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喬麥（某大學學報編輯、社會學講師，現當代文學碩士、在讀社會學博士）

　　與談人：朱亞芳（文學碩士）

　　小卓（在讀研究生、曹征路-劉繼明研究中心秘書）

　　學術指導：孔慶東（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曹征路-劉繼明研究中心主任）

　　時間：2023年5月21日

　　喬麥：盡管劉繼明老師在《時間的證詞》中說過，把《黑與白》當作成長小說，有點像把《紅樓夢》和《紅與黑》當言情小說來讀，但我還是忍不住將“《黑與白》的成長故事”作為本次“三人談”的議題。

　　“成長小說”又稱啟蒙小說（novel of initiation），這一概念最初源于歐洲的“教育小說”，是西方近代文學中頗重要也常見的一個類型。簡單說來，這類小說處理的是主人公從幼年或少年至成年、自天真無知至成熟世故的歷練過程：或進入社會吃虧吃苦而逐漸明白世途艱難人心險惡，或經歷某個或某些重大事件而使人生有所領悟有所改變；而在這番“轉大人”的領悟和改變完成之際，故事亦於焉到達（圓滿的，或雖不圓滿但尚稱釋然的）尾聲。在歐洲，這類小說往往是在空間、時間的轉換中描繪主人公人格的完善，具有一種“史詩”品格，從較早的《湯姆·瓊斯》到《鐵皮鼓》，都可以視為這一類型。

　　成長小說起始于18世紀末期的德國。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漫游時代》被認為是這一小說類型的原始模型。此外如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等也被視為成長小說的經典性作品。成長小說進入中國之后，最有影響的應該是《青春之歌》和《歐陽海之歌》。這是成長小說經過意識形態改造之后，結出的本土化果實。中國式成長小說與西方成長小說最大的區別就在于：西方的成長小說主要是敘述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發展，敘述他們各種遭遇和經歷，并通過巨大的精神危機長大成人的故事，而在中國式成長小說中，人物主體積極的完型幾乎未見，逆反式的與被動式的成長敘事卻顯得過剩，尤其是現當代中國成長小說，常常表現為主人公成長的晚熟。及至近二十年，特別是當前的成長小說，則擺脫了對巨型歷史時段和事件的依傍，日常生活的既定秩序對成長的磨蝕與改寫，成為成長小說集中關注的主題，敘寫“成長中”狀態或“成長的破碎”狀態的作品呈現出趨熱態勢。這種對未完型成長儀式的書寫，構成了中國式成長小說的主要特征。

　　這是我們在教科書上知道的關于“成長小說”的一般理解。那么，從成長小說的角度，《黑與白》有哪些特點呢？

　　亞芳，還是你先談吧！

　　朱亞芳：好的。坦率說，我對《黑與白》算不算是成長小說，一直存有疑慮。正如喬老師說，經典的成長小說都是以某個人物（大多為男性）為主角，如《威廉·邁斯特的漫游時代》《約翰·克里斯朵夫》，敘寫主人公從幼年或少年至成年、自天真無知至成熟世故的歷練過程，因此，文論界也有人稱之為“自傳小說”。但《黑與白》顯然不屬于這種模式。盡管它也著力敘寫了人物的成長過程，但“主角”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甚至幾代人，從60后、70后的王晟、顧箏、田芳、杜威、巴東，到宗天一、栗紅、洪雁北，到50后的顧影、宗小天、宋曉帆、洪太行，以及更年青一代的宗小小（梁天）和田青青，敘寫了“成長的煩惱”或“成長的破碎”狀態，也寫出了他們性格的發展，每一個人物都可以列出一份詳細的履歷表，從這點上說，的確符合當代文學關于成長小說的定義，但仔細一琢磨又發現，這些人物的履歷都不完整，隨著情節的發展時斷時續，顯出一種碎片化的狀態，人物的成長和思想性格的發展，同時代進程如齒輪那樣始終緊密咬合在一起。

　　不過，既然《青春之歌》和《歐陽海之歌》這樣的革命小說都能列入“成長小說”，把《黑與白》納入這個范疇進行討論也未嘗不可，算不算是“成長小說”無關緊要，關鍵在于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角度。剛巧前不見在網上看了一部老電影《大浪淘沙》，這部影片拍攝于1965年，1977年3月在中國內地上映，取材于朱道南的回憶錄《在大革命的洪流中》，通過靳恭綬、顧達明、楊如寬等青年知識分子在革命大潮中的追求、奮斗和分化，再現了大革命前后中國風云變幻的歷史畫面。我覺得《黑與白》的敘述方式和這部電影有點類似，也可以按照“成長小說”的模式進行分析。也許是巧合，《黑與白》中東江大學的文學社和社刊都是以“浪淘沙”命名的，王晟和栗紅、顧箏都是浪淘沙文學社的成員。《黑與白》的幾位主人公如王晟、顧箏、杜威、巴東，也像《大浪淘沙》中的幾位主角那樣，在劇烈的社會變動中經歷“追求、奮斗和分化”之后，走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

　　我先說這么多，等一會兒有了新的想法再補充。

　　小卓：我覺得，在中國現當代文學譜系中，成長小說經歷了三個階段，1949年前和新中國建國后三十年為第一、第二個階段，改革開放至今為第三個階段，第一、二階受歐洲小說影響較大，五四以后如丁玲《沙菲女士的日記》，蔣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和巴金《家春秋》都可以劃為“成長小說”，這些作品大多以女性解放和青年知識分子追求個性自由，沖破封建禮教，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為主題，形式上比較歐化，具有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情調。1949年以后，隨著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勝利，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文學藝術從內容和欣賞上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成長小說”從以表現具有民主革命要求的小知識分子轉向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青年以及工人農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中的成長為主題。這方面的作品除了《青春之歌》《歐陽海之歌》之外，歐陽山的《三家巷》，王蒙的《青春萬歲》，以及柳青的《創業史》、浩然的《金光大道》這類描寫“社會主義新人”的作品也應該列人“成長小說”。這批作品受俄蘇文學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影響較大，我們可以稱之為“無產階級或社會主義的成長小說”。

　　改革開放后的“成長小說”分為前期，前期以1978至2000年左右為分界線，這一時期可以納入“成長小說”影響較大的有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王安憶的《啟蒙時代》，這些作品主要是站在主流意識形態立場上，對“前三十年”的歷史進行反思，著力塑造新時期的新人形象，如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塑造的孫少平孫少安這兩個農村“改革青年”，跟《創業史》和《金光大道》中的梁生寶和高大泉從性格和思想上都出現了顛覆性的變化。2000年至今，由于文化市場的興盛和網絡文學的崛起，“成長小說”在形式和內容上不斷向暢銷書靠攏，從韓寒的《三重門》到郭敬明的《幻城》，“擺脫了對巨型歷史時段和事件的依傍，日常生活的既定秩序對成長的磨蝕與改寫，敘寫‘成長中’狀態或‘成長的破碎’”狀態，出現了大量的商業和消費元素，市場上稱之為“青春文學”。這種對“未完型”成長儀式的書寫，完全擺脫了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十年和改革開放前二十年流行的宏大敘事，使1990年代“新生代作家”標榜的“個人化寫作”再前進了一步。由于對歷史和現實進行了雙重架空，新世紀以來的成長小說或“青春文學”越來越脫離“純文學”，如武俠小說、諜戰小說、官場小說和玄幻小說那樣，呈現出類型文學的特征。

　　《黑與白》既不同于第一二階段，也不同于第三個階段的成長小說。因此，我贊成亞芳姐的看法，《黑與白》不是一部成長小說。

　　這是我的基本觀點。?

　　喬麥：盡管《黑與白》算不上嚴格意義的“成長小說”，但正如劉繼明老師所說：“我的確用相當大篇幅書寫了幾個出生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青年，從八十年代到新世紀之初的成長歷程，他們之間的友誼、愛情以及在時代的潮汐中起伏跌宕的人生軌跡，但我的主要意圖還是通過他們探尋和描繪出更加廣闊的社會歷史圖景。”也就是說，作家真正的興趣不是書寫人物“長大成人的故事”，而是要寫出一部“形象化的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史”。我們不妨從成長小說的角度，來分析《黑與白》是怎樣通過幾位主要人物的“成長故事”，寫出一部“形象化的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史”的。

　　我注意到《黑與白》的幾位主要人物王晟、巴東、宗天一以及栗紅、郎濤都出生于1960年代后期，顧箏稍小一點，大約出生于1970年前后，《人境》中的馬垃也出生于1960年代，比王晟等人晚幾年，60年代初期。為什么要選擇這樣一個時間段？我覺得首先跟作家本人的年齡有關， 劉繼明出生于1963年，在思想史上，60年代人被稱為“第五代”，少年時代處于毛時代末期，青年時期正好趕上改開大潮，大部分人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可以說是改革開放的生力軍，作家選取他們作為小說主人公，顯然是為了服從其書寫“一部形象化的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史”的目標。

　　朱亞芳：喬老師這個觀察角度比較獨特。劉繼明一直喜歡通過個人的成長命運，揭示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不單是《人境》，更早的《江河湖》也是這樣，《江河湖》通過出生于1950年代的沈如月講述父輩沈福天和甄垠年以及“50后”一代人的“成長故事”，書寫了二十世紀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曲折歷程。《人境》也是如此，劉繼明老師曾說，馬垃這個人物跟他自己的經歷“高度重合”，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當然，這種“自傳色彩”不是說馬垃的經歷都是作家親身經歷過，主要還是從精神意義上而言。西方學者也把成長小說稱為“自傳小說”，《追憶似水年華》就是根據作家普魯斯特的經歷寫成的，《復活》中聶赫留朵夫身上，也有托爾斯泰青年時代的影子。同樣，在《黑與白》中，劉繼明也將自己的成長經歷投射到了人物的身上。這一點從作家對王晟的刻畫體現得很明顯。從某種意義上說，王晟是《人境》中馬垃的再現。這兩個人物都是作家心理的外化形式，他們從經歷、性格和外貌上都非常近似，比如很早就失去父親或母親，性格內向，喜歡文學，在異性面前有一種似乎天生的靦腆和羞澀，從小就有一種英雄崇拜情結（劉繼明在訪談中說過自己從小就崇拜英雄，并想過參軍），馬垃先是崇拜哥哥馬坷，后來又成為信奉自由主義的商人逯永嘉的追隨者，王晟從小崇拜戰斗英雄出身的父親王勝利，后來成為了右派教授郎永良的得意門生。這兩個人物的成長和轉向如此相似，不知道是不是跟作家本人的經歷有關，但它有意無意暗合了中國從毛時代走向改革開放，也就是由左向右的歷史邏輯。

　　少年時代的王晟具有強烈的英雄情結，小說通過王勝利的戰斗英雄故事和小人書、紅纓槍、紅小兵等紅色文化符號，以及捉拿在磚瓦廠偷“廢銅爛鐵”的宗天一等情節，描寫得很充分。這種革命英雄主義情結，在小說第一部毛主席逝世的描寫中達到了高峰：“廣播喇叭在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著哀樂，爸爸還沒有回來，屋里靜得出奇，他抬起頭望一望墻上的主席像，毛主席像往常那樣慈祥地注視著他，目光那么和藹；再望一望對面墻上媽媽的遺像，媽媽也像往常那樣慈祥地注視著自己，目光那么溫柔。王成覺得，毛主席和媽媽的目光照在自己身上時，都像陽光那樣溫暖。在他心里，毛主席跟爸爸媽媽一樣，是自己的親人。可現在，這個親人跟媽媽那樣，也不在了！想到這兒，王成難過極了，不禁嚎啕大哭起來，哭得跟媽媽去世時一樣傷心，淚水從臉上滾落下來，把衣服都打濕了……”

　　在《黑與白》三部曲中，王晟大致經歷了一個左→右→左的過程。考上楚州師專后，王晟的思想很快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是他把自己的名字從“王成”改為“王晟”后開始的：

　　“他越來越不喜歡自己的名字：王——成。入校后第一次上課，當老師點名點到‘王成’時，班上的同學都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到他身上，那種驚詫、嘲諷乃至歧視的眼神，只有在面對一個異類或不合時宜的人時才會有；有一次學校放映電影《英雄兒女》，當銀幕上出現那個志愿軍戰士對著步話機大呼‘為了勝利，向我開炮’時，坐在王晟旁邊的幾位同學惡作劇地向他喊道：‘王成，你打炮了嗎？’一邊說一邊吹口哨。在許多男生嘴里，‘打炮’暗指‘性’，是一個粗俗曖昧的詞兒。王晟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羞恥。曾幾何時，‘王成’這個名字還是一個令人稱羨的符號，代表著英勇、獻身、壯烈、崇高，等等，他心里常常流露出一種掩飾不住的自豪和得意，尤其在帶領小伙伴們玩打仗時，由于這個名字，他似乎天然擁有了扮演正面角色的資格。但不知從什么時候，一切都變了。許多以前被當作英雄的人物不再是人們學習的對象，也不再被尊重、仰慕，有時甚至成了嘲諷和羞辱的對象。還是在邳鎮讀中學時，王晟就曾在報上看到一篇文章，說雷鋒日記是偽造的，地主周扒皮其實是一個善良仁慈的好人，劉文學被地主掐死活該，地主不過偷了公社的一點辣椒而已，他卻對人家不依不饒，太過分了……在王晟的少年時代，雷鋒和劉文學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為了學習他們，他曾將路邊的牛屎捧到集體的莊稼地里。很長時間，他都為自己的這種行為而自豪，而現在，他非但不再感到自豪，反而覺得臉紅，仿佛那是一件丟臉的事兒……王晟為此困惑不已，就在這種困惑中，他從少年變成了青年，邁進楚州師專大門的那一刻，他突然意識到一個新的時代來臨了。每個人都在跟過去那個時代告別，包括過去的那個“我”，惟恐被這個新的時代所拋棄。就在這個過程中，他忽然發現，自己的名字成了他走向新時代的一塊絆腳石，他必須搬掉它，就像必須忘掉他少年時代的那些英雄一樣。”

　　這段描寫十分生動、深刻，不僅寫出了王晟思想的蛻變，而且寫出了中國從毛時代向后毛時代的裂變。從此，王晟告別了紅色少年時代，走上了一條從小鎮青年到主流文化精英亦即從左向右的成長之路。這也是整個“60后”一代人走過的道路。小說第一部結尾的一段描寫，將“60后“這代人在成長過程中的迷茫困惑揭示得淋漓盡致：“王晟心里一陣茫然，仿佛墮入了某座錯綜復雜的迷宮，或像一個被遺棄的孤兒。是的，孤兒，精神的孤兒，一個在歷史和時代的荒原上迷失了方向的孤兒。王晟想，腦子里再次閃現出在宋乾坤家里看到的那張舊照片：宗達和宋乾坤在石碑前面并肩而立，兩個人臉上洋溢著舒心的微笑，顯得那么親密，耳邊響起兩個人爽朗的笑聲，其中還夾著安娜•路易的笑聲，像百靈鳥那樣清脆、鮮亮，在歲月的山谷間引起陣陣回響……”?

　　喬麥：亞芳的分析頗有見地。但我覺得王晟的“由左向右”并不徹底，小說中如寫到王勝利因思念兒子裝病“騙”王晟回家，大年初一，磚瓦廠的一批下崗工人來給王勝利拜年：“過了一會兒，父親倡議道，‘咱們還是給毛主席拜年吧！’于是，人們在父親身后自動站成兩列，面向中堂上的毛主席像鞠躬。父親站在最前排，像指揮員一樣發出號令：‘給偉大領袖毛主席拜年，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這是王晟小時候經常看到的場景。父親不拜財神，也不拜菩薩，但每年初一早上，都要在客廳中央的毛主席像前燒一炷香，然后牽著王晟的手，給毛主席三鞠躬，嘴里還念念有詞：‘給偉大領袖毛主席拜年了，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這么多年過去了，王晟竟然又看到了這一幕。……當王晟看見一雙雙指甲里積滿泥垢的手，捏著皺巴巴的鈔票往他口袋里塞時，心里突然涌上一股暖流……”這實際上為王晟后來的“左轉”埋下了伏筆。實際上，王晟受宗天一之托，在網上公開揭露武伯仲，也可以視為他少年時代形成的英雄主義情結死灰復燃的結果。

　　朱亞芳：王成是不是真的左轉了，我有點拿不準。小說中寫到王晟在勞改農場服刑時，經歷了一場“嚴峻的人生洗禮”，也寫到他和顧小樂一起討論反映下崗工人的小說《那兒》，以及把宗達翻譯的《母親》私自帶出圖書室，但正如劉繼明老師所說：“很難說他已經從個人走向人民，成為了一個自覺自為的知識分子”，只能說他正在覺醒的過程中。從這個意義上，王晟跟《人境》中的馬垃一樣，也是一個“未完成”的人物。但也正是這種“未完成”，揭示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復雜面向。而且小說結尾，已經預示田青青和梁天這樣的新青年已經成長起來。

　　小卓：《黑與白》最主要的人物除了王晟，大概就是顧箏了。你們已經把王晟分析透了，我來談談顧箏吧。

　　跟王晟出身于紅色家庭不一樣，顧箏的家庭背景頗為復雜：祖父宗達是后來被定為叛徒的中共早期領導人，祖母安娜是英國人，大學時代就追隨宗達投身中國革命，并在其“變節”后嫁給了擔任過宗達警衛參謀的宋乾坤，文化大革命期間，安娜因“間諜罪”，宋乾坤因涉嫌出賣情報，雙雙被捕入獄。顧箏的父親宗小天長期生活在這種陰影中，頹廢放蕩，在情色中麻醉自我，成為了大時代的“多余人”，最后在邳谷山失蹤，讓顧箏和哥哥宗天一長期蒙受著其留下的恥辱。顧箏的母親顧影是一個具有小資情調的知識分子，父母曾經作為新中國第一代建設者援建大西北的工業建設，后調到東江鋼鐵廠，分別擔任工程師和小學教師。顧影在丈夫宗小天失蹤后精神失常，后溺水身亡。顧箏的哥哥宗天一用紅櫻槍擊傷強奸母親的龔校長，為逃避公安部門的追捕逃進了辟谷山。孤苦無依的顧箏只能靠外公外婆收養。這樣的身世使她從小變得性格憂郁、敏感、孤僻，家庭的不幸在她心靈深處留下的創傷和陰影，一直如影隨形地伴隨著她的成長過程。她對文學的熱愛，喜歡伍爾夫小說《到燈塔去》，對異性近乎本能的敵意，使她對一切丑惡的人和事物深惡痛絕，小說中寫到她對哥哥宗天一拋棄發妻紅隼的反感，對唐非和杜威的厭惡，都證明了這一點。像《人境》中的慕容秋那樣，顧箏是一個有精神潔癖的人，從里到外散發著與現實格格不入的理想主義氣質。她不惜跟鼎鈞律師事務所分道揚鑣，決定代理王晟的案子，并同栗紅一起，合力扳倒了武伯仲、杜威和他們背后的腐敗集團，都可以從這種氣質中找到答案。

　　顧箏和王晟雖然出身在兩個完全不同的家庭，但性格上有點近似，兩個人都比較內向、敏感，與王晟在異性面前的靦腆不同，顧箏由于父母的原因，對異性有一種本能的排斥，拒絕了所有向他示愛的男性，以至有人把她當做同性戀。小說中寫到顧箏喜歡伍爾夫的小說，對《三體》中的葉文潔推崇備至，等等，顧箏身上多少有一些女權主義傾向。這樣一種氣質，對生性靦腆的王晟來說，顯然是缺少吸引力的。因此，王晟被下派到娘子師范任教不久，便同單純善良的鄉村女教師田芳相愛了。如果不是田芳在娘子湖溺亡，王晟和顧箏后來也不會有什么故事。對顧箏來說也是如此，如果她不接手王晟的案子，兩人也不會有彼此走近的機會。小說也失去了往下發展的契機。因此，顧箏和王晟是《黑與白》中兩個最關鍵的人物，他倆的關系也是小說的樞紐性情節，決定了整部小說的走向。而決定和推動小說走向的，最終還是人物的性格。

　　從人物塑造角度分析，同王晟的“未完成”狀態相比，顧箏這個人物完成得很充分。她的完成，是通過代理王晟的案子和同栗紅聯手曝光武伯仲杜威父子腐敗案來實現的。表面上看，顧箏的行為同他的性格不大相符，但仔細一想，這恰恰是她身上的精神潔癖和女權主義傾向的一次“發作”，這一發作，不僅使她的性格實現了完滿的達成，也使她長期封閉的精神世界向外部世界敞開，獲得了某種升華。因此，我認為，顧箏是《黑與白》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

　　喬麥：劉繼明老師說過，顧箏最初是當做王晟的陪襯人物設置的，但隨著情節的發展，人物獲得了“自我生長”的力量。照你這么說，一個被當做陪襯的人物卻塑造得比“原主”更成功？

　　小卓：也不是說王晟塑造的不成功。但比較而言，顧箏這個形象顯得更加生動可感，元氣十足，性格的發展也清晰一些，在劉繼明老師的創作中，是一個新的人物形象。王晟則不同，作家他對似乎投注了太多的理性因素，他的每一步腳印仿佛都是預先設定好的，其中貫穿了許許多多的思想密碼，我擔心這個人物是否承擔得起這樣的重負，覺得他的許多行為不是出于個人性格，而是某種理性支配的結果。以前讀《人境》時，我也從馬垃身上看到過。李云雷先生曾經將其跟張煒《古船》中的隋抱樸比較，稱他為“沉郁的思想者”。我覺得，王晟也是這樣一個思想者。他似乎總是在糾結，處于一種緊張的思考狀態，他跟宗天一、杜威以及巴東都不一樣，這幾個人的行動性和目標感都很強，成長的過程幾乎呈現出“加速度”的態勢，王晟卻成長得比較緩慢，盡管他盼望自己盡快“成長”起來，卻由于缺少方向感，經常陷入迷茫徘徊狀態。這一點，跟馬垃略有不同，馬垃給人的感覺是拒絕成長，仿佛永久停留在了少年時期。另外，在《人境》中，馬垃在寫一本書，在《黑與白》中，王晟也在寫一本《宗達傳》，他想探究宗達是否真正叛變投敵的歷史真相，但結果是不僅沒有找到答案，直到小說結束時，那本書也沒有獲得出版的機會。這里面顯然寄托了某種寓意。

　　總之，在《黑與白》中，王晟的“成長故事”比其他人物都顯得復雜沉重，由此奠定了整部作品的敘述基調。我有點疑惑，作家為什么對這樣的人物情有獨鐘，是因為他更符合作家本人的氣質，還是因為時代本身的復雜性，迫使作家一再選擇馬垃和王晟這種人物充當小說主人公？ 值得好好研究。

　　喬麥：我在閱讀過程中，也覺得王晟這個人物時而清晰時而模糊。他好像總是處在優柔和猶疑不定的狀態，在事業和愛情上都是如此。包括他公開揭露武伯仲，也是經過了反復的糾結。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并不是一個意志堅定的人，有點像1920年代左翼文學中在時代大潮下從彷徨中覺醒，走上革命道路的進步知識分子。劉繼明老師說，直到小說最后，王晟也沒有“從個人回到人民，成為一個自覺自為的行動知識分子”，說明作家是刻意將他塑造這樣子的。這是否意味著，王晟這個人物本身是一種時代癥候的產物？但不管怎么說，小卓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和時代以及作家之間的精神聯系。

　　好，關于王晟和顧箏這兩個人物的討論就到這兒，我們休息一會兒，再接著往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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