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學忠和唐德亮是世紀之交底層新左翼現實主義詩歌的代表性詩人。他們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自覺實現左翼詩人審美主體和人民本位的有機統一，堅守詩歌創作的責任意識及其社會批判功能，實行以真實性為前提的開放的現實主義創作，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底層現實主義詩人在繼承左翼現實主義傳統的同時，應該學習他們的經驗，把當前的底層現實主義詩歌運動推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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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發端于“文革”知青詩歌沙龍中的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詩歌運動，在經歷一個短期的豐收之后，歷朦朧詩到“第三代詩人”日趨衰落，一批詩歌批評家，特別是推動這場運動的批評家，有感于自身審美視域內詩歌的不景氣，對詩歌前景特別迷茫。但是他們哪里知道，就在后現代詩風被輕視乃至被唾棄的過程中，在廣大民間，在“弱勢群體”的人們中間，正在生出一場磅礴的底層現實主義詩歌運動。

　　這場詩歌運動的隊伍由散落各地的下崗工人和集中在廣州、深圳、東莞、上海、北京等處的打工者和失業者，以及一直與底層百姓相依為命的青年詩人組成。不同于那些裹挾于西化思潮的詩歌“小資”浸淫于無盡的嘮叨、解構和私我撫摸，他們打拼在社會的底層，切身感受到了市場化、城市化以及某些公共領域被私有化過程中權力、財產再分配帶來的社會不公、價值變更和人生苦難，抒情言志，表現真實的底層生活和情感訴求。底層詩歌幾乎涉及這一時期全部的社會現實及其熱點，國企私賣、農民進城、官員貪腐、抗疫救災，等等，都成了觸動詩情的重要時事。詩歌的主調洋溢著中國工農聯盟兩大支柱——工農勞動者要求與國家主人翁稱謂相適應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人格尊嚴。

　　這場詩歌運動較早表現在打工詩歌當中。據《打工詩人》（2008年7月31日）稱，一本刊登打工文學的《佛山文藝》，“發行達60萬冊，一出版就被打工者搶購一空”。 那是“劣質的生活場景和悲苦的命運所生發的情感細節和心靈的吶喊”（柳冬嫵）。年輕的詩人們 “橫越三千里盛產雷電酷日的南中國/觸診大時代巨動脈的切入點/悲壯漂泊的青春在疼痛的碾壓和錘煉下/始終肩負著晶亮的品質，肩負著沉重的詩歌/率領千軍萬馬在流動或靜態的生存中吶喊/一腔熱血噴涌的文字熊熊燃燒/為中國文壇打拼出一方閃耀歷史的陣地”（挽春）。“涌現了像鄭小瓊、羅德遠、方舟、徐非、任明友、黑馬、許立志、陳年喜、鄔霞、許嵐、吉克阿蘇、許忠等全國著名的打工詩人”。（1）《中國打工詩歌四十年精選》編委會負責人羅德遠說：“對生存掙扎的痛苦、對理想的不懈追尋，打工詩歌呈現了一代人的生存流動軌跡，折射的是一個特殊時代的文化意蘊和內在精神特質，所蘊含的時代性、豐富性和復雜性，其中包括人的觀念、靈魂價值、自我發現與肯定的人文革命，有如尋根文學、知青文學一樣，正接近并閃爍著歷史與時代的光芒。”（2）當然不能把寫打工生活的詩歌全都攏入現實主義詩歌，更不能簡單攏入左翼現實主義詩歌，但其整體上呈現出現實主義的傾向是可以確定的。可以說，正是這場底層現實主義詩歌運動使得20世紀詩歌的尾聲不致黯然失色，也使新世紀詩歌的起始有了一叢可見可慰的亮光。

　　王學忠和唐德亮正是這場詩歌運動中的代表性詩人。他們與底層詩人都有著較為廣泛的聯系，他們操持的報刊每期都刊發和推薦底層詩歌作品，不時與底層詩人交流心得體會，還為底層詩人的作品寫作序言。

　　他們起于底層詩人之中，又高于一般性底層詩人，他們以鮮明的左翼取向及其審美意識，以各自的實際影響引領詩風，張揚了左翼現實主義詩歌的優秀品質。

　　首先，他們自覺堅守左翼詩人主體與人民本位的結合，以個性獨具的“底層書寫”切入變革轉型中的大時代，使工農勞動者的生活、情感和思想回歸詩歌，主導詩歌的審美傾向

　　工農勞動者的生活、情感和思想進入詩歌，構筑并支配詩歌審美的人民情趣，是20世紀左翼詩歌對《詩經》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在中國詩歌史上是一個重大貢獻。古代文人詩歌中也有傳承這一傳統的，但他們處身人民百姓之外，人民百姓的痛苦見于他們的詩歌只是掬一把同情之淚，人民百姓的思想情趣基本上是被涂抹和遮蔽了。到五四時期的一些民主個人主義詩人如劉大白、劉半農乃至稍后的徐志摩的少數詩歌，也都大抵如此。生活于勞動人民之中，與勞動人民生息相通，深得勞動人民審美情趣，表現勞動者的生活，歌詠并提升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是發生在左翼詩歌中的審美革命。這一詩歌美學到抗戰時期特別是在抗戰時期的延安詩歌中走向成熟，成為中國現代性帶有根本性的標志。但到了“后革命”時期，這一傳統就被徹底“告別”。幾十年來，極端的“私人化”和“內向化”使詩歌內容在深入潛意識同時又陷入絕頂的狹窄和貧乏，詩人“私我”的隱私和生活瑣細以外的世界，特別是“老百姓的事情”，被遺棄在詩歌大門之外。那些后現代末流，與人民百姓形同路人，用一個詩人的話說，他們跑到咖啡館里、包廂里，與“人民群眾相鄰為伴，相安無事”，獨個兒搞著自己的“長安詩歌節”。（《相安無事》）有些詩人也搞所謂“采風”，但已經不是長期深入人民百姓的生活和斗爭，更不是與勞動人民感同身受，而是到一些景點玩玩樂樂，如蜂如蝶，飄來蕩去。以至于詩人的社會責任感喪失，小詩、偽詩風行。

　　王學忠和唐德亮拒絕這一傾向。他們長期生活在底層百姓當中，又心懷天下，把個人探索和時代抒寫有機統一起來，表現底層和變革轉型中的大時代，回歸左翼詩歌詩人主體意識，彰顯了左翼詩人審美主體在新世紀的復歸與抬升。王學忠原本是河南一個國營工廠的工人，和那個時代的工農大眾一樣，生活平穩，積極熱情上進，八九十年代大批量的國營工廠遭受拍賣、掠奪，他下崗回家，靠擺地攤謀生，雖艱辛勞作家庭生活仍陷在困頓當中，環顧周圍同一命運的工友和伙伴，他難免惺惺相惜，在歷史轉換的陣痛中，一改早年詩歌謳歌花草陽光的情趣，訴說下崗的辛酸，與大量打工詩人取同一姿態；并且，他由己及群，更多地表達工人兄弟的悲苦命運，訴說他們“只因為站起來，不愿再趴下”的不屈情懷；進而，更是把目光投向整個社會。他的詩歌《挑戰命運》《雄性石》《太陽不會流淚》《地火》《我知道風兒朝哪個方向吹》和《王學忠新詩文》等詩集，無不立足底層，從細部說起，骨鯁在喉，用心蘸血，指點天下，題涉兩個世紀之交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自己下崗賣菜、賣鞋，到悼念鐵人王進喜，從八個孩子的女人像囚徒一樣被拴在家中，到好戰的奧巴馬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都納入他詩思燭照的視野。他說：“百姓的關注，就是詩人的關注，社會的焦點就是詩歌反映的焦點。”以至“從生活底層踏上精神高地”，（3）秉持了自覺的階級意識、人民意識及詩美追求，倔強地以“在崗”的姿態嚴正宣告“我不是下崗工人”，成為老詩人魏巍所說的“一個工人階級詩人”。

　　唐德亮不是下崗者，但始終與底層百姓聲息相通。他稱贊王學忠“沒有喪失偉大階級的良知”，他自己也是如此。他是瑤族底層農民的兒子，生于廣東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詩歌創作起于對瑤鄉壯寨百姓生活和民族風情的歌詠，抒寫百姓的生存和悲辛。他認識到，“每一個詩人都是‘個體性詩人’，但同時自覺注重‘社會性’才是‘成就大詩人的基礎’”。（4）與王學忠以下崗工人的獨立個性走向廣大的底層和時代相得益彰，他以“瑤山之子”的獨立個性面向改革中的時代，切入腳下的鄉土民情，他的《蒼野》《生命的顏色》《南方的橄欖樹》《深處》《地心》等詩集，以浸泡了生命情感和直覺悟知的奇崛意象，抒寫了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鄉土人心，凝聚了時代變遷和轉型的歷史性思情，它們是帶著詩人個體性的嶺南風情錄，又是大時代民族精神的詩性呈現。他的巨型長詩《驚蟄雷》，以國企改革中的“通鋼事件”為觸因，融抒情個性和時代性宏大主題為詩篇。全詩以思想者、學者和科學社會主義忠誠戰士的姿態，“從文化、思想、經濟與歷史人物的角度切入、思考世界社會主義、國際共產主義的命運”，秉持總體性審美思維，唱了一曲民心所系、“國之大者”的時代壯歌。他的詩歌《勞動》滿腔憂憤唱了一支“勞動”的頌歌，深情訴說：“勞動，你以水稻的香/營養我的肌體/以鋼鐵的鏗鏘與硬度/支撐我的脊骨與精神/以火的方式在我的心宇/溫暖生輝”。這可不是荒腔走調，其對工農勞動者大眾偉大功勛的獻禮，同時寄托深心的憂憤，蘊含了對抬舉“資本”貶仰“勞動”的社會現象及其意識形態的針砭。他們都不是小里小氣的那種“小詩人”， 他們自覺堅守左翼詩人審美主體和人民本位的有機結合，從泥土深處傾聽地心的“流淚、呻吟或呼喊”，“唱勞動者的贊歌，淌社會主義的汗珠”。

　　其二，他們正視生活的全部復雜性和本質的多樣性，以非凡的膽魄揭露和剖析社會黑暗面，高揚了新中國主人翁的歷史主動精神

　　革命和改革都不是溫室里的繪畫繡花，因而都不那么雅致、完美，而是粗糙的，不完美的，都是歷史過程的“中間事件”，它們推動了歷史的進步，又都難以避免地拖帶著歷史的局限。特別是在逆動勢力企圖開歷史倒車的時候，社會和底層百姓蒙受的災難是深重的。王學忠和唐德亮從社會底層的實際生存狀況體會到了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命題。接受毛澤東思想的光照，他們擁護“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開放，但是對于借改革開放之名違背憲法、踐踏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倒行逆施以及引發的社會性災難和底層不幸，則深懷憂患，表達了義無返顧的揭露、抗議和歷史性沉思。他們反對把改革的“本質”單一化，即反對所謂“改革就是好，審視和揭露社會黑暗面就是壞”的錯誤認知和指責。

　　和一些沉埋于苦難，審視和批判力度不足的詩人詩歌不同，王學忠、唐德亮審視和批判社會黑暗面，多充溢思辨色彩和工農勞動者不妥協的戰斗情懷。王學忠的那些作品，多以鮮明的尖銳性，于荒唐之處洞幽觸微，警世醒人。資料披露：“清康熙時5000個人養1個吃財政的，民國4000個養1個，現在是29個養1個”，據此，他的《29個養1個》報以機智譏諷和告警：“29個養1個/的確是個奇跡/讓人著急、生氣/可申報世界吉尼斯/也是/響在神州上空的/警笛……”指陳官員冗贅背離“精兵簡政”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他的《鐵鏈女之思考》則披露在生育“獨孩”為國策的年代一農家婦女生育八孩被家人以“防暴力”“防丟失”為由用鐵鏈鎖住脖子拴在家中，又披露一生育四孩的婦女躲在家中“過得平靜”“悄無聲息”，兩相映襯，尖銳指出此二人都被鎖了鐵鏈，“一個拴在腳上/一個拴的是脖子”，提出了鄉村改革中解放婦女、消除愚昧的大問題。他的有些作品還能獨出機杼剖析維護黑暗面的社會、文化和思想根源，如在誰養活誰、先富帶后富、收入平均數、主人公仆等問題上，都能矯時謬之弊，生發啟蒙正道、光大真理的詩思。唐德亮的《驚蟄雷》雖然不是專門揭露社會黑暗面的作品，但寫作沖動乃是因國企改制中侵吞國有資產、剝奪工人階級利益的典型事件而發，詩思縱橫中外古今，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國內一樁樁觸目驚心的事實，都展現于詩思運行之中，不只是表達對改制中的私有化的否定，更蘊含了對世界范圍內人類進步事業的憂思。他的短詩《包袱》這樣寫：“過去說:工人階級最先進大公無私/現在說: 工人落后僵化愚昧/過去說: 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現在說: 工人是弱勢群體/過去說: 工人階級是國家的寶貴財富/現在說: 工人在老板眼里不如一條狗/過去說: 工人階級是主人翁/現在說: 工人是改革的絆腳石”，不作聲色俱厲的申斥，兩相對比之間透露著批判鋒芒，又飽含了無奈和憤懣。《千里背尸》寫一個背尸者背著一個同鄉的尸體千里返鄉，他感到這尸體曾經“有魂，有愛，有痛苦，有卑微的幸福”，只因為“工地”使他們陰陽兩隔，又感到這尸體“冰冷，像山，像鐵塊”，不直接批判什么，但充溢著真摯的同情與憂患。如果說王學忠的審視和批判顯出真氣淋漓，那么唐德亮的這類詩歌則趨向憂憤深沉。

　　他們還有一個共同點，即拒絕沉淪。在《太陽不會流淚》中，王學忠把共和國開國前三十年偉大成就“否定論”和打壓放逐前三十年建設者的現象擰在一起，揭露逆動者背離社會主義事業的用心，立志與這批險惡者頑強抗爭，他唱道：“三十載的艱辛/青春的花蕊/創家立業碩果累累/唉，化作黑云壓城城欲墜/委曲的淚水紛飛/不！太陽不會流淚”/。“太陽不會流淚”，實際上是王學忠抗拒黑暗的詩歌中的“核心意象”，社會生活中的陰暗面在太陽的光照之下無可逃遁，原形畢露，同時又顯得可鄙和渺小，抒情主人公正義在握，太陽滿胸，因而整個詩情不失亮色。他寫失業工人悼念鐵人王進喜：“天空云很低/一伙兒失業兄弟/來到鐵人墓地/呼喚一個倒下的階級/從墳墓中站起……”，具體和抽象融合在一起，一次悲苦的悼念成了一場再出發的悲壯誓師。“主人翁”雖然走下了“神壇”，可腦子里總是縈繞著鐵人的形象，他唱：“誰說旗幟上的那把錘子/已隨鐵人遠去/吼一聲/地球也要抖三抖的情景/只是遺落枕邊的一幕回憶”/“只會嘆息的不是漢子/孬種是尿泥/走下‘神壇’的工人兄弟/依舊是火車頭樣的性格/空氣錘般的脾氣。”（《工人兄弟》）他寫打工者的苦難，同時又高挺著新工人的堅強意志，昂揚著歷史主人翁的尊嚴：“中國民工/一群不再死守家園的弟兄/勤勞與力量的象征/背上的鋪蓋卷/裹著一個沉重的夢……”

　　這里面有一個問題，即一些侮蔑中華民族、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設事業的文人，也說自己是不滿意于黑暗面，似乎與底層左翼現實主義詩歌同調，其實風馬牛不相及。這些人盲目“西化”，歪曲和丑化真善美，同時又把假丑惡夸張、變形，以無知、無畏、“無文化”成就了一種粗鄙文化，某些信徒“無約而同”， 其用心在于消解社會主義文藝的傾向性。王學忠和唐德亮則是頑強地堅守著這一傾向性，用王學忠的話說，他們知道“風朝哪個方向吹”，即使失敗了也要“跌回1921，南湖船上的那個夢”。他們立足科學社會主義和唯物史觀——這一抒情基石，這個最大的抒情倫理，愛恨情仇緊系于此。唯其如此，他們激濁揚清，清除忤弊，是為光大真理，啟發蒙昧，是為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唯其如此，唐德亮才這樣放聲高詠：“愿我們巋然不動/以大山的厚重/以青藤的堅韌/以大海的胸懷/以磐石的信念/以從大地出發，生長/高過山岳、叢林/高過珠峰的信仰之光/燦爛著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國土/一個又一個/無邊無際的彩色早晨……”。

　　其三，他們把詩歌的本體性要求與大眾接受統一在一起，以健康明朗的格調，疏離詩壇低俗、晦澀的頑劣風氣

　　中國幾千年詩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低俗、晦澀，這樣受到讀者大眾的厭惡。造成這種頑劣風氣，原因復雜，但有一點毋庸置疑，即與詩人主體的極端“私人化”“內向化”以及與此相關的“精英意識”和“貴族化”有關。相當一些詩歌作者總以為他的那個“私我”是獨往獨來的“精神貴族”，做起詩來忘乎所以，根本不考慮大眾接受。有的人把“俗”混同于低俗、鄙俗，借“詩”宣泄潛意識里粗鄙齷齪的東西；有的人把營構意象當成玩隱晦、捉迷藏，弄得虛幻迷茫，不知所云；有的人把寫詩當成“做學問”，從內容到形式都以古奧、高深為神圣，雖洋洋大觀，讀者大眾費盡腦殼也難入堂奧。三種情況三個極端，都以不同的形式背離詩歌的本體性及其美感特征，疏離中國詩歌瑯瑯上口卻又韻味無窮的傳統，折磨讀者，驅離讀者離開詩歌了事。

　　王學忠和唐德亮因為來自勞動者大眾，又自覺面向勞動者大眾，就不能不顧及大眾接受，因此總是把詩歌本體性要求與大眾接受的要求統一在一塊。他們對詩壇的低俗、晦澀詩風都有嚴厲的批評，希望自己的創作能夠打破極端私人化和潛意識崇拜導致的這種局限。屠岸說王學忠“不是以旁觀者的身份描寫工人，而是作為一個工人來抒寫自己親身的經歷，親身的感受。所以能給人特別親切、實在的感覺。”（5）王學忠自己說：“寫詩即使用心寫也不行，要用血寫，用毫不掩飾的一腔真情寫”，“真情不是別的，它是吃了黃連才知道的苦，被針扎過才理解的痛。”（6） 正是發乎這種真實的生活和情感體驗，真實的生命感動，他的詩遠離了晦澀和不知所云，真氣充沛，大氣凜然，有些歌唱或偏于直，但總體顯出以真為體骨，以情為血肉，以剛健雄直為美。他的詩歌都以事實為依據，溶敘事與抒情（含議論）為一體，公務員聊天、夫妻開店、下崗者點燃自己的三輪車、群眾集體討債、縣長受賄、農民賭博、下崗工人在廠門前聚會、小商販樹起“消息樹”、悼念鐵人王進喜、某次政協代表大會九億農民一個代表，一只輪胎、一截枯藤、一個水龍頭，等等，都納入審視和表達的構思之中。為了突顯抒情的真實性，詩人還常常把觸發抒情的事端以題記的方式在詩前簡要交待，故而一些研究者把這類作品稱之為“時事詩”、“新時政詩”、“警世駭俗的民謠”，它們特別見出風格的民間性和大眾化。為了強化表達效果和大眾接受，許多作品還常常反話正說，嘻笑怒罵，不免使人想起四十年代的“馬凡陀山歌”。

　　和王學忠相比，唐德亮以真實性為前提，注意在融會上下功夫。《驚蟄雷》把浪漫主義匯入現實主義的表達之中，追求氣勢恢弘的抒情效果，學習賀敬之的《雷鋒之歌》《放聲歌唱》，但千載、萬里的詩思總是盤桓于現實和現實的批判。還要尤其注意到，他的短詩較多地接受了現代主義詩歌的影響，但他沒有成為現代派的摹仿者，而是把現代主義的某些方法和技巧運用到現實主義詩歌的表現當中。他的《勞動》《地心》《彎腰》《光點》《打谷老人》《那是春天》《背山者》《砍柴》《水井邊的青苔》《啃噬春天》《山氣》《田埂上的草芽》等等，都撿拾起勞動大眾普通生活中常見的事象、物象、景象予以描寫，不是重在寫實，而是以寫真實為前提，著重于意象營構、反審美和總體性象征等現代主義常見手法的借用，抒寫風俗與鄉情相融合的現實感極強的現實感喟和歷史性詩情，深沉含蓄，平易中見奇崛。其中《山氣》具體描繪了“山氣”對山中景象、物象的態度：“一株山李欲擺脫山氣的浸潤/走在半路便凋盡葉片”；只有與“山氣”融為一體，“變成山氣中的一縷/陽光便紛紛灑成花朵/大地便拔節/花朵一樣的陽光”。著意于意象的營構，同時賦予“山氣”以總體性象征，否棄了離棄故鄉的浪子行徑，突顯著對山鄉及其百姓的無盡歸依和熱愛。《打谷老人》刻畫一個處在衰竭中的農村老人艱難地打稻：“仿佛樹在抖索，草在彎腰/并不有力的擊打/在山谷里 只有能濺起/并不剛勁的回音/間或一兩片枯葉 撲向大地/一遇雨，便會腐爛”“擊打聲漸漸疲軟停止/老人伸了伸/挺不直的腰”，衰老、萎縮的“丑”完成了對一個堅強靈魂的塑造以及對生存艱難的同情與質詢。如此等等，就如有的研究者所概括的那樣，這是“在詩情中體現詩想”，“在現實中超越現實”。（7）他的這種做法做到了艾青所說的詩思明晰，“用可感觸的意象去消滅朦朧暗晦的隱喻”，以至于使真實性獲得了“美的凝結”（7）。

　　王學忠和唐德亮疏離低俗、晦澀的頑劣風氣的成就，類似于三四十年代的田間和艾青。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新詩有一個脫雅歸俗的趨向，那是民族精神高揚和人民革命意識覺醒的時代精神在詩歌中的投射。在這個審美精神轉換的時代，田間使自己的歌唱面向大風砂的“岡衛們”，是“第一個拋棄了知識分子靈魂的戰爭詩人和民眾詩人”；艾青青年時期在法國接受了現代主義的波特萊爾、蘭波、阿波里內等的影響，回國后在民族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的浪潮中把現代主義方法和技巧運用于左翼現實主義創作，使現實主義走向開放。二人的路子不同，都以其實績為清除胡風所說的 “客觀主義” 和“主觀公式主義”所導致的詩風淺俗和晦澀，深化現實主義，改造現代主義，做出了歷史性貢獻。由此，左翼現實主義詩風形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今天，在這個振奮民族精神驅動民族復興的時代，王學忠和唐德亮也是在做著這種貢獻，他們較成功地恢復了中國詩歌易讀易誦、意蘊深長的傳統。王學忠是“新時期”以來第一個挑戰“小資”情調和低俗、晦澀詩風，打開工農抒情新天地的詩人；唐德亮則是較早自覺地把現代主義的方法和技巧，運用到現實主義詩歌藝術表現當中的開風氣者。他們都以各自的藝術實踐，較成功地使新詩通向人民，尤其是通向工農大眾，因而重振了左翼現實主義詩歌表現時代生活，審視和批判社會現實的功能。

　　以上，我們分析了王學忠、唐德亮在左翼主體意識、左翼社會責任感及其社會批判功能、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等三個方面所取得的相同相異的成果，討論了他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底層左翼現實主義詩歌的貢獻。我們注意到，底層現實主義詩人只有像他們那樣，長期地在社會實踐中加強自身鍛煉，自覺實行左翼詩人審美主體和人民本位的有機統一，正視社會生活的全部復雜性和本質的多樣性，提升詩歌創作的責任意識及其社會批判功能，實行以真實性為前提的開放的現實創作方法，收大眾喜聞樂見之效，底層現實主義詩歌才能上升到左翼現實主義的高度，從而實現新時代現實主義詩歌的發展與抬升。而且，還要認識到，世紀之交的左翼現實主義詩人并不只有王學忠、唐德亮兩個人，王懷讓（已逝）、峭巖、吉狄馬加、葉延濱、石祥、李發模、紀宇、洪三泰、盧偉宗，等等，都是取得了較好成就的詩人。他們中有些人已經不處于社會底層，但大都起于底層并且堅持著關注底層大眾的詩歌情懷。是大家的彼此呼應才形成了一股合力，支撐了世紀之交底層現實主義詩歌的星空。底層詩人只有在回歸并學習左翼詩歌的優良傳統的同時，向同時代的包括王學忠、唐德亮在內的大批先進者學習，與他們互相切磋，才會提高自己，也才會在整體上提升底層現實主義詩歌的成就。

　　注釋：

　　（1）唐德亮：《中國打工詩歌的一次大檢閱——讀〈中國打工詩歌四十年精選〉》，《工農文學》2022年第3期。

　　（2）羅德遠：《四十載：苦難為夢想加冕》，《中國打工詩歌四十年精選》（1981—2021），《佛山文藝2022年增刊。

　　（3）王學忠：《詩歌要貼近老百姓》，2021年6月20日《文藝報》

　　（4）唐德亮：《文學的燭照》，寧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105頁。

　　（5）屠岸：《王學忠寺歌鑒賞序》，《王學忠詩歌鑒賞》（楊虛編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8年3月，第4頁。

　　（6）王學忠：《說說我的寫詩體會》，《文源》2013年第1期。

　　（7）龍彼德：《對深處的切入與表現——序唐德亮詩集〈深處〉》，《深處》（唐德亮），大眾文藝出版社2008年平7月，序第3—5頁。

　　（8）艾青：《詩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8月，第1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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