起搬磚，毫無疑問壯漢更擅長于搬磚而瘦子弱于此，此時瘦子付出了壯漢200%的努力，然而其工作成績只有壯漢的1/2——在績效工資的前提下，壯漢獲得了瘦子兩倍的工資。
也就是盧梭說的：
一個巨人與一個矮子在同一條道路上行走，他們每走一步都會使巨人拉大他與矮子之間的距離。
所以羅爾斯會發問并認定：
這是真正的公平公正嗎？只有有利于最底層人民(弱者)利益的不平等，才能夠算是公平公正。
然而通常情況下，關于“公平”，算法系統給出的答案是這般模樣：
前文所謂外賣員這個職業的“可替代性、可復制性”，正是「制定游戲規則的人」得以高枕無憂地操控數以百萬計的NPC們用生命闖紅燈、用血肉之軀搏“單王”、用人格尊嚴換好評、用內斗互搏求生存、用虛情假意的微笑（笑臉計劃）換工作機會、用眼下的身體健康消耗未來的身體健康的核心內理。
NPC們拼搏的一切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否則就會被「算法系統」淘汰。
面對無法掀翻的困境，NPC們只能選擇服從、融入、奴順。
下面這兩幅漫畫，生動詮釋了“笑臉計劃”：
就像電影中后段男主逐漸熟絡于人情世故、會常態化的與各出餐商家“搞好關系”——這段情節演繹看似極盡溫情，但在我個人看來卻充滿了無奈和悲劇色彩。
人，似乎都要會被這條長長的流水線打磨成千人一面的，都是會失掉個性與張力的，都是會成為一個個復制粘貼的量產品的……
《逆行人生》里最精妙的的劇情設計無疑就是男主被裁員時赫然發現，用來“評估員工價值”、“衡量裁員界限”的那套剝削打工人的喝人血不吐骨頭的軟件系統，竟然是當初自己親手制作的……
這真是他頗為依仗和信任的「算法」，給自己的一場天大諷刺與奚落。
看吧，所有人都處在這套“算法系統”里，哪怕今天看似層級高一些的螺絲釘，也注定有一天會被冰冷的扳手無情的掰掉。
因為你不是那個掌控機器、掌控所有工具、甚至掌控電源的人。
包括那個看似“卷王之王”、成功“卷走”男主的孫奮斗（這名字起的好，其實前兩年輿論場有個更恰當的詞兒，叫“奮斗B”）同樣難逃這套算法的戲耍，在男主被“卷走”不出仨月，自己也被裁了。
你以為你的內卷是在創造更多價值，以換得「規則方」的賞識？實質上，貢獻你所能貢獻的一切剩余價值，即加班加到猝死、陪酒陪到吐死、職場爾虞我詐勾心斗角斗到煩死，這些本就是資本主義邏輯里作為一個「NPC式牛馬」應該有的樣子。
對于超時勞動，馬克思曾有指出：
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僅是商品，其本質上生產了剩余價值。工人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資本家，所以工人只完成一般意義上的生產是不夠的，他必須生產剩余價值。只有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或為資本自行增殖服務的人，才是生產工人。
艾倫 •金斯伯格有一首詩《我的黎明驪歌》格外觸人：
我二十幾歲的青春/在市場待價而沽/在辦公室里昏厥/在打字機上痛哭…
加班的本質就是對勞動力效益所做的打破勞動契約的強征強收，它在本就處于生產資料不公平的私有制環境里進一步壓榨了工人階級的血汗成果，造福了資本家階群，亦拉大了勞資雙方的差距，從而使得話語權、議價權等也在潛移默化中日復一日地形成階級之間的鴻溝。
從19世紀到20世紀，從英國的工廠到美國的“泰勒制”，乃至21世紀的全世界（包括中國），紛紛搖身一變成了“科學管理”、“優化資源”等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之美名。
包括“底層斗底層”，小區門口的保安大戰外賣小哥也好，寫字樓里的程序員們召開“加班競賽”也罷，都是幕后算法規則為一位位資本主義螺絲釘們設定的既定戲碼。
彼此殘殺、內卷互毆、血流成河、末尾淘汰……這在底層眼里仿佛亂作一團，但是于高層深宮的俯瞰下，真乃秩序井然。
古代皇帝最樂于見到的場景是什么？一定是臣子內斗。這樣才可永葆朝政安穩、皇權永固。
從高級寫字樓來到外賣騎手站點，電影男主遭遇的規則處境并沒有發生本質改變：在寫字樓里被業績和年齡分為三六九等，在外賣騎手榜單上則被單數分為三等九格。
都是一眼望去“人不為人”，只有一個個被明碼標價的產品，凡是不慎損壞一次（比如出車禍受傷、單子送錯、收到差評、超時送達），那么作為產品，你的價值便要下降一檔…
外賣員這份職業，只是電影《逆行人生》選擇的一個抓手而已，它也可以選擇快遞小哥，或是網約車，或是工地搬磚工、摩天大樓蜘蛛人、貨拉拉司機等等等等……
NPC們，都是被算法操控的工具，沒有任何人格、尊嚴、個性。
還記得2020年貨拉拉跳車事件嗎？我當時關注的焦點就是：很多人在質問貨拉拉平臺為何不安裝攝像頭、不提高安全維護成本……可問題在于，在平臺看來：“還不如等到死了人，我屆時再賠個錢劃算呢！”
此前的滴滴順風車莫不如此。
包括汽車巨頭福特公司，曾經有過內部計算，沒有投入安全設備的話，公司因為賠償事故遇難的損失為$49.5 million，而投入安全設備、修復安全隱患的總成本則為$137 million——資本果斷選擇了前者。
同理，快遞平臺、外賣平臺等資本方同樣不會“傻了吧唧”地多招快遞員、外賣騎手、多發獎金、多繳社保……
它必須把騎手數量控制在一個成本量級內，既能讓騎手不得不瘋狂闖紅燈，又能讓闖紅燈帶來的死人風險被降到一個資本可接受的范圍。
除卻風險管控，在利益分配層面，更是體現著嚴格的系統控制。
拿網約車為例，無論司機每天多么努力，每小時平均收入無限趨近于三十元，運氣好點能接到一個長途大單，但是返程往往接不到客；當你前面幾個小時收入不錯的時候，后面幾個小時直線下降……
算法可以用回歸和擬合控制收入曲線。
你或許可以跑得贏紅綠燈，但絕無可能跑贏算法。
網約車如此，外賣如此，跑腿如此，快遞如此，每一個坐在格子間里的“PPT紡織工”均是如此。
薛定謂當年在“生命是什么”的主題演講中提到：“自然萬物都趨向從有序到無序，即熵值增加，而生命需要通過不斷抵消其生活中產生的正熵，使自己維持在一個穩定而低的熵水平上”——看不見的算法系統，便會讓很多人維持在一個有序又低收入的水平上，這是社會的生命，也是算法與系統的殺招。
這個殺招的精髓在于，他會為每一位NPC的人物設定，設置一道量身定做的「軟肋」，或是高志壘的房子、病重的父親、嗷嗷待學的女兒，或是“摳王”的白血病女兒，或是“大黑”的殘疾人摯友……
《共產黨宣言》里描述得極為精準具體：
當廠主對工人的剝削告一段落，工人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的時候，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小店主、當鋪老板等等向他們撲來。
房價，貸款，病痛，家人……總之，總有一個「軟肋」可以讓NPC們不得不被看不見的算法所奴役、所剝削、所壓迫。
這就是電影《逆行人生》真正在展現的故事，或者說，它展現的是一種真相。
尤其是結局高志壘開發配送小程序被外賣平臺收購的劇情更顯得荒誕不經——一個創作本意是服務于騎手的產品，最終走向卻可能是導致一眾騎手更加的忘我內卷、同時讓掌握算法數據的資本方的利潤更上一層樓……
這就是看不見的無形的規則，它會讓所有人的努力和拼搏淪為實際中毫無意義的自我內耗、自我規訓、自我損傷。
明確了這個角度，就應該了然這部電影絕不是在“歌頌苦難”，反而是給出了主創團隊針對「算法系統」時的終極抉擇：離場。
房子，男主一家不要了，他們的答案是：“房子很重要，但家更重要。房子不是底線，家人才是底線。”
這樣的價值暗示，某種層面上已然推翻了作為曾經的「算法隨波逐流者」的男主高志壘的某種“信仰”——既然在曾經被教育和規訓的規則系統里我再怎么努力都沒用了，那不如放棄吧，小房子也挺好的，一切似乎都無所謂了。
這是電影出于某些客觀因素而做出的克制演繹，但現實無疑會更加露骨，看看今天的生育率，結婚率，購房率，盡在不言中。
之前寫過，人口的自然下降其實是一個細思恐極的事情，因為這代表了在“人生是否值得去經歷”這個終極哲學問題上，這個社會所創造的生活讓參與其中的大多數人選擇了否定。
政策降低利率是鼓勵購房，結果年輕人要么提前還貸、要么拒絕買房；
政策延遲退休是為了緩解社保資金的不足，結果年輕人拒交社保；
政策放開三胎是為了鼓勵生育、增加“人口紅利”，結果年輕人打出旗號：“我們是最后一代”、“拒絕生產軟肋”………
現在連刷直播間淘便宜貨也要被PUA、被進一步的驅離…這本質上是一種雙向排斥：底層抵觸頂層超出正常勞動致富的呈指數級的財富擴充效率，而頂層則鄙斥底層“怎么會這么窮，竟消費不起我的產品！”
這就是階層分化的后果，也就是這套長久以來被維持和信奉的「算法系統」與「游戲規則」，開始出現問題了。
不論是底層的無產者還是脆弱的偽中產，他們過去跟隨「算法系統」亦步亦趨走來的路，全部成了一個又一個黑洞：說好的P2P投資能賺翻的，說好的努力工作拼命加班就能升職加薪的，說好的房價會一直上漲的……
當所有付出都難以兌現「正反饋」時，能夠做的，唯有離場。
歷史上的歷次經濟危機，沒有哪一次是因為所謂“社會沒有錢了”而造成的，均是因為貧富差距達到極值，從而使得底層無法再消費和消化生產品，進而產能始終過剩，最終釀成了難以壓制的破產巨潮。
這和封建社會土地兼并達到臨界點則必然爆發農民起義，是一個道理。
從2022年至今，短短三年，全國各地法院判決的失信被執行人數突破八百萬人，三年暴增四成，背后是滔天洪水般的房貸斷供潮，以及難以統計的中青年失業率…
人生之所以會逆行，是因為順從換不來回報。
如果前進是被損耗，停留又是內耗，那不如干脆轉過身來調轉方向吧。
像尼采說的那樣：
對待生命，你不妨大膽一點，因為我們始終要失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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