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不過是人類馳騁想象力的曠野，但是在這個曠野當中，電影《流浪地球》系列電影為中國人在這個曠野中留下了自己想象力的烙印。想象是對現實的否定，是故當我們馳騁自己的想象力的時候，就是嘗試建構現實當中沒有的東西。

　　所以，科幻作品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幻想，而是對可能世界的建構：圍繞著科學技術，建構一個在現實當中不存在，但是卻可能的世界，所以科幻是直指世界觀和意識形態建構的。當代科幻的底色是政治哲學，其思想根源是與《理想國》、《烏托邦》、《新大西島》一脈相承的。通過文藝作品建構幻想的世界否定現實，通過理性的探索為未來人類社會的尋找出路，這是文藝批判的一條傳統進路。

　　科幻就是這條道路的繼承者，科學不過是理性在當代的化身。今天，《流浪地球2》作為中國科幻電影的標桿加入到這條道路當中，同時也通過我們中國人的想象，加入了我們中國人自己對可能世界的理解。這個理解起點是災難，理解了這個起點，也就理解了我們中國人向未來世界許諾了什么。

　　危機：中國傳統政治敘事的歷史起點

　　歷史不是簡單的時間延續。時間是量變的、均值的、連續的，永不停歇的；而歷史是質變和量變的統一，質變的臨界點就成為了某個歷史時期的開端，而中國傳統政治敘事是以危機為開端的。比如：大禹治水是中國走向政治文明的起點，1840年是中國從古代走向近代的起點。

　　質變是量變的開始，中國的歷史敘事是從歷史的質變那一刻開始講起的，一般而言，質變點體現為危機，自然危機、政治危機、民族危機等等。由于歷史理性早早的覺醒，中國傳統政治哲學范式是以歷史為線索，是質變和量變的統一。質變的臨界點就成為了某個歷史時期的開端，而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是以危機為開端的。

　　中國人關于歷史最初記憶來自于危機，滔天的洪水和大禹帶領人民艱苦卓絕的奮斗，“鑿伊闕，通龍門”，“胼手胝足，平治水”土，最終實現人類歷史上超越任何史詩神話的奇跡。中國政治文明的開端，是孔子筆下“禮崩樂壞”的春秋，是老子筆下“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亂世，正是為了彌平這個亂世，中國開啟了諸子百家時代的思想狂飆猛進的時代。最終，找到了政治最為底層的邏輯，理性（王道）和暴力（霸道）的結合。

　　近代中國歷史的開端是1840年鴉片戰爭，是珠江口英國人的隆隆炮聲，是李鴻章奏折當中急呼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世界歷史跨過了萬里長城。亡國滅種的危機，讓“五四風雷”炸響古老民族的耳畔，開啟新民主主義革命。

　　這種歷史量變質變的過程，是與馬克思主義不謀而合的。在歷史唯物主義中，人類的歷史因為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最終呈現出社會形態的更替，歷史的起點是革命，終點是社會危機（也可以理解為危機-革命-常態的循環）。不過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敘事比中國傳統政治敘事更為高明的是，中國傳統政治敘事不能解釋人類社會的進步，馬克思主義系統的說明了人類歷史辯證運動的全過程。

　　所以，清末中國知識分子首先熱情擁抱了達爾文的進化論，用來解釋中國的落后和西方的先進。五四后，在紛繁的西方學說中，中國人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都是圍繞著解決危機這個主題來進行的。

　　《流浪地球》系列電影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政治敘事的產物，突破常態的巨大自然危機迫使所有的人擱置其他的政治主題，共同面對危機。而危機本身也就迫使所有人必須放棄日常的矛盾，面對的政治主題本身，進行一種集體的政治實踐。在這種政治實踐的基礎上，共同創造全新的未來。

　　西方人不是不知道危機是歷史的質變點，而是在他們的政治哲學當中沒有歷史的維度。基督教的認為災難和危機是量變的終點，危機是人類罪惡積累的結果，所以歷史必然有其終結，這個終結是災難。這種思維顯然是不符合現代社會構造的。所以西方政治哲學的第一任務，是政治的起點，但是由于西方人歷史思維的匱乏，和邏輯思維的發達，他們并沒有在歷史維度上找尋政治哲學的起點。也就是說，他們往往以邏輯推演的形式找到西方政治形態的起點，然而這個邏輯起點在歷史維度上往往屬于虛構。

　　?終結者

　　具體來說，雖然今天的部分哲學家將西方政治哲學的傳統追溯到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但是西方政治哲學界的主流，并不將希臘哲人對政治哲學的討論，作為西方經典政治哲學的起點，而是將一個虛構的邏輯起點作為政治哲學討論問題的起點。

　　比如，羅爾斯的《政治哲學史講義》，就將近代霍布斯的《利維坦》作為西方政治哲學的開始，因為霍布斯首先討論了政治哲學的起點——“社會契約論”。在西方政治哲學當中，無論是“社會契約論”，還是羅爾斯的“無知之幕”，本質上都是通過設想現實政治的起點，依據概念和邏輯的推演來建構政治哲學的理論大廈的建構。一切的政治哲學概念，價值、自由、公平、合法等等問題，都是從這個起點開始進行討論的。

　　這種基于邏輯建構方式的優勢在于，特別擅長對當下政權的合法性做出辯護，具有強大的說服力。只要你承認了“社會契約論”、“無知之幕”這種原始的假設，那么后面的論述在邏輯往往是一環扣一環的接踵而至。得到理性辯護的政權，從歷史的起點到歷史的終結，只是按照邏輯自身的演繹而發展。

　　當然，這種思路的缺點也很明顯，它幾乎無視歷史和現實，它并不關心現實當中的丑惡。丑惡的不斷堆積最后造成的系統性危機，就成為了新的災難的開始。丑惡本身并不被思想界所重視，西方思想界只能通過文藝的方式，以“烏托邦”這種文藝形式，想象一個沒有現實中存在的丑惡的理想社會，從而批判現實。

　　所以，西方科幻主題中有大量的“烏托邦”，或是批判烏托邦的“反烏托邦”題材。而災難在科幻電影當中，往往不具備明顯的政治意義，或者只是披著科幻皮的末日說和宗教傳道。而《流浪地球2》將危機和未來政治結合在一起，足以說明其賦予了科幻全新的視域，也給對未來的幻想重新填上了亮色。

　　未來：克服危機過程中構造新的世界

　　質變是短暫而劇烈的，量變是漫長而平緩的。未來世界的政治常態，是在克服危機的過程當中塑造出來的。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我們的祖先團結在一起，創造了歷史。

　　如果沒有克服危機，歷史就會斷裂，西方的歷史就是斷裂的歷史。在西方歷史的舞臺上，很多民族都曾經作為主角登上歷史的舞臺，但又旋即落幕，此方唱罷彼登場，是西方歷史的特點，即西方史的連續性和西方民族史斷裂性的統一。

　　希臘哲學長于深刻，但是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后，希臘哲人們卻沒有看到希臘文明當時所面對的真正的危機。他們基于理性，對美德和城邦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但是希臘政治哲學的討論并沒有讓希臘文明長久的維系下去，理性的城邦最終被歷史的巨浪所吞沒。

　　基督教的政治傳統同樣沒有真正的被延續下來，系統性的政治危機徹底的消滅了君權神授的政治范式。資產階級革命和啟蒙運動所創造的當代資本主義政治敘事，實際上是存在著兩條不可調和的政治哲學邏輯的：

　　一條主流，是指向當下的，是以霍布斯《利維坦》為傳統的社會契約論傳統，這條思想路徑的主要特點就是，通過猜想假設當代國家的政治哲學邏輯起點，來論證現實社會的合法性。這條思想路徑就像是夜里的燈籠，它只能照亮當下一小段距離，而不能將思想的力量延伸到未來，指導未來人的政治實踐。

　　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當中的國家理論的核心，國家理論的一個主要功能是為國家提供合法性，為某種性質的國家提供辯護，在這個問題的基礎上，再討論如何對國家進行限制，以防止國家的權力侵害個人的權力。

　　另一條是支流，是指向未來的，是以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為代表的，通過虛構理想社會，來否定現實社會。這條思想路徑，就像是手電筒，看似能將思想指向未來，但是卻忽視了理性有其極限。當理性肆意跨越其自身的極限，也必然走向理性的反面，理性自身的危機隨之到來。西方的科幻片，在短暫的樂觀烏托邦主義之后，走向反烏托邦主義，批判“理性的自大”。所以，反烏托邦類科幻電影不僅僅是冷戰時期攻擊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陰謀，也同樣是西方文化自身邏輯發展的必然。

　　?美國電影《極樂空間》

　　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敘事當中，克服危機的過程，同時也是新的政治常態孕育和誕生的過程。當面對滔天的洪水時，大禹“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的政治實踐，最終實現了“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國家統一，人民安居樂業，人與自然相和諧，這一現實結果，是來自于面對危機的政治實踐。

　　當然，現實的政治實踐不是神話故事，與希臘哲學家相比的深刻相比，中國先秦哲人更加敏銳，擅長抓住時代的主題。面對復雜、殘酷、漫長且血腥的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在政治哲學上所討論的核心主題始終只有一個，即如何結束這個時代，開啟一個和平而繁榮的新的時代，因此才會有秦漢的大一統。而后世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所有的政治敘事的歷史起點，都來自于對春秋戰國政治危機的反思。

　　如何克服現實的政治危機，成為了中國思想界幾千年來不斷討論的主題。危機在變化，但是對現實危機的敏銳把握，始終是中國思想界的長項。而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敘事當中，國家的合法性來源于克服危機的正當性，國家的權力也同樣來源于克服危機過程中，人民授予國家的權力，國家只有秉承著這些權力才能克服危機。

　　這種面對現實危機，來謹慎構想近未來社會發展的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我愿意稱之為一種“審慎烏托邦主義”，通過解決現實的危機，從而不斷構造近未來的政治范式。《流浪地球》系列電影就是這樣一種“審慎的烏托邦主義”下的產物，影片沒有構想一個遙遠的未來，一個極度發達的科技社會，而是站在一個似乎在不遠的將來就會出現的近未來，討論近未來當中遇到危機，以及人類如何應對這種危機。所以，《流浪地球》系列電影和《三體》一樣，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西方科幻，而是中國政治敘事之下的中國科幻。

　　人：在危機中創造了新的時代也創造了新的自我

　　在政治實踐當中，具體的個人至少存在這三種可能的角色：普通人、精英和領導者。在克服危機的過程中，人因為政治實踐得而成長，這種成長又促使人在現實當中去構造全新的政治共同體。在中國傳統政治敘事當中，危機凝聚了民眾，鍛煉了隊伍，塑造了領導者。正是經歷危機，才創造了全新歷史，全新的社會組織和管理形態形態。

　　政治是人的政治實踐，而不是概念演繹的形而上學游戲。一個國家，一個政治的共同體，必要要回答的問題是，如何安放每一個人：如何對待普通人，培養什么樣的精英，選擇什么樣的領導人。西方政治哲學最終走向了當下愈發趨于民粹的現實答案。而中國傳統的政治敘事卻以歷史記錄的方式系統的回答了這一問題。

　　政治實踐和日常實踐都是有本質區別的。日常語言當中，我們會說“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但是，在討論歷史的時候，我們也會說“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兩者的區別何在，是在日久當中才能更看清一個人的本質，還是動蕩當中才能看清一個人的本質呢？這個問題的背后是日常實踐和政治實踐在本質上的不同。

　　日常實踐是慣常的、重復的、平和的，他是一種非本真的實踐，是對人生命的消磨，在消磨之中看到人本來的目的。而面對危機時，政治實踐對人的超拔真正顯露出來。政治實踐是敵我斗爭為核心的，就如毛澤東所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在斗爭的過程中，人被拋擲在具體的歷史現實當中，直面死亡和困難。斗爭塑造領導者，斗爭要求領導者，在錯綜復雜的斗爭中，通過無比的智慧創造性的找到解決當下問題的出路。斗爭塑造了精英的道德實踐，殘酷的斗爭要求有人舍生忘死，挺身而出，迎難而上。斗爭也塑造了人民，面對敵人，人民必須拋棄一切個人的矛盾，團結在一起戰勝敵人。

　　《流浪地球2》就描述了中國歷史最擅長描述的過程：危機團結了全人類，鍛煉了那些挺身而出的人，磨礪出最為智慧果決的領導者。

　　結語

　　作為一個普通人，我此生最為幸運的事情，就是在疫情當中，和千百萬逆行者一樣挺身而出。在危機面前我選擇了用災難來塑造我自己。我也在危機中，認識了偉大的人民，看到了我偉大的祖國。

　　當然，就像疫情展現的過程那樣，目前我們也看到了歷史的反復，看到了現實的復雜，看到了面對危機時，我們逆全世界潮流而上付出了怎樣的阻礙和代價。然而正如本文不斷重復的那樣，我們只有在解決危機的過程中才能創造新的世界，重塑自我和群體，“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在危機中放任自流，只會讓歷史重復斷裂的循環。

　　以當下之世界所見，未來可能存在著更為艱苦的斗爭，不論如何，我想，依然會有很多很多的人挺身而出，我也希望自己能堅持這份信念，燃燒生命，點亮人生。

　　電影中，周喆直說到，“你覺得公平嗎？危難當前，唯有責任。”這就是中國人，對全世界的政治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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