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這部根據獲得中國文化最高獎的同名小說改編，又獲得廣電總局支持，在春節期間央視一臺黃金檔開播的電視劇，引起了我的特別關注。因為我比作者大兩歲，又在比作者所在的生產建設兵團更艱苦的農村插隊七年，但沒有他那么幸運，直接被推薦上了大學，是在又當了三年工人后考上了大學。電視劇里描寫的年代我全都經歷過，對其中描寫知識青年和工人的情況也是非常熟悉的。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這一偉大事件，徹底改變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國積貧積弱、受人欺凌的悲慘命運，中華民族走上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壯闊道路。”（習近平《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因此非常想看看這部電視劇是如何反映這件發生在中國“人世間”的大事，而“人世間”又是如何變化。

　　一

　　作者寫《人世間》的目的和思路是什么？他在回答采訪時說“我想講一個故事給年輕人聽，讓他們知道從前的中國是什么樣子，這對他們的人生有幫助。”確實，“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但他的目的是要告訴年輕人“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種救中國的方法和依據。”（來源：國際先驅導報2011年09月15日）所以“就是想將近50年來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直觀地告訴人們。只有從那個年代梳理過來，才能理解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而不是讓年輕人了解他們的父輩“70年來，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艱苦奮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偉大成就。”（習近平《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明明是70年，為什么他要割斷歷史只講50年呢？這極不正常。

　　看來他不愿意讓年輕人知道1949到1969年這20年間里，中國人民翻身當家做主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打敗了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勝利，讓全世界對社會主義中國刮目相看；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鎮壓了反革命，通過“三反五反”打退了資產階級的進攻，積極參加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意氣風發斗志昂揚地投入社會主義建設和革命之中，勒緊褲腰帶共克時艱，在帝國主義的包圍封鎖之下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彈和氫彈，“學大慶”“學大寨”“學雷鋒”使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得到鞏固……。我國的《憲法》中明確了“救中國的方法和依據”，作為全國政協委員，難道就不學習《憲法》？不相信周恩來總理在全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講的，“我們超額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1975年也將勝利完成。我國農業連續13年奪得豐收，1974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1964年增長51%。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全國解放以來，盡管我國人口增加60%，但糧食增產1.4倍，棉花增產4.7倍。在我們這樣一個近8億人口的國家，保證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在這10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1100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沒看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中“建國三十二年歷史的基本估計”，以及《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指出的“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夕，黨領導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

　　他這里說的“80年代以前”就是黨史講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對于這個時期，習近平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創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消滅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剝削壓迫制度，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戰勝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顛覆破壞和武裝挑釁，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以英勇頑強的奮斗向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也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在這個時期里，毛主席黨中央根據中國的特點制定了一系列方法，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到70年代末成為了世界上6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用20幾年的時間完成了資本主義上百年才實現的工業化進程。到上世紀70年代末，社會總產值從1949年的446億元，到第五個五年計劃最后一年（1980年）增加到6619億元，增長了15.1倍，年均增長9.4%。國民收入增長了7.9倍，年均增長7.3%（包括三年困難時期年均-0.4%在內）。（馬洪主編《現代中國經濟事典》，中國社會出版社）而全球年平均增長速度，從1950到1980年是4.8%-2.9%（世界銀行公布的資料）。

　　這條路找錯了嗎？作者又想走什么樣的路，用什么方法救中國？其實作者只要認真學習黨的文件，看看這些公開的數據，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觀點是錯誤的。

　　但他沒有認識到這點，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就在他的作品中，對歷史進行了“扭曲”和“裁剪”。他不愿意告訴青年人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間，中國人民在毛主席黨中央領導下取得的偉大成就，就讓這段歷史中的所有人都不在“人世間”了。整部電視劇里沒有一個地方反映“80年代前”新中國取得的偉大成就的。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任何人都不可能改變歷史和事實。他為什么要這么做呢？從他2011年9月15日接受國際先驅導報采訪時說的“80年代初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把一尊神像從神壇上請了下來，結束了一個神化的時代。現在我感覺到又有一種思潮，似乎要重新把這尊神送回到原來的神壇上。”找到了答案。原來他是怕青年人知道了歷史真相就會“重新把這尊神送回到原來的神壇上”，所以電視劇中只反映人民群眾對我們敬愛的周總理去世時的悲痛——這是無可厚非的而且怎么濃墨重彩地描寫都是應該的，而對同一年去世的，中國人民熱愛、世界人民敬仰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卻沒有一個鏡頭反映人民群眾聽到毛主席逝世時悲痛欲絕的場面。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知識分子，難道不知道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要“永遠保留下去”；“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44，第345頁），民心不可違？

　　最使人不可理解的是，作者本人是一個家庭生活比較困難的工人子弟，是在那“一尊神像”時代享受著幾乎免費的小學、中學教育，又在生產建設兵團受到培養。是因為那“一尊神像”提出“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才被推薦到大學去學習的。難道真像周總理和赫魯曉夫對話那樣，赫魯曉夫說：“出身于工人階級的是我，而你卻是出身于資產階級。”周總理回答說：“是的，赫魯曉夫同志，但至少我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背叛了我們各自的階級。”

　　二

　　因為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意識形態領域的有些陣地并沒有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調侃崇高、扭曲經典、顛覆歷史，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惡不辨、以丑為美，過度渲染社會陰暗面”（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所以我又是抱著審慎的態度來看這部電視劇的。

　　電視劇是從1969年開始的。當時我國面臨的是帝國主義的長期包圍和封鎖，社會帝國主義在我國北部邊境成兵百萬，國民黨反動派一直沒有放棄“反攻大陸”的企圖，我國處在“準戰爭”環境。為了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保衛和鞏固社會主義，全國人民在 “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號召下“備戰備荒”。“三線”建設熱火朝天地進行，城市人口進行疏散，大、中學校的學生到農村去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電視劇不交代這個歷史背景，直接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切入，讓觀眾錯誤地認為這是毫無道理的事情，是“文革”的產物，這樣就達到了 “文革被否定了，上山下鄉走和工農相結合道路也應該被否定”的目的。

　　第一集的旁白：“公元1969年中國幾乎100%的城市人家都面臨著或即將面臨著一種巨大的糾結。自從成為城市人家后從不曾預料到的。”——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事實是這樣嗎？山西省是1973年8月才大規模動員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山西通志》第三十一卷經濟管理志.勞動篇），也就是說，在這之前不存在每個家庭的“糾結”。因為不少子女已經安排了工作，這樣的家庭也不會再“面臨”“糾結”。筆者本人1968年從北京下鄉時，母親對我說：“社會上各種工作都需要人去做，組織上安排你去農村，就說明那里有工作需要你去做，好男兒志在四方。你到農村就是壯勞力，農村的孩子能做的，你也應該做到，不要叫苦。”1972年父親從“干校”回來也說：“你們這些孩子從來沒有吃過苦，就應該到農村去吃吃苦。”我同學的父母大都也是這種態度，未見有什么“糾結”。當然不排除有的家庭有“糾結”，但是從1966年到1979年上山下鄉的知青只占同期初高中畢業生的不到9.5%。說“幾乎100%的城市人家”，不知道這個統計數據是從哪里來的，要達到什么效果？說“自從成為城市人家后從不曾預料到的”。就是說，以前沒有，是突如其來的。而歷史的真相是1957年八屆三中全會原則通過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剛要修真草案》就已經提出了城市的部分中、小學畢業生要“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并且在10月26日的報刊上公布。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了由鄧小平總書記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講解這個《決定》，團中央和各省市都進行了動員，有關部委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與之配合（后來的上山下鄉基本都是執行這些政策）。1965年2月毛主席、周總理、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參加總結《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貫徹一年來的工作經驗和部署今后工作的各中央局和24個省、市、自治區安置辦公室，8個省、市，共青團和中央有關部門的同志。周總理聽取了兩次匯報，提出了對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國家關心，負責到底”。

　　【1962年放棄高考回鄉插隊的女知青侯雋】

　　很長一段時間中央的報刊始終在宣傳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事跡。優秀知青代表邢燕子、董加耕被選為人大代表，毛主席專門請他們吃飯。尤其是1964年黃宗英等著的描寫知識青年侯雋的《特別的姑娘》出版后，周總理還專門接見了侯雋，引起了社會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度關注。而且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1962到1966年全國已經有129.28萬了，1967到1968年又有199.68萬，總計328.96萬（《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人民日報出版社，第258頁）。怎么可能在1969年還“從不曾預料到”呢？

　　看來他受自己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影響，因此在他的這部作品中編造了一些離奇的故事。

　　當年插隊，允許自己聯系插隊地點。但必須是接收地先開出接收證明，派出地才能給她轉戶口，接收地才能按照知青政策給予安排。電視劇中，周蓉不和任何人打招呼獨自一人去貴州插隊的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沒有能夠證明身份的戶口，后來也無法結婚。

　　周蓉在農村自愿當民辦教師，很多知青都干過。但劇中說，她每月有18元工資，就讓人莫名其妙了（當時農村最低生活標準是5元/人·月，城市是8元/人·月）。筆者也擔任過民辦教師，每月縣教育局發5元補助，和社員一樣掙工分，年底和社員一起分紅。如果周蓉每月有固定工資，那就納入編制的公辦教員。她怎么被納入的？

　　劇中說，郝冬梅是作為“走資派”的子女被安排到最艱苦的農村插隊。當時插隊根本不是按照家庭出身來安排去處的。一個知青點，各種出身的人都有。反問一句，作者認為“走資派”的子女應該到什么樣的地方插隊？

　　劇中描寫了一個3歲就開始學鋼琴，與郝冬梅一起在農村插隊的陶俊書被生產建設兵團3師政治部現役軍人姓戴的副主任誘奸了。因為這位戴副主任是“重點培養對象”，被他奸污的兵團的女生不在少數，但因為“證據不足”拿他無可奈何。開始陶俊書也不愿意出面告他，因為郝冬梅將推薦自己上大學的名額讓給了她，她才出面用事實舉報了他。使這位戴副主任被開除黨籍、公職，判刑。此事確有原型，但被處以死刑。不知為什么作者要減輕對他的懲處，而把同樣犯了強奸罪的駱士賓描寫成有愛心的好人。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生產建設兵團歸部隊建制，插隊知青歸地方政府管，二者互不隸屬。說生產建設兵團的現役軍官插手插隊知青調離的事宜，并且以此誘奸插隊女知青，不知作者從哪里挖掘出來的。

　　最奇怪的是馮化成的身份。劇中說，周蓉在大串聯時與他在北京見過面。大串聯是1966年的事，馮化成能夠和她見面說明他當時沒有問題。而在周蓉插隊后的劇情中，說他是“反革命”。“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由公安機關認定，一種是群眾組織認定。前者被捕入獄，后者由本單位群眾監督。而群眾組織無權把自己認定的“反革命”派遣到外地去（一是怕逃跑，二是怕散布“反革命”觀點）。而在第33集馮化成又成了“右派”。“反右”是1957年的事，當時確有將“右派”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的情況，但眾所周知“反右”不是“文革”中發生的事。難道為了使馮化成到貴州農村的事情成立，就編造一個謊言來掩蓋另一個謊言？

　　鄭娟作為女主角，劇中說，她之所以被駱士賓強奸，是為了躲避上山下鄉不得不與涂志強、駱士賓、水自流混在一起造成的。她所以躲避的原因是為了照顧沒有工作靠賣冰棍的母親和半失明的弟弟。后來又根據“政策”不給她安排工作。使人感到她是被上山下鄉政策逼成這樣的。上山下鄉的政策真的是這樣嗎？當時上山下鄉政策規定：年齡不滿16歲的不動員，獨生子女不動員，家庭只有一個子女在身邊，又需要有人照顧或生活困難的不動員。鄭娟的情況不在動員范圍之內。筆者的一個同班女同學，“文革”初期父親病故，母親工資很低，她有3個正在上學的弟妹，家庭屬于生活困難，需要有人照顧，不僅不動員她上山下鄉，還專門給她安排了工作。筆者的一個親戚，因為她的弟弟有小兒麻痹后遺癥，一條腿瘸了，需要照顧，也沒有被動員上山下鄉，而是安排到街道工廠工作。即便按照劇情中說的“一家留一個”鄭娟也屬于應該留下的。

　　用這種歪曲黨的政策來編故事煽情，手段不可謂不高明。而且作者把周志剛一家過年不能團聚，郝冬梅不能生育，玥玥不認馮化成是父親這些有違中國人倫理道德的事情統統歸罪于上山下鄉。因為他認為“知青的十年和文革的十年是重疊的，通過這個題材可以帶出那個年代的一些狀況。我們的文藝不表現這些的話，就會使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從前是什么樣子的”。（2011年09月15日 《國際先驅導報》）正如筆者前面說的，他就是要把新中國從1955年開始到1981年結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歪曲為“文革”的產物，借否定“文革”來否定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根據當時國內外的政治、經濟、軍事狀況共同制定的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這條道路。不敢讓現在的年輕人看到廣大知識青年在走和工農相結合的過程中，轉變了世界觀，推動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提高了農村的文明程度的偉大功績。否定“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為了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反修防修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村狀況如何，對于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關系極大。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既能經風雨，見世面，得到很好的鍛煉，又為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增添力量，有利于密切城鄉關系，鞏固工農聯盟。”（中共中央[1973]30號文件）

　　三

　　其真實的目的是要人們接受他的“任何事情都要用最基本的人性常識去判斷”。“我們一定要達到那樣一種情況，就是讓國外觀眾看完之后，相信這是一部真誠的中國人自己拍的真誠的劇。如果使他們感覺在對待親情、友情、愛情、家國情懷這些方面，中國人和西方人沒有價值觀上的差別，和他們是一樣的，由此使他們對中國人有了一種和以往不同的認知，那我們可以對自己說：我們起碼完成了一件作品。”（2011年09月15日 《國際先驅導報》）

　　“存在決定意識”。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有共同的價值觀嗎？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人與生活在社會主義的人的價值觀可能一樣嗎？很明顯，屬于意識形態的西方的價值觀只能是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價值觀。他就是要這部作品符合西方統治階級的口味。

　　長期以來，西方一直攻擊我們共產黨掌權的國家是專制的，是剝奪人權不講自由，打擊知識分子的。于是劇中就出現了應該念書的，應該成為鋼琴家的被迫插隊，造成了鄭娟那種悲慘的遭遇。本來在大學教書，海外回來的教授被下放農村，而他的住房卻暫時安排給開國少將原軍事學院副院長。（劇中馬守常依然配有專車，因此不會要他搬離原部隊的住房。中央早就規定高級干部即便犯了政治錯誤，生活待遇不變。）劇中，一個學貫中西的老教授住在筒子樓的一間小房子里，著名的詩人為了住房只能寄人籬下，周蓉評上副教授了符合條件也不給分房。只有“混了一官半職”的人才可能有住房。（因為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長，住房是比較緊張，但新中國建立后政府在財政很困難的情況下一直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北京剛解放就改造“龍須溝”，上海、北京、太原等工業城市建設了一片一片的“工人新村”“職工宿舍”，筆者當工人時就經常到自己的師傅和工友家居住的成片的“職工宿舍”區去。大專院校也在不斷地為教師提供新的住房，筆者1977年考上大學后經常到老師家去請教問題，同班留校的同學馬上就分到了住房。作者對這些真實情況視而不見，重點渲染知識分子的住房問題，可謂用心良苦。）鼓吹知識分子只有在西方國家才能有發展，才華橫溢的詩人馮化成被整得只能步入空門。（其實，這完全是他個人理想信念出了問題。）周秉昆的母親聽到馮化成在車站被抓可能是政治問題時，嚇得成了“植物人”。（不知作者從哪里挖掘出來的？）周秉昆因為給《金土地》雜志社提供了馮化成悼念周總理的詩就被抓了起來。（筆者當時在政治部門工作，這種情況屬于“傳播”。周秉昆不是作者，而“傳播”的責任在雜志社。對這種情況，政策只是要求單位對他批評教育，不可能被逮捕。）為了配合西方對我們黨的攻擊，作者完全不顧歷史事實挖空心思地進行編造。

　　共產黨人從來就是講理想信念，講奉獻，講革命理想高于天，用理想信念來教育團結全體人民為實現“初心”完成“使命”而奮斗。西方的價值觀是只講個人主義第一，物質利益第一的實用主義。于是劇中就出現了“現在除了愛情還能信仰什么？”雖然這段話的背景是“文革”，但讓一個共青團員說出這種話，目的何在？真實情況是，廣大知識青年始終沒有放棄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如饑似渴地找各種書學習，馬克思、列寧、毛主席的著作更不例外。筆者本人就是在7年的插隊生活中，看完了《列寧選集》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并且和不少知青交流學習心得。《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中也有反映，所以他在講話中自然而然地引用毛主席和馬列的話。而劇中卻把當時中學生“談經論道、指點江山”，關心祖國的前途、人類命運的熱情說成“幼稚”，說什么“偉人寧折不彎是信仰，凡人寧折不屈是嬌氣”，“真理說多了就成了俚語。”調侃“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抓革命、促生產”。把呂川寫有“不要只顧自己的小日子，要關心國家大事”的信燒掉。公開要普通人不要堅持共產主義信仰——這種堅持是“嬌氣”，要我們不再加強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反復講這個真理就會變成“俚語”。習近平同志說的很清楚“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我們共產黨人的本，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對黨和人民的忠誠。我們要固的本，就是堅定這份信仰、堅定這份信念、堅定這份忠誠。世界社會主義實踐的曲折歷程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政黨一旦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信念，就會土崩瓦解。”（2015年12月11日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蘇聯的解體，不就是首先把人民的思想搞亂，要他們放棄共產主義的信仰嗎？作者在這里想干什么？

　　劇中反復出現了“只要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幸福就是老婆孩子熱炕頭”，“實惠比體面重要”“錢是（一個人）價值的體現”。告訴觀眾，只要認為自己的目的是對的，就可以“送禮”“走后門”，誰要是反對，那這種“清高”就是“虛偽”，而“送禮”“走后門”的行為是“高尚的墮落”。只要在“在不傷害別人利益也不犯法的情況下”就可以“走小道”。不僅不鞭撻“性濫交”，還要社會默認這種丑惡現象是合理的，當“小三”賣淫賺錢都是為了把日子過好，鼓吹“什么都是生意”。上大學的目的就是“離開光字片”“報答父母”“混出個人樣”，公開宣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作者為了符合西方的價值觀，把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傳承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優秀品質全部丟掉了。

　　作者難道就不學習歷史？解放前中華民族之所以不斷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就是因為老百姓幾千年來被灌輸了“只要過好自己的小日子”，根本不考慮國家、民族的命運，造成全國一盤散沙，以致出現了“二戰”中全世界的絕無僅有的“漢奸”部隊比侵華日軍還多！

　　四

　　大家分析一下劇中說的這些話。

　　“好干部的第一標準是要有‘人性’，不然就是缺德”。公然挑戰我們黨要求，干部要把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放在第一位。

　　“人都是有軟肋的”，“共產黨員也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這是不是為貪官污吏張目？

　　“千萬別相信‘是金子總會發光的’”，“機會來了要牢牢抓住”，關鍵是領導看上你。不正是這種要基層干部投機取巧，“唯上”的做法毀了一批人嗎？

　　“發達國家的經驗說明教育是立國之本”。古今中外有哪個國家是靠教育“立國”的？不都是通過暴力建立國家的嗎？統治階級會允許通過教育培養一批人來推翻自己的統治嗎？

　　“只有把教育抓上去了，我們國家才有希望。”不講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用人民的血汗培養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能有希望嗎？

　　“抓教育先進的教育理念最為重要，公辦民辦教育一起抓，齊頭并進”。毛主席早就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個教育理念不先進嗎？用具體“方法”來偷換“理念”，確是很“先進”的。

　　“這世上有和錢沒關系的事嗎？”理想、信念、道德、覺悟和錢有關系嗎？明目張膽地否定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解放拋頭顱灑熱血的舉動。這不是要把群眾的思想引到“有錢能使鬼推磨”那里去嗎？

　　“維護文學的絕對價值，及其尊嚴。”世界上有“絕對價值”這個東西嗎？“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867頁）

　　這部電視劇要告訴我們什么呢？

　　你說“工人階級是領導一切的”，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十九屆四中全會決議）。他就呈現給你一個腦子里根本沒有國家，在企業效益不好的時候盜竊廠里的產品，毆打保衛人員，拆遷時想方設法占國家便宜，喊著“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流氓無產者的口號，只顧過自己小日子的群體。共產黨從工人中培養的“毛著學習積極分子”“三八紅旗手”區婦聯副主任，居然和他人合伙為賣淫提供場所。

　　告訴你，發展經濟只能是像資本主義國家那樣搞“小政府”。企業轉產要靠外國資本家的資金引入。政府要解決工人下崗，改造棚戶區，只有靠民營企業家（資本家），一個好的劇本演出要靠他們，連要安排自己的孩子到國營單位也要靠他們。

　　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前后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因為“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

　　你不是說前后兩個三十年都是共產黨領導的嗎？電視劇就表現：前三十年共產黨用政治運動方式，進行“三線建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來發展經濟，造成了鄭娟的悲劇。后三十年共產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讓工人下崗，自謀職業，不顧工人死活，造成了孫趕超臥軌自殺的悲劇。以致大學就入黨的馮化成，放棄了共產主義的信仰，依叛佛門。

　　作者從“人性論”出發，通過“暴露黑暗”描寫各種悲情，告訴你，所有“傷痕”都是共產黨造成的。其矛頭所指，還不非常明顯嗎？

　　“‘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就是拿中國革命史、新中國史來做文章，竭盡攻擊、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

　　作者是參加了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出席的“文藝工作座談會”的，難道就不拿習近平同志在會上說的“文藝創作如果只是單純記述現狀、原始展示丑惡，而沒有對光明的歌頌、對理想的抒發、對道德的引導，就不能鼓舞人民前進。”當回事？看來作者屬于毛主席批評的“有這樣的一種人，他們對于人民的事業并無熱情，對于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戰斗和勝利，抱著冷眼旁觀的態度，他們所感到興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頌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經營的小集團里的幾個角色。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當然不愿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爭勇氣和勝利信心。這樣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歌者’。”也證明了“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最近從網上看到一篇“似曾相識：從《野百合花》到‘傷痕文學’”，作者不妨看看。

　　應該說這部電視劇的導演是深入生活的，所有演員很好地反映出了角色的內心活動，受到了觀眾的認可。在這里向他們致敬！

　　但我們必須從政治上進行評價，因為“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動的東西，也可能有某種藝術性。內容愈反動的作品而又愈帶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明確要求，對歪曲、丑化、否定黨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人民軍隊歷史的言行，對歪曲、丑化、否定黨的領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對一切違背、歪曲、否定黨的基本路線的言行，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抵制。

　　對于這部“傷痕累累、拒絕崇高、告別革命”的作品，筆者寫這篇評論，就是“要褒優貶劣、激濁揚清，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批評家要做‘剜爛蘋果’的工作，‘把爛的剜掉，把好的留下來吃’”希望“作家藝術家要敢于面對批評自己作品短處的批評家，以敬重之心待之，樂于接受批評。”（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講話》）

　　今年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8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7周年，因此也希望我們的文藝戰線認真落實者兩個《講話》，出更多的好作品，讓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占領輿論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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