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是因為《創業史》極具代表性，所以較少有人關注柳青同時期出版的另一部小說—《狠透鐵》。最早對此感到不滿的是陜籍評論家張長倉，20世紀80年代初他在文章里寫道：“《狠透鐵》是柳青的一篇短篇小說。這篇小說自誕生二十五年來一直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還受到某些評論家的冷漠。我認為這是不公平的。”1遺憾的是，張長倉的不平之語在當時并未起到多大作用，繼他的論文之后直至近幾年才出現了幾篇專門研究《狠透鐵》的文章。2這些文章切入的角度各不相同，但基本都認可《狠透鐵》蘊含著柳青對高級合作化浪潮的批評乃至批判。與此同時，也有學者持另一種觀點。洪子誠在《文學史中的柳青和趙樹理（1949—1970）》一文中寫道：“在20世紀50到70年代，人們并不知道他（即柳青—引者按）當年對農業合作化運動有過不同的看法。20世紀80年代以后發表的材料（學術論文、回憶文章和傳記）才逐漸披露這方面的情況，得以了解他和趙樹理一樣，自1956年高級社開始，對農村政策，開展的運動就有懷疑、不滿。他認為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存在‘冒進’的錯誤，說‘高級社風一吹是經濟走下坡路的起點’，認為‘高級社就不成熟，人民公社就是不應該。公社化后問題更多，導致三年經濟困難，黨內的不滿情緒又引起“反右傾”’。還說，他的《狠透鐵》‘是對高級社一步登天的控訴’……讀著這些記敘，我們可能感到意外，超出我們的想象。這和我們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柳青印象’有很大的距離。不僅這些看法在當時從未公開發表過，就是從《狠透鐵》、從《創業史》第一部，從《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中，也難以讀出這樣的柳青。”3面對這些不同的觀點，我們不禁要問，《狠透鐵》究竟是一部怎樣的作品？

　　一

　　要解讀《狠透鐵》，得先從《咬透鐵鍬》說起，因為《狠透鐵》是在《咬透鐵鍬》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咬透鐵鍬》是個篇幅比較長的短篇小說，約有三萬字，首刊于《延河》1958年第4期。某種程度而言，它是被外力逼出來的小說，正如時任《延河》主編的胡采所述：“‘咬透鐵鍬’是在‘延河’編輯部要賬式的催討之下趕出來的。”4柳青從決定寫《創業史》起，除了偶爾發表小文章，幾乎把全部創作精力放在了他的大部頭史詩上，根本無暇顧及中短篇小說。在一次《延河》讀者座談會上，有人替陜北老區讀者發聲，抱怨柳青給《延河》寫文章太少，還說柳青先前刊登在《延河》上的散文《鄰居瑣事》有應付之嫌。柳青認為這是讀者不了解他的實際情況所產生的誤會，不過既然存在這種看法，他就不能再拿散文來“應付”，必須得多花點時間寫篇小說。另一方面，《咬透鐵鍬》又是柳青真心想寫的東西，“去冬全民整風，三天兩頭開黨支部會，我每回在支部會上碰見‘老漢’，總覺得對他有什么虧欠。我每回碰見他，就想起要寫一篇文章歌頌他；但是總怕打斷正常的持續很久的工作。這回因為碰見的次數太多，‘延河’又正要稿，就下決心寫了”5。于是，柳青計劃以他熟悉的這位“老漢”6為人物原型，寫個萬把字的小說，“只表現他忠心耿耿為人民服務，但能力有限，做下一點點對人民不利的事情，痛苦萬狀，老淚橫流”7。正式動筆后，柳青改變了想法，“決定寫階級敵人利用他的弱點，向農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8。由此不難看出，小說的重心由集中呈現主人公的品質和個性轉移到了暴露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上，但這只是根據柳青單方面的敘述得出的結論，具體還是要看文本本身表現的主題是什么。

　　柳青《咬透鐵鍬》，發表于《延河》1958年第4期

　　主人公“咬透鐵鍬”9從小給地主熬長工，解放后終于翻身做了主人，先是擔任農會小組長、人民代表和互助組長，后又以他為首成立水渠村初級社。在擔任社主任期間，他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為社員辦了不少實事。水渠村高級合作化后，咬透鐵鍬成了管理五十來戶人家莊稼事務的生產隊長，雖然他比之前更加拼命，卻囿于能力不足，最終因“紅馬事件”失去了隊長的職位。繼任者王以信當副隊長時總是應付差事，但升為隊長后像換了一個人，把社里的各項事務料理得井井有條。咬透鐵鍬不信王以信真的擁護合作化，便主動爭取到大社監察委員一職，監督以富裕中農王以信為首的隊委會。王以信明里暗里給咬透鐵鍬使絆子，卻譏諷咬透鐵鍬是“搜事委員”，讓社員們覺得老隊長專愛找新隊長的茬，從而達到破壞咬透鐵鍬威信的目的。咬透鐵鍬找大社主任和支部書記反映這一情況，他們同情他的遭遇，卻也多少認為是咬透鐵鍬鬧情緒，勸他不要糾纏于其中。盡管咬透鐵鍬想不通兩位上級說的話，但他并沒有因此懈怠工作，結果發現王以信一伙有偷盜公糧的嫌疑。為了進一步弄清事實真相，他找過經常和王以信混在一起的保管委員貧農韓老六，找過略知內情的來娃媽，還找過大社監察主任和下鄉干部曹同志，但都無濟于事。唯一全力支持咬透鐵鍬的人只有鄉黨委高書記，在高書記的靈活指導下，咬透鐵鍬查清楚了糧食偷盜案的內幕。面對真相，參與這個案件的副隊長和保管委員立即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但漏網富農王以信卻毫不服軟，最后縣公安局以破壞合作化的罪名逮捕了他。水渠村的群眾和大社的干部通過這件事受到了教育，他們打心底里佩服老隊長的階級覺悟，咬透鐵鍬又重新當選為生產隊長。

　　從上述情節來看，《咬透鐵鍬》既呈現了柳青動筆后設定的主題—揭穿階級異己分子王以信的破壞活動，同時也在階級敘事中自然地導入正面人物咬透鐵鍬同王以信較量的過程。咬透鐵鍬把黨和農業社的利益放在首位，盡心盡力地行使自己的監察職責，特別是在群眾不理解的困境下，仍堅持與王以信作斗爭，終于在整風鳴放大會上恢復了威信，并成功奪回了農業社的領導權。至此，柳青對咬透鐵鍬這一人物忠誠、正直的品質的贊美達到了最高點,而這也正是柳青寫這篇小說的初衷—“我每回碰見他，就想起要寫一篇文章歌頌他”10。

　　了解了《咬透鐵鍬》的內容和主題后，會覺得它是個很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小說，然而當時的讀者未必完全認同這一結論。《咬透鐵鍬》發表后不久，《延河》編輯部在長安縣皇甫村召開了一場座談會，參會者有縣委干部、縣報社編輯、皇甫小學教師、黨校副校長、主辦方工作人員和柳青本人。座談會上率先發言的是三位縣委干部，他們不約而同地談及咬透鐵鍬這一人物的教育意義，認為包括自己在內的黨員和干部應向具有高尚的共產主義品德的咬透鐵鍬學習，而且在以后的農村工作中要多加重視咬透鐵鍬式的好同志。這說明《咬透鐵鍬》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用社會主義精神教育農村干部的作用。幾位縣委干部還和報社編輯一致指出這篇小說的顯著優點是真切自然：“文章的寫法，故事的情節安排，都非常自然，語言也非常通俗，給人的感覺完全不是一個文學家在硬作文章，而活象一個當地農民在講述他親身經歷的一場風波。”“我無法來形容這部小說給我的感受，我沒有感覺到這是一部小說，我只看到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的老監察出現在我的面前。”11但這并不代表《咬透鐵鍬》達到了令這些讀者滿意的程度，他們認為這個小說尚存在不少硬傷：（一）小說題目有歧義，很容易讓讀者產生誤解，沒看正文前以為咬透鐵鍬不是個好人；（二）把群眾寫得過于落后，顯得咬透鐵鍬太孤立；（三）漏網富農王以信偷盜糧食這件事不夠典型，建議突出同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作斗爭的內容。

　　柳青沒有直接回應第一條意見，但他之后改換了小說題目，說明他接受了這條意見。不過，這里的重點不是第一條意見，而是后兩條。就第二條意見而言，多數發言者覺得小說中對咬透鐵鍬和群眾關系的描寫不符合常情，認為即使再落后的村子，群眾也不至于如此落后。柳青理解發言者們的意思，但他關于群眾落后狀況的描寫是建立在自己掌握的農村現實的基礎上的：“這兩個村的情況是：在上級黨的領導采取措施揭露敵人的真面目以前，群眾中一部分被利用的忘本分子很活躍，為敵人打掩護；大部分群眾是死氣沉沉的，奸溜溜的。有些人肚里打轉轉，嘴里說不出話。”12所以從反映群眾的落后面這個角度講，柳青顯然更尊重生活的真實，但柳青的用意并非是要去批判群眾，因為在他看來，農民落后的小農意識是幾千年個體生產的沉積物，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消失，需要一個教育和改造的過程。柳青真正痛恨的是像王以信這樣的壞分子利用群眾看問題的局限或落后的因素蒙蔽和利用群眾，使群眾對他們產生盲目信任，從而把群眾引向邪路。發言者們在閱讀小說時沒有充分領會作者的用意，才會覺得柳青對咬透鐵鍬和群眾關系的描寫失真，由此也夸大了柳青揭露群眾落后面的力度。

　　如果說第二條意見是多數發言者的看法，那么第三條意見則幾乎是除柳青之外所有發言者的共識。他們一致認為《咬透鐵鍬》在表現同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作斗爭方面不夠充分：“目前農村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是復雜多樣的，小說中所表現的和富裕中農的斗爭顯得有點簡單。特別是王以信最后是個漏網富農，使人看了容易著重我們同富農之間的敵我斗爭（當然是對的），而可能忽視我們同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的斗爭。應該把我們同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的斗爭再突出一些。”“和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的斗爭，過去是艱巨的，今后可能還是長期的。然而這篇小說卻是集中在對隱蔽的富農的斗爭，對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通過付隊長（應為副隊長，原文如此—引者注）王學禮這個人物也提了一下，但寫的不多，王學禮后來的思想轉變也很簡單，這就對于富裕中農的改造和教育作用體現得不夠。文章中斗爭的中心，也許真有其事，但這種代表性是不夠大的。”13為什么要特別突出同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的斗爭？這無疑和1957年在農村展開的整風運動有關。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省、市委書記會議，會上印發了毛澤東于會議期間寫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該文有一項指示，其目標對象是廣大農村人口：“我贊成迅即由中央發一個指示，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批判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義思想，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個人主義思想，打擊地富的反革命行為。其中的主要鋒芒是向著動搖的富裕中農，對他們的資本主義思想進行一次說理斗爭。以后一年一次，進行堅定的說理斗爭，配合區鄉干部的整風，配合第三類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鞏固起來。”14這個指示清楚地告訴人們，農村整風運動的重心是批判動搖的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同年8月，《中共中央關于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正式發布，農村隨即掀起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的大辯論，富裕中農便成為被教育和改造的主要對象。職是之故，發言者們自然覺得柳青沒瞄準整風運動的靶心，將過多筆墨用在了對漏網富農的斗爭上。然而柳青之所以這么寫，是源于他對富裕中農問題的復雜認識。富裕中農這一階層里有堅決擁護合作化的人，有反對和破壞合作化的人，還有介于兩者之間的搖擺派，柳青所關注的是破壞合作化的富裕中農里的一類特殊群體—漏網地富。由于民主改革不徹底，群眾里頭保存了漏網地富，他們在土改結束后并沒有消停，而是以人民的身份，特別是以富裕中農的身份繼續興風作浪。人們往往把這類問題當成人民內部矛盾，殊不知其實是敵我矛盾，如果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辦法解決這類問題，只會讓漏網地富愈發猖狂，不過一旦找準了問題的根子，并且對癥下藥，矛盾也就不難解決。在《咬透鐵鍬》的結尾部分，王以信的陰謀被公之于眾后，曾經盲目信任王以信的群眾瞬間醒悟了過來，有些群眾還大膽揭露了王以信以前的不法行為，最終在整風鳴放的洪流中剜掉了王以信這個破壞水渠村團結的毒瘤。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最初發表于1957年7月

　　總而言之，《咬透鐵鍬》與座談會發言者們的評價標準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正是這個差距讓我們感受到了柳青的主觀能動性。柳青在小說中并非機械地圖解國家政策，他對直至農村整風開始后才被正視的民主改革不徹底問題有自己的思考，可以說在這個問題的范疇內他盡可能地做到了追求真實，不過，柳青追求的真實屬于一種次要的真實。換句話說，柳青的《咬透鐵鍬》抓取了農村現實中相對次要的現象展開深入探討，卻對當時最嚴重的高級社冒進問題持回避態度，那么也就談不上真實反映這一嚴重問題，即便他自認為已經放開了手腳，“文章寫到一萬字以后，就失掉了控制，任情節自己發展了”15。所以，從《咬透鐵鍬》中很難讀出柳青對高級合作化浪潮有懷疑、不滿。

　　二

　　《咬透鐵鍬》是短時間內突擊而成的作品，難免有些粗糙，所以柳青在座談會上承諾會認真修改小說，把“窟窿”給補上。次年，柳青于延安躲病期間兩次修改《咬透鐵鍬》，回到皇甫村后又作了最后一次修改，共為《咬透鐵鍬》增補了近萬字，同時還把小說題目改為《狠透鐵》，把主人公的外號統一換成了“狠透鐵”。另外，他還為小說添加了副標題—1957年紀事。令人好奇的是，除了標題和人物外號這些顯而易見的改動外，柳青填補了《咬透鐵鍬》的哪些窟窿？他為什么要補這些窟窿？其效果又如何？會不會因此改變了《咬透鐵鍬》的主題？

　　《咬透鐵鍬》第二節曾提到水渠村除咬透鐵鍬外還有個黨員，他唯一起到的作用是向咬透鐵鍬透露了“搜事委員”這個稱號出自王以信之口，在這之后就再也沒露面，但到了《狠透鐵》里，這個黨員變成了一個承載著故事情節且有姓名的角色。共產黨員兼水渠村第一生產組組長吳有銀和其他幾個生產組干部半夜去狠透鐵家，代表貧農占多數的村西頭社員以及村中間的部分社員提出分隊的想法，并表示仍擁護狠透鐵當隊長。狠透鐵認為這是鬧分裂，應堅決予以抵制，還特別斥責吳有銀：“有銀！咱一個共產黨員，要站穩黨的立場，不應該鬧分裂！有人想分裂，咱應該說服社員。”16吳有銀反過來質問狠透鐵在王以信問題上的立場，狠透鐵表示自己已經給王以信提了意見，提醒吳有銀他們不能瞎說沒根據的事，還叮囑他們要服從王以信在社務工作上弄得對的地方，如果王以信弄得不對，可以交給群眾和上級處理。雖然吳有銀和其他幾個干部最后答應了狠透鐵的要求，心里面卻感到很失望。這個新添加的“夜訪老隊長”情節無疑彰顯了狠透鐵忠于黨和社的品質，而且狠透鐵開始逐漸向“心回腸轉”變化，不再像以前那么“直杠子”。有意思的是，作者在褒揚狠透鐵的同時，并沒有因此讓人覺得他有貶低吳有銀們和他們所代表的社員的意圖。事實上，柳青在這個新情節里賦予了生產組干部和多數貧下中農一定程度的政治覺悟，他們打破了沉默并主動擁護狠透鐵，從而使得狠透鐵不再處于完全孤立的狀態，盡管他們的支持方式不太合理。這樣看來，柳青是在補群眾太落后這個窟窿，但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么要補這個窟窿以及效果如何？第一，柳青不能不重視座談會發言者提出的“群眾太落后”的意見，因為它關涉到政治正確與否。如果柳青就《咬透鐵鍬》的相關內容不做絲毫調整，指不定某些讀者會繼續質疑—難道群眾和干部的關系是這樣的嗎？所以，柳青必須拉近群眾和老隊長的關系，讓群眾顯得不那么落后，也讓老隊長顯得不那么孤立無援。第二，貧下中農愿意繼續擁護狠透鐵當隊長，說明他們有辨別好人和壞人的能力，只不過他們支持狠透鐵的方式和狠透鐵的黨性原則發生了沖突，得不到回應的他們才又退回到先前的不介入狀態。從表面上看，貧下中農似乎重回原點，但其實他們的落后與上中農的落后有質的區別，畢竟他們內心和狠透鐵靠得近。如此，柳青既沒有破壞原小說文本前后邏輯的連貫，又成功地把座談會發言者的意見融進了小說。

　　除群眾太落后外，座談會發言者還曾指出王以信偷糧這件事不夠典型，理由是農村的資本主義活動更多地體現在壓產、瞞產和糧食的分配問題上。柳青適度采納了發言者的意見，在《狠透鐵》里加上了瞞產的內容：王以信帶頭瞞下三十石稻谷，打算暗地里私分給村里的社員，狠透鐵知道后把王以信訓了一頓，然后去大社補報了這些稻谷，大社干部稱贊他是大公無私的好同志。這個新情節明顯補的是《咬透鐵鍬》表現農村資本主義活動不夠典型的窟窿，因為瞞產比偷糧更符合當時主流政治的判斷，但如果我們結合歷史事實看瞞產現象的話，可能會有不同的認識。以柳青所在的長安縣勝利合作社為例，“1957年查出夏糧瞞產4萬多斤，占全社夏糧總產的6.4%”，其主要原因是“高級社在分配上搞平均主義‘大鍋飯’，特別是按人分配口糧，加之獎懲比例不合理，即生產隊超產部分社隊四六分配，減產部分罰隊二成，形成超產隊不能多分，多勞不能多吃，引起一些干部和社員不滿，出現瞞產私分”。17可是我們從柳青添加的瞞產情節里看不到這層意思，所以毋寧說狠透鐵講給鄉黨委高書記的話更能總結這個新段落的主旨：“咱領導人只能往正路上領他們，不能幫助他們發展私心嘛，可是王以信他們，千方百計，幫助社員發展私心！你說他們是擁護合作化，還是破壞合作化？你說！”18

　　上面提到的高書記在《咬透鐵鍬》里是個比較重要的人物，他支持并指導咬透鐵鍬查清了偷糧案的真相，但因小說結尾部分比較倉促，高書記在群眾大會上的講話被一筆帶過了，等到修改《咬透鐵鍬》時，柳青為高書記補上了講話的具體內容。耐人尋味的是，這段講話內容幾乎原封不動地照搬了柳青自己在座談會上的部分發言。換言之，高書記是代柳青重申水渠村落后的主要原因，即民主改革的漏網富農本是階級敵人，卻被當成人民內部矛盾，所以他告誡基層干部和群眾要從本質看問題，只有找到了問題的根子才能真正地解決問題。當然水渠村的問題最后是解決了，而且相較《咬透鐵鍬》的結局，《狠透鐵》的結局看似更美好：“水渠村的群眾運動，很快地轉變成為生產高潮。社員們雞一叫就起來了，往稻地里擔糞，給復種的小麥蓋被窩。天亮的時候，人們互相看見，出了汗水的頭上，都冒熱氣。早飯以后，溫暖的太陽照著平原的時候，全部勞動力又拉到打井的地方去了。因為狠心叔叔提出：要把水渠村剩余的旱地，全部變成稻地。要這樣，全仗河水是不行的，必須尋地下水！……高書記抱著水渠村變成先進隊的強烈希望，看老隊長……一九五八年，你看咱水渠村是什么樣子吧！”19

　　另外，還要談談小說的副標題。在《咬透鐵鍬》里，我們需要通過一些線索，才能推測出小說主體故事的時間背景是1957年，而《狠透鐵》則開門見山地點明這是一個發生在1957年的故事。不過這個副標題似乎又沒這么簡單，曾負責《狠透鐵》出版事宜的編輯陳策賢在紀念柳青的文章里寫道：“給我印象極深的是，在發稿和付印時，柳青同志都再三叮嚀我在扉頁上千萬不要漏掉‘一九五七年紀事’幾個字。這個‘立此存照’，不僅是為了尊重歷史，忠于生活，而且也包含了對當時農村合作化運動的己見，是很不尋常的。”20柳青的女兒劉可風也提醒讀者注意這個標題：“請注意！《狠透鐵》有個副標題：一九五七年紀事。這正是高級農業合作社成立的第二年。”21因此，有論者認為：“柳青固執地堅持保留‘1957年紀事’這樣一行帶有說明意味的小說注釋，正好反映出柳青創作的意圖，表達了自己對冒進高級社的委婉含蓄的批評。”22但在筆者看來，柳青當時為小說添加副標題可能并沒有這層用意，因為1957年這個年份和全民整風運動的關系更密切，而《狠透鐵》所反映的正是柳青當時親自參與處理過的真實事件。

　　柳青《狠透鐵》東風文藝出版社1959年版

　　總的來講，以上提到的這些增補內容使得《狠透鐵》比《咬透鐵鍬》更周密更安全,但這絕不是說柳青毫無原則地主動屈服于現時的政治和政策。事實上，柳青非常堅持自己對“民主改革不徹底”這個命題的判斷，再加上他特別注意補“窟窿”的技巧和分寸，所以總體上并沒有動搖原小說《咬透鐵鍬》的主旨。如果柳青的修補工程只止于此的話，那么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單行本附帶的“內容說明”對《狠透鐵》的概括大致是恰當的：

　　本書寫外號“狠透鐵”的生產隊長，日夜為社員服務，操心過度，記憶力衰退，在工作中發生了差錯。付隊長王以信，是混進人民內部的階級異己份子。他即利用這個機會，散布謠言，打擊“狠透鐵”；并利用小恩小惠，籠絡部份落后群眾，暗地里進行反黨反社活動。“狠透鐵”雖然一時孤立，但他從不灰心氣餒。他緊密地依靠上級黨和左派群眾，終于粉碎了敵人的猖狂進攻。作者以細膩的筆觸，塑造了一個對黨無限忠心、個性非常鮮明的老農民形象。23

　　柳青《狠透鐵》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封底

　　不過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段落尚未解讀，所以不能斷然說上述總結就完全準確地概括了《狠透鐵》的主要內容。這個添加在《狠透鐵》第三節開頭的新段落先是介紹了狠透鐵在初級社成立之初時的設想：根據全縣和全鄉的合作化進度，計劃用三到五年的時間逐次將村里剩下的貧農、下中農和比較進步的上中農吸收進初級社，等到至少五年后再考慮王以信的入社問題。五年以后，狠透鐵經過了一個鍛煉和積累經驗的過程，管理社務的能力和在群眾中的威信勢必得到提高，加上社里的黨員增多，也就不用怕破壞分子或集團搗亂了。追根溯源，狠透鐵繪制的藍圖其實依托的是國家在過渡時期針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針，即按照農民自愿的原則，大約用三個五年左右的時間逐步引導農業過渡到社會主義。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水渠村的初級社才發展了一年多，便隨著社會主義革命形勢的發展轉為了高級社。全村除地主和富農外，其余農戶全都涌進了原先只有十一戶貧下中農的農業社，按照村東頭富裕中農和村中間部分中農的意思，想推選王以信為隊長，最后多虧了鄉黨委的堅決反對才沒讓他們的企圖得逞。這個新段落算是部分參考了座談會發言者的意見，即以富裕中農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勢力的破壞行為也突出地表現為篡奪農業社的領導權，不過這不是重點，更值得注意的是柳青在其中注入了他對農業合作化，特別是高級社的看法。本來狠透鐵關于初級社發展的計劃頗具可行性，他可以在相對充裕的時間內夯實初級社的基礎并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可以分批分次地把不同成分的村民吸收進初級社，“但革命形勢發展的迅速出乎一切人的預計，當然也出乎狠透鐵的預計了。一年以后，一九五五年秋天，平地一聲雷，全水渠村除過地主、富農，一股腦兒涌進了十一戶的小小農業社。那是一種真正的群眾浪潮，任何人拿任何理由也阻擋不住他們。到這時，原來十一戶的初級社的基礎，比起七八十戶的新社來，算得了什么呢？”24小說中這幾句話的感情色彩似乎有些難以判斷，但聯系上下文，明白“群眾浪潮”的主體是水渠村未經初級社教育和改造過的群眾，而且他們還造成了農業社領導權的危機，然后再看引號里的話，恐怕不會將之理解為是作者對高級合作化浪潮的肯定和贊美。所以說，柳青確實對高級社的冒進有意見，不過他的不滿是融入以狠透鐵和王以信的矛盾為主的階級矛盾的總體敘事框架內的。換言之，在階級斗爭總主題的庇護下，新添加的這個段落著實反映了柳青對初級社快速過渡到高級社的不滿。

　　從《咬透鐵鍬》到《狠透鐵》，我們看到柳青一邊向主流政治意識形態靠攏，一邊又微弱地反抗。與其說這是他復雜的思想所致，不如說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尺度的限制。向主流政治意識形態靠攏意味著盡量和主流政治保持一致，這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同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也并非完全不容納真正的批評聲音，但作家必須權衡讓不讓這樣的聲音進入文學空間，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表現它，如果控制不好分寸，結果難以預料。明知如此，柳青還是選擇加上批評高級社冒進的內容，但為了避免被直接抓住“辮子”，他又不得不采取相當委婉的敘述方式，可以說是在夾縫中盡最大努力表達了對初級社過快轉成高級社的不滿。這是《狠透鐵》最有價值的地方，也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這篇小說里所能達到的限度。

　　三

　　在20世紀50年代末并不寬松的創作環境下，柳青敢表達對高級社冒進的不滿，確實需要一定的勇氣，即使這種批評只局限于小說的個別段落。頗有意味的是，柳青本人對《狠透鐵》的解釋更為犀利，據和柳青關系非常密切的兩位長安縣干部回憶：“七七年一年中他經常和我談到這問題。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問我把《狠透鐵》看了沒有。問：‘孟維剛，你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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