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來，以毛星火起訴莫言為導火索，網絡上圍繞莫言的作品，再度掀起批判和反批判熱潮。批判者據其作品美化日本侵略者、頌揚國民黨反動派，詆毀我八路軍和抗日人民武裝力量，污辱中國人民，抹黑中華文明史，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領袖，還有貫穿其作品的污濁不堪的“下半身”段子，指斥其背叛國家和人民、玷污先烈、歪曲共和國歷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漢奸行徑。反批判者則罔顧作家作品內容而言它，他們抬出莫言身居體制內高位的泰山北斗唬人頭銜，抬出外國人贈予的“諾貝爾”金冠，曬出其在體制內贏得的與其等身著作相媲美的榮譽鮮花，以居高臨下的傲人姿態，對民間批判者的身份地位、專業學養嗤之以鼻。這就與莫言作品的批判者在批判與反批判上形成了分歧，批判者直接著眼于作家作品實實在在的內容，反批判者則著眼于作家的專業化寫作水平及其體制內“高官”身份和取得的無數令人目眩的榮譽，形成“實”與“虛”的較量。

　　說實話，莫言的文章我讀得很少。這并非說我有什么政治成見，或對其作品抱有天然的對立情緒，而是面對當今萬花筒般紛紜復雜的市場經濟社會，尤其是以互聯網為紐帶的關聯政治的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多元龐雜，還有中國面臨愈來愈嚴峻的國際戰略形勢，對于小說，尤其是廣受廣大人民群眾詬病、具有非健康政治傾向的文藝作品，我實在是不想浪費自己空余時間。

　　二

　　著作等身，幾乎囊括國內文壇各種獎項，且成為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首位中國作家，以“展示一個沒有真理、常識或者同情的世界,這個世界中的人魯莽、無助且可笑”的對祖國“黑暗史”的藝術化深刻揭露而蜚聲西方世界的莫言，其文學功力自然是臻于化境，其構建的精神大廈自然是富麗堂皇、令人仰慕敬畏的，其縱任瑰麗的想象編織的藝術世界自然是色彩斑斕、引人入勝的。我堅信莫言寫作時的政治信仰與精神皈依是虔誠的，否則他打動不了西方諾獎評委。這一點，讀者大概也可以從其作品躍動的字里行間感受得到。

　　我堅信由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為莫言及其作品撰寫的授獎詞，對莫言及其作品的評價是全面、深刻而中肯的，“他用嘲笑和諷刺的筆觸,攻擊歷史和謬誤以及貧乏和政治虛偽。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類最陰暗的一面，在不經意間給象征賦予了形象。……高密東北鄉體現了中國的民間故事和歷史。在這些民間故事中,驢與豬的吵鬧淹沒了人的聲音,愛與邪惡被賦予了超自然的能量。……中國20世紀的疾苦從來都沒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寫:英雄、情侶、虐待者、匪徒，特別是堅強的、不屈不撓的母親們。他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沒有真理、常識或者同情的世界,這個世界中的人魯莽、無助且可笑。中國歷史上重復出現的同類相殘的行為證明了這些苦難。對莫言來說，這代表著消費、無節制、廢物、肉體上的享受以及無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試圖描述。莫言的小說《酒國》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歲童子肉。……在莫言筆下的中國，我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理想具有合乎標準特征的公民。……在他描寫中國最近一百年的宏大如掛毯的故事中，既沒有跳舞的獨角獸，也沒有跳繩的少女。但他所描寫的豬圈般的生活如此獨特，以致于我們覺得已經在那里呆了太久。”

　　對于這一點，莫言在其發表的一大篇獲獎感言中給予了豐富的回應。關于母親，他說，“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著母親去集體的地里撿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撿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著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撿到的麥穗，吹著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令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后，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沖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了我，平靜地對我說：‘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并不是一個人。’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個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的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干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說：‘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么長的？’我氣急敗壞地說：‘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干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了老人碗里。……我生來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里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親對我說：‘兒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變美。’”關于自己，他說，“我小學未畢業即輟學，因為年幼體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灘上去放牧牛羊。當我牽著牛羊從學校門前路過，看到昔日的同學在校園里打打鬧鬧，我心中充滿悲涼，深深地體會到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孩子，離開群體后的痛苦。到了荒灘上，我把牛羊放開，讓它們自己吃草。藍天如海，草地一望無際，周圍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人的聲音，只有鳥兒在天上鳴叫。我感到很孤獨，很寂寞，心里空空蕩蕩。有時候，我躺在草地上，望著天上懶洋洋地飄動著的白云，腦海里便浮現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們那地方流傳著許多狐貍變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著能有一個狐貍變成美女與我來作伴放牛，但她始終沒有出現。有一次，一只火紅色的狐貍從我面前的草叢中跳出來時，我被嚇得一屁股坐在地上。狐貍跑沒了蹤影，我還在那里顫抖。有時候我會蹲在牛的身旁，看著湛藍的牛眼和牛眼中我的倒影。有時候我會模仿著鳥兒的叫聲，試圖與天上的鳥兒對話，有時候我會對一棵樹訴說心聲。但鳥兒不理我，樹也不理我。許多年后，當我成為一個小說家，當年的許多幻想，都被我寫進了小說。……輟學之后，我混跡于成人之中，開始了‘用耳朵閱讀’的漫長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鄉曾出了一個講故事的偉大天才——蒲松齡，我們村里的許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傳人。我在集體勞動的田間地頭，在生產隊的牛棚馬廄，在我爺爺奶奶的熱炕頭上，甚至在搖搖晃晃地行進著的牛車上，聆聽了許許多多神鬼故事，歷史傳奇，逸聞趣事。這些故事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家庭歷史緊密聯系在一起，使我產生了強烈的現實感。我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這些東西會成為我的寫作素材，我當時只是一個迷戀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聽著人們的講述。那時我是一個絕對的有神論者，我相信萬物都有靈性，我見到一棵大樹會肅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鳥，會感到它隨時會變化成人；我遇到一個陌生人，也會懷疑他是一個動物變化而成。每當夜晚我從生產隊的記工房回家時，無邊的恐懼便包圍了我，為了壯膽，我一邊奔跑一邊大聲歌唱。那時我正處在變聲期，嗓音嘶啞，聲調難聽，我的歌唱，是對我的鄉親們的一種折磨。”關于對自己文學創作影響至深的作家，他說，“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啟發。我對他們的閱讀并不認真，但他們開天辟地的豪邁精神激勵了我，使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于自己的地方。”

　　通過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對莫言的授獎詞及莫言的獲獎感言，我們清晰看到，奠定莫言作品歷史的、現實的和被想象嫁接的真實社會與存活在歷史里、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的一眾人物基礎——“高密東北鄉”，就是縮小版的中國，其筆下呈現的“高密東北鄉”痛苦、暗黑的近代史，即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反帝反封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波瀾壯闊的斗爭史。根據廣大愛黨愛國網友對莫言作品部分章節的披露，我們同樣清晰地看到，其作品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且其政治傾向在一個以承載理性思想、感性情緒和政治意旨的恣肆汪洋的文字海洋中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面，正如他在其獲獎感言中所說，——“小說家是社會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但小說家在寫作時，必須站在人的立場上，把所有的人都當做人來寫。只有這樣，文學才能發端事件但超越事件，關心政治但大于政治。”莫言在諾獎獲獎感言中關于母親的兩件瑣事的敘述，凸顯出苦難母親的堅強韌忍和人格的偉大，同時通過母親的偉大反襯出與之交集的鄉親的野蠻、兇狠，而這兩件深烙在他記憶里的“瑣事”發生的時代背景，恰是全國人民意氣風發大干社會主義的火紅的毛澤東時代，其政治指向不言而喻。莫言試圖以“溝瀆”之水影射大時代滾滾洪流，反襯出其思想的狹隘與內心的陰暗。母親的偉大建立在人民的冷血、猥瑣品性之上，反證其品性的自私與高貴的傲慢。

　　莫言的作品是建立在真實歷史基石上的政治化藝術夸張與想象。——這個結論同樣源于其諾獎獲獎感言中的自白。童年時代放逐荒草灘上的肉體與心靈的雙重孤獨，讓置身于大自然天地間的莫言于深沉的悲涼中，天上蒼狗白云、地上花草蟲獸，都成為他馳騁無限想象、編織虛幻童話來慰藉空虛精神世界的養料，這為其日后成為以魔幻書寫歷史與現實的世界級寫作大師構建了牢固的“空中樓閣”。正如莫言所說，“許多年后，當我成為一個小說家，當年的許多幻想，都被我寫進了小說。”他說他的家鄉出了個以寫妖孽鬼怪著稱于世的大文豪蒲松齡，而蒲松齡從民間搜羅的人們杜撰的充滿神秘色彩的詭異故事，正好吻合其滿是玄幻想象的內心世界。他將蒲松齡以當地自然環境、所處時代的風物人情為背景勾畫出的鬼怪世界移花接木到自己置身的現實世界，穿插進自己的家族歷史、人生經歷，以及建立在家族歷史、人生經歷基礎上的對國家歷史、政治社會和人性的解讀。

　　三

　　莫言說，對于自己文學創作及文學創作風格起過較大影響的作家，有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他們都是獲過諾獎的世界文學巨匠，他們的作品都具有夢幻般冥想和歷史與現實疊合反映在主觀臆想里、充滿寓意的“意識流”風格。在這一點上，莫言以發達豐富的想象力構建自己海市蜃樓般精神大廈與他們不謀而合。

　　我讀過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作為世界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加西亞·馬爾克斯通過《百年孤獨》這部近30萬字的巨著，將“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涵義詮釋得淋漓盡致，整部作品通過巨大時間跨度，在宏闊粗礪，甚至混沌、野蠻的戰亂歷史大背景下，飽蘸激情與悲憫，以天才的文筆、深邃的思想、綺麗而詭異的想象，向讀者呈現馬孔多小鎮回環往復的興衰變化和布恩地亞家族類似神諭的傳奇故事。《百年孤獨》結構宏大，意境高遠，以史鑒今，以事鑒人，以極富張力的神奇想象詮釋人性善惡，以及兆示與人性不可分割的人類社會難以脫逃的艱于自我救贖的宿命，于魔幻中予人以壯美的享受，于孤獨中予人以新生的的希冀和奮進的力量。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廣袤的孤獨原野盛開著悲天憫人的愛之花朵。讀《百年孤獨》，伴隨加西亞·馬爾克斯流淌的情感河流，我們能夠深切感受到他對生他養他的故鄉、祖國和人民深沉的愛，對人性和人類社會發展何去何從這一命題的嚴酷拷問。

　　我也讀過諾獎獲得者——前蘇聯作家米哈依爾·肖洛霍夫140余萬字的長篇巨制《靜靜的頓河》和并未獲得諾獎、然其聲譽甚至超越諾獎斬獲者的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1000多萬字的鴻篇巨制《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通過真實而生動地再現俄國頓河地區哥薩克人在一戰、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及國內戰爭中的苦難歷程，告訴讀者，哥薩克人，不，應該是全體英雄的蘇聯人民是怎樣通過戰爭、痛苦和流血走向社會主義的。《靜靜的頓河》無愧于一部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描述蘇聯人民革命斗爭和在困境中頑強生活的史詩，其真實藝術力量震撼人心。被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譽為十九世紀世界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品《戰爭與和平》，以1805—1820年間俄國衛國戰爭宏大歷史背景為畫布，以豐富雄厚的史實為底色，縱橫捭闔潑灑蘊含對天地自然哲思和對人類社會發展深刻洞察力的天才思想，在洶涌澎湃同時又洑流糾洄的浩瀚文思海洋里，躍動著俄國人民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的絢麗、熾熱浪花，充滿著普濟蒼生的大悲憫情懷和憧憬天下大同的理想主義情懷，同時對人類伴隨人類歷史發展不平等階級成因和侵略與反侵略的戰爭與和平這對近乎無解的矛盾命題，運用深邃縝密的哲學思想反復拷問。事實上，貫穿《戰爭與和平》整部作品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其巨大的凝聚力和號召力，激勵了英雄的俄羅斯人民在歷次衛國戰爭中同仇敵愾，贏得反侵略人民戰爭的勝利，以及為祖國無私奉獻的精神。

　　《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百年孤獨》同莫言的“高密東北鄉”敘事系列作品一樣，都是在宏大的歷史性大敘事建構下，以豐富細節描寫見長（當然，莫言的作品我主要是通過閱讀網友在對其作品評論時摘錄的諸多段落中得出這一判斷），尤其是《戰爭與和平》，對細節的描寫、人物心理的刻畫細膩得近乎苛刻。正是這些毛細血管滋養的骨肉，支撐起高尚的作品巨人。這些世界名著有一個潛藏著作家高尚靈魂與美好理想的共同訴求，那就是對正義、對美與善的歌頌，對邪惡、對丑與惡的鞭撻；對侵略戰爭的撻伐，對和平生活的謳歌；對平等和諧人類社會的追求，對階級壓迫社會的抨擊；對生我養我的祖國和同枝連理的同胞深摯的愛，對侵略強盜刻骨的恨。這些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在其作品中都體現出一個上升為哲學高度的核心思想：人民史觀。這一核心通過他們的思想長河奔向同一終極，那就是歷史的創造者和推動者是廣大人民群眾，即現實意義上的最具革命性的世界無產階級勞苦大眾。而這些，恰恰在莫言寫下的海量文字間難覓蹤跡。

　　四

　　同202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埃爾諾一樣，肖洛霍夫出身社會底層，少年時代便開始投入建立蘇維埃政權斗爭，27歲入黨，在抗擊外敵入侵和國內革命戰爭中，他以自己與戰友們并肩作戰的血與火的斗爭實踐，飽蘸熾烈的情感巖漿，記載了反侵略戰爭勝利、十月革命勝利和蘇聯建立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波瀾壯闊的歷史，謳歌了蘇聯人民勤勞勇敢、不畏強敵、堅韌頑強、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民族品質和斗爭精神，在艱苦卓絕的衛國戰爭和國內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中，極大地鼓舞了蘇聯人民向著光明和勝利前進的斗志。他用激情和心血凝聚的作品，與祖國、與人民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與偉大的時代融為一體。

　　同以革命現實主義創作手法書寫歷史與文學史詩的肖洛霍夫一樣，出生于貴族家庭的列夫·托爾斯泰以自我立約“不撒謊”的真誠和良知直面歷史、政治、社會和人性及自然萬物。正因為如同陽光一樣明朗直白的熱愛與真誠，托爾斯泰被偉大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譽為“俄國革命的鏡子”、具有“最清醒的現實主義”的“天才藝術家”。

　　托爾斯泰雖然出身貴族，但他幾乎與生俱來地對與之同時代的無產階級備受統治階級奴役、壓迫的悲慘生活有著感同身受的切膚之痛，他憧憬著通過革命和社會改造，建立一個消除階級、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他以其精神世界的巨大表現力和現實世界的身體力行，朝著這一理想負重前行。他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給人民以自由并廢除土地私有制，他在自己的私人莊園采取以代役租等方法嘗試解放農民；在自己的領地上改革農奴制；為農民子弟開辦學校，成為俄國無產階級教育啟蒙運動先驅。他痛恨披著自由、民主、博愛的虛偽外衣，吃人不吐骨頭的資本主義制度，以飽蘊生命哲理和大同理想的冷峻、犀利的筆鋒，揭露、抨擊地主資產階級社會的各種罪惡。他甚至與自己的貴族出身和在世人眼里高貴的上流社會生活不能取得和解，他以摒絕奢華、力求過平民生活，如親躬稼穡、自己制衣縫鞋，為農民建造住房等行動來呼應自己內心的召喚。

　　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大師加西亞·馬爾克斯盡管童年時代便開始沉迷于《一千零一夜》魔幻瑰麗的天方夜譚，并深受撫養他長大、肚里裝滿民間故事的外祖母編織的傳奇世界的熏陶，但其充滿幽靈氣息的光怪陸離的奇異心靈世界卻洋溢著革命浪漫主義色彩，閃耀著眾生平等的共產主義理想光芒。他將自己藝術想象的綺麗魔幻和現實世界人類社會革命斗爭融為一體，成就其作品水準與其生命意義的高峰。為了自己心中的崇高理想，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風起云涌的上世紀50年代末，他應邀參加古巴革命勝利慶典并就職于切·格瓦拉領導的拉丁通信社；70年代后，他涉足新聞行業，公開發表政治宣言。盡管他沒有加入共產黨，但與社會主義國家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保持真摯的友情，成為社會公認的左派。

　　同是諾獎得主、出身社會底層的法國女作家安妮·埃爾諾，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為生活苦苦掙扎的廣大底層勞動人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階級觀念深惡痛絕，他毫不隱諱自己寫作的目的是為了無產勞工、工廠工人和店主中最末等的一類人，為那些舉止、口音、缺乏教育而被輕視的人，“讓人們了解我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以糾正社會不公與破除人們出生時的社會階層差別。總之，是“為了給我的人民報仇”。她毫不愧恧地自豪地呼應法國天才詩人蘭波的吶喊——“我永遠屬于劣等種族”。同世界歷史上其他偉大的作家一樣，安妮·埃爾諾具有為人民立傳、發聲的博大胸襟和追求社會平等的理想主義情懷，占世界人口最廣大的無產階級永遠是其思想情感的托付與皈依。她認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作品從來不是屬于個人的，而是屬于她摯愛著的廣大人民的。因此，她說，“我不認為授予我的諾貝爾獎是個人的勝利。在某種意義上，我把它看作是一場集體的勝利，這既不是出于驕傲，也不是出于謙虛。我與那些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希望全人類享有更大的自由、平等和尊嚴的人一樣感到自豪，而不論其性別、膚色和文化；與那些為子孫后代著想的人站在一起，保護一個因少數人的逐利而使所有人越來越不適合居住的地球。”

　　五

　　以上列舉在世界文學發展史上占據重要地位，影響、震撼人們心靈世界，推進人類社會朝著光明美好、自由平等方向發展的作家及作品，是為了說明一個偉大的作家，首先須具備熱愛、悲憫眾生的寬廣胸懷，具備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反抗侵略、熱愛和平，反抗剝削、追求平等的基本情懷，其向讀者輸出的精神食糧，不違背文明人類應遵循的基本的倫理道德，賦予理想主義的政治社會審美，給讀者與世界帶來光明與希望。揭露黑暗是為了增添沖破黑暗奔向黎明的力量，謳歌光明是為了警醒人民暗黑勢力正在虎視眈眈，呼喚人民朝著理想大同世界迅奔。揭露批判與謳歌頌揚之于作家及其作品，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雖然有其獨特的辯證法，但它們于作家思想與其作品中的呈現源自同一酵母，即家國情懷、人民情懷、理想主義。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類社會在未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之前，階級是伴隨社會發展的客觀存在。任何人通過先天家庭出生及后天社會活動，其思想言行無不打上階級烙印。然而，我們也應看到社會的復雜性和某些人類個體的特殊性，對自己階級的反叛既成就了人類擺脫動物獸性本能的偉岸與高尚，也成就了人類不齒于獸類的卑鄙與邪惡，前者是對于象征財富與權力的上流社會的反叛，后者是對于象征貧窮與卑賤的無產階級的背叛。就拿上面列舉的幾位世界級大文豪來說吧，肖洛霍夫、安妮·埃爾諾和加西亞·馬爾克斯虔誠地將自己的情感血液融入自己的階級陣營——無產階級，成為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人類實現大同理想歌唱的精神“不死鳥”，而偉大的列夫·托爾斯泰顯然是自己貴族階級的叛逆者，他終其一生，滿腔熱血都化作熱烈的文字，為無產階級革命和建立自由平等的理想社會吶喊。

　　追溯莫言家族近代史，他大爺爺是地主，兼開藥鋪；親爺爺是富裕中農，兼開木匠鋪；小爺爺是黑白通吃的“道上”狠角。由此可以得出，莫言上溯三代的家族屬于封建社會剝削階級，在積貧積弱的山東高密鄉村屬于“上流社會”。解放后，雖然人民政府同剝奪其它一切地主剝削所得一樣剝奪了管家（莫言本姓管）浮財，分了管家田地，但管家一眾人丁并未被排斥于社會主義體制之外，同樣勞動、生活在社會主義陽光下；莫言本人并未因成分問題，而被摒于當時須通過嚴格政審的入伍的門外。但莫言卻以自己的作品明白地回答了他對自己階級根柢的虔誠皈依和對共產黨、新中國以及在共產黨領導下通過革命暴力推翻舊中國壓在人民頭上“三座大山”的無產階級的仇視，他假借資產階級超政治、超階級的泛人性論，用魔幻想象在扭曲客觀歷史的基礎上，主觀恣意地向人們展露自己的心靈世界，其筆下呈現的泛人性的反中華傳統審美的詭異、丑陋、混沌世界，恰恰昭示出其鮮明的政治傾向。

　　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年代走過來，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國作協副主席、作協黨組書記、文化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等職，一生以筆沖鋒，為祖國、為人民高歌的劉白羽讀完莫言代表作《豐乳肥臀》，痛心疾首地說：“世風如此，江河日下，我們浴血奮斗創造了一個偉大的國家，竟養了這些蛀蟲，令人悲憤。”

　　建國后歷任昆明軍區宣傳部副部長、中國作協云南分會副主席、成都軍區創作室主任，一生扎根人民，以火熱的激情、浸染陽光的明麗的文筆歌頌共和國革命史和新中國人民在共產黨帶領下改天換地的偉大時代，忠實反映人民愿望和理想的軍旅作家彭荊風，對莫言《豐乳肥臀》的具體揭批，充分體現了一位共產黨員的崇高黨性、一名軍旅作家的強烈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在莫言的筆下，共產黨給母親的苦難真是太多了，三女兒領弟（鳥仙）被八路軍的班長孫啞巴強奸；高密東北鄉成了人民天下后，她們全家被吊打，兒子(金童)被趕出學校，因奸尸罪被判刑15年。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她還因為不肯遷居，遭到捆打……”“在革命根據地的高密東北鄉興起所謂‘寡婦改嫁’，把寡婦們‘像分配母雞一樣’分配給鎮上的光棍漢時，連腿上生著毒瘡的杜瘸子都分到了一個面皮白凈的年輕寡婦。那寡婦看到杜瘸子那條像爛藕一樣的病腿，不由地淚珠滾滾，哭著向女干部求情免嫁，女干部不耐煩地說：‘哭什么，腿流膿怕什么？’頭發花白的母親也難以幸免，被分配給了司馬亭，當母親苦笑著對女干部說：‘閨女，他弟弟是我的女婿。’回答是：‘那有什么關系？’”而與共產黨、八路軍的暴虐、野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民黨還鄉團的仁慈、善良，“八路軍打回來了，還鄉團被殲時，作者特意寫明白，（還鄉團團長）司馬庫在危急中仍然關心人民，對著手下人大叫：‘投降吧！兄弟們，別傷了老百姓。’于是老百姓和國民黨俘虜一起關進了風磨房，就連‘我’(金童)這樣的小孩子也不放過。”“他描繪國民黨還鄉團打回來的場面，是那樣軍容整肅威風凜凜，就是對司馬庫這個還鄉團團長被槍斃前的情景，也描述得惹人同情，‘據很多從未見過司馬庫的外鄉百姓后來說，他們心目中的殺人魔王司馬庫，是一個青面獠牙、半人半獸的怪物，他們見到真的司馬庫時不由地感到失望。這個被剃成光頭的高個子中年人，兩只凄涼的大眼里沒有一絲兇氣。他的樣子顯得樸實而慈厚，使沒見過司馬庫的百姓產生了深深的疑惑，甚至懷疑公安局捉錯了人。”

　　山東膠東地區革命斗爭的親歷者、濟南軍區司令部管理局原副局長、電影《三進山城》的編劇賽時禮，曾撰文對莫言于《豐乳肥臀》中對國、共抗戰及國、共與地方百姓的關系故意顛倒黑白的情節杜撰作了徹底揭露和有力批駁。他說，“看到莫言所寫的《豐乳肥臀》后，義憤難耐，遂寫文章說明日本侵華時期山東高密地區抗日真相。”“小說歪曲了歷史現實，竟把偽軍和國民黨投降派的部隊統治中心地區大欄鎮作為群眾生活變遷和發生的各種事件的場地，宣揚國民黨大欄鎮鎮長司馬亭和他弟弟司馬庫領導的抗日小部隊，放火燒了蛟龍河上的大鐵橋，又阻擊了向大欄鎮進攻的日軍。……不久，抗日小部隊擴編為爆炸鐵路的別動隊，司馬亭和司馬庫又指揮別動隊炸毀了一座大鐵橋和一列運軍火的火車，給日軍一些傷亡，因此惹惱了日軍，包圍了大欄鎮，司馬亭、司馬庫逃走，日軍把司馬氏全家和親戚18口全部殺害。司馬亭兄弟雖被敵人屠殺了家屬，但仍決心抗日。——這是有意往司馬亭兄弟倆臉上貼金，有意宣揚司馬亭兄弟是打鬼子的英雄，也是特意反駁有些人說國民黨的游擊隊不打日本鬼子的話。”“《豐乳肥臀》污蔑共產黨領導的進駐大欄鎮的鐵路爆炸大隊。真實的歷史是：我鐵路爆炸大隊插進敵占區后，在高密東北鄉擺下地雷陣，打了一仗，俘虜了偽渤海警備司令。魯大隊長不幸在戰斗中犧牲了，政委蔣立人為紀念魯大隊長，改姓魯，叫魯立人。自從這支鐵路爆炸大隊進駐大欄鎮，政委兼大隊長魯立人這個身負軍政要職的干部，卻被小說誣蔑為沒有政策觀念、道德敗壞、軍紀松弛、亂搞婦女的人，這個大隊是烏合之眾，以魯立人帶頭干盡了壞事、丑事和蠢事。作者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往共產黨抗日部隊身上大潑污水。”“關于小說借地主的嘴誣蔑鐵路爆炸大隊是‘盜鉤者賊，盜國者侯。’‘抗日抗日，抗出一片花天酒地。’實則是憤怒的群眾針對國民黨投降派編的順口溜，卻被作家移花接木地加在了抗日的八路軍身上。”“小說污蔑抗戰勝利了，我鐵路爆炸大隊反而慘遭覆滅。胡謅抗日戰爭剛勝利，司馬亭和司馬庫便帶著還鄉團把駐在大欄鎮的鐵路爆炸大隊包圍，部隊被繳了械，魯立人與上官盼弟赤身裸體趴在床上，男、女灰軍裝扔在地上，屋里一片狼藉。……魯立人和大隊隊員就這樣被國民黨還鄉團趕出大欄鎮。大欄鎮‘解放’了，群眾歡天喜地，夾道歡迎還鄉團，司馬亭兄弟為慶祝抗戰勝利和把我鐵路爆炸大隊趕出大欄鎮，殺豬宰牛，將煮熟的豬牛肉一盆一盆地擺在大村中間的一排桌子上，還從地里挖出好些大缸陳酒，放在擺肉的桌子旁，叫人盡管喝酒，盡量吃肉，盡情歡樂。還鄉團還把蛟龍河上的冰炸開許多大窟窿，讓群眾捕魚改善生活。……小說把還鄉團說成‘仁義之師’，對老百姓關懷備至，真是撒下彌天大謊。真實情況是：當時的萊西縣被地主還鄉團猖狂燒毀搶奪、反攻倒算，還鄉團對分地主房子、田地、家具、牲口、糧食的貧雇農和基本群眾大開殺戒，呈現一片血流成河的慘狀。1947年冬季，解放軍解放了國民黨軍占領的萊陽城后，一部分奉命到萊（陽）西縣水溝頭一帶，把向貧雇農反攻倒算的還鄉團徹底消滅了。因此貧雇農和廣大基本群眾夾道歡迎解放軍。所謂‘還鄉團還把蛟龍河上的冰炸開許多大窟窿，讓群眾捕魚改善生活。’同樣玩的是偷天換日的把戲。真實情況是：當時有的婦女生了小孩奶子不出乳汁，想買條鯽魚煮湯喝，補補身子，為了有乳汁喂孩子。有的群眾患了肝炎病，也想買鯽魚熬湯喝。萊西縣五龍河里有鯽魚，但因河面結有二尺厚的冰，群眾無法下河捕魚。此事被解放軍領導知道了，就命部隊用炸藥炸開冰層，捕鯽魚給群眾治病和給生小孩的婦女補身子。一天一夜之間，部隊捕了很多鯽魚送給群眾，群眾感激得流下了眼淚，紛紛給解放軍贈送‘解放軍是愛護群眾，關心群眾的仁義之師’的錦旗，以表示感謝。作家惡意篡改史實，乾坤顛倒地將我軍戰績和同百姓魚水深情，無恥地嫁接到地主還鄉團身上，是為欺壓百姓的反動勢力涂脂抹粉。”

　　還有，有網友在讀完《豐乳肥臀》寫道，“小說中關于日本侵華戰爭的描寫，把日本鬼子入侵山東說成是來建設大東亞共榮和王道樂土的，從根本上歪曲了當年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國的性質和目的，說日軍從高密縣城到鄉下不是去‘掃蕩’、去燒殺掠奪，而是去做好事，開展親善活動。其指揮官和軍醫都像菩薩一樣，熱心救活了上官魯氏(即母親)一家三條人命。其軍隊也是紀律嚴明、秋毫不犯，既未掠奪老百姓財產，也不強奸婦女，即使對上官魯氏家那幾個美若天仙般的姑娘，日軍也未動淫念。”即便該讀者由于強烈的愛國情緒使然，對莫言人性化泛愛寫作初衷在認知上有所偏差，但我想，他對于莫言于作品中的主體思想與個人情感訴求的表達的判斷大體屬實。作家作品是映照作家心靈的鏡子。

　　六

　　將中華民族反抗外侮的偉大抗戰運動中的侵略與反侵略，邪惡與正義顛倒過來，把救亡圖存的中流砥柱八路軍污蔑為無惡不作的土匪、流氓，把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侵略者美化為拯救天下蒼生的和平使者；把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描寫成愚昧、貪鄙、無人倫道德底線的卑賤畜類，謳歌代表黑暗舊勢力的反革命反人民的國民黨反動派，——這從一名作家，尤其是在共產黨執政的體制內擔任高官、由人民供養的作家的政治素養、道德素養來講，都是不道德的，更遑論其具有人類大悲憫情懷與崇高的理想主義情懷，其文學畫布上只有基于階級偏見、挾帶一己之恨的報復式狹隘和發端于此的酣暢淋漓涂鴉的乖戾變態的污濁。如果說諾獎桂冠代表世界文學水平的巔峰，那么將這頂桂冠奉送莫言便是對這一桂冠的嘲弄與褻瀆。再往更廣更深處說，如果說諾貝爾文學獎開始時對人類歷史發展和人類靈魂是敬畏的，代表著正義的良知、昭示著人類社會光明未來，那么，隨著世界資本主義蓬勃興起，逐漸被資本掌控、荼毒的諾貝爾文學獎已蛻變為由人格化資本操縱的政治武器，距其出發時的初始本源越來越遠，這尤其表現在當今世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政治意識形態你死我活的斗爭中。莫言的獲獎就是這種斗爭的結果，它首當其沖是政治的。

　　由此，我想到自己讀過的毛澤東時代人民作家浩然創作的兩部長篇小說《金光大道》和《艷陽天》，兩部小說都成書于新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大干社會主義的特殊歷史時期。浩然在共產主義理想和億萬人民奮發圖強改天換地的革命斗爭精神鼓舞下，用對祖國對人民深摯的愛和為人類崇高理想——共產主義熊熊燃燒的磅礴激情，為高尚的時代寫“史”，為站起來的人民立“傳”。他在火熱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用身心感受大庇無產階級勞苦大眾盡歡顏的社會主義制度，感受團結一心、眾志成城的人民偉力，用飽蘸深情的筆鋒、浸染艷陽的共產主義思想，以寫實的藝術手法，忠實記錄一個屬于人民的偉大時代。浩然的作品同那個時代一樣，高揚人間正義大纛，閃耀著崇高理想主義光芒，陶冶了幾代人的心靈。它告訴人民，由不斷繼起的無產階級革命演繹的人類歷史可以這樣書寫；它告訴后人，在漫長的人類歷史長河中，曾經激起了社會主義這朵純潔晶瑩的浪花，人類社會可以通過無產階級革命顛覆近乎固化的人吃人的社會形態，抹平階級溝壑。

　　浩然的作品恰如他的名字，充滿了浩然正氣和擁蒼生入懷的大情懷。他以樸實曉暢的大眾化語言，爐火純青的寫作技巧，塑造了歷經苦難、韌忍堅強、勤勞智慧、積極向上的人民群像，彰顯出社會主義制度自信，以社會主義中國化實踐昭示中國共產黨和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下包括作家在內的中國人民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浩然的作品洋溢著催人奮進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將人們導向光明與希望。浩然的作品具有史詩性，他謳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華民族勞苦大眾解放史、中華兒女自強不息史，其實何嘗不是謳歌代表推動人類歷史前進的進步力量、象征人間正義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浩然及其作品是屬于世界的。

　　站在理想主義和人類社會道義之巔俯瞰，屬于意識形態范疇的諾貝爾文學獎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局限。作家作品的好壞應由最廣大的人民來評判，而不是由少數戴著有色眼鏡的精英任意雌黃。如果抽掉隔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水火不容的政治意識形態擋板，那么，浩然的作品更有理由獲得比諾獎還諾獎的屬于世界人民的大獎。

　　以“人性”“藝術”的煙幕彈來掩蓋自己創作的政治訴求，在個人私欲覬覦和資產階級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捧哏、張揚下，莫言之流——世界社會主義陣營“河殤派”于文化主流的崛起，形成新時代滾滾洪流，在不斷繼起的后代人的記憶河床上鍥而不舍地啃噬、沖刷，最后恐怕只能留下關于那個神圣時代荒誕不經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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