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體》中的人類未來社會，其實是當下某些人宣稱的終結了歷史的社會的延伸，然而在宇宙文明之戰中，這個“美麗新世界”的文明法則成為人類生存延續的障礙。《三體》通過設置地球與三體世界的生死戰，直達人類“最后的社會”。在自然狀態的宇宙中，“最后的社會”中的“最后的人”如何應對這場生存危機?基于此，《三體》從宇宙視角審視人類文明，揭示現代性弊病的同時，試圖超克“最后的社會”“最后的人”。

　　“地球往事”三部曲設想的“最后的社會”，具有宮崎市定所謂的“文明主義社會”的特征，它導致了一種爛熟的文明病。在與三體世界的對比中，在對人類“最后之覺悟”的描繪中，《三體》勾勒了一個“樸素主義社會”的輪廓，以及“睜眼看宇宙”、具有強烈斗爭意志的“最初的人”的形象。引入“樸素主義”，不是使其與“文明主義”截然對立，而是帶來反思“現代社會”的契機。

　　一、科技與道德

　　《三體》要上演這出社會實驗的戲劇，必須跳出人類文明自身的經驗。只有將人類的“文明主義社會”置于自然狀態的宇宙中，才能在危機時刻暴露人類文明的弱點，讓“最后的社會”“最后的人”的局限一覽無余。而要做到這一切，必須先破除普遍主義的宇宙道德觀，因為一個可以結束自然狀態的人道主義宇宙，仍不過是人類文明自我想象的延伸。

　　《三體》是從葉文潔的故事開始的，但若僅從她的遭遇來看，類似故事在新時期初期的科幻中已有不少。比如《三體》后記中提到的《月光島》。讀過《月光島》會發現，兩部小說女主人公的經歷幾乎完全一樣。《月光島》的故事同樣發生在1960年代末。主人公孟薇是一位大學教授的女兒，父親被誣為間諜隔離審查，母親因此心臟病發作去世，她本人也被考上的大學拒收，無奈之下跳海輕生;后被梅生救活并與之相戀，但卻因家庭背景連累了梅生。小說最后，絕望的女主人公跟著月光島上的外星人，“自由的天狼星人”，離開地球飛往天狼星。與葉文潔一樣，與外星人的接觸使孟薇獲得了從地球之外審視人類、人性的視角，她深深同意天狼星人對地球人的評價:“在我們看來，地球人還未最終脫離動物的狀態，野蠻!自私!褊狹!虛偽!怯懦!殘暴!粗野!”在離別之際，孟薇已認同天狼星人的道德和價值觀，并在精神上將自己作為天狼星的一員，在給梅生的永別信中寫道:我將永遠“離開你們的地球，到那個遙遠的星球上去”。

　　《三體》劇照，陳瑾飾演老年葉文潔

　　發表于1980年的《月光島》[1]提供的通過對外星人的想象和向往來擺脫人類危機、治愈同類人施予的傷痛的嘗試，在當時其他科幻中也能找到。比如一篇小說寫地球不再適宜居住，人類的太空飛船在茫茫宇宙中找到一顆存在智慧文明的瑪雅星，這顆星球科技發達，沒有壓迫、剝削和不幸，“到處是繁榮昌盛的景象”。當地球使者向瑪雅王表達移民的想法時，得到的回答居然是:“沒問題，沒問題!這事包在我身上!”[2]另一篇小說寫遙遠的SZ1350星球人極富同情心，專門派UFO來地球搭救那些陷入絕境之人。SZ1350星球人仿佛救世主、正義之神[3]。確實，如劉慈欣所說，新時期初期的科幻小說，“外星人都以慈眉善目的形象出現，以天父般的仁慈和寬容，指引著人類這群迷途的羔羊。金濤的《月光島》中，外星人撫慰著人類受傷的心靈”[4]。

　　今天已很容易發現這些科幻中的文化政治寓言。外星人通常以金發碧眼的西方人形象出現，“飛離地球”無不是離開中國、移民到更“先進”文明的隱喻。在冷戰松動的背景下，新時期初期的人道主義思潮、人性論從地球擴展到了全宇宙。而當充斥叢林法則的市場經濟到來時，這一美好想象只能土崩瓦解，1980年代言情小說中的“白蓮花”紛紛讓位給新世紀之后的“黑蓮花”[5]。《三體》中的黑暗森林法則也正是這個新時代現實的折射。

　　葉文潔的故事在《月光島》中已初露端倪，孟薇再向前走一步就是葉文潔。然而，劉慈欣并不是要重復書寫“傷痕科幻”的故事，相反，正是要與《月光島》等科幻小說對話。《三體》通過反思葉文潔的思想和選擇，打破宇宙人道主義的幻想，發出“劉慈欣之問”:“如果存在外星文明，那么宇宙中有共同的道德準則嗎?往小處說，這是科幻迷很感興趣的一個問題;往大處說，它可能關乎人類文明的生死存亡。”[6]進而重審科技與道德的關系。事實上，支撐新時期宇宙共同道德觀念的另一個重要想法，是一個文明的道德水平與其科技發展程度成正比。

　　電影《楓》劇照

　　劉慈欣打碎普遍主義宇宙道德觀的起點，即是展現葉文潔思想行為的可怕后果。葉文潔對人類徹底絕望的原因是“文革”傷痛、黑暗人性及生態災難。值得注意的是，葉文潔回復三體人并邀請其占領地球的時間是1979年，此時葉哲泰已獲平反，她本人也即將回清華大學教書，但她“拒絕忘卻”，繼續用“理性的目光”審視“那些傷害了她的瘋狂和偏執”[7](1，200)，她要三個已淪落到社會底層的前紅衛兵懺悔道歉，不接受她們借用的電影《楓》的解釋。恰恰在這個“人性復歸”時刻，她精心策劃謀殺了“紅岸”政委雷志成，而且不惜讓她無辜的丈夫一起陪葬，這與她母親背叛葉哲泰沒多大區別;她關于人類文明需外力介入的執念，與她妹妹葉文雪對理想主義的堅守也大同小異。說到底，葉文潔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8]，她的精神結構是那個時代形塑的，“需要將自己的才華貢獻給一個偉大的目標”(1，201)。意志頑強、科技發達的三體世界的出現，對于她，仿佛意義失落的“潘曉”一下子找到了替代性的價值目標。“冷靜、毫不動感情地做了(指殺害雷志成與楊衛寧)。我找到了能夠為之獻身的事業，付出的代價，不管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都不在乎。”(1，216)那些“別人”中也包括讓她感受到溫暖的人們，如她生楊冬時照料她的齊家屯的樸實百姓。這同樣也是一種“瘋狂和偏執”。受到失去“人性”傷害的葉文潔，變本加厲地照搬了曾傷害過她的那些行為方式。葉文潔對三體人幻想的自然延伸即是人權高于主權。“三體”游戲玩家聚會，討論的重要話題就是人類社會的主權與人權問題，如果贊同西班牙殖民者介入“黑暗的”阿茲特克帝國，就會被地球三體組織(ETO)接納為同志。這是ETO成員的基本共識。但反諷的是，作為精神領袖的葉文潔根本無法管控組織的分裂，拯救派和降臨派復制了“文革”時期紅衛兵組織的發展邏輯，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和斗爭。降臨派對拯救派一些成員進行肉體消滅，為了迎接三體人主持的最后審判，其下設的“環境分支”專門制造“環境災難”，“生物和醫療分支”專門制造“濫用抗菌素災難”(1，184~185)，至此已完全背離環保主義和“物種共產主義”的初衷。即使溫和一些的葉文潔，也同樣相信宇宙正義和普遍的宇宙道德，相信三體世界的人道主義光輝將照亮地球的黑暗，拯救人類于水火。在她那里，科學意味著德行，科技并非中立的“事實”，而是一套價值觀念:

　　《三體》電視劇中，王子文飾演的青年葉文潔殺害雷志成、楊衛寧的瞬間

　　審問者:你為什么對其(三體人)抱有那樣的期望，認為它們能夠改造和完善人類社會呢?

　　葉文潔:如果他們能夠跨越星際來到我們的世界，說明他們的科學已經發展到相當的高度，一個科學如此昌明的社會，必然擁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準。

　　審問者:你認為這個結論本身科學嗎?葉文潔:......(1，260~261)

　　作為“事實”的科學同時也是“價值”之源，這個觀念并不新鮮，它在近代科學誕生時期的思想家和現代落后國家的人們那里非常常見。培根(1561—1626)設想的科學烏托邦“本色列”的終極目的是在全世界收集、傳播科學之“光”，其科學廟“所羅門之宮”的規章儀式類似于宗教，在這里，發明家享有圣徒的榮譽，科學促進繁榮，也是德行之基[9]。圣西門(1760—1825)主張未來社會應建立以萬有引力為基礎的科學宗教[10]，以牛頓代替耶穌行使上帝的精神權力，讓牛頓“教導和命令一切行星上的居民”，同時以“牛頓協會”代替羅馬教廷[11]。1920年代發生在中國的“科玄之爭”中的科學派，比如吳稚暉、唐鉞等，皆認為科學可提升人類公德[12]，產生“大我”，導向“人類大公”[13]，這些看法都或隱或顯將科學昌明程度與社會道德水平相聯系。

　　與繼承了上述觀念的新時期科幻相比，“地球往事”三部曲展現了一個零道德的宇宙，科技與文明體的道德不存在正比例關系。葉文潔最終對宇宙中科技與道德的關系有了全新領悟，并在女兒墓前把宇宙社會學公理告訴了羅輯。葉文潔的很多觀念來自新時期，但在最后一刻，葉文潔超越了孟薇，超越了自我，甚至超越了1980年代。另外，《三體》對ETO成員的年齡有過一次說明，ETO成員主要是中老年社會精英，年輕人非常少(1，168)。或許，在叢林社會中野蠻生長起來的年輕人，有著拒斥童話般宇宙人道主義的潛意識[14]。出生于1980年前后的羅輯，這個公元世紀的年輕人，一個學術混混，即將開啟其“明心見性”(吳飛的用語)的未來之旅。

　　二、樸素與文明

　　三體世界對地球的入侵，終結了普遍主義的宇宙道德觀。地球被置于宇宙的黑暗森林中，一個不可能擺脫自然狀態的叢林。人類“最后的社會”中的“最后的人”被迫迎接末日之戰，與三體世界對決。

　　面對整個文明的生死存亡，人類應該采取什么樣的社會形態以整體應對危機，個人應葆有怎樣的精神狀態，以及怎樣處理個人與集體、民主與集中的關系，應該是首要議題，畢竟地球處于緊急狀態。《三體》第一、二部也曾涉及對人類未來社會形態的想象。比如ET0成員潘寒基于環保理念和“溫和技術”，設想并付諸實踐的“新農業社會”——“中華田園”。但隨著ETO被剿滅，該社團不復存在。再如雷迪亞茲為對抗資本主義，并吸取社會主義社會的教訓，在委內瑞拉建立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南美洲各個國家紛紛仿效，一時間，社會主義在南美已呈燎原之勢”(2，84)。“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從《三體》對未來社會的設定看，應消失于“大低谷”之后。同時，小說懸置了中國的社會形態在未來幾百年中的潛在可能。而危機初期的“技術公有化運動”慘遭失敗，“它使人們認識到，即使在毀滅性的三體危機面前，人類大同仍是一個遙遠的夢想”(2，31)。“戰時經濟大轉型”產生了帶有軍事色彩的社會，導致了“大低谷”。這樣，劉慈欣便堵死了人類未來社會形態多元化的可能，只保留了唯一一種社會形態。此社會形態即“高度民主文明的高福利社會”(3，217)。自“大低谷”結束到掩體紀元300多年，人類生活在這樣一個“文明主義社會”中，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提倡的人文主義原則得到徹底實行。這個歷史終結處的人類社會，崛起于危機紀元后期，鼎盛于威懾紀元，衰落于掩體紀元。危機紀元后期的信條是“給歲月以文明，而不是給文明以歲月”(2，309)。這個基于私有制的“美麗新世界”曾一度讓羅輯“淚流滿面”，但在末日戰役中證明不過是不堪一擊的花瓶。“威懾紀元彌漫著自由和懶散的享樂主義”(3，238)，“文明主義社會”發展到極致，“愛”是這個社會最可貴品質。文藝的美學風格是“一種從未有過的溫馨的寧靜和樂觀”，批判性、革命性藝術消失得無影無蹤(3，102~103)。《三體》以公元男人的視角，稱其為沒有“男人”的女性化時代。

　　《三體》動畫中的面壁人雷迪亞茲形象

　　作為人類社會的對比，小說也寫到與地球文明接觸后，三體世界發生的變化。總體來說，三體世界更具歷史連續性。以地球時間算，三體世界從收到地球信息的1975年到被光子摧毀的2275年(廣播紀元5年)，300年間經歷了兩個階段:威懾紀元之前的“高科技+專制社會+本土文化”階段，之后的因與地球和平交往而產生的“高科技+不明社會形態+混合文化”階段。在這個過程中，思想透明的三體人學會了地球人的欺騙和計謀。人類社會面對危機制訂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計劃，而學會了地球人謀略的三體人的計劃，小說并未正面描寫。《三體》的基本設定是:地球人懼怕三體世界的高科技，三體人則懼怕人類文化。人類一直有一種文化優越感，三體世界對地球“人文主義”這個最可怕的武器，一直是防范的。三體人認識到，“文明主義”可以瓦解三體，但同樣可以摧毀人類自身，依據這個認識，三體世界實際上也制訂了針對地球“文明主義社會”的計劃。于是，“樸素主義”與“文明主義”的競爭在兩大文明間展開。

　　最明顯的莫過于三體世界的“反射文化”計劃。1379號監聽員對地球文明的向往，讓三體的“宣傳執政官”意識到，“地球文明在三體世界是很有殺傷力的，對我們的人民來說，那是來自天堂的圣樂。地球人的人文思想會使很多三體人走上精神歧途”(1，282)，所以三體元首制定了嚴格限制地球信息流入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地球文明對于三體高層和曾經的三體人來說并無新意，因為自由民主的文明主義社會在三體世界也曾存在過:“你向往的那種文明在三體世界也存在過，它們有過民主自由的社會，也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你能看到的只是極小一部分，大部分都被封存禁閱了。”(1，268)因這種文明在宇宙中的脆弱性，三體世界摒棄了這一社會形態。所以對三體人來說，如果想要這種社會，無須自外輸入，只需將自身封存的遺產敞開就可以了。

　　因此可以肯定，威懾紀元時代，三體世界接受地球文化有一定的欺騙性;反向輸入到地球的“反射文化”(三體人依據人文主義原則創作的文藝作品)正是三體宣傳部門的計謀，目的是麻痹地球人，而他們自己對這種文化一直是有保留的。三體世界確實接納了部分人類價值觀，思想自由促進了科學進步。這或許是真的，但至于說三體世界向地球通報，三體社會形態發生了巨變，半個世紀中爆發了多次革命，其政治體制和社會結構與地球越來越相似，基本可以判定是為了迷惑人類。

　　首先，如果三體也變成了地球上那個喪失戰爭意志、沒有“男人”、彌漫著“愛”和人道主義的文明主義社會，就決不會在程心接任執劍人時突然攻擊地球，如果兩個社會已經高度相似，執劍人也沒必要存在，和平就會降臨(程心就是這樣認為的)，但事實證明，六個水滴一直隨時待命，攻擊—占領—滅絕三部曲，是三體人蓄謀已久的計劃。其次，如果三體已高度民主，是否攻擊地球，應該由三體人集體投票決定，但顯然在那關鍵時刻，攻擊命令是三體元首直接下達的。三體世界有過因“文明主義社會”毀滅的教訓，不會毫無反思地接受地球文化。最后，真實的三體文化究竟什么樣子，人類其實不得而知，“三體世界本身仍然籠罩在神秘的面紗中，幾乎沒有任何關于那個世界的細節被傳送過來。三體人認為，自己粗陋的本土文化現在還不值得展示給人類”(3，104)，而“粗陋的本土文化”對三體人來說才是重要的，才是需要隱藏的，他們清楚，輸入地球的“反射文化”是致命的麻醉劑，它將會在人類“最后的社會”中塑造一個又一個“末人”。

　　《三體》電視劇中的三體人形象

　　三體世界并沒有完全人文化，而是保留了“樸素主義”傳統，盡管這是一種冷酷的“樸素”，卻是歷經無數次毀滅和重生的三體世界的主動選擇。在恐怖的威懾平衡中，三體在“樸素”基礎上引入“人文”，在集中基礎上引入民主，以便在威懾紀元形成對地球的競爭優勢。這一變化讓三體世界更有彈性。至此，三體世界有了“菊”與“刀”兩副面孔。而地球人則只有一副姣好但也柔弱的文明主義面孔。相對于地球世界總是搖擺于兩個極端(要么民主，要專制;要么人性，要么獸性;要么精英，要么庸眾......)，三體世界開始注意文明與延續、樸素與人文、民主與集中的辯證平衡。三體世界“菊”與“刀”的兩面，由三體世界的大使智子完美體現出來。

　　智子是一日本少女形象，劉慈欣的這一設定(包括對三體世界“恥感文化”的描寫)，意味深長[15]。兩個文明和平交往時的智子，身穿素雅和服，頭插小白花，癡迷茶道，沉醉于“和敬清寂”之境界。這位少女大使可愛又禮貌，無害而美好。“這時，程心已經忘記眼前是一個外星侵略者，忘記在四光年外控制著她的那個強大的異世界，眼前只是一個美麗柔順的女人。”(3，105)但這只是一面。當水滴疾速向地球飛來，程心扔掉引力波發射器之際，智子已與之前判若兩人，“她身穿沙漠迷彩”，圍著“忍者的黑巾”，“背后插著一把長長的武士刀”，“英姿颯爽”中透著“美艷的殺氣”(3，144)。為了恢復保留地澳大利亞的社會秩序，智子直接訴諸暴力，用滴血的武士刀教訓人類:“人類自由墮落的時代結束了，要想在這里活下去，就要重新學會集體主義，重新拾起人的尊嚴。”(3，158)三體人并不敬畏地球的“文明主義社會”，相反，是深深地鄙視。

　　漫畫中的智子形象

　　所謂“樸素”并不等同于專制(專制并不意味著樸素)，也不是不要文明，而是要避免一種爛熟的文明病。正如宮崎市定對“東洋的樸素主義民族與文明主義社會”的觀察:

　　文明社會的先進文化影響著周圍的野蠻民族，同化著周圍的野蠻民族。然而，野蠻民族在文明化的進程中并不是沒有任何犧牲的，他們失去的往往是本民族最為寶貴的東西。我將這種最為寶貴的東西叫作“樸素性”。文明社會表面上繁花似錦，香氣四溢，但其內部卻不乏光怪陸離，詭計多端。文明社會的種種弊端，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是很難察覺到的，而尚未受到文明的毒害、尚具純真性的野蠻民族從外部卻能看得非常真切。[16]

　　宮崎市定對元朝蒙古人接受喇嘛教和中原文化后“野性的樸素”的消失非常遺憾，認為那些東西“傷害了政治”[17]。相比于清王朝貪圖安逸喪失了樸素性，相比于歐洲社會“也在不知不覺中向純粹的文明主義社會變質”，其弊端已在毒害社會，宮崎市定驕傲于日本的“樸素主義精神”尚未泯滅:“我國的國民成功地將科學移植到了日本，以至于最終掌握了如何使文明生活和樸素主義相互協調的關鍵。”在他看來，明治維新的成功正是做到了樸素與文明的平衡，而“建立一個近乎完整的樸素主義社會”，正是“東方社會對我們的希望”[18]。宮崎市定的觀點雖然可被用來論證日本入侵東亞文明主義社會的所謂正當性，但不妨礙文明與樸素辯證法的啟示意義。

　　宮崎市定《東洋的樸素主義民族與文明主義社會》，平凡社1989年版

　　《三體》第三部寫威懾大廳中的羅輯，目光威嚴，“穿的整潔的黑色中山裝格外醒目”(3，131)。當羅輯決定穿“黑色中山裝”踐行使命，他一定悟出了樸素與文明的辯證法，這是真正“明心見性”的時刻。他或許從這件已消失了兩百多年的衣服中，感受到一股剛健質樸的力量。穿“黑色中山裝”的羅輯，“我將無我”，凜然不可侵犯，以劍客的目光逼視著三體世界，“這目光帶著地獄的寒氣和巨石的沉重，帶著犧牲一切的決絕，令敵人心悸，使他們打消一切輕率的舉動”(3，132)。在沉默中堅守了半個世紀的羅輯，終成不可戰勝的圣斗士，“他的勝利無人能及”(3，134)。“黑色中山裝”并非圣物，沒必要夸大，它僅在象征意義上聯系著一個遙遠的樸素主義時代，但卻也展示著與病態文明主義及極端個人主義決裂的姿態，三體世界一定能深得其味。

　　“地球往事”三部曲讓地球處于緊急狀態，然后順著“人性”向前推，投其所好，給出最好的因，結出最壞的果，以宇宙視角觀察著小小地球的“最后的社會”:看它起高樓，看它宴賓客，看它樓塌了。這也是從當下推演未來，反思“現代社會”，在歷史的終結處，想象一種容納“樸素主義社會”的可能，在“樸素主義”與“人文主義”的辯證中開出新路徑。逃向太空的“藍色空間”號應實行什么樣的社會制度，章北海的決定是:既非三體世界的專制社會，也非地球的“文明主義社會”，而是嘗試建立一個能平衡個人與集體、民主與集中關系的社會，“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實踐和探索的過程才能為星艦地球找到合適的社會模式”(2，405)。如此，歷史并不必然非此即彼，就沒有終結。

　　三、“初人”與“末人”

　　福山意義上的歷史終結后的社會，就是一個“文明主義社會”。宮崎市定在與“樸素人”的對比中歸納“文明人”的特征:“文明人有文明人的教養，樸素人有樸素人的訓練;文明人善于思考，樸素人敏于行動;文明人是理智的，樸素人是意氣的;文明人情意纏綿，樸素人直截了當;文明人具有女性的陰柔，樸素人具有男性的剛強。更進一步說，文明人崇尚個人自由主義，樸素人囿于集體統制主義，總之，在幾乎所有的方面，兩者都表現出了相互對立的特征。”[19]而盧梭所謂科學與藝術腐蝕尚武精神、敗壞風俗，也是在說“文明主義”的負面作用，背后也聯系著兩種社會兩種人[20]。如果說宮崎市定、盧梭的分析稍顯粗陋，那么福山則試圖從哲學、心理學層面對“最后的社會”中“最后的人”進行思考。

　　歷史終結之后，“自由社會最典型的產物”是一種“布爾喬亞的新型個體”[21]。這些“最后的人”專注于身體安全與物質滿足，缺乏共同體意識，自私自利。這是福山贊美歷史終結的最大障礙。“最后的人”，馬克思已從“左”的方面揭露其虛偽，但福山認為最難以回避也最難反駁的是尼采從右的方面的無情批判。尼采認為“現代社會”的造物是一群發明了“幸福”的“末人”，他們的道德、教養和平等意識顯示的是奴隸本性:

　　他們有某種可以自豪的東西。那種使他們自豪的，他們把它叫做什么?他們稱之為教養，這使他們顯得比牧羊者優越。

　　因此他們不愛聽對他們“輕蔑”的話。因而我要就他們的自豪來談談。我要對他們講述最該輕蔑的人:末等人。[22]

　　沒有牧人的一群羊!人人都要平等，人人都平等:沒有同感的人，自動進瘋人院。[23]

　　“末人”固守他們發現的道德價值，失去了創造新價值新道德的超越性。即使在福山那里，“最后的人”也不過是“喪失了激情的自由人”。一切都得到滿足的“后歷史動物”，突然置身于自然狀態下的宇宙文明之戰中，置身于人類文明可能毀滅的歷史進程中，他們會如何應對?《三體》正是基于這樣的問題意識展開社會實驗。《三體》中，“高度民主文明的高福利社會”中生活的“最后的人”，奉行“人文原則第一，文明延續第二”(2，335)，沒有斗爭意志，以自我保存、物質生活與道德原則為全部滿足，而一旦面臨滅頂之災，又只會祈求于救世主和宗教，冷漠理性中潛藏的卻是最大的非理性。抽象“愛”的背后又是牢不可破的個人主義。這些觀念與自三體世界輸入的“反射文化”一起，織成一張布爾喬亞意識形態的天羅地網。這就是為什么劉慈欣認為《1984》中的社會要好于《美麗新世界》中的社會的原因，因為前者通過改變還有恢復人性的可能，而后者則以滿足人性的名義失去了人性[24]。

　　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英文版

　　三體世界在威懾紀元的另一個計劃可稱為“末人計劃”，準確地說，是要在“末人”中尋找代理人，通過干預執劍人選舉確保“末人”當選。因為“最后的人”失去了行動力，更不愿承擔責任，所以第二任執劍人在七個“公元人”之間展開，六個維德那樣不擇手段的惡徒，一個善良有愛的天使。在這一時刻，智子出來鼓動程心競選:“我們女人在一起，世界就很美好，可是我們的世界也很脆弱，我們女人可要愛護這一切啊。”(3，106)。而六大惡人卻勸程心不要參選:“在公眾眼中，最理想的執劍人是這樣的:他們讓三體世界害怕，同時卻要讓人類，也就是現在這些娘兒們和假娘兒們不害怕。這樣的人當然不存在，所以他們就傾向于讓自己不害怕的。你讓他們不害怕，因為你是女人，更因為你是一個在她們眼中形象美好的女人。這些娘娘腔比我們那時的孩子還天真，看事情只會看表面......現在她們都認為事情在朝好的方向發展，宇宙大同就要到來了，所以威懾越來越不重要，執劍的手應該穩當一些。”“難道不是嗎?”程心問。(3，108)這里，劉慈欣并非要觸犯女性主義的政治正確，而是以極端方式揭示“末人”的幼稚病。然而讓人感到壓抑的公元男人，反而激發了程心參選的決心。當然，程心當選，威懾失敗。而這一切都在三體世界的預料之中:“你做出了我們預測的選擇”(3，144)。“宇宙不是童話”(3，145)。最終，人類在計謀和欺騙上也輸給了三體人。

　　在自然狀態的宇宙中，放棄尋求承認的斗爭，就是甘居奴隸地位，然而更可怕的是，宇宙文明博弈是零和博弈，奴隸本身會被肉體消滅，這意味著宇宙文明間不存在黑格爾闡發的那種在主奴辯證法中生成歷史的機會。《三體》設置了這個生存死局，堵死了奴隸“返回自身”成為“自為存在”的可能[25]。宇宙的自然狀態，就是你死我活、做奴隸而不得的狀態，它無法像人類那樣，在地球自然狀態中經歷“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悲劇后，達成社會契約，進而創建一個保護他們的利維坦[26]。宇宙智慧文明的差異首先是物種的差異，人類的“文明主義社會”在宇宙中可能不過是一個特殊存在。

　　這里順便提及一個問題，就是對《三體》中“高科技+專制社會”這一社會形態的質疑，認為高科技不會與三體世界這樣的專制社會并存，“長老的二向箔”顯示了劉慈欣未來烏托邦想象的貧乏[27]。這個話題很有意思。但對它的分析不能僅局限于人類經驗。要考慮到，物種的生理差異是科技發展程度的變量。《鄉村教師》中的碳基聯邦人，他們科技的發達與其信息傳播和接收方式、記憶可遺傳等有巨大關系，這意味著他們更智能，在他們眼中，人類的生理構造非常原始，即使建立了文明型社會，科技也不可能走太遠。同樣，三體人的信息交流方式也有其優越性，而且記憶可部分遺傳。歌者所在的大神級文明，“長老+二向箔”，但歌者有自我意識，只不過他的生理結構使其可以刪掉危害生存的思想，他們的文明詞典中可能根本沒有“專制”、“民主”這樣的詞匯，但這不妨礙他們科技發達。置身于自然狀態的宇宙，人類自身經驗是需要超越的，這應該是“地球往事”三部曲的主題之一。即使在人類文明中，辨析此問題也需要政治經濟學視野。“中東石油帝國”那樣的社會才是專制，還是說一切與歐美社會形態不同的社會都是專制?按照這個邏輯，印度的科技水平應該遠遠高于中國才是。劉慈欣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確實混亂不堪。思想自由可以促進科技進步，但思想自由必須輔以利益訴求，在近代世界，是無“思想”的“奴隸”發明了技術，再經科學的資本化，這才促進了科技進步[28]。市場社會欲望驅動的競爭機制確實可以刺激滿足人性的創新，尤其在民用領域，但當今時代重大科技突破越來越取決于資金投入及其背后的科研機制。

　　那么，如何超克“最后的人”?對于這些幸福的“末人”，尼采大呼“我教你們做超人”，“創造新事物和一種新的道德”[29]，“人是應該被超越的某種東西”，“一切生物都創造過超越自身的某種東西:難道你們要做大潮的退潮，情愿倒退為動物而不愿超越人本身嗎”[30]?但這種瘋狂的權力意志與現代社會的平等訴求背道而馳。福山為了拯救“最后的人”，將尼采的超人轉化為類似貴族精英的“優越意識”，以平衡布爾喬亞的“平等意識”，但其所謂的“優越意識”不過集中于藝術、體育競技等去政治化方面。為了提升“最后的人”的共同體意識，福山又訴諸黑格爾的“最初的人”。

　　“最初的人”為尋求他人承認而斗爭，斗爭結果是主奴關系的確立。在黑格爾那里，主人是獨立的自為存在，而奴隸則為對方而存在[31]，主人為捍衛名譽冒死而戰，奴隸則屈服示弱，因而主人更有自我意識更有人性，奴隸則未擺脫動物狀態，所以導致這個承認也是不完滿的:主人獲得的不過是奴隸的承認，而奴隸則處于不平等狀態。但其后，奴隸通過勞動“返回自身”，有了平等訴求和自由意識，通過斗爭建立的自由國家，主人和奴隸都得到了承認，所以自由國家保留了主人的高貴和奴隸的勞動。歷史因此終結。而歷史終結處，正是馬克思、尼采批判的起點。福山對黑格爾的這番科耶夫解釋，是為了借助“最初的人”喚起布爾喬亞喪失了的斗爭激情，一種“戰爭喚起的德性和雄心”[32]，因為“最初的人”超越動物本能，超越自私自利，可以讓布爾喬亞具有共同體意識。但“最初的人”的斗爭也可能帶來破壞性，所以福山小心翼翼將之控制在一定范圍內。

　　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德語版

　　《三體》中的“最初的人”不同于黑格爾的“最初的人”，因為他不尋求主奴關系;也不同于宮崎市定的“樸素人”，因為他也有“文明人”的一面;更不等同于尼采的“超人”，因為他不蔑視大眾。只是在最低限度上，與他們共享著某些相似的精神品格。《三體》中“最初的人”，是在自然狀態的宇宙中，在危機時刻為挽救地球文明，以非道德的方式開創一條生路，在星辰大海中延續人類文明的人;是“睜眼看宇宙”，超越人類文明經驗，認識到宇宙殘酷真相，為尋求其他文明的承認而斗爭并不惜付出生命的人;是具有頑強意志，在文明沖突的緊急狀態下觸犯布爾喬亞的道德信條，創造新道德新價值的人。“最初的人”的斗爭意志與超越意識不是指向同類，而是針對外星入侵者，與其說他是救世主，毋寧說是面對宇宙神秘黑色方碑的好奇古猿。“最初的人”是英雄與惡魔的混合體，野蠻兇猛，瘋狂有力。

　　執劍人交接時刻，羅輯如“孤獨的鐵錨”般，端坐于“像墳墓一樣簡潔”的威懾大廳。十分鐘后，程心走進大廳。程心看到時間仿佛在這“死寂”的大廳中停滯，她決定首先要讓這個“墳墓”“恢復生活的氣息”，這里將是她的全部世界，“她不想像羅輯那樣，她不是戰士和決斗者，她是女人”(3，134)。在這樣的對比中，作者將兩人斗爭意志的差異不動聲色地刻畫了出來。簡潔樸素的大廳，帶著地獄寒氣的決斗者的目光，以及它們的對立面，構成了一幅“最初的人”與“最后的人”辯論的畫面。

　　在《三體》中，劉慈欣將“最初的人”具象化為一群公元人。維德的出場是從冒犯“文明人”的道德倫理開始的。他問新入職的程心:“你會把你媽賣給妓院嗎?”(3，42)這個不擇手段前進的人，“就像一塊核燃料，即使靜靜地封閉在鉛容器中，都能讓人感覺到力量和威脅”(3，343~344)，他的威懾度爆表，但他參選執劍人并不是要當獨裁者，不是為了滿足一己的權力欲望，而是出于隨時犧牲一切與三體世界一決雌雄的決斗意志;在掩體紀元研發光速飛船并試圖讓星環集團獨立，也是為了他所說的“事業”，這個事業就是為自由而戰，“為成為宇宙中的自由人而戰”(3，381)。苦心經營逃亡，在太空中創建星艦地球的章北海亦復如是。羅輯于危機紀元的最后時刻終于肩負起應有的責任，并在半個世紀的執劍生涯中道成肉身。公元世紀還是學術混混的羅輯最終“明心見性”，體會到“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的斗爭意志，用“最初的人”的威嚴目光警告三體世界:“地球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

　　說到底，開創歷史的“最初的人”，是終結歷史的“最后的人”的鏡像。

　　結 語

　　確實，想象未來的社會形態是最難的，一個超克了歷史終結的總體性社會[33]，一個令人期待的烏托邦，超出了劉慈欣的想象能力[34]。但順勢而為，在歷史終結處演出一場人類生存危機的戲劇，給“現代社會”以警示和痛擊，仍有其現實意義。《三體》顯示，那個假定的“文明主義社會”，仍然存在政治不平等和經濟鴻溝，且充滿了布爾喬亞的虛假意識。未來的社會形態不就是在對宣稱“最后的社會”“最后的人”的反思批判中創生的嗎?

　　《三體》三部曲

　　“地球往事”三部曲為了讓人類意識到黑暗是生存和文明之母，首先破除了普遍主義的宇宙道德觀，然后在宇宙自然狀態下布下零和博弈的戰場。“睜眼看宇宙”，面對宇宙文明之戰，人類文明也是自身的敵人。在此危急時刻，《三體》展開了對“樸素主義社會”與“文明主義社會”、“最初的人”與“最后的人”的辯證思考，一種在“文明主義社會”中容納“樸素主義”，將“最后的人”轉化為“最初的人”的努力。

　　星辰大海中，開創歷史可能性的斗爭，生生不息。

烏有之鄉網站特別附錄：

　　烏有之鄉網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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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今年九月，烏有之鄉將迎來建立二十周年的時間節點，期待那時我們能共同慶祝紀念。近二十年來，烏有之鄉在反對帝國主義（美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詆毀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及革命英烈，否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道路和成就）、反對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化、私有化、買辦化、資本全球化）、反對修正主義（閹割歪曲抹黑淡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共產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捍衛工農兵勞動人民利益、捍衛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斗爭中，烏有之鄉大力弘揚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積極戰斗，走過了曲折復雜的艱難歷程，為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被欠薪民工、碼農等深受剝削和壓迫的勞動人民積極發聲，使得一些愛學習肯思考的勞動群眾及其優秀子弟從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清醒覺悟起來，讓一些積極向上的進步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聯絡了曾經跟隨毛主席參加兩場革命的革命前輩及其優秀兒女、在毛主席生前身后都始終如一保衛毛主席捍衛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紅色衛士、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工農兵學干且頂著逆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先進分子、在后毛時代先后覺醒的中青年朋友、在國際共運陷入低潮時期仍然真心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群體，成為社會輿論場上一個重要的紅色陣地。并且，從這里先后走出了一批一批的紅色戰友，開辟了新的戰線，發展了新的陣地，創建了數家新網站和一批自媒體賬戶，豐富和開拓了紅色陣營，為21世紀中國紅色大潮的發展做出了歷史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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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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