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芙蓉鎮——傳統與現代矛盾中的江南小鎮

　　故事的發生地——芙蓉鎮，是一個傳統思想和要素正在瓦解、現代化尚未完全建立的小鎮，這座江南小城映射著傳統與現代、固守和發展之間的矛盾。從芙蓉鎮的角度看，影片的主旨可以理解為“歷史、革命”。

　　從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上看，芙蓉鎮四面環水、幽靜怡人，僅通過幾座橋與外部世界相連，呈現出古色古香的原生態風景，當地的“拱橋”是電影中反復出現的、對劇情發展起到重要作用的物象。從小鎮居民的關系上看，芙蓉鎮與中國大多數鄉村、小鎮一樣，是一個熟人社會，鎮上的常住人口彼此熟悉，所以當陶慕侃帶著蕭澗秋第一次走上芙蓉鎮的街道時，就引來了當地居民的注意和討論，人們對他的身份展開猜測。從更深層次的居民心理和思想意識上看，芙蓉鎮仍處處表現出傳統、封建的特點。蕭澗秋出于同情屢次幫助文嫂和兩個小孩，其中關鍵的一點是他解決了采蓮上學的問題，這本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卻在當地招來了流言蜚語——采蓮被罵“有一個野爸爸”；后來，蕭澗秋與陶嵐的愛意逐漸顯露，鎮上的居民便將三人分別比作“江湖落魄者、孔雀、野鴨”；更有錢正興作為蕭澗秋的同事，為了自己與陶嵐的婚姻可以成功而寫打油詩、到處造謠甚至勸學生不要去教室上課；當文嫂迫于輿論的壓力上吊結束了生命，人們對她的評價又瞬間變為了“正派人”“守節者”……空間閉塞、思想保守、人言可畏，正如陶嵐所說“質樸里面藏著奸刁，平安的下面浮著紛擾”，芙蓉鎮正是當時中國傳統社會的縮影。但是，一些新的因素、新的氣候也在芙蓉鎮興起，這座江南小鎮正接受著現代化的沖擊。例如，三民主義已經傳播到了小鎮里，并引發了以陶慕侃、方謀、錢正興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們的熱烈討論，甚至衍生出“人應當信仰什么主義”的問題，這顯然為芙蓉鎮注入了時代的新要素，展示出其開放的一面。另外，蕭澗秋的朋友從上海寄來的雜志——《新青年》不僅可以作為芙蓉鎮打破傳統的表征，也是蕭澗秋與陶嵐之間深入交流和探討的媒介之一，是兩人之間建立起志同道合的友誼、心心相惜的愛情的重要推動力，這些均說明新的思潮傳播到了芙蓉鎮，并能夠引起當地知識分子們的關注和討論。新鮮時事能夠觸碰到芙蓉鎮，它并不是一座與世隔絕的孤島，相反，這里孕育著改變，革命的潮流已經對其有所沖擊。不過，總的來看，芙蓉鎮所體現出的傳統因素仍然要多于現代感，它正處在變革期——傳統已經開始解體，但是僅僅局限于知識分子群體，尚未波及到廣大群眾和社會層面，所以，現代化并沒有在這里完全建立起來。蕭澗秋本是來芙蓉鎮尋求精神的家園，卻“陷入了是非的漩渦”，最后毅然離去，投身到“時代的洪流”中去，他大抵是去更廣闊、更激進的環境中尋找新的精神出路了。

　　影片截圖1：蕭澗秋初到芙蓉鎮

　　影片截圖2：蕭澗秋在芙蓉鎮街道中被關注

　　影片截圖3：蕭澗秋的朋友從上海寄來《新青年》

　　二、 知識分子——解構與重塑矛盾下的“新人”

　　故事的核心人物是知識分子，他們在經歷了彷徨和迷茫之后，選擇投身時代洪流去追求理想。主角蕭澗秋與陶嵐、文嫂等之間的復雜關系是知識分子與傳統勢力、解構傳統思想與重塑現代社會之間的矛盾。從蕭澗秋和陶嵐的角度看，影片的主旨可以理解為“發展、新人”。

　　蕭澗秋自喻為一只孤雁，他追索、孤獨、具有反抗意識，在影片中的人物性格幾經轉變。初始，作為知識分子的他來到芙蓉鎮以擺脫外界紛繁的現實、尋找寧靜的內心世界。“芙蓉”，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植物，以此為名，芙蓉鎮也被賦予了世外桃源、精神棲息地的涵義。蕭澗秋之所以來到芙蓉鎮教書，一是應老友陶慕侃，也就是芙蓉鎮中學校長的邀請；二是為了給四處漂泊、茫茫然無所寄的身體和心靈一個歸宿。蕭澗秋“跑遍了中國南北”，卻始終沒有發現自己的安放之地，反倒“對城市的生活有些厭倦了”。初到陶家的時候，陶嵐向他請教做人的知識，蕭澗秋的回答卻是：“做人的知識，我還不知道到哪去學呢！”在一桌人吃飯喝酒、談論起三民主義之時，蕭澗秋就對方謀、錢正興和陶慕侃說自己不信仰任何主義。這些話既是客套和禮貌之辭，也是他茫然、彷徨、空缺之心境的反映。電影雖然沒有描述蕭澗秋來到芙蓉鎮之前的生活，卻從言語、回憶、彈鋼琴等多方面傳遞出一個略有消極、甚至逃避的青年形象，與此同時，蕭澗秋來到芙蓉鎮不是“度假”，而是教書育人，“用教育醫治萬萬人”，這又可見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盡管內心彷徨、有所逃避，但他沒有喪失同情心和同理心，仍然保持著正直、善良的本心。面對喪偶的文嫂，他竭力相助，既是出于對已故老同學李文豪的敬意（李：考取黃埔軍校，攻打惠州時陣亡），也是他對文嫂一家的同情和憐憫所致，此處的文嫂可以看做是弱勢群體的代表。蕭澗秋每次對文嫂家做了一點事之后，臉上都會出現如釋重負的神情，他將知識分子的熱情和抱負部分轉移到了對文嫂及其孩子的幫助上，仿佛是在盡某種義務和責任，這也是他緩解郁悶、寄托心靈的一種手段，是他實現自我價值的一種方式。隨后，蕭澗秋對文嫂的幫助引來了鎮上居民的非議，這給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他面臨著不被別人理解和支持和狀況，從“我簡直不敢去了，社會上的閑話太多了”到“我這樣不清不白地走，不是更要惹人笑罵嗎”，蕭澗秋的反抗意識得以體現——盡管流言蜚語不止，但他仍然堅持幫助文嫂，堅持帶采蓮上學，不顧流言中傷和世俗偏見，他用實際行動向傳統思想宣戰，這是知識分子的良知所在、勇氣所在。后來，文嫂的小兒子阿寶因病而死，蕭澗秋勸其改嫁，但傳統的思想禁錮著文嫂——寡婦當守節。為了“從根本上解救文嫂”，蕭澗秋決定娶其為妻，從他自身的角度看，這是他同情心發揮到極致的表現，也是他反抗傳統意識的舉動，但是文嫂迫于舊思想和輿論的壓力選擇了自殺，這讓蕭澗秋自責“我沒救活她們，反而害死了他們”，也讓他重新思考未來的去向。最后，蕭澗秋決定離開芙蓉鎮這個“是非的漩渦”，投身到時代的洪流中去，他終于停止了徘徊，或許是因為他發現芙蓉鎮并不是世外桃源，并無法滿足他的需求和理想；又或許是他明白，僅僅幫助一個文嫂是不夠的，要解放更多人、更多家庭，而這需要整個社會層面的革命，作為知識分子的他，不應居于一隅，而是要投身革命潮流，在其中發揮作用。

　　影片截圖4：蕭澗秋在前往芙蓉鎮的船上

　　影片截圖5：蕭澗秋與陶慕侃等人討論所信仰的主義

　　影片截圖6：蕭澗秋彈奏《徘徊曲》

　　影片截圖7：蕭澗秋與陶嵐就蕭娶文嫂為妻一事的談話

　　影片截圖8：學生王福生輟學

　　影片中的文嫂是可憐的、可悲的。作為傳統社會中的典型婦女，影片中甚至沒有提到她的全名，而是一位依附于男性、家庭的人妻、人母。丈夫過世為她的生活增添了更多悲調，面對兩個年幼的孩子，文嫂獨自一人扛起了生活的重擔。蕭澗秋出于同情給予幫助，但是傳統思想的禁錮、四起的流言讓這種幫助也成為一種負擔，加速了她的崩潰。小兒子離世后，文嫂上吊自殺，她死于傳統，但與此同時，她的死，也昭示著傳統的衰落和瓦解。

　　影片截圖9：蕭澗秋與文嫂一家

　　與文嫂相對立的角色是陶嵐，她是一位進步的女性知識分子，也是影片中另一位“新人”。因為別人說女孩子學不好數學，她就去學理科；因為看到窮人受苦受氣，她就立志做一名律師為窮人辯護；她還對哲學、教育等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接受過現代教育、受到過新思想熏陶的陶嵐自然與蕭澗秋有精神共鳴，他們之間的愛情也是基于精神相通、靈魂契合的愛慕之情。影片中，陶嵐的形象與芙蓉鎮的世風格格不入，她獨立有想法、不屈服于哥哥和母親的權威、敢于追求理想和愛情。但是，在跟隨蕭澗秋出走之前，陶嵐自喻為“籠子里的小鳥”，她說“沒有什么人管我，可我總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外面的世界什么樣子，我一點不知道。我恐怕是飛不出去了。”字面的意思是無法從物理意義上走出芙蓉鎮，更深層的意思是從精神上無法沖破牢籠、走向自由和理想，在蕭澗秋到來之前，芙蓉鎮里沒有能與陶嵐志趣相投的人，在這個傳統已經逐漸瓦解、新思潮陸續滲透的小鎮里，陶嵐的處在進退兩難的困境里，只有蕭澗秋的到來才讓她自如地表達、勇敢地出走，他們是肩并肩的知識分子、革命斗士。更值得探討的是，陶嵐是一位女性形象，這樣的安排既可以和文嫂這一傳統的婦女形成對比，也從側面反映出芙蓉鎮的保守風氣正在衰落，蕭澗秋在起初尚存迷茫和逃避之心，但陶嵐自始至終都表現出渴望學習、追求進步的態度，與文嫂截然相反，她沒有受到爸爸、哥哥等傳統意義上“男性力量”的壓制，正說明芙蓉鎮已經開始走向蛻變、即將步入現代化，一場社會革命、思想革命已經悄無聲息地發生了。

　　影片截圖10：陶嵐隨蕭澗秋“投身于時代洪流”

　　三、 由小說《二月》改編而來，歷史永遠是當代史

　　影片截圖11：影片開頭

　　柔石于1929年完成小說《二月》的創作，小說作為一種文學表現形式，基于當時的社會現實和作者經歷進行描繪和處理。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的大變動、大轉折，廣大青年被喚醒，思想啟蒙和個性解放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但是，理想給他們以希望，現實還人們以苦悶，青年們仍然在苦苦尋找出路——個人發展的問題縈繞心頭，青年應該向何處去？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蔣介石制造了“四一二”慘案，開始了更加野蠻殘酷的反動統治，革命面臨低谷。嚴酷的現實再次給青年知識分子們拋出了一個問題——出路在哪里？他們徘徊四顧，不知所去。柔石的《二月》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完成的，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迷茫心態。盡管《二月》里的故事發生在大革命前夕，但是其中知識分子的茫茫然不知所向可以與大革命失敗后的情形相呼應，柔石利用時空的錯位，將個人和時代的心態表現在文學作品中，是對當時的“歷史”的敘述。

　　時隔三十余年，《二月》被改編為電影，并更名為《早春二月》，一個“春”字仿佛象征著希望、未來，但“早春”二字卻更突出了乍暖還寒的涵義，平添一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意味。電影的創作是對原小說的又一闡釋和解讀，其中最大的改動是蕭澗秋在結尾的心理狀態。在小說中，蕭澗秋雖然也離開了芙蓉鎮，但整體基調是低沉的、感傷的，他“仍是兩月前的一個故我，繼續孤零零地徘徊在人世間”，又回到了來芙蓉鎮之前的心理狀態。電影還原了蕭澗秋稱自己要前往女佛山的情節，根據文獻考證，女佛山可能是普陀山（位于浙江），但小說中的他并未真正去山寺，而是去到了上海。而在電影中，蕭澗秋離開芙蓉鎮是為了“投身于時代的洪流”，整體基調是昂揚的、積極的。如果說小說的結尾，表達了作者對蕭澗秋這個角色的中性態度，沒有表揚、沒有譴責，只是中肯地描述出當時的知識分子茫然、彷徨的一面，那么電影的結尾就帶有了極強的情感傾向，將蕭澗秋塑造成一個有志于革命、心系天下的熱血青年，是基于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時代特征對這一角色進行的二次塑造。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之后，1961年6月，中宣部和文化部同時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史稱“新橋會議”。會議召開后的一年多時間里，中國文藝屆迎來了繼“雙百方針”后又一次短暫的政策調整期和活躍期，文藝工作者深受鼓舞，謝鐵驪《早春二月》的創作也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由此，二次創作中將小說中性、低沉的氛圍改編為積極、高昂的基調也就帶有了特定時代的色彩，刻畫出知識分子的惻隱之心和人格情懷，彷徨的心態自然有過，但最終發現，只有匯入廣大人民參與斗爭才能濟世救民、實現理想。

　　影片截圖12：蕭澗秋離開芙蓉鎮

　　小說截圖1：蕭澗秋離開后的來信

　　從小說到電影，二度創作中所融入的時代因素再次印證了“歷史是當代史”。站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中國，敘述20世紀20年代末期的歷史，而這一歷史是從小說中來，至于小說從何而來、經過了多大的加工和處理，我們已經無從得知。大半個世紀過去了，我觀看和思考這部電影，既是了解20年代的知識分子的困境和茫然，也是從中發掘60年代的時代特征和創作環境，更是給當下的我們——新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們，尋找出路和指引。

　　中國社會經歷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既意味著無盡的希望，也昭示著未知的前路，正如總書記所說，“我們已經走過了千山萬水，但是仍要跋山涉水”。不論何時，知識分子都是社會發展和進步的主要推動力量。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方面，青年知識分子應當扎實學習本領、胸懷遠大理想、不斷刻苦奮斗；另一方面，知識分子本身也是第一次親歷這樣的時代變遷，在現代化的車輪滾滾向前的時候，他們（或是“我們”）也必會經歷思想上的困惑期和迷茫期，也必會反復問自己“青年人的出路在哪里？知識分子的未來在哪里？”如何平穩地度過這樣的處境，小說《二月》和電影《早春二月》給出了兩種答案，是再次回到迷茫中去，還是堅定走入時代的大江大河里隨時代沉浮，我想，當代青年應當堅定地選擇后一種方式，正如影片中的蕭澗秋一樣，盡管在茫然、消極的日子里來到了芙蓉鎮，但并不是前去歸隱，并沒有兩耳不聞窗外事，而是從事教育事業，并用他的悲憫之心救助失魂落魄的文嫂一家；盡管小鎮的流言、文嫂的死、王福生的輟學讓他不堪重壓，但離開芙蓉鎮的他是前去投身革命、拯救更多人。當下的知識分子也應當有此般擔當，彷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蹶不振，要積極投入到“時代的洪流”中，哪怕只是一粒微沙、一顆碎石，也要隨時代而動、應時代而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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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陳學超.談《二月》的時代背景和創作意圖[J].錦州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02):55-58.DOI:10.13831/j.cnki.issn.1672-8254.1980.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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