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1 月16 日，大江健三郎來到北京，領取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中國外國文學學會聯合頒發的“21 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2008)微山湖獎”。在日本，大江很少出席頒獎典禮，并且拒絕日本政府頒發的文化勛章。自1994 年從瑞典國王手中接過諾貝爾文學獎以后，這是他第一次親自出席文學獎項的頒獎典禮。

　　這是大江健三郎第6 次訪華。

　　出人意料的是，這次大江訪華很低調，媒體沒有大幅預熱，甚至很少有人知道大江要來。1月19 日，距離中國農歷新年只有一周的時間，北大學生開始陸續離校回家過年。記者在北大論壇上見到一條帖子:大江將于1 月19 日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演講。和以往的演講不同，這條帖子沒有引起關注，校園里也沒有張貼海報。記者提前三天去領票，看到還有厚厚一疊票沒發出去。

　　大江突然來訪，讓京城有些意外。因為自1994 年從瑞典國王手里接過諾貝爾文學獎之后，這位老人再也沒有出席過任何頒獎典禮。這次，讓他千里來京領取的獎項，是人民文學出版社與山東微山縣聯合設立的“21 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微山湖獎”，這是一個新增設的獎項，自2008 年起將用這個名稱連續評選5 年。大江健三郎的新作《優美的安娜貝爾·李寒徹顫栗早逝去》和拉塞爾·塞林·瓊斯的《太陽來的十秒鐘》、亞歷克斯·米勒的《別了，那道風景》三部作品今年獲得該獎。

　　大江說，之所以出席這次頒獎典禮，是希望更多的亞洲人讀他的作品。同時，他向主辦方提出兩個要求，一個是參觀魯迅博物館，親眼看看魯迅創作《希望》的地方；另一個是在北大向學生演講。向年輕人演講，這是大江晚年最樂于做的事情。在要求都得到滿足之后，大江于1月16 日來到北京。

　　魯迅博物館位于北京市西城區阜成門內大街宮門口二條19 號，是魯迅在北京生活的最后一處住所。大江被眾人簇擁著來到時，院里的棗樹長勢正旺。他悄悄地避開人群，在角落，默誦了一遍《希望》全文，然后又面紅耳赤地出現在大家面前，竟有幾分“追星”似的忐忑和興奮。

　　1月19 日上午，大江健三郎來到北大。原定10 點開始的講演，9 點半就擠滿了聽眾。大江的開場白和三年前他在北大附中做的那場演講的開場白幾乎一樣。他說:“每次來中國，我都有幸跟年輕人講話。等我回到日本，我又跟日本的年輕人說起和中國年輕人說過的話。這就是我一直以來所做的事情。”

　　他的語調不疾不徐，淡淡地說:“到這個月底，我就是一個74 歲的老人了，我想，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中國之行。”這話讓聽眾們唏噓不已，散場后，很多人找大江簽名，大江一一工整地寫上自己的中文名字，蓋上夫人為他準備的印章“健”。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2023年3月13日）

　　大江健三郎北大演講:我這一生都在思考魯迅

　　這是我第6 次訪問中國。每次來中國，我都有幸跟年輕人講話。等我回到日本，我又跟日本年輕人說起和中國年輕人說過的話。這就是我一直以來所做的事情。在我心里，一直以來都懷著一個夢想。

　　我在想，不知道是否能夠建立一個共同對話的場所，為了那些在中國聽我講話的中國年輕人，和那些在日本聽我講話的日本年輕人。因為我覺得，沒準兒，要是聽了我講話的中國的年輕人，在某處遇到了另一個聽了我講話的人，然后，兩人發現他們都聽過我講話，于是就交談起來，你對大江的講話有什么看法和感受？從日本來到中國的人們和中國的年輕人之間，還有，從中國來到日本的人們和日本的年輕人之間，可能會需要這樣一個場所。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這個對話的場所可能會在紐約、柏林或巴黎，在那里各自留學的年輕人，因為某種機緣而成為了朋友。

　　然而，隨著因特網在全世界的普及，我的夢想變得更加真實。今天，我在北京大學的講演，如果和在日本，比如說和去年或前年在東京大學所做的講演在主題上有共同之處的話，那么很快在北京和東京之間，在因特網上，就會有很多人以我的講話為基礎自由地展開討論。

　　因特網時代的“語言運動”

　　實際上，在因特網剛開始普及的時候，我在東京還沒有上網，卻到北京和100 個中國年輕人在因特網上進行了一次1 對100 人的對話。那是一個網絡四通八達的電臺，好像是叫“FM365”，對話地點在他們的本部大樓里。

　　100 個年輕人的提問，在很短的時間內被整理成一行行的文字。100 行文字排列在我面前的屏幕上，由我來逐個回答。然后，針對我的回答，他們又提出了新的問題。我就接著再回答。如果要問我這么做是否有什么確實的成果，說實話，我現在還是不得而知。不過，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記憶猶新。當屏幕上放出我的照片，并向網民提問“你對這個日本人的印象如何”的時候，來自因特網上的第一個回答是一個高中女生寫的。她批評我說:“大江先生很土。”“Tu”，寫作漢字“土”，就是“很鄉下”、“很老土”的意思。然后，在這個回答出來之后，網上立刻出現了很多贊同的跟帖。我所在的演播室里的那個大屏幕，一大半都被“土”字給蓋住了。雖然我心里很是失望，但還是覺得，如果通過這種方式，在世界各個地方，利用因特網，讓年輕人有一個共同的廣場，打開溝通的渠道，進行討論，那么，就會出現從未有過的廣泛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這個可能性如今已經發展到何種程度。正如我剛才所說的，我的生活重心并不是上網，而是閱讀書籍。今天聚集到此的年輕人中間，應該有很多人雖身在中國，卻能自由地跨越國境，在因特網上(比如說和東京的學生們)談論著發生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帶的事情。

　　就在我來北京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14 日，星期四，有人提出倡議，號召世界各地的知識分子，在紐約建立聯絡點，通過電子郵件進行聯系。我響應了這一號召，并回信表示自己也要加入其中。然后，我又把這個倡議書轉發給了好幾個朋友，他們都在世界各地，很多人都是因為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直接認識的朋友。倡議這一小規模運動的是一位優秀的鋼琴家兼指揮家—丹尼爾·巴倫博伊姆。倡議書的內容，就是抗議以軍對加沙地帶進行空襲和地面攻擊。盡管巴倫博伊姆是個猶太人，(對他而言，也許正是出于這個原因)卻一直抗議以色列壓迫巴勒斯坦人民，對與站在巴勒斯坦人一邊奮斗不息的愛德華·薩伊德(他已經于5 年前去世了)這個美國的文學理論家一起合作組織的運動產生了共鳴—這件事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以色列的年輕人和伊斯蘭教的年輕人，他們的音樂家聚在一起，以歌德的《西東詩篇》為基礎創作了著名的交響曲，同時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地舉辦了演奏會。本來薩伊德就是我的老朋友。

　　巴倫博伊姆的倡議書想必已經在世界各地召集到了很多的參加者，等我明天回到東京后，我想事情的經過應該都已經送到我那里了。利用電子郵件和因特網的迅速，將世界聯接在一起—對這種新的傳遞方式之下的“語言”的運動，我充滿了期待。

　　大江健三郎在魯迅故居前

　　《孔乙己》與《故鄉》的影響

　　此次我來中國，是來參加由各位所熟知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的一個文學獎項的頒獎活動。更確切的講，是因為我信賴這個文學獎項的評委會，因為我多年的好友都參加了這一活動，我期待著與他們的會面而來到了中國。不過，這個文學獎的決定來得太突然，我還沒有為中國之行做好充分的準備。再加上，到這個月底，我就要成為一個74 歲的老人了，我想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中國之行，于是，我提出要求，希望能讓我做兩件事情，在他們都答應了我之后，才匆匆忙忙地踏上了這次的旅程。

　　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讓我去北京的魯迅博物館，去看看那些自己一直以來都懷疑有沒有資格直接看到的東西。另一件事情，也許給在座的各位添了不少麻煩，我想直接和北京大學的年輕人講話。但是，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幾乎沒有什么時間做準備，所以，我就來說一說從年輕時代到步入老境這段時間里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吧。我一生的工作，就是文學，就是寫小說。在此過程中，“何謂小說？”成了我一生最重要的主題。當然，現在這個問題可能很“土”，很不流行，卻是我今天講話的主題。

　　而且，我多年的夙愿業已實現，我訪問了北京的魯迅博物館，并深受感動，所以，我要從魯迅開始講。我這一生都在思考魯迅，也就是說，在我思索文學的時候，總會想到魯迅，所以，我要從這里開始講起。

　　我第一次聽到魯迅這個大作家的名字，是在我9-10 歲的時候，當時，我還在國民學校上小學四年級、五年級。現在想來，那是收集了從《吶喊》到《野草》等魯迅于北京時期創作的中短篇作品的一本翻譯過來的小書(巖波文庫)。母親很愛看這本書，并把它送給了我。于是，我看到了其中的一個短篇小說，叫做《孔乙己》。

　　母親好像打算在我從國民學校畢業之后，送我到隔壁鎮子的一個商店里去當住店的學徒(我們那兒叫“奉公”)。所以，我想她是為了讓我了解小孩子如何在大人的社會里做事，才給我看了這本小說。通過在酒店里做事的少年的視線，觀察著到店里來的大人們，其中還包括一個叫“孔乙己”的老人。我看了之后覺得很有意思，自己也想成為那個伙計，想像他那樣仔細地觀察大人。

　　然而，在我10歲的時候，日本戰敗了。自從1937 年侵略中國開始，日本發動的太平洋戰爭，最后以失敗而告終。接下來的兩年時間，日本的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新憲法為日本人所有，教育制度也得到了改革。于是，在我生長的地方，在那個叫“四國”的被森林包圍著的小小的村子里，有了新制度下的中學。我就不必像《孔乙己》里面那個講故事的少年一樣，去當學徒去了。

　　上中學的時候，我就一直很喜歡看那本母親送給我的魯迅的短篇集。后來，我升學進了位于我們那個地方中心城市的一所高中，就在那時，母親對我說:“去看魯迅老師的小說《故鄉》！”—母親總是稱呼魯迅為“魯迅老師”。里面寫了很多村里孩子的快樂生活，但是，那些離開村子去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就要過和好朋友“閏土”不一樣的生活。那是很沒意思的。“高中畢業后看樣子你好像打算上大學，等大學畢業了，你就馬上給我回村里來，跟你現在那些好朋友一起來做事，來建一個新村子。這一點你可千萬不能忘記。”—這就是母親對我的囑托。

　　我也打算按母親說的去做，于是，就用鉛筆在筆記本上抄下了《故鄉》結尾那段廣為人知的話—“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大江健三郎參觀魯迅展覽

　　“含著大希望的恐怖的悲聲”

　　然后，我上了大學里的法國文學系，在那一刻，其實我已經違背了自己和母親之間的約定。就算我成了法語專家，我們村里也沒有法語老師的教職。即便在我們縣里的大學里，當時也沒有法語講座。更不要說和四國森林里的朋友們一起干活了，就連在四國地方城市大學里找到工作的希望都沒有。不過，作為一名23 歲的東京的學生，我卻已經開始寫小說了。我在東京大學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篇短篇小說，叫做《奇妙的工作》。

　　在這篇小說里，我把自己描寫成一個生活在痛苦中的年輕人—從外地來到東京，學習法語，將來卻沒有一點希望能找到一份固定工作。而且，我一直都在看母親教我的小說家魯迅的短篇小說，所以，在魯迅作品的直接影響下，我虛構了這個青年的內心世界。有一個男子，一直努力地做學問，想要通過國家考試，謀個好職位，結果一再落榜，絕望之余，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挖掘寶藏上。晚上一直不停地挖著屋子里地面上發光的地方。最后，出城，到了外面，想要到山坡上去挖那塊發光的地方。

　　聽到這里，想必很多人都知道我所講的這個故事了，那就是魯迅短篇集《吶喊》里的《白光》中的一段。他想要走到城外去，但已是深夜，城門緊鎖，男子為了叫人來開門，就用“含著大希望的恐怖的悲聲”，在那里叫喊。我在自己的小說中構思的這個青年，他的內心里也像是要立刻發出“含著大希望的恐怖的悲聲”。我覺得寫小說的自己就是那樣的一個青年。如今，再次重讀那個短篇小說，我覺得我描寫的那個青年就是在戰爭結束還不到13 年，戰后的日本社會沒有什么明確的希望的時候，想要對自己的未來抱有希望的這么一個形象。

　　這個青年，和另一個年齡相仿的女學生，以及另一個學生，三個人一起在大學醫院打工。醫院里養了很多“實驗用犬”，數量不斷增加，造成了一些麻煩，需要處理，也就是要殺掉它們。然后，他們就在專業屠夫的指導下開始工作。這份工很苦很累，還有可能拿不到錢—就在這種矛盾沖突最激烈的時候，“故事”結束了。

　　當下的日本，正籠罩在此次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的陰影之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想要工作卻找不到就職的地方(并不只有年輕人為找工作而苦惱)，于是，“貧困”問題受到了年輕人的關注。從文學上講，就是有很多人又開始讀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這部小說描寫了在極度惡劣條件下工作的貧困的勞動者。小林多喜二生于1903 年。1933 年，在國家權力的迫害之下，被殘酷殺害。我到魯迅博物館，看到魯迅先生寫的悼念小林多喜二的文章，心里又覺得非常地感動。

　　我20 歲時(還是一個在大學里學法國文學的大學生)寫的第一篇小說并不像小林多喜二的作品那樣，深刻而敏銳地反映出當時那個時代的社會現狀，并對其展開了強烈的批判。但是，在這篇小說當中，男學生和女學生展開的下面這段對話，雖然幼稚，卻包含了對我們所處的那個時代和社會的觀察與批判。大家都沉默了。我感到傷口逐漸地痛起來，還悄悄地腫起來。

　　“一共殺了多少只？”女學生問。

　　“七十只。”

　　“還有八十只。”

　　“我們怎么辦？”私立大學的學生說。

　　“回家唄！”屠夫不高興地說著就進木板圍子取工具。

　　我們開始向林蔭路走去。女學生貼近我的身體問我:“喂，疼嗎？”

　　“疼啊！聽說必須打針。”

　　“是夠嚴重的！”

　　“真不輕。”我說。

　　晚霞染紅天邊。一只狗高聲吠叫。“我們曾打算殺狗了嗎？”我含糊其辭地說，“可挨宰的卻是我們這些人哪！”女學生皺了皺眉，干笑起來。我也疲憊不堪，笑了起來。

　　“狗被擊倒，被剝了皮。我們雖然挨了宰，卻仍在徘徊。”

　　“可是，皮都剝下來了。”女學生說。所有的狗都叫起來了。犬吠聲涌向黃昏的天空，從現在起狗要不停地狂叫兩個小時。

　　我的短篇小說就這么結束了。這是一部陰暗的小說。但是，當這部短篇小說登在大學報紙上，我拿到了第一筆稿費的時候，心里卻感到了喜悅。老實說，我覺得自己已經成了一個真正的小說家，并決心今后要靠寫小說為生。之前，我還靠打工、做家教，以維持在東京的生活。幾年后，我回到了四國的森林里，把登有這篇小說的報紙拿給母親看。我相信母親一定會為此感到高興的。

　　然而，母親卻是萬分失望。“你說要去東京上大學的時候，我叫你好好讀讀魯迅老師《故鄉》里的最后那段話。你還把它抄在筆記本上了。我隱約覺得你要走文學的道路，再也不會回到這個森林里來了。但我還是希望你能成為像魯迅老師那樣的小說家，能寫出像《故鄉》的結尾那樣美麗的文章來。你這算是怎么回事？怎么連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沒有？”

　　我想，是的，您說得完全正確。但是，22 歲寫了這篇小說，23 歲發表在大學報紙上，我的心里真的是高興極了，我沒有勇氣接受母親的批評。我是這么辯駁的:“母親，魯迅不只在《故鄉》里用了希望這個詞，還有《白光》里頭也用了，我就是想起了里頭的一段話，才寫出這篇小說的。”說完，我就看到了母親的眼睛里流露出可怕的輕蔑的神情，那種輕蔑我至今還是記憶猶新。母親說道:“我沒上過東京的大學，也沒什么學問，只是一個住在森林里的老太婆。但是，魯迅老師的小說，我都會全部反復地去讀。你也不給我寫信，現在我也沒有朋友。所以，魯迅老師的小說，就像是最重要的朋友從遠方寫來的信，每天晚上我都反復地讀。你要是看了《野草》，就知道里頭有一篇《希望》吧。你看了《希望》嗎？”

　　我坦白說，我沒有看過。那天晚上，我坐了公車，又坐火車，回到了東京。我實在羞于繼續待在母親身邊。這次，我拿著母親給我的書，里面有《野草》全篇，就在夜行的火車上讀了起來。我感到羞愧難當。接下來我要重新開始，我要寫母親說的那樣的小說，像母親那樣的讀者會把它當作是一個重要的朋友寫來的信。我讀到的《野草》中的小說真的是精彩極了，而我的自信卻已經碎成了齏粉……

　　大江健三郎在觀看魯迅的手稿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這次來到北京，我終于做了一件一直想做卻沒有勇氣完成的事情。如今，我已73 歲，從那個在夜行火車上看《野草》、身心都受到巨大震撼的夜里至今，50 年的光陰轉瞬即逝。我來到了魯迅創作《希望》的地方，來到了魯迅博物館。《希望》中引用的那首詩的作者，那位詩人的銅像也在那里。我想要在那個翠竹掩映的庭院里，在心里默默朗誦一遍牢記于心的《希望》的全文。前天，我就這么做了。周圍的人，包括我的朋友，還有攝影師，我從他們面前偷偷地消失了，然后面紅耳赤地又出現在大家面前。

　　他們一定覺得我很不可思議吧。下面的一段引用比較長，但請允許我來讀完吧。中間我會跳過一段，縮短一些。我所記得的是竹內好的譯文，他是日本最好的魯迅作品的譯者。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沒有愛憎，沒有哀樂，也沒有顏色和聲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頭發已經蒼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顫抖著，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靈魂的手一定也顫抖著，頭發也一定蒼白了。

　　然而這是許多年前的事了。

　　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滿過血腥的歌聲:血和鐵，火焰和毒，恢復和報仇。而忽而這些都空虛了，但有時故意地填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陸續地耗盡了我的青春。我早先豈不知道我的青春已經逝去了？但以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墜的胡蝶，暗中的花，貓頭鷹的不祥之言，杜鵑的啼血，笑的渺茫，愛的翔舞。雖然是悲涼飄渺的青春罷，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現在何以如此寂寞？難道連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寫完這一段之后，作者“我”又想起了剛才所說的裴多菲·山陀爾的詩《希望》，然后，就引用那句名言。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倘使我還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這“虛妄”中，我就還要尋求那逝去的悲涼飄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滅，我身中的遲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現在沒有星和月光，沒有僵墜的蝴蝶以至笑的渺茫，愛的翔舞。然而青年們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來肉搏著空虛中的暗夜了，縱使尋不到身外的青春，也總得自己來一擲我身中的遲暮。但暗夜又在哪里呢？現在沒有星，沒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愛的翔舞；青年們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沒有真的暗夜。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老實說，我現在還不能完全清楚地把握這篇文章的意思。但是，在我的老年生活還要繼續的這段時間里，我想我還是會和魯迅的文章在一起。從魯迅博物館回來的路上，我再次認識到了這一點。至少我現在能夠理解，為什么母親對年輕的我所使用便宜的廉價的“絕望”、“恐懼”等詞匯表現出失望，卻沒有簡單地給我指出希望的線索，反倒讓我去讀《野草》里的《希望》。隔著50年的光陰，我終于明白了母親的苦心。

　　小說就是來自重要朋友的一封信

　　剛才我花了很多時間，一直跟大家講我的母親，還有魯迅在北京時期所寫的小說。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夠花很長的時間去讀一讀魯迅包含了深邃而復雜思想的文章，然后，把它當作自己的一部分，一直讀下去。接下來，我就抓緊時間，盡快地來結束這次講演。

　　剛才我給大家介紹了我母親說的那番話，把小說當作是來自重要朋友的一封信來讀。而我在學習法國文學和法國哲學的過程中，發現法國哲學家也說過和母親一樣的話。這位哲學家生于1884年，死于1962 年，名叫加斯東·巴什拉。巴什拉在《天空與夢想》中用一種獨特的方式解釋了“想象力”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這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簡單地說，想象力所創造出來的意象，從文學上說，那就是小說的語言所創造的意象。當然，這并不只是通過閱讀，傳達靜態的、固定的東西，比如美麗的風景或是人物的表情。閱讀小說所帶來的意象，在我們的心中開始生動起來的時候，就是這個意象真正地，也就是小說帶來的想象力真正開始發揮作用的時候。下面我要引用的內容非常重要。

　　這些意象活在活著的語言的生命里。人們通過刷新靈魂和精神那個隱藏在其中的暗號，在鮮活的抒情性中，來體驗這些意象。那些—這些文學的意象—給感情以希望，給這些想要成為人的我們的決心以特別的頑強，給我們的肉體的生命帶來緊張。包含了這種意象的書籍，突然成了我們親密的信件。

　　這些句子一時半會兒可能不太好理解，我將用我自己的親身體驗來加以說明。各位想必都知道，以色列軍隊已經對巴勒斯坦人所居住的狹小的自治區展開了空襲和地面攻擊，死者過千。這些巴勒斯坦人，和從他們那里搶走土地建立國家的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人之間發生了曠日持久的爭端，很多人都對此提出了抗議，或者說是評論。而且，悲慘的狀態持續至今，現在甚至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慘烈場面。

　　看到這樣的報道，浮現在我腦海里的是我相交20 年、5 年前因白血病辭世的一位好友。他是一個美國籍的巴勒斯坦人，他是一個文藝理論家，他的名字叫愛德華·薩伊德。相信有很多人讀過他的大作。

　　我經常跟他直接交談，還在他收山之作的封面上題詞。我對待他的著作，就像是他給我的信和電話一樣，把它們看作是他寫給我的親密的信。他還沒有看到巴勒斯坦問題出現任何解決的征兆，就發現自己身患重癥—白血病。就在他辭世前不久，他身邊的人給我寫了很多信，這些信講述了薩伊德臨終前的情況。這些信中都提到，薩伊德說了一句話，即“作為意志行為的樂觀主義”。

　　薩伊德并沒有預測巴勒斯坦問題會在近期內得到解決。而且，在他人生的最后階段，作為清楚表明自己意志的行為，他說，巴勒斯坦問題終將得到解決，因為這是人制造的問題，也是現在人正在做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最終，雙方會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番話在我耳邊回響，使我想起魯迅先生說的“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身患重病，又面臨異常絕望的時代現狀，魯迅還是說，絕不絕望，而且也絕不用簡單的廉價的絕望去蒙蔽自己或他人的眼睛。因為那才是虛妄。作為意志行為，不，就好比我是站在希望這一邊的—即便這也是虛妄。

　　面對巴勒斯坦所面臨的困難局面，我所能做的只有響應巴倫博伊姆的號召，參加他通過電子郵件號召起來的抗議活動。這位鋼琴家兼指揮家，曾經和薩伊德聯手組織過運動。現在，我一邊做著這些事情，一邊在寫小說，它應該是我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我相信，會有一小部分人，會在世界的各個地方，來看這部小說，并把它當作是寫給自己的一封親密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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