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喬麥（某大學學報編輯、現當代文學碩士，在讀社會學博士）
與談人：朱亞芳（文學碩士、《左翼文學評論》編輯）
小卓（在讀研究生、曹征路-劉繼明研究中心秘書）
學術指導：孔慶東（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曹征路-劉繼明研究中心主任）
時間：2023年6月15日
喬麥：先報告一個好消息，《黑與白》馬上就要出來了，我已看到了樣書，設計風格同現在市面上流行的那些華麗書籍不一樣，簡潔樸素，十分大氣，跟作品的內涵頗為吻合，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以前讀的是電子稿，拿到紙版書后我準備再認真讀一遍。
朱亞芳：那是必須的?！逗谂c白》分陸版和港版推出，兩個版本有沒有啥區別？
喬麥：封面和版式設計一模一樣，幾乎看不出區別。
亞芳：哦哦，期待盡快看到紙版書！
喬麥：咱們言歸正傳。前幾期“三人談”我們從宏觀入手，分別從《黑與白》的主題分析，《黑與白》和“人民現實主義”，以及《黑與白》的成長故事幾個角度，進行了全方位解讀。從這一期開始，咱們從不同的側面入手，談談《黑與白》中的改革者，《黑與白》中的知識分子以及《黑與白》中的愛情。先談“《黑與白》中的改革者”。
為什么要談這個議題呢？因為《黑與白》主要是寫改開以后中國社會的變化以及對人的生活、觀念和命運的影響，其中寫到不少改革者和改革事件，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可以稱為“改革小說”。書中的某些人物和情節如宋乾坤、杜威、羅寶昌、路勝平、陳沂蒙以及東鋼和6803廠的改制，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新時期文學中那些曾經轟動一時的改革文學和改革者形象，如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中的喬光樸，柯云路《新星》中的李向南，還有張賢亮《男人的風格》，張潔《沉重的翅膀》，路遙《平凡的世界》等等。
那么問題來了，相對于當代文學史上這些早已經典化的改革文學作品和人物形象，《黑與白》中的“改革者”有那些不同的特點呢？
小卓這次你先談吧？
小卓：我先說說我對“改革文學”這個概念的認識吧。“改革文學”對我這個年齡段的人來說只是一個符號和概念，十分遙遠，許多作品和人物我都覺得很陌生。后來還是當代文學史課上老師要求，才讀了一些作品，其中就包括你剛才提到的那幾部小說。還有一部話劇《血，總是熱的》，劇中的主角名字忘了，但也是寫改革的。看這些小說和話劇時，覺得里面的主人公都忍辱負重、正義凜然，儼然是真理的化身，頭上仿佛籠罩著一圈神圣的光環。我不知道那個年代的讀者和觀眾是怎么看這些作品和人物的，大概也像文革時代看樣板戲一樣激動興奮吧？但我一點也不激動興奮。我既不是文革也不是改開時期成長起來的，當我出生時，革命已經遙遠得像一個遠古神話，改革開放也早已過了那種旭日東升般的階段，每天我們耳邊聽到和眼里看到的，除了改開帶來的變化，如物質充裕、科技發達等等，還有許許多多的負面后果，如兩極分化、道德滑坡、社會撕裂、富者更富，窮者更窮，極端利己主義盛行等等。所以再看“改革文學”中那些主人公的豪言壯語，非但不能引起我的共情，相反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排斥和逆反心理。這讓我想起《黑與白》扉頁作為題記的《共產黨宣言》中那段話：“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事物都被褻瀆了。”
朱亞芳：我比小卓大幾歲，但跟他的感覺也差不多，總體上我們現在是處在一個“后改革”時代。這也決定了《黑與白》中出現的“改革者”和“改革文學”中的改革者存在很大不同。
舉例說，《黑與白》中的宋乾坤像《沉重的翅膀》中的老干部，也是“改革派”，這個人物從表面上看文武雙全，思想開明，但他的精神世界卻裝著一肚子糊涂賬，不僅在革命中有投機和叛變嫌疑，而且在改革中以權謀私，結黨營私，如把小學校舍改為老干部住宅，動用財政撥款大建高干別墅，打擊報復舉報他的駱正等等；再如杜威，他頭上戴著青年改革家等桂冠，但其實是一個利欲熏心、毫無道德底線，不擇手段往上爬的人，他把鳳凰島、大眾藝術集團經營成了實現個人名利的“土圍子”和圍獵高官的窩點；6803廠廠長路勝平曾經是戰斗英雄，轉業后勇于改革，使一個瀕臨倒閉的軍轉民企業起死回生，成了明星企業家，但改制為颶風集團后腐化墮落，最后同栗紅的父親那樣，充當了利益集團的犧牲品，在監獄里自殺了。東江省委書記陳沂蒙是《黑與白》中少數可以稱得上正面人物的改革者之一，他的外貌、性格和家庭背景都有點像《新星》中的李向南，銳意進取、一身正氣，身上帶著一股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精神氣質，但他面臨的處境和面對的問題跟李向南有很大不同，后者面對的是顧榮那樣的“保守派”，前者面對的卻是宋乾坤、羅寶昌那樣的“改革派”。說穿了，李向南和顧榮的矛盾是要不要改革，陳沂蒙和宋乾坤、羅寶昌之間的矛盾是要什么要的改革，是為了多數人利益還是少數人利益的改革，歸根結底是“我是誰”和“為了誰”的問題。
時代不同了，面對的問題也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命運也不同。這就是“后改革時代”的題中之義吧？從這個角度看，《黑與白》的確堪稱一部后改革時代的“改革文學”。
喬麥：我記得孫立平提到過“改革共識”破裂之后，“改革同盟”變成了利益同盟和“分贓同盟”。這一點，在《黑與白》中描寫得相當充分。例如宋乾坤和羅寶昌、郎濤、杜威等人，路勝平和洪太行等人之間，除了價值觀相近，更多的是一種利益同盟。這大概是亞芳所說的后改革時代又一顯著特征。改開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全民共識，不知不覺變成了少數人的“紅利”。在現實生活中，不少改革家如禹作敏、仇和、孫大午同《黑與白》中的路勝平那樣，都從全社會景仰的明星變成了罪犯。陳沂蒙面對的處境比李向南更艱難，他既要面對老百姓對改革的質疑，又要面對改革過程中形成的利益集團的圍獵的危險。他想找回改革的初心即“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卻被宋乾坤這些綁架了改革主導權和解釋權的偽改革者打成了保守派和扣上破壞改革的帽子，最后黯然調離了東江省。在《黑與白》中，陳沂蒙占的篇幅較少，只是一個次要人物，但從他身上，我們看到了后改革時代的典型癥狀，讓人不得不思考一個問題：某些整天把改革掛在嘴邊，高喊“壯士斷腕”“殺開一條血路”的“改革者”是怎樣將改革從人民中間帶到人民對立面的？
朱亞芳：喬老師提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在我的閱讀經驗中，改革從共識走向分裂，許多改革者從“人民之友”蛻變為“人民之敵”，并不是一夜之間突然發生的，經過了一個中間階段。我們前面曾提到的“現實主義沖擊波”和“新現實主義文學”，其中一些小說如《分享艱難》和《大廠》，也是一種改革文學，主人公都是積極踐行改革的書記廠長，但他們面對的困難不像八十年代要不要改革，也不像《黑與白》中的改革者要什么樣的改革，而是老百姓對改革不理解不支持帶來的阻力和焦慮。那一時期的改革者不是靠政治正確，而是靠一種不言自明的道德感動來塑造自己的正義形象的，雖然共識已經破裂，但貌似還跟人民站在一起，和衷共濟、分享艱難嘛。所以，新現實主義又稱“分享艱難的文學”，意思是要老百姓跟他們分享改革的艱難，“共克時艱”。什么樣的“時艱”，就是減員增效、改制轉軌、工人下崗，跟讓羊和狼共患難一樣，結果就是像《漫長的季節》中工人階級及其后代淪為社會邊緣人群和弱勢群體，像劉繼明老師說的，留下了一道道“抹不去的傷痕”，《黑與白》中東江鋼鐵集團工人聚眾“騷亂”致死人命，是現實中東鋼事件的一個縮影。因此，所謂“改革共識”破裂不是一種偶然的結果，而是內在于改革進程中的。
但這個進程也并不是沒有引起過任何思考，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曾經出現過一股短暫的文學思潮，文學史上叫“反思文學”，就是對改革過程中出現的負面問題進行反思，影響較大的有山東作家王潤芝的《魯班的子孫》，張煒的《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憤怒》和《古船》等。這些作品對改開初期農村出現的貧富分化和道德淪喪最早進行了批判和反思，但更多停留在道德層面，所以沒有產生持續性的影響。正是從八十年代“反思文學”停止反思的地方，《黑與白》大膽揭示了改革從上升到墜落和蛻變的全過程。小說中的洪太行、八爺、麻總和“燕山會”，以及武伯仲、杜威父子在鳳凰島的所作所為，都是以改革的名義進行的。“改革者”的人設到這兒就算徹底崩塌了。這不僅讓人產生很多現實的聯想，還讓人體會到改革被既得利益集團綁架后的可怕之處。劉繼明老師說要為時代作證，也可以說是為“改革”作證。
小卓：《黑與白》寫出了改革者從“時代英雄”一步步走向崩塌的過程。小說中洪太行可以說是一位改革教父，他的知青和高干身份，使他占據了許多得天獨厚的優勢，許多“改革者”如路勝平、八爺和麻總都得到過他的幫助。他總是呆在水庫邊的大宅子里，貌似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但外面的世界包括一切政治經濟波動他都了如指掌，作為颶風集團的實際控制人，他和洋買辦白文策劃并通過妹夫巴東參與颶風集團、東鋼集團等許多國企的收購，成了“新馬歇爾計劃”在中國的代理人，讓我想起了《人境》中的“二公子”，洪太行這個人物在《黑與白》中著墨不多，但作家對他那種不動聲色的老辣，深不可測的人脈關系，描寫得十分生動、立體、傳神。
喬麥：小卓的話讓我想到一個問題：改革開放進行了四十多年，出現了許許多多問題，有的是局部，有的是全局性的，為什么文學從九十年代之后，就很少出現過對改革進行反思的作品呢？影視界還出現過《鋼的琴》以及最近的《漫長的季節》，小說領域卻幾乎沒有看到一個有影響的作品。
亞芳：喬老師提出的這個問題值得思考。我覺得除了政治原因，還跟作家自身的能力有關。新世紀以來，隨著網絡普及，文學商業化和淺閱讀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在這種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作家缺少在廣闊宏大的現實和歷史背景下思考問題的能力，而張煒那批八十年代成名的作家由于生活越來越疏離現實，盡管還在一本接一本地出版新作，但總給人一種隔靴搔癢和凌空蹈虛之感，失去了1980年代那種思想深度和敏銳眼光。
小卓：是這樣。從這個意義上看，《黑與白》和劉繼明老師近些年的寫作實踐，不僅繼承了二十世紀的左翼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傳統，而且繼承了八十年代文學那種直面社會問題的現實主義精神。可以說，劉老師以一己之力打通了新中國歷史上前后兩個斷裂的“三十年”，很不容易，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喬麥：今天的討論，我們分析了《黑與白》中的“改革者”和新時期改革文學中的改革者之間的異同點，以及“改革”從共識走向“破裂”的過程，和現在的作家為什么無力對現實做出深度反映的原因。討論越來越深入，有一種漸入佳境的感覺。
好，今天的“三人談”到此為止，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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