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
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
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
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
—— 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1949年3月5日。
1
李先生這話屬實雷人雷得頭皮發麻。
據說圖中這位李先生曾經在疫情期間被基層的官僚主義封門閉戶于家中沒飯吃沒水喝的時候，曾經罕見的說過幾句人話，而如今又開始維穩至上、共情統治階級、一幅忠誠奴仆示忠的嘶吠模樣……
看來還是餓的少了。
只能說，真所謂“黃四郎是殺不完的”。
胡錫進被國家禁言了，但是輿論場千千萬萬的胡錫進們卻紛紛蹦出來填補老胡被關禁閉后的右翼真空，這門生意（或者說這個賽道）還真是競爭激烈啊……
《義勇軍進行曲》居然都過時了，讓人不由想起這幫人的頭目胡錫進曾發表過的觀點：
怎么理解呢？
我再來翻譯一下，也是幫扭扭妮妮的胡先生大方開口吧：
泥腿子們打江山、鬧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是當權者、精英分子們坐江山的時代了，不要再鬧騰了！
“打了一輩子仗，享受享受怎么了”的意思？
恍然有一股熟悉的氣味，回想80年代初期有一句著名的憤語曾從廟堂之上傳開：
看群眾臉色的日子，終于一去不復返啦！
中國從革命時代走向建制時代了嗎？中國共產黨由一個革命黨變為建制黨了嗎？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八屆中央委員會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
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
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是好事。
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
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
十年后的盛夏，毛主席在同胡志明談話時又有憂心吐露：
解放十幾年來，我們脫離群眾是很厲害的。青聯、婦聯、團中央都是空架子。我們的要求是不脫產，既當官，又當老百姓。假如不當老百姓，有什么辦法呢？一個月里當一個星期的官，三個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當老百姓，工人運動的領袖，這樣下去就可能變。這個是大方向問題！
他曾還尖銳地指出：
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
早在建國后不久，毛主席就曾對滿屋子的地方干部怒氣沖沖：
地位越高，知道的越少！北京不是個學知識的好地方。
當時，北京的一些普通百姓已經在用“寶塔”這個詞私下嘲諷他們頭上重重疊疊的官僚機構，主席也覺得自己像個被“困在了寶塔尖上的人。”
直至瀕近晚年，主席終于淚目悲嘆：
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即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岡山，在山上與王卓超等人談及蘇聯修正主義特權集團時所評述的：
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
這個特權階層，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成果，占有遠比蘇聯一般工人和農民高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們不僅通過高工資、高獎金、高稿酬以及花樣繁多的個人附加津貼，得到高額收入，而且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營私舞弊，貪污受賄，化公為私。他們在生活上完全脫離了蘇聯勞動人民，過著寄生的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這個特權階層，思想上已經完全蛻化，完全背離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革命傳統，拋棄了蘇聯工人階級的遠大理想。他們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他們自己背叛革命，還不準別人革命。他們唯一的考慮，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統治。
再審視一遍胡錫進的“中國復興開始時以革命的方式開路，如今要以建制的方式不斷改革前進”——從史觀層面，胡錫進還在表達一種赤裸裸的精英史觀，而非中國共產黨安身立命的「人民史觀」。
胡錫進還曾出言論，大致意思是要求輿論不要過于“上綱上線”：
這種論調非常有趣，試問：什么人會害怕“綱”和“線”呢？
或者說，他胡錫進害怕的政治綱常和階級紅線，又是什么呢？以致于如此大驚失色地呼吁“下綱下線”？
我想起了2021年9月，胡錫進曾發表過類似言論：去革命化，以及給革命賦予“恐怖化”色彩：
什么人會害怕「革命」？這個問題放在任何時代都是值得討論的。
從烽火連天的戰爭歲月，到所謂鑄劍為犁的“和平年代”，「革命」這個被全世界受壓迫階層、被剝削階級所賦予了神圣使命感和歷史成就感的詞匯，其意義內涵一直在被解構，也一直也被某些勢力以抗衡、以對峙。
有時，甚至還會被人為地曲解乃至隱藏。
恐懼革命，逃避革命，抵制革命，以至于在紙醉金迷、聲色犬馬的時代里掀起一股“去革命化”的浪潮、鼓吹和打造一個以“革命過時論”“革命無用論”的氛圍風氣……
這都是十足的陽謀。
在維穩萬歲的名義下，反動分子和既得利益軍團那一座座膀大腰圓的肥膩皮囊下一根根油腥的尾巴，從來都是藏不住的。
看看體育總局的袁主任，看看北京街頭飛揚跋扈的“外交姐”，看看中信的實習生公子哥，看看萬柳書院的運球少年，看看張師嘉的抖音生活紀錄片，看看一手撕掉蘇州紀檢委臉面的許可馨和祝某人…
究竟是誰還敢堅持不懈、油頭粉面得說革命過時了、斗爭過時了、階級思維過時了？
如果連黨中央都在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刀刃向內”、“發動黨的自我革命”，而某些人卻依然一幅“以奴護主”的維穩模樣，那還真是應了魯迅先生那句話：
凡走狗……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
2
其實，關于對許多廣為流傳又深入人心的藝術作品（特別是歌曲）進行魔改、甚至是替換取代的反動行為，那幫人那就在進行了。
還記得前年的鄭智化嗎？
鄭智化的《星星點燈》，是一首絕對愛國愛臺的革命促統歌曲，創作背景是1992年李登輝鼓吹臺獨、讓臺島社會陷入巨大的不安全感和分離感。
之前1991年的5月，李登輝就宣布要開展第一次修xian，制定憲法增修條文；兩年后取得國民黨的領導權，自稱「主流派」。
此后李登輝以所謂“總統”身份出訪新加坡、菲律賓、泰國、印尼、約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美國等國，以及南非、巴拿馬等所謂“邦交國”，并開始加強與日本關系，推動所謂「南向政策」。
同時，李登輝主導了臺軍向美國購買150架F-16戰斗機與愛國者飛彈、向法國購買60架幻象2000戰斗機與6艘拉法葉級巡防艦，妄圖帶領臺灣省在臺獨的反動道路上狂奔。
鄭智化的《星星點燈》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于臺灣唱響，寄托了島內愛國同胞們反對獨立、渴望祖國統一的情愫。
尤其是歌詞“現在的一片天，是骯臟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見”堪稱全曲點睛之筆，深徹控訴了李登輝集團的反動統治。
然而，湖南衛視卻在綜藝《乘風破浪的姐姐》中，大肆篡改《星星點燈》歌詞，且改的正是這句“現在的一片天，是骯臟的一片天”，將其修改為“現在的一片天，是晴朗的一片天”……
這是什么訴求和意味呢，嫌棄原歌詞過于剛毅和“負能量”？匹配不上“這盛世如你所愿”的正能量是嗎？
加之女星們搔首弄姿、媚眼挑動的陰靡，一首愛國紅曲就這樣被湖南衛視加工成了一支藍色俗音，在“娛樂化一切”和“正能量不動搖”的大旗下，大行歷史虛無主義。
這早不是第一次了，鄭智化的《水手》同樣曾被央視要求修改歌詞。
還有，還記得河北共青團公然篡改萬青名曲《殺死那個石家莊人》事件嗎？
一首反映工人階級在時代大潮中不屈吶喊、不甘破碎的雄歌，硬是被改編成了“去傷痛化”的歡樂頌……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曾語：
把馬克思主義改為機會主義的時候，用折中主義冒充辯證法是最容易欺騙群眾的。
這樣能使人感到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似乎考慮到了過程的一切方面，發展的一切趨勢，一切相互矛盾的影響等等——但實際上，并沒有對社會發展過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釋。
吶喊？不允許；仿徨？不存在。
這天必須“晴朗”，你們必須正能量。
音樂，毫無疑問是階級斗爭的工具之一，歷來的統治階級都會竭力利用音樂來維護他們的統治。
兩千多年以前，奴隸制度的衛道士孔丘曾主張“禮樂治國”，他直言不諱地說過：
移風易俗，莫善于樂。
當黎民百姓們在民歌(例如當時法家的發源地鄭國的民歌)中揭露剝削者的罪惡、宣傳反抗思想時，孔丘便氣急敗壞地叫嚷鄭國的民歌“使人放縱”，要“取締鄭國的民歌”（《論語·衛靈公》“鄭聲淫”、“放鄭聲”）
孔丘的音樂觀，鮮明地表現了他的奴隸主階級立場。
戰國末期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家荀況，堅持法家觀點，在音樂上便提出了音樂為“法治”服務的觀點，強調音樂在為新興地主階級利益服務方面的巨大作用。
他說：
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荀子·樂論》)
這些圣人一致認為，音樂對外能反對敵人的騷擾，對內能加強團結，“兵勁城固”。總之，音樂可以“鞏固新興的封建政權”。
在歐洲封建社會里，封建統治階級更是長期利用宗教音樂維持統治，如以“圣詠”、“教堂歌調”麻痹和束縛人民思想。
而在今天，連《國際歌》也已經被某些正能量人士教導“不許這么唱，你得那樣唱”、甚至壓根不準唱……
推薦閱讀：沒有巴黎公社與《國際歌》，談何法蘭西
那么下一步呢，是不是真的要把國歌也改成“中華民族到了最安全的時候？”
一種歌詞取代另一種歌詞，一種政治取代另一種政治。
不由回想起四十余年前，1980年，《軍港之夜》一炮而響，此曲運用了近似朗誦的演唱方法，把聽眾十分神奇地帶進了“夜色恬靜的軍港”，給聽眾留下了一股“渾身酥軟”、“情意綿綿”的意境感受。
我人民解放軍的軍容，從那時候開始由鐵骨錚錚、剛正不阿，邁向了兒女情長、幽怨嗔癡。
也正式由“紅歌”，走向了“藍調”，似乎也為經商等時代之為奠定了氛圍伏筆。
“寥廓江天萬里霜”的博大沒有了，“一唱雄雞天下白”的風骨沒有了，“延安無土不黃金”的驕傲沒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的氣魄沒有了。
這或許也怪罪不得那些創作者們，毛主席說過：
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是首先決定那一定形態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態的文化又才給予影響和作用于一定形態的政治和經濟。
根源性的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催生了一年后即1986年那首震撼全國的神曲：《一無所有》。
崔健沙啞的嗓音和炸裂的吉他，撩動著每一個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陷入迷茫的中國年輕人。
他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為那時的他們已非常明白：自己什么都想要，可是什么都要不到。
這就是八十年代的文化群像，藍色的靡靡之音代替了紅色的革命文化，中國大陸開始“舒服”起來了，開始“軟綿綿”起來了。
那些歌曲見證了一個時代的精神空虛，如同同樣是在八十年代走進千門萬戶的金庸筆下的人物，幾億國人在一夜之間從袁承志變成了垂首迷惘的郭靖。
同以金庸為范，失去了理想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八十年代之后的四代中國人只能用虛構且取材前史的武俠小說來自我慰籍。因而，包括金庸文學在內的一大批武俠小說，站上了其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文藝高位。
這是很詭異、很驚悚的現象，因為它體現著對“身后走過的路”去進行的一種“強行遺忘”的欲望。
文學小說如此，音樂歌曲更是如此。
2020年時，國防大學官微等多家官方媒體被發現竟然早就悄無聲息地把著名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歌詞的最后一句“我們是勞動者的先鋒”改為“我們是抗日者的先鋒”。
“勞動者”改為“抗日者”，將自我主體從“工農代表與領導者”的階級本位，改為“抗日代表與領導者”的民族本位。
這樣的變動方向，可以毫不客氣地說：這是國民黨化，尤為“蔣化”。
失去了階級高位，這首原本斗志昂揚的工農戰歌瞬間貶落塵土。
乍一看，改動后的歌詞給人的直觀感覺就是：這首歌由蔣匪軍、由國民黨部隊來唱，似乎也顯得并不突兀。
因為其與蔣光頭所謂“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借民族性這一國民底線來煽動中國人幫他抗日的陰謀，別無二致。
不代表工農、不領導工農，而僅僅想著“抗日”即抵攘外侵，那么這份“抗日事業”的目的也不過是為了維護其在中國大陸的反動統治罷了。
從前，由《八路軍進行曲》演變而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其歌詞也是底色赤紅的“我們是工農的子弟，我們是人民的武裝”，這才是堅持階級斗爭初心的馬列史觀。
同時這也是毛主席任教育委員會主席的抗日軍政大學這所工農兵圣殿，其與國民黨黃埔軍校那樣的精英官僚（買辦統治軍閥）孕育所，最大的區別所在。
《抗日軍政大學校歌》的鬧劇不免讓人想起兩三年前，中央黨校上演的一臺經典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其在過往一直寫在舞臺小黑板上的“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無產階級自己”，當時竟然被換成了“組織紀律”四個冷冰冰的小字……
組織紀律？
任何軍隊都要講紀律，紅軍要講紀律，白軍也要講紀律，日軍也要講紀律，美軍也要講紀律；不拿百姓一針一線的工農革命軍是講紀律，奸淫擄掠不亞日本鬼子的國民黨軍也是講紀律………
僅僅一個“組織紀律”，這何以體現我軍的政治本位？
很多時候，問“軍隊究竟是為誰打仗”，其實就是在問這支軍隊“究竟是工農無產階級軍隊，還是買辦資產階級軍隊”，也是十年前某些勢力掀起的所謂“軍隊國家化”、“軍隊去黨化”這樣的80年代蘇聯（蘇軍）式改革的延續變種。
從“勞動者”變成“抗日者”，從“解放全人類”變成“組織紀律”，從“反美帝”變成“反美國”，從“抗議美帝霸權主義”變成“抗議美國霸凌主義”……
我們，到底還要改動多少？
請明晰：臺灣還沒有解放呢，帝國主義還沒有滅亡呢，共產主義還沒有實現呢——長征，還沒有結束呢！
3
既然提到解放臺灣，提到我軍，不妨再就著本文的主題再多說點。
和“《義勇軍進行曲》過時論”其邏輯理念內核相一致的，是“去革命化”思潮。
而放置落位到軍事領域，在某一個時期，輿論亦曾有聲音疑問：
我軍攻臺成功、解放臺島、祖國統一之后，解放軍會改名字嗎？
不論這個問題的提問者是否“有心”，但其答案必然是嚴肅的。
我軍自成軍始有過很多的稱呼，最初叫做工農革命軍，之后叫工農紅軍，簡稱“紅軍”；再以后叫八路軍，之后又有叫東北民主聯軍、晉冀魯豫部隊、華東野戰軍、山東野戰軍、西北野戰軍等稱呼。
“解放軍”一詞，最早出現于1945年8月中旬。
抗戰取得勝利，延安八路軍總部發布反攻命令，其中在第四號命令中出現“解放軍”的稱呼。
這個命令是以朱老總的名義發表的，其中稱：
所有山西解放軍統歸賀龍指揮，統一行動。
這是黨第一次提出并且使用“解放軍”一詞。
但是隨后各部隊仍然沿用“八路軍”、“新四軍”的稱呼。
1946年解放戰爭全面爆發，9月中旬，黨主辦的《解放日報》在社論中開始使用“人民解放軍”的稱呼。
1947年2月1日，毛主席在《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黨內指示中，提到“解放區人民解放軍”；九天后，朱老總以“人民解放軍總司令”名義簽署命令。
隨后，3月24日、25日，新華社連續廣播“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談話，“人民解放軍”的稱謂便正式使用。
4月，黨中央在關于暫時放棄延安的文件中，又兩次提到“人民解放軍總部”；自7月開始，各地部隊陸續改稱“人民解放軍”：首先是7月29日聶榮臻的晉冀魯豫軍區下令所屬部隊，改用“中國人民解放軍”臂章；茍是7月31日，彭老總領導的西北野戰軍也改名為“西北人民解放軍”。
10月10日，黨中央正式公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明確了“解放軍”的官謂。
12月底，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部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司令部——東北部隊也正式改稱為“解放軍”。
從此以后，黨領導的正規部隊全部統一叫做“人民解放軍”，沿用至今。
「解放」，體現了一個政黨、一支軍隊的階級性質和政治成色，也體現了這個政黨、這支軍隊所建立的國家的根基初心與使命信仰。
曾有一些人居心叵測地在黨的各類場合“去解放化”、“去革命化”，謀求將我們的黨“官僚化”、“行政化”、“國家機器化”，這我此前已有撰文許多。
“解放軍解放了臺灣后要不要改名”、“和平時期解放軍這個名字是否合適”………這些問題不是今天才有的，很多年來就有討論。
但值得警惕的是：討論的目的和氛圍往往并不友好。
因為，某些勢力一直在妄圖扭曲和抹煞我軍的性質：革命性，人民性，國際性，社會主義性。
革命是沒有止盡的，因為革命與自我革命是必須時刻相伴相生的；
戰斗是沒有疆域的，我軍不僅在中國的土地上同國民黨反動軍閥作戰，還會去到朝鮮與朝鮮同志并肩作戰，去到越南與越南同志并肩作戰；
解放更是沒有邊界的，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
毛主席的繼續革命理論說的十分清晰：
在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并且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還有必要進行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爭都是為了奪取政權，鞏固政權。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勢力斗爭，也完全是為著維持他們的政權。
這，就是一支手槍對準敵人，一支手槍指向自己。
今天的領袖曾有一道擲地鏗鏘的軍令：
人民軍隊要堅決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
如何能夠保障黨的前行航道不偏離正軌、保障國家的政治性質不變色、保障社會主義制度不垮臺，這是建軍遠遠先于建政的人民軍隊永恒的課題，也在各個歷史時期——包括時局錯綜復雜的當下，對人民軍隊提出了回避不掉的革命斗爭要求。
半個多世紀前的《五一六通知》中，毛主席有這樣寫道：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就軍隊而言，解放軍絕不可變成“國軍”，即某些人經年累月鼓吹的“軍隊國家化”、“軍隊去黨化”。
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找紅軍去！
這是毛主席昔日對這支從井岡山一路走來的隊伍最悲盡肺腑的詰語。
當階級性被瓦解，這支人民軍隊必然如被抽髓剝筋，轟然倒塌；同時其階級對立面的反動勢力，也必然更為根固基穩。
也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論》中對革命的論述：
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
一支原本為人民而服務、為階級而斗爭的軍隊，褪去了光鮮的政治底色，淪為了國家機器的暴力武器和維穩工具，這樣的悲劇，歷史上最為生動、也是最為沉痛的例子，就是蘇聯紅軍。
1946年后，蘇聯紅軍與紅海軍合并，并統稱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武裝力量”。
“革命”停止了，“戰斗”銷聲了，一支為解放全人類而奮斗的階級斗爭之師，就此蛻變為一支“國家部隊”、一支“國家機器統治下的暴力工具”。
同時，也為其日后淪為蘇聯修正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侵略他國、踐行霸權主義的拳頭，埋下了伏筆。
推薦閱讀：蘇聯紅軍的變質
4
修改彰顯著黨與人民軍隊初生成長時期的歌曲、口號、標語，這種行為是對意識形態進行解構和污化。
而正如前文例述，放棄了意識形態紅線，放松了黨的領導，放下了為人民服務的信條，那支打敗了不可一世的、強大到無以復加的納粹德軍的蘇聯紅軍，便被自己埋進了歷史的墳墓。
《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中，有這樣一段引人深省的話：
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并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
當年，步入暮年的毛主席時常會吟誦一些主張統一、反對分裂、收復失地等內容的古代愛國詩文，不自覺但又真實的表達出自自己對祖國尚未統一的憂慮，以及對自己未了心愿的遺憾與惋惜：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后事。
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
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
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
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
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
吐露這段話的一年前，1975年的國慶，孟錦云曾親自問過毛主席：
主席您年輕的時候，想到過要建立一個共和國，當主席嗎?
已經有些口齒不清、言語乏力的毛主席，聽后笑答：
我可不是劉伯溫，能前知500年，后知500載。那時候，既不曉得建立一個什么共和國，更不曾想到要當什么主席，當時想的只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本人不過是匹夫而已。很多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嘛。
這話仿佛在呼應著二十年前、1955年評大元帥時他的那句：
我就是不當大元帥，你們別逼我！
解放臺灣需要“兩個自信”：高度的意識形態自信，不可動搖的征服民心自信。
推薦閱讀：解決臺灣并不難，解放臺灣太困難
這不但要同半個世紀前毛主席對臺灣省念念不舍的遺憾對比，更需探尋人民軍隊為什么會在九十七年前誕生。
推薦閱讀：紅軍為什么能夠勝利
今天回看時，作為“八一建軍節”紀念日的南昌起義，一個最顯突兀的點是它的口號：
河山統一。
不是“為人民服務”，也不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也不是其他任何政治進步的口號。
至少在那個南昌城頭槍響的夜晚，這支充斥著舊軍閥、地方主義、農民散漫習氣、意識形態更是難言堅定的軍隊，尚不知自己在為誰而戰，更對前途充滿迷茫。
轉折點在在南昌起義后的第六天和第八天。
1927年8月7日，也就是整整九十七年的今天，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毛主席根據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正式提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偉大論斷。
8月9日，中共中央決定，毛主席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去湖南，改組湖南省委，領導秋收起義。
從毛主席開始，黨的軍隊進入了升華的階段：這支軍隊必須被誰領導，這支軍隊為誰而戰。
兩年后的12月28日，鵝毛大雪中，這支在混沌中摸索的隊伍終于等來了光炳千秋的古田會議，即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
從此，思想建軍、政治建軍、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為人民服務、堅持群眾路線，成為了這支軍隊區別于此前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所有舊制軍閥的最顯著標志。
“為人民行軍”，毛主席的這支部隊從這一天開始、從古田開始，實現了政治高度的騰飛。
在此之前，二十八團想去贛南，二十九團想去湘南，三十一團想去瀏陽平江，湘贛交界的同志又主張在邊界游擊……
濃郁的封建氏族觀念籠罩在井岡山上，導使紅軍指揮調動都相當困難，個別隊伍甚至成建制潰散，這談何打仗，談何作戰，談何建設？
關鍵時刻，是毛主席拯救了這支初生的隊伍。
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毛主席深刻指出部隊弊病：
社會組織是普遍地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系，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個支部，支部會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在這種情形下，‘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艱難得很。
從1927年9月的三灣改編，到1929年12月的古田會議，毛主席為一支散架軟骨的軍隊注入了力量磅礴的政治骨髓，封建觀念從此被逐出這支紅色的隊伍，士兵們來自五湖四海，卻為了同一個革命目標凝聚在一起。
毛主席領導的這支隊伍，并不具有天然的先進性：從歷史上看，農民階級由于不堪忍受剝削壓迫和土地兼并而揭竿而起、上山稱王的，也從來不乏巨眾——但最后不是落草為寇、就是接受招安，個別成功當上皇帝的也只是重復封建王朝的新舊輪替。
究其原因，就是沒能走出反動的帝王統治思維。
我人民軍隊能否避免重蹈農民起義覆轍，不當“陳勝吳廣第二”、“李自成第二”、“石達開第二”，最重要的生命線就是堅持軍隊政治純潔性的建設、堅持軍隊意識形態強基固本的建設。
如如今日領袖所言：
要把意識形態工作，擺在黨的一個極端重要的位置上。
秋收起義后，5000多人的部隊只剩不到1000人，全軍“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會散掉…”是毛主席領導了三灣改編，不想留的發路費走人，留下來的重新整編，創造性地“把支部建在連上”，建立了軍隊民主制度，使革命火種保存；
古田會議時，軍隊內部流寇思想、極端閑散化、舊制軍閥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滋長蔓延，連吃敗仗。是古田會議確立了毛主席提出的“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原則，軍隊成了“人民軍隊”，從此固根鑄魂、脫胎換骨；
抗日戰爭時，黨內軍內出現多種錯誤思想，革命發展面臨內憂外患。是毛主席先給冀熱邊區委發電報：“你們應堅持冀熱察邊的艱苦斗爭，創造根據地。大量的發展黨，吸收進步分子入黨，建立連隊的支部和生活，使之成為領導連隊斗爭的核心。一切忽視黨的發展與工作，是目前鞏固部隊提高戰斗力最有害的”，后又在延安開展整風運動，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全黨實現空前團結和統一，為奪取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抗美援朝時，建國后被改編為解放軍第50軍的原國民黨第60軍，轄第148、149、150、167師（曾澤生任軍長，徐文烈任政委），奔赴朝鮮第一、二、三、四次戰役。其中第三次戰役中，這支幾乎與解放戰爭時期人員無差、曾經懶散笨拙又軍紀渙漫的“敗軍”，竟然高吼著“保衛祖國！”、“請毛主席和軍委放心！”，在朝鮮全殲英軍皇家重型坦克營、一舉解放了漢城！
不妨再一問：為什么美帝國主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無懼我軍、掀起了包括銀河號事件、轟炸南聯盟大使館等一股又一股欺侮我中華民族的浪潮？
推薦閱讀：90年代的屈辱
這兩個問題，都可以從毛主席的話中找到答案：
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
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
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
軍隊，不僅具有作為國家機器一部分的國家性質，還具有從屬于執政者的政治性質。
按照馬克思的國家學說：
現代國家通常是由執政黨領導的，軍隊總是或直接或間接地體現執政黨的意志。包括軍隊在內的國家機器作為‘器物’必須有人來執掌和使用，這個‘人’就是執政者。
跋
早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就曾聯系對蘇聯赫魯曉夫實行的政策的批評，提出國內的階級斗爭問題：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
他還提出：
對階級斗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
羅伯特·米歇爾斯在20世紀初有過這樣一種預言：
社會主義者也許能夠取勝，但那已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其擁護者取得勝利的那一刻，就會自行消亡。
建國立業近三十年后，毛主席非常“毛澤東式”的又一次捍衛了公平——他不允許社會主義周期性的“自行消亡”。
馬克思、列寧等革命前輩都曾暢想過共產主義的終點，然而站在導師們肩膀上的毛主席，卻看到了終點后新的起點。
1971年，78歲的他對同志們這樣說道：
到了共產主義就沒有斗爭了？我就不信。
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是有斗爭的！只是新與舊、正確與錯誤的斗爭就是了。一萬年或幾萬年以后，錯誤的東西也還是會有的。
今天的領袖亦有指出：
我們黨在內憂外患中誕生，在磨難挫折中成長，在戰勝風險挑戰中壯大，始終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風險意識。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多次強調要堅持底線思維，就是要告誡全黨時刻牢記“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
1960年3月30日，毛主席起草黨內指示《反對官僚主義，克服“五多五少”》，開門見山點明：
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壞作風，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會春風吹又生了。
而不過十余年載后，已瀕晚年的毛主席卻不由悲嘆：
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
2013年12月26日，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領袖明確指出：
全黨要牢記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記“兩個務必”，牢記“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古訓，解決好“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性課題，增強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自覺。
我們要繼續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凡是影響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的問題都要及時解決，凡是損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病癥都要認真醫治，凡是滋生在黨的健康肌體上的毒瘤都要堅決祛除。
六年后，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領袖再度發表《牢記初心使命，推進自我革命》：
我講過，功成名就時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創業初期那種勵精圖治的精神狀態不容易，執掌政權后做到節儉內斂、敬終如始不容易，承平時期嚴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變革關頭順乎潮流、順應民心不容易。
我們千萬不能在一片喝彩聲、贊揚聲中喪失革命精神和斗志，逐漸陷入安于現狀、不思進取、貪圖享樂的狀態。
而是要牢記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作為加強黨的建設的永恒課題，作為全體黨員、干部的終身課題。
應該看到，在長期執政條件下，各種弱化黨的先進性、損害黨的純潔性的因素無時不有，各種違背初心和使命、動搖黨的根基的危險無處不在，如果不嚴加防范、及時整治，久而久之，必將積重難返，小問題就會變成大問題、小管涌就會淪為大塌方，甚至可能釀成全局性、顛覆性的災難。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說到底是要解決黨內存在的違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種問題，關鍵是要有正視問題的自覺和刀刃向內的勇氣。
我們不能關起門來搞自我革命，而要多聽聽人民群眾意見，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監督。
最后，我想同大家重溫毛主席講的兩段話。
一段話是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中講的：‘成千成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另一段話是1949年3月5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的：‘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
中華民族早已過了“最危險的時候”了是嗎？
從此可以馬放南山刀槍入庫縱享太平盛世了是嗎？
我們的黨員干部與領導群體可以帶著我們的人民鶯歌燕舞的國門洞開“與國際接軌”了是嗎？
那些帝國主義勢力、軍國主義集團、新法西斯納粹力量都是不存在的、危言聳聽的、杞人憂天的是嗎？
我們內部各領域（尤其諸關鍵部門位置）的漢奸內鬼兩面人都早已整肅完畢、一片清朗、永遠不會再滋生細菌了是嗎？
《義勇軍進行曲》，真的可以停唱了是嗎？
推薦閱讀：金融之亂，百亂之首
以著名的話劇《從湘江到遵義》的臺詞，作為本文結尾吧：
我們仍在牽掛，
我們流血犧牲建立的新中國！
我們當年的那些夢想實現了嗎？
人民當家做主了嗎？
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了嗎？
還有貪官污吏嗎？
還有人騎在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嗎？
我們還在受外國人的欺辱嗎？
中國人真正的站起來了嗎？
我們的黨還記得對人民的承諾嗎？
還有糾正錯誤的勇氣嗎？
需要有人站出來的時候，還有人站出來嗎？
還有人像我們一樣，愿意為信仰而生，為信仰而死嗎？
長征并沒有結束，我們這個民族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
前面還會有一道道封鎖線，還會有湘江，烏江，金沙江，大渡河……還會有婁山關，臘子口，還會有雪山，草地……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