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近日，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曹征路-劉繼明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胡澄就《劉繼明文集》及相關問題，采訪了著名作家劉繼明，現予發表，如有轉載，請注明出處。】

　　胡澄：為什么會想到編輯出版《劉繼明文集》呢？

　　劉繼明：從1984年發表第一首詩歌，1985年發表第一篇小說算起，我的寫作生涯快四十年了。對一個人來說，這個時間夠漫長了，大凡經歷過長途跋涉的旅人，即將到達旅行終點時，總是要回望一下自己走過的路。人生何嘗不也是一場旅行呢？今年底我就要退休了，盡管作為作家，無所謂退休不退休，只要活著，大概就不會真正停止寫作和思考，但專業作家畢竟是一份公職，還是存在從崗位上退下來的問題。所以，將發表的作品分門別類匯集成冊，算是對自己寫作生涯的一次盤點吧。

　　胡澄：《劉繼明文集》一共十卷，分為小說、詩歌、詩劇、報告文學、散文、隨筆、文論和訪談，五百余萬字，差不多收入了您迄今發表的所有作品，無論從作品字數，還是體裁和題材的豐富性看，您都稱得上是一個勤奮多產的作家。您從一個農村孩子，成長為著名的作家，不僅擁有專業作家最高職銜正高二級（相當于二級教授），還擔任過兩屆湖北省作協副主席。從事業成功角度，也稱得上是勵志典型了。請問，您編選文集時，是否有一種功成名就的滿足感？

　　劉繼明：實際上，我不僅沒有您所說的那種“滿足感”，反而感到某種強烈的遺憾。不是對自己所取得的所謂“成就”，而是為我選擇了做一個作家，而不是別的職業比如軍人感到遺憾。我從小就有一種強烈的英雄情結。這種情結跟我少年時代所處的社會環境是分不開的。那時候，我接觸的文藝作品，從電影到小說和小人書以及年畫宣傳畫等等，都充溢著濃厚的革命英雄主義色彩。我從小生活在董存瑞、劉胡蘭、黃繼光、王杰以及潘冬子、小英雄雨來、王二小和草原英雄小姐妹、劉文學這些真實或虛構的英雄人物形象中間。因此，當我開始懂事時，便把參軍當做了自己的夢想。我六歲多時，有個親戚參軍了（我父母的干兒子，我叫他“耀武哥”），看到他穿著嶄新的草綠色軍裝，胸前戴著大紅花，被鄉親們敲鑼打鼓歡送著離開家鄉的熱鬧情景，我羨慕不已，心想將來一定要像耀武哥那樣成為一名光榮的人民解放軍戰士。后來，當我的夢想破滅后，才開始把成為一名作家當成自己的人生理想……

　　胡澄：有沒有一種可能，當時如果您真的實現了“參軍夢”，也可能成為一個作家，畢竟很多“軍旅作家”，如老一代的魏巍、王愿堅，中年一代李存葆、莫言、閻連科等，都是在部隊成長為著名作家的。

　　劉繼明：這個也有可能。實際上，當我成為作協的專業作家之后，也想過作為“特殊人才”引進到部隊去搞創作，可惜沒有找到機會。

　　胡澄：莫言是1975年參軍，閻連科是1978年參軍，但他們似乎一點不感謝部隊的培養，反而極端憎恨那支軍隊以及締造了那支軍隊的領袖和那個時代。

　　劉繼明：這跟每個人的立場有關。毛主席說過，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無論在部隊還是在地方，在城市和鄉村，都不影響他們的立場。我相信我如果真的參軍，成為了一名“軍旅作家”，也還是會走到今天這個立場上來，而不會成為另一個“莫言”或“閻連科”。

　　胡澄：一個做夢都想“當兵”的人，最終卻成為了專業作家，真有點兒陰差陽錯，可見您的“參軍情結”多么執著！那么，在您成為作家之后，這種英雄主義和“參軍情結”，對您是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呢？

　　劉繼明：影響是肯定存在的，但它們不是明面上的影響，而是以潛在和隱秘的方式。比如我性格中很早就形成的疾惡如仇、我行我素，愈是置身困境愈是充滿斗爭精神，都跟這種“參軍情結”不無關系。

　　胡澄：您把“寫作是一種韌的戰斗”當成您的公眾號簽名。而“戰斗”是戰士最寶貴的品格，魯迅先生喜歡將信仰堅定的人稱為“戰士”，網上曾經流傳一首詩《戰士與精蠅——獻給人民作家劉繼明》，其中有這樣的詩句：“精蠅居高臨下騎在人民頭上，把自己當作啟蒙者；戰士把自己當做人民中間的一員，為了他們鼓與呼。”您自己也曾說過，“相對于作家，我更喜歡戰士這個稱號。”這是否可以看做是青少時代的“參軍情結”對您的影響呢？

　　劉繼明：1930年，魯迅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發表的《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提出了左翼文藝運動的戰斗綱領：第一對于舊社會和舊勢力的斗爭，必須堅決、持久，而且要注重實力；第二戰線應該不斷擴大；第三應該培養出大群的新的戰士，并堅持韌性的戰斗，而目標是為著工農大眾。魯迅不但將“培養出大群的新的戰士，并堅持韌性的戰斗”當成“左聯”的目標，而且他自己就是一名向舊文化舊制度進行斗爭的戰士和“前驅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澤東）。所以，與其說我崇尚的“斗爭精神”來自于少年時代的“參軍情結”，倒不如說是得益于魯迅精神的滋養。

　　胡澄：在近四十年的文學生涯中，您是否覺得自己堅持了魯迅先生所說的“韌的戰斗”？

　　劉繼明：同你所說的恰恰相反，在整個八九十年代，我都深深浸淫在新時期文學的氛圍中，包括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引起文壇注目的所謂“文化關懷小說”，也是這種文學理念和思潮的一個組成部分。

　　所謂“新時期文學”，它不僅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分期概念，還是一種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理念，它對應的是作為政治概念的“改革開放新時期”，主流知識界以改開為標志，將新中國分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2008年，我曾經在上海城市文學論壇一次題為《小說與現實》的演講，對這兩個三十年在思想文化上的不同表征，進行了詞義上的甄別：“比較一下所謂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對人的不同定義是很有意思的。我們不妨也從一些關鍵詞入手。在1949年到1979年這段區間，人民、集體、工農兵、無產階級、平等、共產主義等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核心價值符號。那一時期流行的諸如‘個人服從集體’、‘甘當社會主義的螺絲釘’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等口號，王進喜、焦裕祿、王杰、雷鋒以及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一些先進和英雄人物典型，甚至包括一些小說人物如《創業史》中的梁生寶、《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和《艷陽天》里的蕭長春在內，都強烈地體現出這樣一種時代情緒。在這個階段，個人處于一種匿名的狀態，而被消弭到人民、集體和階級這類大詞里面去了。……那么到了1979年后，這種狀況完全顛覆過來了。個人、人性、個人主義、人道主義、個人利益、個性解放、自由、民主、競爭、先富起來、市場經濟等詞匯作為思想解放的標志性符號，逐漸成為新時期的主導詞匯。同時，隨著社會生活逐漸從國家意識形態的嚴厲控制之下脫離出來，個人越來越獲得相對獨立和自由的發展空間，人與現實的關系也從以前的那種捆綁狀態脫節了。這樣一來，以前人們接受的那套提倡為人民服務，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主流價值觀一下子就被顛覆掉了，‘利他原則’被‘利己原則’所取代，個人代替了集體。這是個人話語在新的歷史時期尋求合法性所發出的一個重要信號，也是‘思想解放’的重要倫理基礎。一旦這種基礎得以確立，人與包括政治在內的現實的關系便變得前所未有地緊張起來。所以，那一時期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表現人性論和人道主義的小說大量涌現……”

　　后來，我又在散文《我的激情時代》中描述道：“那時的武大校園真像古希臘時代的雅典學院，空前活躍，各種人文學術講座、辯論和沙龍輪流登場，弗洛姆、薩特、海德格爾、卡夫卡、弗洛依德、尼采、榮格、加繆等思想家和文學家成了萬人景仰的文化英雄，活躍在文壇學界的一些風云人物也經常被邀請來珞珈山演說或講學。每次講座幾乎都座無虛席，如果不提前占位置，只好站在走道和門口聽。作為趕上時代末班車的遲到者，我像突然被卷入一個巨大漩渦那樣，感到有些眼花繚亂，迫不及待地全身心投入了進去……”閃耀在人們心目中的是諸如“自由主義”“現代主義”“先鋒派”這樣一些時髦的詞匯。直到九十年代，隨著市場經濟的啟動，八十年代那種海嘯般的文化狀況，才逐漸被一種日常化個人化的“新狀態”所替代。

　　作為一個作家，我就是在這種與魯迅所說的“戰斗精神”格格不入、甚至大相徑庭的思想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的。這種狀態在九十年代末“新左派”思潮出現后，才開始發生新的變化。

　　胡澄：評論家李潔非曾經在一篇評論中說：我認為劉繼明小說的本質卻是與先鋒派保持著相當的距離，以至于是對立的。這就是我所欲提出的第三個概括，以先鋒之名，而行古典之實。”您怎么看他這種觀點？

　　劉繼明：李潔非是最早對我的創作進行系統分析的評論家，這篇文章發表在1996年第1期的《文學評論》上。他相當敏銳和準確地把握住了我的寫作同當時流行的先鋒文學之間的本質區別。但盡管如此，我的創作還是內在于新時期文學，而不是外在與它們，也就是說，我對九十年代形成的物化社會的批判，使用的仍然是濫觴于八十年代的精英主義理念，而尚未真正擺脫此時業已根深蒂固的新意識形態的籠罩。直到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紀初，我的思想和觀念才擺脫這種新意識形態的影響，真正從新時期文學的氛圍中走出來。之所以發生這種轉變，跟我個人的生活和時代的蛻變都有關系。我曾經在《小說與現實》這篇演講中總結：“有一段時間，由于個人生活中剛剛遭受了一場災難，再加上后來一陣子身體又特別糟糕，所以心里特別虛無，像獨自一人在黑夜里走路那樣，不僅是眼前，連內心里都被黑暗填滿了，覺得什么都沒有意義，就在那段時間，我差點兒也成了一個基督徒，經常參加基督徒的活動，想給自己的內心尋找一個依托，一個活下去的理由。但我最終為什么沒有成為基督徒呢，這主要因為我不愿意放棄我作為一個人的思考，所以大概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寫作一些思想類的隨筆，想自己為自己解開一些疙瘩。經常思考諸如生活的意義和寫作的意義之類聽上去很幼稚，但又是很根本的問題。我逐漸意識到人僅僅解決了內心的信仰還不夠，還得搞清楚支撐我們活下去的這個世界是怎么回事才行。而要搞清楚世界是怎么回事，就得保持一種對此岸世界的熱情，所以慢慢地，我又開始把目光轉回到現實世界中來……”

　　這種思想轉變，使我的創作出現了新的面貌，寫出了一批描寫底層民眾生活境遇的作品，如《請不要逼我》《被啤酒淹死的人》《回家的路究竟有多遠》《小學徒》等。

　　胡澄：青年評論家李云雷曾經在《先鋒的底層轉向——劉繼明小說論》這篇文章中，對您的創作“轉向”進行了具體的分析，他指出：“在我們的時代，劉繼明的寫作是一個異類，但也代表了一種趨向，他的寫作向我們表明了‘先鋒’的當下形態，那就是向‘底層’的轉向。在這里，‘底層轉向’包括以下層次：首先，‘底層敘事’是一種先鋒，是今天的先鋒，在內容上它的探索不再囿于人的內心世界，而是擴展到了更廣大的社會范圍，這是‘先鋒文學’合乎邏輯的發展；其次‘底層敘事’不僅僅是字面上‘描寫與同情底層’的意思，它還應該有更為高遠的追求，有更為豐富的思想資源和藝術資源，在這方面，20多年的先鋒探索為之提供了最為切近的可資借鑒的藝術方式，如果簡單地加以拋棄，不僅會使‘底層敘事’粗糙無味，而且將使我們的文藝倒退到1985年之前，同樣‘左翼文學’的思想資源，也提供了文學與‘底層’結合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我們必須在揚棄的基礎上加以繼承。正是在以上兩個層面，劉繼明最近的創作為我們開拓了一條新的路徑，這是一條正在延展著伸向前方的路，同時也是一條孤獨的路，對這條路探索的成功與否，將決定著未來中國文學的面貌。”

　　在這篇評論中，李云雷看到了您的創作跟主流之間存在的縫隙以及跟左翼文化思潮的契合，并預示了可能出現新的方向。事實上，正是從底層寫作開始，您與主流文學漸行漸遠，逐漸走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道路。這條道路的標志就是長篇小說《人境》的出版。李云雷將《人境》稱為“新社會主義文學”，您也被譽為新社會主義文學的開拓者。能否談談這部小說？

　　劉繼明：《人境》是我第二部真正意義上的長篇小說，第一部是《江河湖》，出版于2010年，體量和《人境》差不多，但這部長篇在我的創作歷程中，只能算是一部過渡性的作品，在這之前，我還寫過幾部長篇，但無論是篇幅和容量，都只能算是放大的中篇。《人境》的寫作時間幾乎從我的青年時代一直跨越到中年，經歷了中國從傳統社會主義體制向市場體制轉型的全過程，我個人的生活和思想也發生了許許多多令人深省的變化。這些變化都寫進了這部小說中，所以我在“后記”中說，是“作者跟當代中國不斷變化的現實一起共同孕育了這部作品”。

　　胡澄：《人境》出版后，盡管沒有獲得茅盾文學獎這樣的官方權威大獎，但影響并不小，不僅入選了“改革開放四十年四十部重要長篇小說”，以及在文學界口碑甚佳的《收獲》年度長篇小說排行榜等幾個榜單，還獲得了路遙文學獎提名獎。評論界給予了很高評價，除了前面提到的李云雷，劉復生在為《長江叢刊》“《人境》評論專輯”寫的“主持人語”中寫道：“《人境》無疑是近年來最值得關注的長篇小說之一，尤其是它所顯示的偏離當下文學陳規與模式的勇氣與寫作姿態，使它卓而不群。小說以強大而充沛的敘事能量，在幾個時代之間建立起既悖反又承接的血緣關系，搭建起粗壯的故事邏輯框架。而在這個由歷史情境構成的戲劇情境中，一個個人物獲得了生動的面目和潛流涌動的內心世界。劉繼明以近乎經典戲劇的嚴謹法度，書寫了一部中國當代的精神史及其演變的辯證法。當馬垃在墳前傾聽兩位精神導師在虛擬中進行的激烈爭辯之時，劉繼明將小說內在的戲劇性推上了巔峰。”

　　青年評論家李松睿也指出：“《人境》是一部特殊的作品，在當代文學熱衷于探索人性之幽微，形式之創新時，《人境》卻繼承了20世紀文學思考社會問題，探索人生出路的傳統。它面向中國社會的現實與歷史，探索農村在經濟全球化格局沖擊下的出路，這挑戰著80年代以來中國人文學界對文學狹窄的理解。通過對比《人境》與《創業史》……盡管《人境》體現了作者鮮明的左翼立場，但它的深刻之處在于面向變動的現實生活，使多種思想并置，辯難，交鋒，為思想提供成長的空間與可能。”

　　在《人境》研討會上，著名評論家陳福民認為，“《人境》所呈現出來的努力和抱負受到了關注，在相當程度上也贏得了與他無論在藝術理念或者思想上有認同感的很多同道的支持，這是中國當下文化多樣化中很重要的一支力量。其實不用這么繞，簡單說，關于左翼運動也好，關于中國當代或者現代史的這樣一種表達也好，在當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當中，多年來一直受到壓抑，但在這種壓抑當中，仍然有像繼明這樣的頑強的表達和生長，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真的可以套用一句俗話，叫不問成敗，這種表達本身就是為歷史留證據，我們五十年之后重新檢討這樣的一個歷史階段，如果沒有這種表達和這種聲音，那么這段歷史就是恥辱，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上，繼明的《人境》與中國社會主義文學也好，與整個共產主義運動也好，社會主義運動也好，是內在關聯的。”

　　我百度了一下，關于《人境》的評論文章不下三十篇，有的還是發表在權威的評論期刊如《文藝報》《文藝理論與批評》《南方文壇》《當代作家評論》《小說評論》等。著名作家韓少功在和您的通信中說：“敬佩你的關懷、思考、勇敢以及想象力，如李云雷所說，是一種“新社會主義”的指標性立言之作，前所未有的烏托邦重建，全方位的清算與求解。在這個意義上，這樣的寫作本身就是大功德，是我十分感動的。這本書的話題性，很可能是長久的、廣泛的、深遠的，遠超我等預料……”

　　除了文學界的影響，《人境》還贏得了許多普通讀者的青睞。在當當網、亞馬遜等網上書店，這本書炒到了每本一百多元還供不應求。豆瓣一位讀者評論道：“長久以來，我不僅不愛看國內的電視劇和電影，而且也遠離了國內的文學作品。不是簡單地覺得國外的月亮比較圓，而是一次次地覺得失望，對有些作品甚至覺得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所謂的先鋒和后現代或者常常讓我不知所云。而劉繼明的《人境》仿佛是層層堆疊的砂礫中的一顆珍珠，讓我相信中國的文學未死，讓我相信文學的力量竟然如此強大。……我覺得這本書可能是改開以來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一本書。”一位叫“人生在線2018”的網友甚至稱贊您是當代的茅盾。這種情形有點像當年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和曹征路的《那兒》。如果說在底層文學代表作家中，您的面目還不是那么清晰或突出的話，那么，是否可以說，《人境》的誕生，確立了您在中國文壇不可替代的地位？

　　劉繼明：對中國的主流文壇來說，這本書是無足輕重的，幾乎像不曾存在過一樣，跟前幾年某個人宣稱的那樣，對他們來說，我這個人“壓根兒就不存在”。實際上，從《人境》開始，我就已經跟主流文學背道而馳，漸行漸遠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包括《人境》在內，我的寫作已經外在于新時期以來形成的那個等級嚴密而僵化顢頇的文學體系，成為了一種類似異物的存在。在歷史虛無主義、現實虛無主義和商業虛無主義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像《人境》這樣無論在形式給還是內容上都充滿了異質性和叛逆性的作品，能夠發表和出版就是奇跡，遑論受到真正的歡迎呢？如果放到現在，也許會跟曹征路的《民主課》一樣，壓根兒就出版不了。

　　對于這一點，曹征路似乎比我體驗得更真切，看得也更透徹，或者覺醒得更早一些。他的代表作《那兒》盡管被公認為底層文學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卻一直受到排斥，對主流文壇來說，曹征路也“壓根兒就不存在”。他后期創作的反映文革的長篇小說《民主課》，一直沒有在大陸發表和出版過（只在我主編的《天下》雜志選載過部分章節）。多年前，曹征路就在一篇訪談《繼續革命，還是告別革命》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三十多年來，文藝在我們國家基本上已經被改造成資產階級用來愚弄人民的工具了。80年代西方文學進入中國的時候，被簡單地理解為反傳統、反權威，而現代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卻被遮蔽掉了。”

　　但盡管如此，我并不感到悲觀，反而為自己的的寫作能夠擺脫主流文壇的規約和收編而慶幸、欣慰。這是我在編選文集時最強烈的一種感受。我甚至覺得，我四十年來發表的數百萬字作品，從底層寫作到《人境》才有了些價值，而此前的大部分作品，都應該付之一炬，沒什么保留的意義。我之所以編入文集，純粹是敝帚自珍，出于對過往歲月的一種緬懷和紀念，僅此而已。

　　胡澄：幾年前，您曾經獲得過進步文化網的年度杰出作家獎，頒獎詞中寫道：“劉繼明不是一個‘坐而論道’者，而是一個追求‘直接行動’的知識分子，近年來，他因公開舉報文壇腐敗勢力，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并受到各種打壓和報復。2019年出版的《辯護與吶喊》一書，是劉繼明在新世紀以來發表的文論和隨筆的結集，‘他有立場，但并不以立場標榜;他有學問，但并不炫耀知識或理論;他有才華，但更吝于筆下生輝，舌粲蓮花。他只是樸素地鋪排史實、洗凈污痕、凸顯邏輯、昭彰天理’，是他作為一個‘喚醒良知’的‘吶喊者’，力挽狂瀾而不能的杜鵑一鳴”(孔慶東)。

　　有評論指出：“劉繼明與方、陳團伙在一個比較有限范圍里的交鋒，正是2020年那場群眾性的、全網性的大張旗鼓的反公知斗爭的預演，或說序幕。劉繼明不僅是反公知的斗士，而且是反公知的先鋒。他正是以某種‘第一人’的姿態，觸碰到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的核心，實際揭開了2020年那場群眾性運動的序幕。”戲劇性的是，一方面您被主流文壇進一步打壓和排斥，另一方面卻受到了民間左翼文化群體和眾多普通網友的支持和擁戴。幾年過去了，您現在如何看這件事呢？

　　劉繼明：我曾經在《致你們》一文中說過：“我將對一切邪惡力量的反抗，為爭取一切被壓迫和損害者的權利而吶喊，當做我寫作的全部意義所在。在這個處處充滿不公的世界，在強者與弱者之間，我會近乎本能地站在弱者一邊。因此，當文壇墮落成一個蠅營狗茍的名利場乃至‘鐵三角’的一部分時，我毅然擲出了手中的投槍。從那一刻起，我不再只是一名作家，而是成為了一名戰士或游擊隊員。是的，游擊隊員，意味著我不會遵守他們劃定的所謂‘底線’，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式與他們‘作戰’。詆毀、報復和謠言不僅不能使我退縮半分，反而會激發我內心深處潛藏的勇氣。既然我能一次一次獨自面對群狼撕咬，別說敵人的中傷，就是智識階級乃至所謂‘同一陣營’的冷眼，我也毫不在乎。相對于那些被失業的工人、被失地的農民、被失蹤的青年以及被車禍、被死亡的舉報者，我已經很幸運了。”

　　這件事不僅深刻影響了我的思想和寫作，而且改變了我的生活軌跡。如果沒有這件事，我可能像郭松民說的那樣，仍然經常“道貌岸然、法相莊嚴”，心安理得地坐在主席臺上，享受著各種虛與委蛇的奉承和光環，對主流政治文化抱有某種“療救”的希望，而不可能找回少年時代曾經葆有，此后多年幾乎遺忘和丟棄的“初心”，回到自己所屬的那個階級，并且像《人境》中的馬垃，有一種風凰涅槃、重獲新生之感。

　　胡澄：2021年，您在清華大學“短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化革命”學術工作坊圓桌發言中，提出了“中間政治”和“中間文學”的概念，能否具體闡釋一下？

　　劉繼明：所謂“中間政治”，是指世界在長達一個世紀的左右沖突后，陷入了一種周期性停滯甚至倒退。在這個周期內，各種新的舊的價值混雜在一起，讓人真假不分，是非難辨。這是一個假貨盛行的時代，正如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和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在對談《進步的復辟》中說的那樣：“這是一種奇怪的革命，它恢復過去，卻把自己打扮成進步，把倒退本身改變成進步的一種形式。它做得如此好，以致那些反對它的人反而被弄成倒退者。這是我們兩個都在忍受的處境：我們隨時要被當成過時者、"曾經"者、倒退者……”用我的話說就是：“中間狀態”的政治（或曰“中間政治”）跟一切“右”的或“左”的政治形態不同，不像處于上升時期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那樣，具有鮮明的階級屬性和遠大政治理想，在價值觀上曖昧含混、在行動上猶疑不定，警惕和拒絕任何帶有左右標簽的政治實踐，把保守主義、實用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精英主義混搭在一起，以民主的名義壓制民主，以革命的名義否定革命，構建出一種超階級的共同體意識形態。“中間政治”能否擺脫治亂循環的周期振蕩，取決于在多大程度上平衡階級矛盾——盡管按照馬列毛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和矛盾論，它是很難實現的。

　　胡澄：那么，“中間政治”在文學上有哪些表現呢？

　　劉繼明：任何文化都離不開政治的影響。正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上升時期都曾經產生過輝煌燦爛的文化，涌現過許許多多體現本階級審美理想的文學作品，“中間政治”形態下同樣也會產生中間形態的文學，我稱之為“中間文學”。“中間文學”允許甚至宣揚形式上的“多樣化”，但在價值觀和立場上卻像“中間政治”希望掌控對現實和歷史的全部解釋權、命名權那樣，警惕和拒絕任何偏離主流意識形態的傾向和探索，視其為異端，并不惜通過一切手段將其區隔和屏蔽掉，因而不僅喪失了“連接感性和理性的想象力”，而且喪失了連接現實和歷史的想象力，由歷史虛無主義掉進了歷史犬儒主義的泥淖。

　　同無產階級上升時期剛健質樸、生機勃勃的文學相比，“中間文學”是平庸保守的。中外文學史上一切杰出的作家和作品，無不源于其對既定文化秩序的大膽冒犯和挑戰，因此，“中間文學”只有突破“中間政治”的思想禁忌，才能在感性與理性、現實與歷史之間建立起新的想象力，而這往往意味著“中間政治”的平衡狀態將再一次被打破。

　　胡澄：近年來，您除了將主要精力傾注在長篇小說《黑與白》的創作上，還寫了大量的時政評論、隨筆和雜文，體現了一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堅定的斗爭品格，被認為是我國左翼文化戰線繼魏巍、曹征路之后的又一面旗幟和“新時期人民作家”。

　　《黑與白》是您耗時五年完成的一部長篇巨著，灄水農夫讀完書稿后給予了高度評價：“《黑與白》以氣勢恢宏的結構，嚴絲合縫的布局，生動豐滿的人物，層層遞進的情節，驚心動魄的事件，構成自然天成、深邃宏闊的敘述，堪稱人民現實主義文學的顛峰之作，是一部形象化的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史，它的誕生，開啟了人民文學的新航標。”讓人充滿期待。能否談談這部小說？

　　劉繼明：魏巍曾經說過，二十一世紀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受難的世紀。在這種境遇下，如果有誰被視為左派或“旗幟”，非但不是一種榮譽，而是意味著更大的風險和考驗。

　　關于《黑與白》的寫作緣起和經過，我已經在《時間的證詞》中介紹過，這兒就不贅述了，我只想重復其中的一段話：“沒有近些年的經歷，就不會有《黑與白》。就個人而言，這是對我近四十年文學生涯的一次總結；對于文壇而言，則是一部遲到的告別之作，對我來說，這種告別在五年前甚至更早時間就發生了。欣慰的是，我創造了一個比《人境》更豐富、廣闊，也更復雜的藝術世界，當我寫完最后一個字，意識到就要跟小說中的人物告別時，心里竟產生了依依不舍的感覺。我創造了他們，他們也創造了我，我把自己當成了他們中間的一員，并體驗到了一種巨大的快樂。”

　　胡澄：謝謝。祝賀《劉繼明文集》出版，也期待《黑與白》早日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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