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蕭紅的《生死場》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經歷的多元闡釋相比，蕭軍的《八月的鄉村》的闡釋史要簡單得多。長期以來，學界對這部作品的理解保持了相當的一致性。盡管中國文壇的文學秩序不斷發生變化，但始終未能突破抗戰前上海文壇所奠定的理解模式。自周揚開始的“國防文學”的闡釋方式，將這則邊地故事納入國族框架予以理解，在民族危機的現實語境下，讀者普遍將作品中具體的東北現實理解為中國危機的隱喻，將東北民眾的反抗理解成中國人民的反抗。這場在東北地區發生的區域抗戰也自然被理解成全面抗戰的預演，東北的特殊性則被忽略。

　　無論是十七年時期將《八月的鄉村》奉為“紅色經典”，還是海外漢學將之貶斥為愛國戰爭宣傳的一套公式，1二者都延續了類似的邏輯—將這部作品視為一個充滿著意識形態的單義文本。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再解讀”思潮也沒有把新時期語境下處于“塵封”狀態的《八月的鄉村》“解救”出來。劉禾以一種人道主義和女性主義的思路重新召回了《生死場》，但有趣的是，這種召回卻是以《八月的鄉村》作對立面為前提的。二者的差異而非共性被放大，《八月的鄉村》被看成一部被民族國家意識形態機制成功“召喚”出的文本，成為《生死場》要對話進而顛覆的對象。而這種顛覆似有若無地呼應著現實生活中蕭紅對蕭軍大男子主義的反抗，化身成為一種女性主義自覺的文學形態。2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兩部作品都是藏在茶葉筒里從哈爾濱“跨域”來到上海的，它們之間的差異真如我們所設想的那么大嗎？另一方面，一部以東北地區的區域抗戰為寫作對象、誕生于偽滿洲國初期的哈爾濱文壇的作品，卻喚起了關內文壇“一邊倒”的好評，這種意義的單純性不是更耐人尋味嗎？

　　我們必須意識到：不帶入對東北地區抗戰史的具體理解，我們將無法領會《八月的鄉村》的內在復雜性。《八月的鄉村》的獨特性在于，這是一部站在左翼青年的立場上努力“體認”革命軍的作品，3小說是偽滿洲國初期文壇的產物，與區域革命實踐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小說所借重的中共滿洲省委的政治視野，使其作品呈現出“統一戰線”框架下階級與民族敘述的整合。這種敘述方式滿足了上海左翼文壇的需要，在“跨域流動”進入上海后，在多種因素因緣際會下，呈現出相當獨特的經典化進程。

　　01

　　朝向磐石的故事

　　事實上，把握住《八月的鄉村》的結構是打開這部小說的鑰匙。雖然魯迅說《八月的鄉村》是“近乎短篇的連續”4，這大概是因為小說頻繁變換人物視角造成情節支離的緣故。而如果將第九支隊視作主人公，小說的情節框架其實相當緊湊，即講述支隊如何以游擊戰的方式逐漸壯大，并訓練成為一支有紀律的隊伍。

　　年輕軍官蕭明是被派入偽滿軍中負責組織起義的年輕軍人，他帶著偽滿軍中“嘩變”的九人趕往王家堡與部隊會合。而會合后的人民革命軍以炸翻敵軍給養車的方式引得敵人來襲，借助游擊策略成功轉移后又里應外合回襲王家堡，重創敵人。在這一成功案例中，革命軍隊員的英勇、草市工人的情報、偽滿軍中各位同志的內應，缺一不可。駐扎日軍血洗村莊，鐵鷹隊長再次帶隊偷襲，卻因唐老疙瘩的個人問題耽擱了時間，未能及時轉移，致使部隊遭到重創。司令考慮打下附近的一個地主武裝來休養，并以唱歌、演講等多種方式號召農民參軍，主力部隊也在敵軍入侵前成功轉移，奔向東安。正是依靠著不斷吸收偽滿部隊里的軍人和無路可走的農民，隊伍從40人逐步擴大到200余人，游擊戰爭至此充分展現出了它的優越性。而這些都發生在連續的十天里，小說所處理時段的集中，是情節緊湊感的直接來源。

　　小分隊的匯合與壯大是全書的中心內容，這種以隊伍為主人公的敘述形態讓我們不禁想起蘇聯小說《鐵流》。在《鐵流》中，由郭如鶴率領的紅軍隊伍同樣歷經千難萬阻，卻在不斷壯大，庫班紅軍一路向北，向莫斯科進發。《八月的鄉村》的核心情節與《鐵流》相似，小說中的東安結構性地對應了《鐵流》中莫斯科的位置。如果把這一視野帶入小說，蕭軍在磐石上安置的遠景想象便值得考慮—“到東安去集合。到那里我們是要被編成正式革命軍的啦！”5東安即磐石。我們到這里才知道“第九支隊”其實一直未在編。而正是在這支未在編的隊伍身上我們能夠看到：磐石從未現身，但磐石其實一直在場。蕭軍對磐石的遠景想象，代表了他對某種力量的原理性的捕捉與認可。這種力量落實到歷史層面，便是磐石人民革命軍。

　　《八月的鄉村》的素材,主要來自盤石抗日義勇軍第一軍的斗爭,這是楊靖宇同志領導的,向我講述第一軍活動的是傅天飛,他是舒群同志的同學,親身經歷了第一軍的斗爭,他來哈爾濱聯絡工作時常來我家。他向我講了盤石游擊隊的斗爭情況。這是《八月的鄉村》的取材。另一方面,我又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加以藝術改造,可以說是對東北淪陷后的現實的高度概括，我也沒有專門寫哪一軍。我寫這是代表他們的立場、方向。6

　　蕭軍在晚年多次回憶自己創作《八月的鄉村》的經過，這則信息最為全面。很多研究者據此認為《八月的鄉村》依據了傅天飛提供的素材，所寫的就是楊靖宇領導的磐石革命軍的故事。7這種說法其實忽略了蕭軍對素材所作的大幅度藝術化處理，《八月的鄉村》并不是對素材的簡單復述，而是伴隨著作者對其“立場和方向”清晰理解的藝術化的“再現”。

　　傅天飛報告所畫的《游擊區形勢略圖》

　　如上文所寫，《八月的鄉村》所描寫的“中華人民革命軍第九支隊”并不在編，小說講述的其實是一個“朝向磐石”的故事。這種“朝向磐石”在空間上也有明確的指向性。如果詳細考究書中出現的地名，《八月的鄉村》所寫的區域其實并不在“磐石一帶”，書中平泉、草市、集場子、東安都是真實存在的地名，興隆鎮和王家堡的位置也可依據書內線索推知。小說第3章寫隊員埋伏在王家堡附近偷襲草市發往平泉的鐵路運輸車，這個消息是草市工人送來的，而草市工人走到王家堡是百十里路，我們由此可推知王家堡和興隆鎮大致位于草市西南側五十公里左右的鐵路沿線。而小說第12章寫支隊從王家堡出發，走了一整天后到集場子歇腳，磐石位于集場子的東北，可推知王家堡位于集場子西側約五十公里左右的位置。根據以上兩個條件就可以大概推定王家堡和興隆鎮的大致范圍。8根據傅天飛報告所畫的《游擊區形勢略圖》9，磐石游擊區的西緣是四平市伊通縣。四平位于草市東北約五十公里處，因此第九支隊的主要活動范圍只能位于奉天省北部（今吉、遼二省交界處），剛好是磐石游擊區的外圍。

　　之所以不避繁冗做出這番推定，旨在說明《八月的鄉村》并非直接表現了磐石革命軍的發展壯大。準確來說，蕭軍寫的是一支接受磐石人民革命軍領導、尚未被正式改編，卻自覺朝向磐石進發的小分隊的發展壯大的過程。

　　02

　　人民革命軍的起點意義

　　蕭軍雖然沒有直接處理磐石游擊隊的壯大，但“磐石”這一符號在小說中具有相當獨特的位置，這樣的寫法是符合東北地區具體抗戰形勢的。今日研究黨史和義勇軍史的學者都認為磐石抗戰是東北抗戰的重要一環。于“九·一八事變”兩周年紀念時成立的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獨立師由磐石游擊隊改編，這是東北抗戰史上第一支人民革命軍隊伍。1933年，早期以東北軍為主體的抗日部隊撤到關內或蘇聯后，磐石游擊隊這樣密切結合群眾、擴大游擊區的作戰方式逐漸成為東北地區抗日的主要斗爭形態。10

　　借助楊靖宇、傅天飛等人留下的報告，11我們其實可以復原出這支隊伍更為復雜、動態的歷史圖景。磐石游擊隊在1932年春時只有五六個同志，逐漸發展成小型武裝后又被土匪吞并，獨立成游擊隊后開始面對地主武裝、叛變義勇軍、偽滿軍和日軍的攻擊，經歷“五個月內大小六十次戰［斗］”12。以1933年1—5月抵擋住敵軍第四次反圍剿攻勢為標志，磐石游擊隊發展壯大，聲勢漸隆。6月，傅天飛帶著中央滿洲省委的“一·二六”指示特派進入磐石，這一指示轉變了此前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激進主張。而對于磐石游擊隊來說，這是早于中央指示所自覺完成的調整。中共滿洲省委《致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1933年8月10日）正式號召“不是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而是日本及一切賣國賊的財產；不是建立蘇維埃政權，而是建立選舉的人民政府；不是創造紅軍，而是由最好的游擊隊編成人民革命軍”13，現實局勢倒逼中共滿洲省委自覺推行了“抗日統一戰線”的新戰略，某種意義上，這是認可了磐石游擊隊所開創的路線與成果。磐石人民革命軍對于東北戰局來說有著“新起點”的意義。

　　在這個意義上，蕭軍在磐石所安置的遠景想象，其實代表了他對人民革命軍運作方式的認可，代表了對這一“新起點”的認可。這種認可不止落實在小說的空間維度上，也同樣落實在了小說的時間設置上。全書以1933年9月為敘述起點，14這個時間點剛好是磐石游擊隊改編成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獨立師的時間，也是“九·一八”事變兩周年。小說的故事時間有意無意間重合于這一節點，同樣佐證出在蕭軍心目中這一改編確實具有“起點”意義。

　　蕭軍一直對人民革命軍保有信心。1936年，蕭軍曾應魯迅和史沫特萊之邀為英文期刊《中國呼聲》（Voice of China）作文章《東北義勇軍》（“Manchurian Volunteers”），其中專門提及：

　　人民革命軍。這是最先進的一支，組織最完善，擁有自己的發展方略（program）。它的成員有知識分子、覺醒了的士兵、貧農和工人，國籍上有中有韓。打仗時婦幼也可同男人一起并肩作戰。這支隊伍在眾多隊伍中已經獲得了領導者的地位，并以間島、東部邊疆地帶、遼南三角區和磐石作為他們最重要的活動地區。15

　　這段文字準確把握了人民革命軍在成分、國籍、性別方面的多樣性及其空間上的分布，是相當全面深入的認識，而這些理解也或多或少呈現在《八月的鄉村》的情節設計中。這也充分說明：小說中的“革命軍”絕不是“義勇軍”的另一種說法，而恰恰是有意區分的對象。

　　“人民革命軍”其實代表了中共滿洲省委在抗日統一戰線的思路下從事軍隊建設與抗日工作的主張。所謂“人民革命軍”，對應了此前激進的新創“紅軍”的做法，也對應著“義勇軍”這個一切抗日軍隊的統稱。這意味著中共滿洲省委希望在義勇軍中逐漸擴散影響、由游擊隊改編人民革命軍，以抗日主張來團結、領導其他隊伍，而不強求軍隊的階級屬性。在這個意義上，“人民革命軍”這一符碼其實并不只指涉著實體的抗日隊伍，更包含了中共滿洲省委最為核心的政治理念。

　　因此，蕭軍在小說中努力構造的區分，便不能簡單理解為一種敘事策略，而是包含了相當明確的政治意識甚至是政治認同。小說第二章，老人試圖稱贊蕭明一行人是義勇軍，能守土安民，蕭明則特別強調“我們不是‘義勇軍’—我們也打日本兵”16，這正與標題“這些全是什么人啊？”形成了有意識的照應。雖然這里沒有直接說出人民革命軍的具體身份，但脫胎于義勇軍的“新質”顯然呼之欲出。第六章字號放大的“人民革命軍”字樣，17更是直接標明了這一點。而小說中三次出現的“有地有星的臂章”和“有那樣大的‘星’”的紅旗，18則是將對人民革命軍的信賴進一步審美化。“有地有星”代表了革命，這在小說中具體表述為“斗爭”這個字樣，這正是人民革命軍與義勇軍的核心差異，即所謂“組織最完善，擁有自己的發展方略”。

　　03

　　政治意識與小說創作

　　之所以如此重視“磐石”與“革命軍”兩個符碼，是意在突出蕭軍在其中所展現出的政治意識。蕭軍對革命軍的態度穩定而成熟，所以直到其回到關內寫作《東北義勇軍》時也未輕易改變。19

　　以人民革命軍-東北抗日聯軍為抗戰主軸的敘事方式雖然與今日通行的敘事模式若合符契，可設若回到歷史現場，基于統一戰線主張、在廣大義勇軍隊伍中發展人民革命軍是相當復雜且充滿頓挫的實踐，并非所有歷史中人的共識。

　　創造人民革命軍……絕不是“換招牌”的問題，絕不是把現有的這三個隊伍（指吉東李延祿、吳義成、平南洋三支隊伍—引者按）掛上個人民革命軍的袖章（像李延祿的隊伍）的問題，而是在游擊運動真正斗爭過程中把最好游擊隊變成人民革命軍的問題。20

　　這段文字相當通俗地向我們解釋出“創造人民革命軍”這一工作的困難所在：人民革命軍的建設基于既有在義勇軍中的長期工作，并不只是“換招牌”的問題。這一過程要有經有權，絕非一蹴而就。人民革命軍既要施行上、下層統一戰線，成為“一切反日力量的團結者和領導者”，又要“徹底執行黨的反日反帝綱領”，“保證廣大工農成分”，還需要“保證黨的領導”，以維持隊伍的先進性不蛻化。21

　　因此，人民革命軍方略一方面幫助中共滿洲省委擺脫了生存危機，在來源成分復雜、各自為政的義勇軍中站穩腳跟，逐步發展壯大；但另一方面，面對省委這種在團結合作與獨立自主之間保持辯證統一的要求，就連后來成長為東北抗聯著名將領的李延祿也未能“合范”。可見人民革命軍的現實實踐其實充滿曲折，某種意義上，人民革命軍所代表的方針路線能否描述為義勇軍的“主流”，理出一條“義勇軍-人民革命軍-抗日聯軍”的主線，設若歷史地來看待這一問題的話，或許并不如此清晰。中共滿洲省委領導人何成湘就在1935年的考察報告中寫道：

　　最主要的弱點是黨在幾十萬反日游擊隊中的工作十分薄弱，直到今天大多數的義勇軍我們還沒有作，赤色游擊隊還是很少的數量，不但還沒有成為左右一切的主要力量，而且還沒有成為主要的革命力量，黨、團、工會、反日會一切群眾組織還沒有用絕大的力量來開展義勇軍的工作。22

　　這里的“赤色游擊隊”指的便是有中共黨團領導、進駐的義勇軍隊伍，優異者則改組成為“人民革命軍”。建軍工作作為當時中共滿洲省委的核心工作，要面臨的正是這樣一個極為混雜的生長環境。

　　《八月的鄉村》里的徐掌柜就說：“自從日本子占了‘東三省’，到如今，那有一天安定日子！兵來，將去，官的，私的，官不官，私不私，半官，半私的……”23早期抗日團體除了共產黨的游擊隊外，還包含了起義的東北軍、土匪、地主武裝、宗教會黨團體，各團體間并非壁壘分明，團體之間合縱連橫、彼此牽制，在老百姓看來，革命軍與義勇軍之間的區別可能并沒有那么大。因此，與其認為蕭軍堅持在語詞層面對“人民革命軍”和“義勇軍”進行區分是來源于現實觀察，不如更恰切地說，是來源于中共滿洲省委的政治表達。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政治意識并非為蕭軍所獨有，蕭紅的《生死場》也有相當明確的體現。小說中的李青山等人見識了愛國軍、義勇軍、紅槍會等形形色色的抗日團體，最后重新信任上了人民革命軍。這一情節雖然出現在小說后半部分，卻是蕭紅自哈爾濱時代便延續下來的理解方式，這也恰當地佐證出《生死場》前后兩部分并非是斷裂關系。24反過來，類似的區分在李輝英、端木蕻良等人作品中則不見蹤影，關內讀者如李健吾對于這一區分也并不敏感。25這不是說后者的政治意識與愛國熱情不如二蕭，而是恰恰說明地域在理解東北抗戰上的差異性，二蕭這樣的寫作方式，無疑與他們在哈爾濱所受到的中共滿洲省委的影響直接相關。

　　居住在上海的李輝英、北平的端木蕻良以及哈爾濱的二蕭，都受到了中共及其外圍左翼組織或隱或顯的影響，中共及其外圍左翼組織所鋪設的人員、知識與信息網絡，是這群東北籍青年進入文壇的通道。各區域黨組織的發展狀況、各區域文藝工作的組織形態，也影響了作家后續的發展道路。

　　現在，要是回憶起淪陷區北滿文壇，往往要提及“牽牛房”所發揮的核心作用。這個由馮詠秋組織起來的文藝沙龍先后組建了畫社、劇團，幾乎集結了當時哈爾濱全部有名的新文化人，蕭軍、蕭紅就是在這里結識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獲得了更為穩定的生計，也由此進入更大的文學舞臺。令人吃驚的是，就是這群在《商市街》里充滿波希米亞氣質、無時不歡的年輕人，中共地下黨員竟在其中占據了相當的比例。舒群是共產國際的聯絡員，羅烽的黨內身份是中共滿洲省委哈爾濱道外區宣傳委員，前者被同學傅天飛（1911—1938）26介紹入黨，后者則是在楊靖宇（1905—1940）27指導下直接工作。方未艾先后任職于《東三省商報》《國際協報》，實際上先后在黃吟秋（1906—1989）、金伯楊（北楊，1907—1933）手下從事情報及宣傳工作，北楊下鄉后，對接人變成了金劍嘯（巴來，1910—1936）。黃吟秋在中共滿洲省委秘書處（一說在省委宣傳部）工作，后被調到湯原打游擊，28金伯楊曾任中共滿洲省委候補委員、職工部長，后亦被派到磐石游擊隊工作，29金劍嘯則是星星劇團和畫社的主要動議者，長期負責省委地下雜志《滿洲紅旗》的刊刻。舒群、羅烽、方未艾、金劍嘯是“牽牛房”的核心人員，他們有公開的身份和職業，熱心于偽滿文藝運動的組織。借助于文藝活動與公開職業的掩護，他們能參與地下黨的有關活動，也得益于這些基層革命者的活動，中共的各項意志才獲得了貫徹。不妨說，偽滿的文藝戰線構成了中共地下活動的掩體。

　　二蕭雖然不是黨員，但其實置身在一個由黨員組成的知識、信息與交際網絡之中。傅天飛、楊靖宇、金伯楊都是中共的職業革命者且黨內位置不低，舒群、羅烽、方未艾這些身份公開的文藝戰線的基層革命者能夠直接對接省委高層，說明中共地下黨當時具有一個相當扁平的領導結構。東北青年作家與中共滿洲省委高層的這種密切交往，使他們能夠接觸更高層次的政治意志，借重更高層次的政治視野，也得以獲得更為一手的信息。舒群將傅天飛介紹給二蕭認識，《八月的鄉村》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傅天飛的講述。30黃吟秋、金伯楊也都是蕭軍的好友，31無論蕭軍是否清楚自己的朋友其實是由黨組織每月發給14元哈大洋的職業革命者，32投向磐石革命軍的選擇是自愿還是出于組織的安排，對于他而言，身邊人的道路選擇都已然影響了他的政治立場與思想傾向。33而當蕭軍聯絡到自己的高小同學陳華，與姜椿芳、金劍嘯一起商議合編《大同報》副刊《夜哨》周刊的時候，文藝活動的開展已經同步于地下工作的展開。這并不是說蕭軍是在嚴密的組織活動與安排下有意識地完成了各項任務，北滿文藝活動自有其獨立性，卻也同時是在這一知識、信息與交際網絡中展開的，二者彼此影響且互為犄角，借用魯迅的說法，文藝與革命有著“不安于現狀的同一”34。

　　蕭軍對人民革命軍的理解方式顯然是一種更貼近中共滿洲省委的表達。借用蕭軍自己的話便是，“我寫這是代表他們的立場、方向。游擊隊打的是紅旗，不是青天白日旗”35。中共滿洲省委的工作長期被隔絕在淪陷區內部，有較強的獨立性，在紅軍長征后更是與關內失去聯系，主要的聯絡方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這種情況下，類似的政治意識不為關內其他區域所分享，也在情理之中。36人民革命軍/義勇軍的區分，其實可以視作這一圈子所共享的“暗默知”（tacit knowledge）。一區域的左翼文學形態是在與本區域革命實踐的互動（主動、被動）當中形成的，各區域革命活動的具體開展情狀，是我們理解此區域文學活動的意義“錨點”。

　　余論

　　一部講述人民革命軍“立場、方向”的作品會被關內讀者們追捧，獲得上海文壇近乎“一邊倒”的好評，這恰切地呈現出東北地區的區域抗戰與全國抗戰之間的緊密關聯，人民革命軍與東北抗日聯軍的抗爭具有民族解放的向度，喚起了關內讀者的愛國熱情。但另一方面，人民革命軍與義勇軍之間的差異難以被關內讀者捕捉，則從另一個角度呈現出東北地區的區域抗戰與全國抗戰之間的差異，人民革命軍與東北抗聯的抗爭攜帶著無法被國族視野完全收攏的地方立場與國際主義色彩，這是不了解關外具體形勢的讀者所難于體味的。

　　假如我們進一步觀察小說的海外傳播過程，便能看到更多的語義流失。史沫特萊主持的英文雜志《中國呼聲》在介紹蕭軍時把他直接介紹成義勇軍的一員。37斯諾在小說英文版的導言中也不斷強調這種身份，38以致美國政治學教授麥克奈爾直接把這部作品同各種美國學者寫的社會學著作放在一起，列入有關遠東戰爭局勢課程的書單。如此，一部描寫東北抗日義勇軍題材的虛構作品的英譯本，成為美國政治學研究生了解中國抗戰局勢的可靠參考。39麥克奈爾應該不會想到，他手中的英譯本其實刪減了大部分涉及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內容及表述，40這一文本注定無法幫助麥克奈爾打開關于遠東形勢的跨國視野。而縮減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視野的《八月的鄉村》，會在上述兩種常見理解中形成義勇軍等于中國軍隊、東北等于中國的邏輯閉環，東北的特殊性則有被再次忽略的風險。

　　一個能夠成為參照的細節是：1939年小說俄譯本在蘇聯出版，中國各大報紙都正面報道了俄文版即將出版的新聞，將之描述成中國“民族文學”的代表。41此前厲行查禁的國民政府一改立場，允許包括《中央日報》在內的各大報紙轉載。國民政府能夠挪用這種闡釋路徑的邏輯前提，便是此前理解這部小說時的國族視野。這種閱讀方式其實讓小說獲得了某種相當穩定的符號化內涵，而虛化了小說的實際所指，也使得小說在靈活穿越不同的文學秩序時很容易成為各方勢力挪用的對象。

　　這樣，一部誕生于東北地方革命實踐中的左翼小說，到了20世紀40年代，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本營”蘇聯被理解為“民族文學”，又進一步為國民黨方面所認可并傳播，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吊詭。除了外部形勢的劇烈變化外，支撐《八月的鄉村》的政治意識的“脫落”，同樣是造成這部小說的豐富內涵難以被充分理解的原因。文學符號意涵的穩定性，有賴于支撐這一符號系統的意識形態框架的穩定性，而意識形態系統的建立，則要依賴特定政治主體持續穩定的擴散與輸出。《八月的鄉村》之所以長期被看成是一部意義相當單純的抗戰小說，與其背后的東北地方革命斗爭，被迅速納入全國民族解放的大框架中來理解有不可分割的關系。這種天然順暢的承繼關系，忽略了前者在特定歷史時期所形成的獨特政治表達，在小說“跨域流動”來到關內并在全新的閱讀環境下出版發行后，也自然再難對其既有意涵形成具體的支撐作用。不妨說，從文學角度來看，《八月的鄉村》自出版伊始所面臨的就是一個“誤讀”的現實語境。而從政治角度來看，應該說，《八月的鄉村》是在全新的語境下幸運地找到了自己的歷史位置。我們今日能夠重新發掘《八月的鄉村》隱藏在這種“單純性”下的復雜意涵，也得益于學界對于東北局部抗戰的深入理解。42

　　這一現象并不僅見于《八月的鄉村》。諸多具有區域特征的左翼革命實踐與具有區域色彩的左翼文學實踐，都在抗戰爆發前夕無比順暢地融入了這一“全國性抗戰體制經過確立的經過”43。受不同區域影響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東北作家群體在這一時間段均暴得大名，其作品也大都經歷了類似的“錯位”，《八月的鄉村》只是其中一個最為典型的例子。這提示我們要深刻意識到中國左翼文學的區域特征及其“跨域”形成的互動關系，這種互動既有錯位的一面，也有互補的一面。

　　而讀解在這種文學秩序下所形成的作品，也現實地挑戰著既有的文學批評與規則。當政治意識先于文學表達被放置在前臺，是政治意識還是文字風格決定了作品的統一性？當政治意識已內化成為小說的結構、情節等詩學要素時，何者是詩學分析，何者是外部批評？當特定的政治意識滲透在生活內外而為一特定圈子所普遍分享時，哪些源于外部，哪些又源于“自我”，換言之，該如何尋找一個擁有穩定內在創作機制的作家自我？而文學又如何能在作者與讀者并不分享相似的政治意識與知識前提的情況下發生，在這種場景下，“誤讀”現象又有怎樣更為復雜的意涵？“誤讀”只是“讀”的問題嗎？到底什么是“正讀”，什么是“誤讀”呢？相似的問題我們還能夠提出很多，這或許正是文學史研究的意義所在，去偽存真之外，經由歷史的中介，我們得以抵達并獲得一種更為寬廣的文學眼光。

　　1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劉紹銘等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頁。

　　2    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275—276頁。

　　3    蕭軍并非中共滿洲省委的成員，而是作為受其影響的左翼青年，形成了《八月的鄉村》這樣一種表達。也正因此，《八月的鄉村》才最為清晰地凝結了一代左翼青年的情感結構。小說以變換人物視角的方式“體認”一個具有總體性質的革命，以不斷的“自我克服”想象性地介入革命進程，這樣的寫作模式呈現了青年知識分子的認知局限，更是偽滿洲國文壇的產物。關于這一部分的詳細論述可參考拙文《“抵抗寫作”及其隱暗面：蕭軍〈八月的鄉村〉與偽滿洲國文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12期。

　　4    田軍（蕭軍）：《八月的鄉村》，容光書局，1935年8月（實7月）初版，“序言”第3頁。

　　5    田軍：《八月的鄉村》，第287頁。

　　6    邢富君：《岸柳青青訪蕭軍》，《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8輯，遼寧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1984年版，第235頁。盤石即磐石。

　　7    參見蕭軍：《我的小傳》，《蕭軍全集》第1卷，華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頁；舒群：《早年的影—憶天飛 念抗聯烈士》，《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3輯，遼寧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1981年版，第1頁；王連捷、譚譯：《〈八月的鄉村〉素材是傅天飛提供的—〈老傅南滿巡視報告〉考》，《隱藏在深層次的歷史真相》，遼寧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233頁。

　　8    參見《八月的鄉村》原文“從草市到這里，也是百十里路哪！”（第48頁）“百八十里路，走一天，應該到的啦！”（第270頁）

　　9    《老傅關于海龍、盤石黨、團、軍情形的報告》（1934年1月18日），中央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吉林省檔案館、黑龍江省檔案館編：《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7），內部資料，1991年版，第311—342頁。圖見原檔。

　　10  樸宣泠：《東北抗日義勇軍》，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02—206頁。

　　11  參見《楊靖宇關于南滿政治經濟情況及磐石游擊隊和黨團工作致中共滿洲省委的報告》（1933年5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東北抗日聯軍 文獻》，白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147頁；《老傅關于海龍、盤石黨、團、軍情形的報告》（1934年1月18日），《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17），第311—342頁。

　　12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東北抗日聯軍 文獻》，第144頁。

　　13  同上，第175頁。

　　14  根據小說所提供的兩條提示：一、“又要有皇帝出現了”，這里指的是溥儀建元康德即位一事，因為溥儀是在1934年3月1日正式登基，所以小說的故事時間一定早于1934年。二、日軍是從草市向平泉送給養，這說明日軍已經占領了熱河，當是1933年5月31日簽署《塘沽協定》后，兩相推算，故事只能發生在1933年。小說題名為“八月的鄉村”，但這里的八月是農歷算法，換算為公歷的話則是九月，農歷八月也剛好是東北高粱成熟的季節。因此，《八月的鄉村》的故事是設定在1933年9月，即“九·一八事變”兩周年，也是磐石縣委同磐石游擊隊決定改稱“人民革命軍”的時間。

　　15  Chun, T’ien: “Manchurian Volunteers”, in Voice of China, (Vol.1, No.6, 1936).譯文為筆者自譯。文章完成于1936年3月底。魯迅日記（1936年3月30日）有“以蕭軍稿寄明甫”字樣，參見魯迅：《魯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97—598頁。“蕭軍稿”指的便是這篇文章。蕭軍當在此之前完成并當面交給了魯迅，因此最可能完成于25日或28日。

　　16  田軍：《八月的鄉村》，第33頁。

　　17  同上，第139頁。

　　18  同上，第146、268頁。

　　19  這種穩定在小說形式內部也有相當的體現。從1933年10月《跋涉》出版附錄的廣告來看，蕭軍此時已經處于寫作狀態，而小說在1934年10月22日才告成。在長達一年的寫作時間里，人民革命軍和義勇軍的現實情勢瞬息萬變，蕭軍的個人生活也經歷了從關外到關內的動蕩流徙，小說的目標讀者群也發生了改變，但蕭軍的核心思路卻始終沒有發生變化。這說明講述這樣一支小分隊在十天內發展壯大的故事，凝聚了蕭軍對于東北抗戰的核心判斷，而變動的地區形勢與個人經歷都沒有讓這種判斷失效。

　　20  中共滿洲省委：《中共滿洲省委關于創建人民革命軍等問題致吉東局的信》（1933年9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東北抗日聯軍 文獻》，第203頁。

　　21  同上，第203、204頁。

　　22  《何成湘關于東北地區形勢和反日斗爭狀況致中共中央的報告（節錄）》，中國抗日戰爭軍事史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東北抗日聯軍文獻》第1冊，第262頁。

　　23  田軍：《八月的鄉村》，第270頁。

　　24  圍繞《生死場》更為詳細的說解可參考拙文《跨域·“越軌”·詮釋—重讀蕭紅的〈生死場〉》，《文學評論》2020年第3期。

　　25  李健吾在寫于1935年的《蕭軍論》中寫道：“讀竟這部義勇軍—或如書中有意的區別，人民革命軍—苦斗的血史，第一個印在我們心頭的人物，不是那些形形色色的男女，而是具有堅強的性格的自然。”“或如書中有意的區別”，這意味著李健吾雖然意識到了蕭軍在文本層面做出的區分，但其實并沒有真正意識到這種區分的價值。參見李健吾：《蕭軍論》（1），《大公報》（香港版），1939年3月9日。

　　26  傅天飛先后被任命為共青團滿洲省委委員、共青團滿洲省委巡視員。參見張福山編：《哈爾濱文史人物錄》（哈爾濱文史資料 第20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1997年版，第217頁。

　　27  楊靖宇時任道外區區委書記，此后又任中共滿洲省委委員、軍委代理書記，組織了南滿地區的兵運工作，建立海龍游擊隊，后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參見金玉良：《落英無聲 憶父親母親羅烽、白朗》，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頁；張福山編：《哈爾濱文史人物錄》，第103頁。

　　28  黃吟秋：《黃吟秋的最后幾封信》（致方未艾，1983年9月19日），參見方未艾：《歷史珍憶》（遼寧文史資料 總第53輯），遼寧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頁。方未艾：《甘將熱血灑江山》，遼寧人民出版社編：《星火 革命回憶錄》（第5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177頁。收入《歷史珍憶》一書時改題為《濱江星火—憶金伯陽》。黃吟秋的個人經歷可參見張福山編：《哈爾濱文史人物錄》，第205頁。

　　29  金伯楊有時亦寫作金伯陽。基本情況可參看張福山編：《哈爾濱文史人物錄》，第159頁。

　　30  參見邢富君：《岸柳青青訪蕭軍》，《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8輯，第235頁；舒群：《早年的影—憶天飛 念抗聯烈士》，《東北現代文學史料》第3輯，第1頁；王連捷、譚譯：《〈八月的鄉村〉素材是傅天飛提供的—〈老傅南滿巡視報告〉考》，《隱藏在深層次的歷史真相》，第222—233頁。

　　31  參見蕭軍回憶《哈爾濱之歌：第二部曲》，《蕭軍全集》第10卷，華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頁；黃吟秋：《黃吟秋的最后幾封信》（致方未艾，1983年9月19日），參見方未艾：《歷史珍憶》（遼寧文史資料 總第53輯），遼寧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頁。

　　32  方未艾：《甘將熱血灑江山》，遼寧人民出版社編：《星火 革命回憶錄》第5輯，第176、177、182頁。

　　33  蕭軍在1936年的回憶文章《為了愛底緣故》中，身邊人A和B相繼投軍的消息讓他不時汗顏自己放不下私情，投身大義。而A要去的地方，便是“先到磐石—”。參見蕭軍：《為了愛底緣故》，《文季月刊》1936年第1卷第6期。

　　34  魯迅：《文藝與政治的歧途》（1932），《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頁。

　　35  邢富君：《岸柳青青訪蕭軍》。

　　36  相較而言，駱賓基以琿春（東滿地區）游擊隊為原型創作的小說《邊陲線上》則明確點出了人民革命軍與義勇軍這一區分，這同樣源于對地方一手革命實踐經驗的捕捉。

　　37  作品《大連丸上》英譯文附注：The story is written by a Manchurian Volunteer. Chun, T’ien,“ Aboard the S.S. Dairen Maru”, Voice of China, (Vol.1, No.2, 1936).

　　38  Snow Edgar, “Introduction for Village in August”, in Chun, T’ien, August in Village, Evan King, London: Collins, 1942.

　　39  MacNair, Harley Farnsworth,“Chun, T’ien, Village in August (Book Review)”, The Review of Politics, (No.1 1943). p.250.

　　40  如將革命譯為“Resistance”。更詳細的比照可參見呂黎：《求同去異之旅—蕭軍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的英譯》，《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1年第5期。

　　41  “中國青年作家田軍所著《八月的鄉村》……已由茲達諾夫譯成俄文，并由中國革命詩人蕭友梅著序，由蘇聯規模最大之‘國立文學出版所’印行。據該所負責人語記者：‘本所出版此書之目的，系在使蘇聯讀者能欣賞中國新興革命文學，中國民族文學之作家如田軍、蕭紅、羅烽等，亦均為近代天才作家，為中國文學增色。《八月的鄉村》一書，特別有趣，因蘇聯人民得藉知東北人民“九一八”以來抵抗暴日，蓋始終未已也。’”各大報紙的轉載均來源于同一條無線電廣播，內容上大同小異。此處摘錄的是《大公報》的版本。《大公報》（香港），1939年11月23日。《前線日報》轉載時更直接加了一個標題：“我國民族文學風行蘇聯”。

　　42   區域政治表達的獨特性，其實在近年來學者圍繞“十四年抗戰”所展開的爭論中有所體現。區別于此前“八年抗戰”中“局部抗戰”與“全面抗戰”的講法，“十四年抗戰”將抗日戰爭的起點提前到“九·一八”事變，體現出了另一種理解東北地區抗戰史的方式。如何詮釋1931—1945年之間這場發生在東北地區的、由多個組織領導的抗日活動，是此次論爭背后的焦點所在。拋卻具體觀點上的分野，這一討論其實為我們清晰呈現出東北的區域抗戰與全國抗戰之間的某種“張力”狀態，有助于我們增進對這一歷史時期復雜性的認識。某種意義上，蕭軍《八月的鄉村》剛好是行走在這兩種抗戰分期的邊緣，正是我們認識這種張力狀態的絕佳文本。

　　43  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記》，趙京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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