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21日，一代佳人陳思思主演的古裝電影《三笑》，在香港上映，萬人空巷。就連暴雨天的票，也是光速售罄。
改革開放的第2年即1979年，這部影片引入內地，更是轟動一時。
除了創造4億票房的“奇跡”，電影劇照衍生出風靡一時的塑封版年歷卡，電影唱段則衍生了流行音樂專輯，劇中太師與唐伯虎對對聯的橋段，還催生了現在的中國楹聯學會。
《三笑》年歷卡
而客觀來說，這部影片，劇情卻并無驚喜。故事取材于馮夢龍《警世通言》第二十六卷的《唐解元一笑姻緣》。才子佳人的故事，數百年來，在民間傳唱中，一笑變二笑，二笑變三笑，早已家喻戶曉。
至于這部電影的主角，也并非當時的“名角”，和陳思思唱對手戲的男主角向群，平生第一次演電影。
女主陳思思是因為這部戲走紅之后，才一躍成了與“小龍女”的原型夏夢齊名的長城電影“三公主”。是這部“意外爆紅”的電影成就了陳思思，而不是陳思思成就了這部電影。
事出反常，必有“妖”。
《三笑》之所以香港和內地接連爆紅，不僅僅因為這部電影是當時國內“首部彩色寬熒幕電影”，更重要的是，這不是一部普通的電影，而是一部戲曲喜劇電影。
那個時代，絕大多數人的文娛啟蒙是通過看戲。戲曲，才是當時最大的文娛公約數。
《三笑》劇中人物多是越劇裝扮，戲曲橋段主要是與越劇相近的揚劇，以及昆曲、評彈、滬劇等南方地區喜聞樂見的戲曲形式。人物主要對白不是說，而是唱。
這部電影的主角兒，也很有戲曲范兒——反串兒，男主角唐伯虎的扮演者向群，其實是個越劇女演員。
《三笑》唐伯虎和石榴姐
而不論是華府“臥龍鳳雛”級別的兩個傻兒子，還是唐伯虎靠“賣慘”進華府，抑或是隨時處在“發情期”的石榴姐，處處彰顯著這是一部亦莊亦諧的喜劇片。
一部以唐伯虎為中心的戲曲喜劇片。
寓教于戲的戲聽多了，對于這種讓人開懷大笑的戲曲，大家普遍沒有抵抗力。
隨著電影衍生唱片的走紅，唐伯虎“尊一聲二奶奶……”唱段、石榴姐“又勾勾又丟丟”綿軟又撩騷的帶感情歌，也被很多曲藝作品吸收成為一時洗腦名曲，至今仍能找到痕跡。
戲曲電影《三笑》在香港上映爆紅之年，那個后來名滿天下的“喜劇之王”周星馳，才剛斷奶不久。30年后，華語影壇才會迎來“周星馳年”，屆時，他才會拍出那部致敬《三笑》的電影《唐伯虎點秋香》。
而就在《三笑》于內地上映的同一年，1979年，另一個對周星馳以及一代代文娛消費者產生重大影響的豫劇電影——《七品芝麻官》，隆重地登上歷史舞臺。
也正是這部戲，為我們展示了，戲曲為何擁有如此魅力。
即便你從來沒有聽過、看過任何戲曲作品，也應該從不少文藝作品、地方報道甚至是最高領導人的發言中聽到過，一句出自于這部戲曲電影的名臺詞——“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談到《七品芝麻官》這部電影，就繞不開這部電影的戲曲原型《唐知縣審誥命》。而談到《唐知縣審誥命》，就繞不開“成就了”這部戲的演員牛得草。
牛得草的啟蒙老師是豫劇“名丑”李小需。1943年，當10歲的牛得草來拜師學藝時，李小需很是驚訝，“你長得眉清目秀，為什么來學丑角？”
牛得草告訴老師，在自己2歲時，父親因為無力償還地主的債務，結果地主勾結官員，將自己父親抓進監獄，毒打致死。后來，自己3個哥哥也被抓了壯丁。
從此，牛得草家破人亡，靠百家飯續命。
《唐知縣審誥命》這出戲，講的是為了給平民申冤，七品知縣唐成不畏強權，智斗一品誥命夫人的故事。
艱難求活的牛得草看到戲臺上李小需扮演的清官唐成，內心十分感動。他有心學戲唱戲，為更多像自己一樣處在絕望、痛苦中的人，送去一絲慰藉。
《唐知縣審誥命》
為了救苦，所以學“丑”。
李小需聽完，就收下了這個徒弟，并有意當成接班人來培養。
兩年后，李小需病重，臨終前，他這樣囑咐牛得草：
“《唐知縣審誥命》是咱們丑行的看家戲，以前你祖師爺演得很出名，可是我后來沒有把這個戲拿下來，被唱老生的奪了去。將來你一定要把這個戲奪回來。”
《唐知縣審誥命》這出戲，對于丑行意義非凡。甚至可以這么說，除了這出戲，丑行在舞臺扮演的角色基本都是龍套“小丑”，很難出彩。
丑行由于“丑”，從業者少，和其他行當相比，丑行出類拔萃的大師少之又少。同一出戲，也很容易被其他行當的名角奪了光彩。
李小需所說的“奪回來”，就是想讓丑角這一不討喜、難唱好的角色，體體面面地成為舞臺“主角兒”。
師父李小需去世時，牛得草才12歲，為了謀生他輾轉去了其他戲班。
到了14歲，他就憑借《轅門斬子》、《柜中緣》、《趕花船》等戲目中的丑角，拼出了一點名氣，并且憑實力成為開封和平劇社的一名演員。由于他飾演的丑角特色突出、風趣幽默，吸引了一大波戲迷。只要是他的演出，幾乎場場爆滿。
名氣漸盛，牛得草依舊沒有忘記老師李小需的遺言。
當他得知，洛陽還有一個叫“狗尾巴草”（丑角名字都很“滑稽”）的老藝人，還在演唱《唐知縣審誥命》這出戲。于是，牛得草連夜搭車前去買票看戲。
牛得草
看完老藝人精彩的表演，牛得草走到后臺磕頭就拜，“請受開封后生丑角牛得草侄兒一拜！”老藝人聽完他的自述，被他的誠心所感動，也為了丑行傳承，將畢生所學傳給了牛得草。
長期以來，民間流傳的《唐知縣審誥命》，全劇很長，唱完要4個多小時。而牛得草自幼家貧，只念過兩三年書。為了學戲，他一手字典，一手手抄筆錄，唱腔、動作，全都一一標記。
當得知牛得草有心重新整理《唐知縣審誥命》，老藝人告訴牛得草，“祖宗之法不必盡守”，戲曲本就是來自民間，要與時俱進。
臨行前，老藝人如同“托孤”式地囑托牛得草，“你年輕，有精力，把這出戲整理出來，我日后入土也心安了……”
回到開封之后，牛得草將與唐成形象塑造無關的冗雜劇情進行簡化，對戲味不夠濃的唱段進行改進。
1953年，經過牛得草多年修改的《唐知縣審誥命》在開封公演，全城轟動，場場爆滿。
很快，這位丑行“新秀”，又得到了丑行名家蕭長華的點撥：
“演戲是演人，不是為演戲而演戲，丑角，是一門嚴肅的藝術，而不是精神的調味品。丑角比其他行當夸張，但有限度，不能離開人物去任意發揮，不能把低級庸俗的東西用上，那不叫藝術。任何脫離人物本身的賣弄技巧，都會使觀眾厭惡。”
蕭長華
在師父蕭長華的引導下，牛得草漸漸明白了“丑而不丑，丑中見美。美中取樂，樂中回味”的丑行美學。
在《三笑》內地上映的這一年，1979年，為慶祝建國30周年，牛得草隨河南代表團赴京參與文化部組織的獻禮活動，結果《唐知縣審誥命》獲得劇本整理一等獎、演出一等獎。
次年，北京電影廠將這部戲翻拍成戲曲電影《七品芝麻官》，不僅全國熱映，還傳到海外，并榮獲第四屆電影“百花獎”最佳戲曲故事片獎。
在傳到香港之后，香港《大公報》贊譽牛得草為“東方卓別林”。
至此，在中國戲曲舞臺上，正式誕生了一個與鐵面無私包公一樣受歡迎的另一個“青天父母官”形象——唐成。
與包公的嚴肅不同，牛得草扮演的唐成一言一行，甚至包括手上的扇子、腦門上的辮子，都充斥著機靈、幽默。
牛得草
而牛得草的唱詞，“大官們犯法要不懲辦，我怎當百姓的父母官”，“我寧愿南牢里草長滿，不叫我的好百姓受屈冤”……這些在任何時代聽起來都讓人感動。
就這樣，融眾家之所長，自成一派的牛得草，為戲曲行業貢獻了一個極具美學色彩丑行角色——“官丑”。
15年后，也就是1994年，大紅大紫的周星馳參演了一部電影《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父母官》。
《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父母官》
周星馳的《九品》，可謂是對牛得草《七品》的虔誠致敬。劇情上，都是惡霸強搶民女、兇行殺人、栽贓良善；一樣的都是各級官員害怕得罪權貴，推諉甩鍋；最后也都是“幽默滑稽”的縣官舍得一身剮，接下此案，為了平民申冤。
很難說，《三笑》，尤其是《七品芝麻官》，對周星馳后來的“無厘頭”風格產生了多大影響。
但是，不可否認，戲曲美學，已經深深扎根到周星馳的意識深處。
稍微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戲曲電影《七品芝麻官》中的無名丫鬟形象，與周星馳電影中的石榴姐、阿珍，都有幾分神似。
《七品芝麻官》無名丫鬟
周星馳的《審死官》改編自同名的越劇，周星馳扮演的宋世杰，其父母的遺像用的則是粵劇大師馬師曾。乃至近些年的《西游降魔傳》，豬八戒出場奶油小生裝扮，孫悟空武行的“靠旗”，以及二人出場的背景音樂，都充滿濃郁的戲曲元素。
言歸正傳。
《七品芝麻官》全國上映后的第4年，也就是1983年，20歲的何賽飛調入浙江小百花越劇團。
也是在這一年，中國文聯、中國戲劇協會取義于“梅花香自苦寒來”，創辦了“中國戲劇梅花獎”，評獎項目涵蓋戲曲、話劇、歌劇、舞劇等47個劇種。
這個后來被何賽飛質疑的戲劇表演最高獎，創立的本意并不是“花幾百萬幾千萬經費”拍一些沒人看的獲獎作品，而是為了鼓勵戲曲工作者與時俱進，為社會貢獻更多優秀的戲曲作品。
電影《三笑》、《七品芝麻官》都證明了，戲曲只要少一點說教，放開禁忌，多一點趣味，轉眼就能飛入尋常百姓家。
不過，電視電影興起之后，觀眾足不出戶就能看到戲，這對傳統戲班帶來了極大的挑戰。要么通過精進技藝和持續創作自力更生，要么改行，要么坐等“補貼”……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1984年，何賽飛參演了戲曲電影《五女拜壽》，這部電影曾獲文化部1984年優秀戲曲藝術片獎、第五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戲曲片獎。不過，此后，不知什么原因，何賽飛開始發力于非戲曲的電影、電視劇。
這位因戲曲而走紅的演員，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新道路。
直到2023年5月，當她坐在“中國梆子大會”評委席，聽到主持人介一名晉劇“臨時工”演員，月薪只有1500元，為了養活老家的妻子和3個孩子，唱戲之余還要跑滴滴、送外賣補貼家用，聽完之后，何賽飛哽咽地激情表態：
“這樣的藝術家不保護，不給予基本生存，給誰？”
“（某院團）幾百萬幾千萬花那么多錢拍一臺戲，得了獎之后放在倉庫里，老百姓也看不到，戲呢？錢呢？到哪里去了？”
何賽飛傳承戲曲文化的熱忱我們并不否認，獎金也應該頒發給真正優秀的藝人和作品而不應該被“騰挪”。
但是，“藝術家”的基本生存需要“保護”嗎？
還是說，戲曲行業改規矩了，和流量明星一個套路了，要先捧成藝術家，然后再考慮變現或者保護起來？
正如牛得草的師父蕭長華所說：“演戲是演人，不是為演戲而演戲。”
戲曲，來自于民間，不管戲中人生活在古代還是現代，唱的都是人民群眾當下最真實的喜怒哀樂。正如牛得草扮演、改編的縣官唐成，他演的、改的都不是戲，而是自己以及廣大人民群眾心中所期待的那個“青天父母官”。
你是不是藝術家，不是專家評出來的，是人民群眾說了算。
不客氣地說，一個戲曲演員的生存能力，就是其業務能力的最好證明。這一點，“唯一不靠政府補貼就能養活自己”的戲曲劇種——豫劇，最有發言權。
豫劇，擅長“演人”。
現在的很多戲曲“藝術家”，或許很難想象，那部被稱為現代戲里程碑式意義的豫劇作品《朝陽溝》，竟然誕生于1958年。
一部誕生于“大躍進”時代的作品，全劇共8場，誕生至今，全國演出超過5600次，還被京劇、評劇、呂劇等爭相翻版。經歷如此漫長的時間洗禮而歷久彌新，堪稱奇跡。
至于《朝陽溝》節選唱段，更是歷年各大晚會節目單的常客，也是《梨園春》這個被吉尼斯認證為全球最長壽戲曲電視節目的最常見參賽節目。
因為這出戲雖然誕生于1958年，演的卻是城鄉青年夫妻在大時代中面臨的婚姻、家庭、事業問題。直到今天，“城鄉結合”問題仍廣泛存在，很多人仍能在銀環、栓寶以及雙方父母身上看到自己。
豫劇“演人”，不僅僅擅長刻畫人，更懂得人想要的是什么——希望，不論生活多少挫折，要相信美好會發生。畢竟，日子還過下去。
《倒霉大叔的婚事》
1987年上映的豫劇喜劇片《倒霉大叔的婚事》，就是這樣一出戲。任宏恩扮演的“倒霉大叔”常有福，本是個有膽有識的上進青年，但是年輕時遭到批斗，被大時代所傷，年近五十，依舊婚事難成。
但常有福是個日子人，興致勃勃辦起了編織廠。最后迎娶了當年自己被批斗游街時給了自己一個饅頭、由此遭受17年污言穢語的魏淑蘭。
每個人都會經歷“倒霉”時刻，但是，苦日子熬下去，總會有希望的。
《倒霉大叔的婚事》劇情并不復雜，深刻的還是人性。這部劇問世后，成為繼《朝陽溝》之后另一部豫劇里程碑式的作品。目前，該劇全國巡演已經超過6000場。
到了1997年，“倒霉大叔”任宏恩再次走進大時代，在戲曲電視《我愛我爹》中扮演趙鐵賢，一個獨自把子女們拉扯大的鄉鎮藝人。
成了大款的大兒子為了自己的虛榮心，總想把趙鐵賢從弟弟妹妹家里“偷走”，接到城市“科學養爹”，為了父親身體健康，強迫著趙鐵賢吃蝎子、螞蟻等各種偏方保健品。
拉了一輩子弦唱了一輩子戲的趙鐵賢，喜歡拉弦唱戲，結果大兒子嫌丟人卻把弦子扯斷。
最終，趙鐵賢獨自一人在妻子墳前，唱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自白，講述自己一生的不易，沒想到晚年被兒子當做“大駱駝關在籠子里”。遠處的兒子偷偷聽到，兩代人的矛盾才就此化解。
劇情簡單，但其中的真情實感，不論聽多少遍，總能讓聽者落淚。
后來，這部劇榮獲了2000年國家文化部優秀電影華表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
2004年，任宏恩又與喜劇演員高秀敏合演了另一部大時代下小家庭的戲曲電影《我愛我孫》，豫劇與二人轉碰撞中，又講述了一段不同家庭、地域文化不同的孫輩教育理念。
豫劇名家輩出，不勝枚舉。
戲迷對豫劇演員表達喜愛，也不用“藝術家”、“大師”這樣有隔閡感的詞匯，而是會這樣說：
“三天不吃饃，也要聽劉忠河。
三天不喝湯，也要聽李天方。
三天不吃面，也要聽李樹建。
三天不吃米，也要聽洪先禮。”
“紅臉王”劉忠河
甚至于，這些人成了演技標準，《打金枝》唱得好不好，就看你像不像“紅臉王”劉忠河，唱《李豁子離婚》像不像李天方，唱《大登殿》像不像豫劇須生“李派”創始人李樹建，唱《下南京》像不像洪先禮……
除了電視臺大力弘揚的“寓教于樂”的唱段，豫劇還有大量描述農村家長里短，城市打工生活的“民間小調”，內容生冷不忌，主打的就是一個真實。真實到不過審……
不論是婚喪嫁娶、喬遷、開業、春節、元宵等慶典活動，還是固定的社團劇院，以及院校、社區的演出活動，以及日常消遣，在廣大的中國內地，戲曲仍是人民群眾最受歡迎的演出形式。
不論是陽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與時俱進且擅長“演人”的豫劇，都擁有旺盛的生命力。
并且，豫劇的語言是基于“中原官話”，而不是偏重于區域方言，這也決定了豫劇比其他劇種擁有更廣泛的受眾。
很多地方戲逐漸沒落，一條重要原因就是，方言太重了，甚至連當地出生的年輕人都聽不懂了。
至于沒落的劇種，就因為“演戲”是一門藝術，所以就要拿補貼、搶“救濟糧”來保護？
自己不與時俱進“演人”，又能保得了多久？
帶領即將“沒落”的丑行重新走上巔峰的“東方卓別林”牛得草，又獲得什么保護了？
尾聲
除了能把“人”演好，與中華文化根脈相連的豫劇，也最懂“民族性格”。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來被譽為“現代豫劇之父”樊粹庭，以及“豫劇皇后”陳素真，當時正在北京學戲。
得知民族遭難，樊粹庭、陳素真即刻返回河南，編寫了《滌恥血》、《伉儷箭》、《克敵榮歸》等抗戰劇目，開啟了河南文藝界第一次抗戰募捐義，支援前線抗戰。
1938年，國民黨軍隊炸開黃河花園口大堤，民眾流離失所。樊粹庭、陳素真創辦的獅吼劇團，遷到西安。豫劇中的家國之情，開始縈繞于后方。
另一位豫劇大師——常香玉的故事，或許現代的年輕人知道的更多一些。1951年抗美援朝之際，當時國內號召各界捐助武器支持前線。
常香玉不僅捐出一輛卡車和多年積蓄，在1951年8月起的半年時間，她還帶領“香玉劇社”，在河南、陜西、湖北、湖南、廣東、江西等6省巡回義演超過170場。
最終，在30多萬戲迷的支持下，常香玉用義演收入為前線志愿軍捐獻了一架飛機。
豫劇中的家國情懷，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疫情期間，奮戰在一線的廣大醫護、護理人員，很大一部分都是女性，對于她們的貢獻和犧牲，我們聽到由前線醫護人員演唱的《花木蘭》選段“誰說女子不如男”。
中印邊境沖突發生后，我們聽到河南電視元宵節晚會用《五世請纓》中的“年少人盼的是立功邊境 年老人我喜的是一門忠貞”來致敬“陳母問勇”。
戲曲真正的生命力，也就在此。它既是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悲喜，也是不善抒發感情的國人內心柔軟與剛強的外顯。
戰時動員，和平療愈。真正發自于民心的戲曲，就像是“利萬物而不爭”的水，像一股潛藏的力量，無需刻意干預，民眾需要治愈、需要保護時，它自會彰顯。
人民有情，自會善待每一個真正為人民而唱的“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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