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王升遠老師的文章《弱者的抵抗》。

　　2023年，俄烏戰爭仍在持續，巴以沖突連續升級，世界依舊在局部熱戰。而去年年底吉卜力工作室的《紅豬》在上映31周年后正式引入中國大陸，為戰爭之外的我們提供了一個冷靜思考戰爭的契機。戰爭里沒有真正的受益者。因為不論是主動發起戰爭的侵略者，還是被動投入戰爭的被侵略者，都要承擔死亡的風險——這對每一個戰爭中的個人來說都是最為沉重的命題。因此，侵略一方對發動戰爭的反思緊密關系著人們能否真正進入“暫時和平”的狀態。永久和平當然也值得期待，但在那一時刻真正來臨之前，既需要“弱者的抵抗”，也需要時刻保持警惕，為不被侵略做好戰斗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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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三年是黑色幽默文學的開山之作《第二十二條軍規》（Catch-22）作者約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百年誕辰。該小說之所以被世人銘記，是因為其呈示出一系列悖論式的寓言。比如，根據“第二十二條軍規”，只有瘋子才能獲準免于飛行任務，但這一特權須由本人提出申請；而一旦提出申請，恰恰證明你是一個理性的正常人，結果還是在劫難逃。同時，軍規還規定，飛行員飛滿二十五次任務即可退役回國；卻又強調，你必須絕對服從命令，否則就不能回國。據此，上級可以不斷給飛行員增加飛行次數，而部下卻不得違抗。最終，小說主角約塞連決計逃亡到中立國瑞典，以擺脫這一反復而無休止的死循環，逃離這個變相強制、拒絕異議的制度化瘋狂。

　　《第二十二條軍規》初版書影

　　海勒將故事的舞臺設定在“二戰”背景下駐扎于地中海皮阿諾薩島上的一支空軍部隊；而在宮崎駿的筆下，就在十幾年前距此地不算遠的某處，“一戰”意大利空軍退役王牌飛行員馬克·帕哥特（Marco Pagot）則以告別人身的方式跳脫了戰爭的圈套——既然不能改變丑惡、暴戾的外部世界，索性改頭換面、隱姓埋名，“憑欄一片風云氣，來作神州袖手人”（陳三立：《高觀亭春望》）。他通過詛咒將自己變成了一只豬，易名波魯克·羅梭（Porco Rosso，意為“紅色的豬”），揖別人間之意甚絕。傾心于他的吉娜保留著其常人時代的照片會使誓不為人的波魯克感到不快，前同事菲拉林邀請其重返空軍之時，也被他斷然拒絕：“要我變成法西斯，我寧愿當只豬。”他不愿為民族、國家而只想為賞金去飛，只想在亞得里亞海過自由放浪的生活。這種逸出了民族-國家框架、“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無政府主義傾向顯然無法見容于當局，以豬面示人的他終因叛國不合作罪、偷渡罪、思想頹廢罪、無恥懶惰罪、陳列猥褻物品罪遭到跟蹤、通緝。這還不算，在還完了飛行艇的貸款后，銀行職員勸誘道：“要不要買點愛國債券，為民族做點貢獻？”波魯克回了句：“這些都是你們人類的事兒。”至此，則非但民族、國家早已不在慮中，那種吊兒郎當、冷眼旁觀的態度簡直是在諷刺對方，“生而為人，你很抱歉”。如果我們能明白，只要還在民族-國家框架內思與辨，人類不同群體之間因彼此沖突而導致的巨大災難就不會終結，那么你就會理解這位“個豬主義者”超然孑立之決絕，及其保有說“不”之自由的堅定。

　　人們常將《第二十二條軍規》和《紅豬》都視為代表性反戰作品，可每個人心中的“反戰”似乎也會略有不同。作為被侵略一方，你的反戰可能是因為受到了生命財產的直接侵害或民族尊嚴的損害；而若作為侵略一方，戰爭導致的統制加劇、物資匱乏、自由受限等“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境況也會讓你不堪生活之苦、道德之問。但身份認同、民族情感、生活實感都會讓我們的認知和判斷難以從執拗的敵我之辨、加害-受害的二元關系中超脫而出，即便對于涉戰雙方的后來者而言，對于戰爭的沉思中也總有些難以驅除、磨滅的民族主義情緒，而這種情緒常會妨礙有關戰爭實質的原理化思考。

　　《紅豬》（1992）

　　同樣是在意大利，邏輯學家皮耶爾喬治·奧迪弗雷迪以嘲諷的口吻警示我們：“愚蠢是沒有終點的。如果有，其中之一應該就是相信戰爭有什么崇高的動機：種族、宗教、政治、意識形態、哲學，甚至道德。如果沒有這些動機，就很難說服傻瓜和自以為不是傻瓜的人心甘情愿且熱情地參與戰爭。”（《人類愚蠢辭典：揭穿人類社會自欺欺人的263種愚蠢現象》）

　　事實上，政治家們常用理想主義的術語談論外交政策，卻以高度現實主義的方式行事。時代的墮落往往就是從語言的腐敗開始的，戰爭宣傳中也總會伴隨著一些鼓吹己方正義性和道德性、渲染敵方邪惡性和非法性的煽動口號，更少不了面向本國內部強調為國捐軀之道德義務和倫理價值的標語。然而，就像一九三一年愛因斯坦為《紐約時報》撰文指出的那樣，“國家的建立是為了人，而人的生存不是為了國家……我認為保護個人，并且使他們發展成為有創造才能的人是國家的最高使命”（愛因斯坦：《愛因斯坦自述》，二〇〇五年德國政府將此言鐫刻在政府大樓上）。在激進的仇外氛圍中，人們常常忘記，自己只是棋子而非執子之人，為贏得戰爭，自己常常只能被犧牲掉性命。而《第二十二條軍規》中的約塞連便是戰友中的先覺者，他跟同事查普林抱怨，不斷被增加飛行任務后，如若反對，卡斯卡特（自己的上司——引者）就會以真正的愛國者都會自豪地去執行任務為由對其進行道德綁架。在奔赴轟炸任務的路上，期待贏下戰爭同時保住性命的他還不忘提醒親密戰友克萊文杰，他們之所以還在飛并非出自什么高尚理由，只是因為卡斯卡特不斷增加其任務量，而會害死自己的就是敵人，不管他來自哪個陣營，甚至包括自己人。這一領悟發人深省。無論是曾為法西斯效力的意大利飛行員波魯克，還是與法西斯作戰的美國兵約塞連，他們都在戰爭中看破了政治權力以民族之名和愛國之義壓抑、損害“人”的本質，從而從積極抑或被動的戰爭卷入者轉變為不被理解的己方陣營批判者甚至背叛者。

　　《愛因斯坦自述》，富強譯，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

　　在與勁敵美國人卡迪士決斗前夜，波魯克向愛慕他的菲爾講述了自己變身為豬前的一次慘烈的空戰。在這次和剛與吉娜完婚的老戰友貝爾里尼并肩出戰的任務中，雙方遭遇后旋即猛烈交火，波魯克被三個駕駛技術高超的敵軍飛行員圍困，難以顧及隊友安危。在隊友全部陣亡而他亦處于生死線邊緣時產生的幻覺中，波魯克看到雙方陣亡者不分敵我皆在各自戰機上默然升騰遠去，蔚為銀河之狀，而戰友貝爾里尼亦在其列。情急之下，他沖著戰友大喊：“貝爾里尼，不要去啊，吉娜一個人該怎么辦，讓我替你去！”逝者難追，醒來時，波魯克發現自己已是己方唯一幸存者。聽了這個故事，菲爾與波魯克之間有了如下一段對話：

　　菲爾：天上的神明還不想帶你走吧？

　　波魯克：我當時還以為神明就想這樣讓我一個人繼續在空中漂流呢。

　　菲爾：才不是呢，因為波魯克你是好人！

　　波魯克：好人是那些死了的家伙。再說，誰知道那兒是不是地獄？

　　這讓人想到了雅斯貝爾斯“二戰”后出版的重要作品——《罪責問題》。此書中，雅斯貝爾斯將罪責問題區分為四類：刑事罪責、政治罪責、道德罪責和形而上的罪責（一譯“靈魂罪責”）。在他看來，刑事與政治罪責的主管機關分別是法庭和勝者暴力（意志）。而在戰后的戰爭責任追究中，最為棘手的實為后兩者。雅氏認為，“對于我一直作為個人所行之事，對于我的所有行為，包括我執行的政治和軍事行動，我都負有道德責任。‘命令就是命令’一說根本無效。相反，正如犯罪始終是犯罪，即便是奉命行事（盡管根據危險、脅迫以及恐怖程度的不同會相應從輕考慮），每一個行為也仍然受制于道德評判”；而其“主管機關”是“自己的良知”（雅斯貝爾斯：《罪責問題——論德國的政治責任》，安尼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雅斯貝爾斯在海德堡大學講授“罪責問題——論德國的政治責任”時的情景。(《紐約時報》拍攝。圖片收錄于《罪責問題——論德國的政治責任》，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

　　事實上，服從命令只是戰時軍政人員須面臨的倫理困境；而常人卻常以自己被騙作為作惡的口實。以日本為例，戰后不少知識人都聲稱協力戰爭之行乃是因判斷力不足而被法西斯軍國主義宣傳所蒙蔽的結果。朋霍費爾說：“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迪特里希·朋霍費爾：《獄中書簡》，高師寧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一般意義上，以愚昧與受騙為由推卸道德罪責是難以成立的，更何況是那些以智識獲得世人敬重甚至特權的知識人。

　　作為一位空軍飛行員，拒絕為意大利法西斯效力甚至化為豬身、誓不回頭的波魯克之選擇，顯然難以單純用道德維度考量來作為實踐指針。在雅斯貝爾斯那里，人類之間存在著更為深刻的責任層面—形而上的罪責，這是所有人的罪責。他指出，“人與人之間存在著一種休戚與共，這使得每個人對世界上所有的不公與不義都難辭其咎，特別是對他在場或知情的情況下犯下的罪行。如果我沒能竭盡所能去阻止那些罪行，我就是共犯。……發生了這樣的事，而我還活了下來，我身上就烙上了不可磨滅的罪”，而“形而上的罪責”主管機關是上帝。魯迅所謂“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魯迅：《“這也是生活”……》）所試圖傳遞的恐怕正是這樣一種來自靈魂的、形而上的罪責意識。如果說刑事罪責、政治罪責、道德罪責都指向了具體責任人之“已然”，那么雅氏罪責論述中最為深刻者恰在于對形而上的罪責這一非我的未然狀況之自覺與敬畏。惡能否從一念變成現實，常常取決于人們面對惡行、暴行的態度與行動。即便感到無能為力，依然無法免除我們靈魂上的罪責感，而非責不在我，“哪管他洪水滔天”。事實上，“戰爭最后一年的夏天”發生的慘烈空戰便出現了波魯克一人獨生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最終雖始終關心但后來卻拒與戰友之妻、眾人垂涎的吉娜相結合恐怕不僅是因為—像一些評論者所言那般—二人處于敵國立場，因為變身為豬、遠離戰事的波魯克早已超越敵我；但即便如此，他始終要面對逝去的戰友之靈魂與神明的審視。

　　在戰后日本文學界的戰爭責任討論中，《近代文學》同人將托馬斯·曼與羅曼·羅蘭推為戰爭中值得敬重、無需承擔戰爭責任的抵抗者。在埴谷看來，此二人之抵抗所以成為可能乃根源于“歐洲有歐洲式的一致權威—例如到上個世紀為止，是神的存在，而且在觀念里，神是全人類的神。人常常不得不站在法院的審判庭上，必須經常通過反省自己到底在神的面前做了什么而生活下去”；并反思說：“不斷地被置于法庭上，其內心中有著個人作為‘人’須當如何的思考義務，那是羅曼·羅蘭、托馬斯·曼等那些活動得以實現的基礎，而我們欠缺的正是那種人性的自覺、要過不屈辱的生活之自覺。”（荒正人、小田切秀雄、佐々木基一、埴谷雄高、平野謙、本多秋五：《文學者の責務》）

　　托馬斯·曼（上）   羅曼·羅蘭（下）

　　在《罪責問題》尚未譯介到日本的一九四六年，《近代文學》同人（例如荒正人和埴谷雄高）基于其基督教信仰而提出的反思以及對神的敬畏，恰與雅氏之論不謀而合。較之于法律和政治罪責之大以及道德罪責的切身性，雅斯貝爾斯所顯示出的超越時代之深刻，正在于形而上的罪責所提示的人類超越原子化生存，在面對非“我”者時的同理心、共情心，并召喚抗拒不公不義之自覺與行動。不過，這也為那些沒有基督教信仰的國家提出了一個棘手的課題——在法律、政治和道德之外的靈魂層面，沒有了對神的敬畏，普遍的罪責感何以可能。

　　《紅豬》是以兩位傳奇飛行員波魯克與卡迪士的決斗結束的。原本繞到對手戰機后制造了幾次絕佳射擊機會的波魯克卻并未開槍。旁邊觀戰的曼馬由特隊空賊頭目告訴菲爾，“紅豬是不殺人的。……紅豬肯定想打到卡迪士的引擎就結束比賽”。事實上，反戰，在個人良知與行動的底線層面上或許就是如此樸素的三個字—不殺人。一九六六年，日本思想家鶴見俊輔曾在其參與領導的反越戰市民運動團體“越平聯”（全稱“給越南和平！市民聯合”,一九六五至一九七四年）的一次演講中說道：“‘不去殺人’是我反戰的根本原則。”戰爭末期從美國回到日本加入帝國海軍的鶴見，“身處應是‘敵國’的美國時戰爭爆發了，但回到日本后卻發現，其實對自己而言日本才是‘敵人的國家’。因為不相信日本的戰爭目的，我不想跟敵人戰斗、不想去殺人”。戰后的鶴見用了很長時間逐漸建立起一種信念：“不論有什么樣的恐怖、什么樣的理由都不被迷惑，能一口氣地、一下子地去說‘我殺過人。殺人是不好的’。”話雖如此，但面對小熊英二的提問，鶴見也坦承“（不）殺人”的問題“戰后也一直困擾著我。我會想，那當時如果對我下達了‘殺敵’的命令，我會怎么做呢？雖然是想要拒絕服從命令決心自殺，但在戰爭中每天都在恐懼度日，說不定會屈服于這種恐怖、聽從命令呢”（鶴見俊輔、小熊英二、上野千鶴子：《戰爭留下了什么—戰后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個人良知底線上的理性應然，與國家間對抗、極端狀況下之實然總是存在著這般斷裂。

　　《戰爭留下了什么—戰后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日文原版與中譯本

　　面對這種極端語境，天人交戰之下實則難有良策。變成一只豬在現實意義上終不可得，于是逃亡他國似乎成了弱者唯一的抵抗選項。愛因斯坦在《主權的限制》一文中強調：“強迫服兵役形成了有害的國家主義，我們必須與它做斗爭；最重要的是，國際主義必須保護拒服兵役的人。”（《愛因斯坦自述》）然而，就像鶴見俊輔所坦陳的那樣，“對我們這些‘戰中派’來說，當逃兵是件很了不得的事。因為日本的軍法規定發現逃兵可以當場擊斃。我以前也想逃跑，但做不到”（《戰爭留下了什么》）。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想，鶴見俊輔與小田實等發起的“越平聯”和援助逃兵運動，顯然是基于一種作為戰爭局外人的形而上的罪責意識。據鶴見回憶，一九六八年一月，美國核動力潛艇“企業號”停靠佐世保，小田實本打算租一架直升機飛到航母上撒傳單而未遂，于是“租了個小船，買了個擴音器，一邊繞著航母劃來劃去，一邊用英語喊‘停止這場無聊的戰爭，逃走吧’”。不料，還真有逃兵來投。當時，“根據日美行政協定，美國士兵是不受日本的出入境管理約束的，就算幫助他們離開日本也不會觸犯日本的法律。只有在美國方面提出請求的情況下，日本警察可以代行逮捕美國的士兵”。所幸，最后吉川勇一找到了蘇聯使館，幫助逃兵們去往了約塞連的同一個目的地—中立國瑞典（《戰爭留下了什么》）。

　　1917年11月26日在“越平聯”記者招待會上的鶴見俊輔（右二）

　　一九一九年，也就是在波魯克故事的前后，魯迅在為武者小路實篤《一個青年的夢》所撰譯者序中引述原作之語談了點自己的感想：“我對于‘人人都是人類的相待，不是國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從民眾覺醒不可’這意思，極以為然，而且也相信將來總要做到。”或許，前文中的約塞連與波魯克都是所謂覺醒了的民眾。然，多乎哉？不多也。盡管波魯克與約塞連的故事之后，“爆發”了七十多年的和平，但這也似乎并非民眾覺醒的產物，所謂“永久和平”事實上難以期待。比較政治學者劉瑜提醒我們，“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戰爭是常態，和平是例外”（劉瑜：《可能性的藝術：比較政治學30講》）。

　　小路實篤《一個青年的夢》，魯迅譯，《新青年》第七卷第二期

　　在戰爭硝煙已是此起彼伏的二〇二三年，《紅豬》的引進為我們反思戰爭實質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契機。宮崎駿說，這是一部寫給中年人的電影。對散落在這個星球上各個角落中的我們而言，“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桓寬：《鹽鐵論》）自然是一種可歌可頌的勇猛姿態；但面對不以人為本，而以人為本錢的暴力與不義，波魯克和約塞連的逃離、奧迪弗雷迪的嘲諷、雅斯貝爾斯的深刻、鶴見俊輔和小田實的果敢，這一切都可為弱者的抵抗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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