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沙汀在故鄉安縣“避居”期間完成的長篇“三記”，被看作是國統區現實主義文學的重要收獲，尤其是其中的《淘金記》，對四川戰時基層社會亂象的暴露，達到了相當的深度。當然，在贏得廣泛贊譽的同時，沙汀的寫作也引發了一些爭議，甚至被當作是“客觀主義”“自然主義”文學的代表，批評不僅來自強調“主觀”的胡風一派，包括何其芳在內的友人也指出了他創作上的不足。因而，跳脫“主觀”與“客觀”的爭議，在更大的視野中看，沙汀寫作的不足也與國統區現實主義文學遇到的總體瓶頸相關。1945年底，茅盾在檢討抗戰八年來文藝工作的成果時，提到武漢撤退之后，大后方的政治環境惡化，作家發展出三種主要的傾向，其中第二種傾向是：

　　既然對于大后方和正面戰場的現實沒有寫作的自由，那就寫敵后游擊區，寫淪陷區，乃至“陰陽界”；既然不許暴露最有典型性的罪惡，那就只好寫“小城風波”，寫鄉村土劣，寫知識分子的苦悶脆弱。

　　沙汀（1904年12月19日—1992年12月14日），本名楊朝熙，四川安縣人，中國現代作家

　　如果用這段話的后半段，來概括沙汀抗戰時期的寫作，是大致不差的。對此種傾向，茅盾自然不滿，認為雖有大后方客觀環境的阻礙，但“由于主觀努力之未充分者亦半”，“武漢撤退以后的抗戰文藝即使能夠更多地暴露政治上社會上的黑暗（這是事實上沒有做到的），但若不能充分反映人民大眾的民主要求，則依然不能不被認為回避現實與立場動搖”。[1]在新的形勢下，茅盾對于戰時國統區文藝的評價，或許有些苛刻，但如何突破“暴露與諷刺”的套路，表現歷史變動的新方向，配合“廣大人民的迫切的民主要求”，確實是抗戰勝利前后“沙汀們”面對的一大挑戰。

　　而事實上，沙汀也在嘗試新變，完成于1946年的《還鄉記》就將目光從他熟悉的鄉鎮豪紳、袍哥，轉向在困厄中掙扎的山村，“這樣在他的以國統區農村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中，便第一次出現了表現農民群眾自發反抗斗爭的內容”[2]。在后來的自述中，沙汀多次強調這一調整與1944年冬天的重慶之行以及對《講話》的學習相關：

　　沙汀《還鄉記》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

　　一九四四年冬天，正當貴陽吃緊的時候，因為工作關系，我去重慶住了一個時期。這中間，我第一次讀到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聽到了一些已經學習過這本偉大著作的同志對《淘金記》和《困獸記》的意見，使我有機會認真考慮了一些創作上的重大問題。

　　當我重新回到雎水關鄉下的時候，寫作《還鄉記》的愿望更強烈了。[3]

　　因讀到《講話》才有機會反省創作中的問題，由此有了《還鄉記》的寫作，將自我調整收束于《講話》的影響中，這一追溯似乎太過流暢、妥帖了。假若《還鄉記》的寫作果真受到了《講話》的影響，影響到底發生在哪一個方面？學習《講話》之后，沙汀認真考慮的“一些創作上的重大問題”是什么？《還鄉記》的突破體現在哪里，僅僅體現在農民形象的塑造和“反抗”主題的凸顯嗎？這種突破對于國統區現實主義文學的展開而言，又有怎樣的意義？要深入這些問題層次，對沙汀1940年代中期的文學感知和認識狀態，顯然還要有更耐心、細致一些的分析。

　　“一些創作上的重大問題”

　　有關《講話》在重慶的傳播，已有不少研究進行過梳理，一般會被提到的有：1944年1月1日《新華日報》整版發表《講話》部分內容，后又以《文藝問題》為名出版《講話》單行本；1944年5月，何其芳、劉白羽到重慶傳達《講話》精神，重慶進步文藝界組織多場學習會、座談會；周恩來領導的南方局基于大后方具體情況，以靈活策略展開工作等。1944年冬，在老友何其芳的一再催促下，沙汀來到重慶參加整風學習。他后來回憶，到達重慶的當天夜里，他就去曾家巖50號周公館報到，剛巧碰上“恩來同志邀請部分文藝界同志聚餐，聚餐前顯然還座談過”，內容可能有關延安整風精神，特別是《講話》的主要思想內容。[4]據《周恩來年譜》，1944年11月下旬，從延安回到重慶的周恩來曾“召集徐冰、喬冠華、陳家康和夏衍開會，聽取他們關于統戰、外事、文藝方面情況的匯報，傳達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和文藝整風以后解放區文藝工作的動向”[5]。沙汀的回憶沒有錯的話，他提到的座談會大概就是這一次。可惜的是，他到的時間較晚，只是參加了會后的聚餐。隨后，沙汀在曾家巖看了兩天整風文件，就匆匆搬到“文抗”所在的張家花園。當時桂林失守，日軍逼近獨山，形勢十分緊張，閱讀文件之外，整風學習實際并沒有展開，“也只開過一次討論會，參加的人數不多，發言的更少”[6]。不久之后，沙汀也接受疏散外省文化人的任務，又轉回了成都。這樣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整風學習以及閱讀《講話》的效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整風學習不了了之，形勢吃緊、時間匆忙只是外在原因，置身于國統區的環境中，重慶的文藝界人士是否能準確、完整領會《講話》精神，是更關鍵的問題。胡風就回憶，在一次馮乃超組織的座談會上，談及“培養工農兵作家的問題”，他就引述毛主席指示的“根據地文藝工作者和國民黨統治區文藝工作者的環境和任務區別”，提出國統區文藝工作的任務“應該是怎樣和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和反動文藝以至反動社會進行斗爭”，培養工農兵作家并非要務，也不大可能。胡風也檢討當時的理解片面，忽略了思想改造、普及與提高等原則問題，更忽略了“至少應該從我對黨的態度和關系出發表表態”。[7]然而，對于“環境和任務的區別”的強調，可能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國統區左翼人士的認識。沒有經歷大規模的“整風”運動，脫離了延安和解放區的特定環境，國統區文藝界人士雖然不難接受“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為群眾服務”的原則，但很難洞悉《講話》更深層的黨性原則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主題。[8]

　　以群主編《青年文藝》

　　在重慶駐留期間，整風學習雖未深入展開，沙汀卻有另外的收獲，包括為以群籌辦的《青年文藝》創作了短篇小說《勘察加小景》，精選自己抗戰前的作品，編出一本小說集《獸道》。1944年11月30日“于敵人西進聲中”所作“題記”中，他特別強調編這部集子的意圖，并非要對戰前創作進行某一總結，“因為一般地說來，我并不覺得我在題材上，見解上，戰前戰后有著怎樣的差異”。他甚至聲稱還要放一炮：“我所寫的若果真已和現實無關，抗戰早勝利了！”[9]可以看出，此時的沙汀還非常自信，他在1930年代中期形成的社會理解、文學理解并未發生根本的轉變。在他看來，他在小說中所要揭破的那個沉滯的、盤根錯節的鄉村結構，依舊是抗戰勝利、歷史前進的最大阻礙。

　　1936年，沙汀在上海與左聯友人合影。前排左起：白薇、杜談、王夢野；后排左起：艾蕪、沙汀、楊騷

　　在回憶中，他還提到在曾家巖50號學習整風文件那兩天，何其芳曾轉交一封周揚的來信，勸說他重返延安或敵后，但他還是選擇“退而求其次”，“簡直像橫了心不再去抗日根據地了”。他后來檢討，主要原因還是“創作”上的，“我沒有虛心對待《淘金記》出版后獲得的好評，因而頭腦發熱，自以為了不起”[10]。對文學“志業”的執著，當年曾驅動他從延安轉回四川。至此，這種文學的“本位”立場似乎沒有動搖。1948年3月，由邵荃麟執筆的《對于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檢討批判和今后的方向》提到皖南事變前后革命暫時的低落狀態中，一些作家不僅從實際戰斗崗位上退卻下來，而且在精神和意識上也表現出退卻了：

　　他們覺得，在這長夜漫漫中間，一個作家的任務，應該是埋頭在他自己創作上，在文藝中去安身立命，用較冷靜的頭腦，去觀察、分析這社會，去描寫這復雜而痛苦的社會生活，去告訴讀者，黑暗勢力是如何殘暴驕橫，而人民的生活是如何悲慘。于是，他就不知不覺成為一個人民生活與社會斗爭的旁觀者。[11]

　　沙汀《淘金記》文化生活出版社1950年版

　　在“退卻”中堅守文學的“本位”，觀察、分析、暴露黑暗的社會，并以此來安身立命，這段文字幾乎就是沙汀當時的文學小像。

　　那么，在重慶學習《講話》和整風文件，他說到的“使我有機會認真考慮了一些創作上的重大問題”，這些“重大問題”又是什么？1944年12月發表在《青年文藝》上的《向生活學習》一文，應該記錄了他當時的思考。文章開篇說到最近“有機會看了一批青年朋友的習作”，就作品的取材、題旨、一般傾向而言，沙汀的總體感覺很好，并沒有“從中發現目前創作上使人焦灼的兩種危機，那就是色情描寫和旁觀主義的趨勢”。相反，這些作品多寫大后方農村社會，“題旨則在揭露土劣的剝削，所有新的措施引來的使人哭笑不是的后果”。而且，他們開始寫作并非由“一種空洞的觀念驅使，顯然是從實生活出發的”。表面看，他在為青年作者辯護，針對了在他看來不實的指責，但這也未嘗不是一種自我辯護：“土劣的剝削”和“新的措施引來的使人哭笑不是的后果”，不正是沙汀一直著力開掘的主題？“從實生活出發”，不正是他自1930年代中期之后形成的文學自覺？他進而提出，“如果企圖把創作當成終身事業，全力以赴”，“我們的歉收豐收，幾乎大部分仰賴于生活知識的獲得”。

　　在這里，沙汀似乎一如既往，將“生活知識”的豐富與否，當作了創作成敗的主要前提，隨后，文章卻有了一個較大的反轉：他談到大后方作家因客觀環境的限制，無法“隨心所欲地深入農村，或者到前線去”，這造成了某種普遍的苦悶，也包括他自己在內。

　　過去三年，我是在農村里度過的。我最初的希望總以為自己可能更加接近我想知道的農村社會，而由于種種出乎意外的挫折，我失敗了。……首先，在這三年里面，我的生活范圍自然是很狹小，但是在這個狹小的范圍當中，我又何嘗認真地生活過？何嘗正確而深入地理解了在我周圍的人物事件？其次，我所能接觸的并不局限于農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但我所寫出來的一些東西，卻全然以他們為對象；而這就恰恰證明了我的疏忽的可怕！[12]

　　沙汀全家三十年代在上海

　　圍繞“生活范圍狹小”、深入生活的態度和深入程度的反省，應該就是他認真考慮的“創作上的重大問題”。由自我辯護到自我檢討，“疏忽的可怕”這一驚呼帶來了“反轉”，需要留意的是，這一“反轉”仍發生于以往文學認知的延長線上。沙汀意識到自己“生活”范圍的狹小，寫作對象局限于“農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但這并沒有顛覆“生活”本身的決定性、優先性。在他的論述中，“生活”似乎是一個自在、自足的領域，可以矯正理論、思想的抽象，也可以抵拒政治原則的簡單貫穿。對豐富地方“生活知識”的掌握，也一直是他引以為傲的創作優勢。而依照《講話》的邏輯，文藝家首先應是革命工作者，文藝工作也要配合革命政策的展開，“生活”并不是自明的，或者說不等同于一般的日常社會實感，“生活”更應是一種“火熱的斗爭”，一種自我錘煉、改造的“場域”，非但不區隔于革命的政策和實踐，其本身就被“革命政治”所組織、調動。對于國統區作家而言，由于“環境與任務的區別”，不能置身于實際的斗爭實踐中，這可能是認識結構、感受結構中特別難于突破的地方。

　　做上面的辨析，并不是說《講話》的影響只是沙汀的一種自我追溯、乃至追認。即便在延安解放區，《講話》提供的也是一個方向性而并非規定性的方案，不同的作家也會沿著自己的路徑摸索、展開。在沙汀這里，在重慶學習《講話》和整風文件，確實打斷了他的寫作慣性，“疏忽的可怕”這一驚呼，至少起到了自我“祛魅”的作用，讓他從對鄉村生活經驗的自信幻覺中警醒過來，反省以往的成功，發現內在的不足。即便這樣的反省還是在既有文學理解的延長線上，“深入生活”還只被理解為生活經驗廣度、深度的加強，尚缺乏調整認識方式、自我改造的覺悟。

　　從“拎斧子”到“打筍子”

　　從重慶返回安縣之后，沙汀的寫作確實悄然發生了變化。他在1945—1946年創作的一系列短篇，如《兩兄弟》《春朝》《范老老師》《呼嚎》等，就主動配合“廣大人民的迫切的民主要求”，“揭露反動派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或在“雙十協定”簽訂前后的氛圍中，表達基層社會反內戰、促和平的愿望。突破“生活范圍”的更大努力，當然更多還是體現在《還鄉記》的寫作中。這部“反映國統區農村現實生活中壓迫和反壓迫”的長篇小說早在醞釀中，去重慶學習《講話》之后，“我的意圖、設想，也就更明確起來，感覺非寫不可”[13]。

　　沙汀以往的小說，多以川西北的“城鎮”“場鎮”為書寫的對象，他對四川基層“場鎮”內部的權力結構及袍哥、紳糧階層之命運的升沉，有著持久、強勁的認知興趣。二十世紀眾多表現鄉村變革的小說，都是在“村莊”這一框架下展開的，但農民生活、消費、交往的空間，不是封閉的村莊，而是處于信仰、婚姻、文化、權力多重網絡之中的基層市場社區。在所謂“十里八村”的社區網絡中，集市、鄉場、小城鎮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節點”作用。因而，沙汀選擇“場鎮”而非“村莊”作為書寫的對象，對于認識中國的鄉村世界，具有極為重要的方法論意義。不過，僅僅著眼于“場鎮”，失卻了更為基礎的村莊視野，一個基層鄉村社區的構造同樣不能被完整把握。1944年底，沙汀反省過往的寫作以“農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為中心，也潛在地指向了這個問題。《還鄉記》最明顯的突破，便是第一次從“場鎮”轉向了山村，以農民馮大生被迫賣了壯丁又返鄉之后的不斷抗爭為線索，寫出了一個貧苦山村的覺醒和反抗。

　　沙汀全家

　　沙汀長期避居的“雎水關”，地處安縣、綿竹、茂汶三縣交界，舊為關隘，背山臨水，緊鄰松茂山區。[14]《還鄉記》中林檎溝的原型劉家溝，在更為偏遠的荒寒山地：“那是一條約有三四里長的山溝，分做三段，上溝、中溝、下溝，一共只有五六十戶人家。全是貧苦的半自耕農，若不打柴打獵，沒有一家人過得了的。”[15]1943年初，沙汀為躲避可能的拘捕，曾到這里隱蔽了數月，完成了長篇小說《困獸記》。“雎水十年”，沙汀雖不斷遷居，但大多數時候，還是輾轉于大小場鎮之間，這次避居劉家溝，倒是給了他一次突破固有生活范圍、“深入鄉村”的機會：“所有對我印象較深的人物、事件，后來都成為我構思《還鄉記》的素材了。”[16]看得出，小說寫作充分調動了那幾個月的生活積累，沙汀用了不少筆墨，去記錄山地居民的生產生活特點，如刀耕火種的勞動方式，粗豪質樸的民風，光棍娶親的艱難，也包括陰冷、凄厲的自然氛圍。雖然以山村、林溝為敘事中心，沙汀最熟悉的“場鎮”及袍哥社會，并沒有遺落在視野之外。小說有意設置了一種山村和場鎮的對峙結構：在林檎溝，社會關系相對簡單，袍哥的勢力也不強；鄉政府所在的“野貓溪”，則是豪紳、袍哥們的天下。在茶館“廣游居”中，袍哥大爺排難解紛，主持“坐水臺子”（“講理信”），這是沙汀小說的經典場景。其中一段寫到馮大生與仇人“徐爛狗”扭打著，到“廣游居”找鄉長說理。見到袍哥竟被一個山民打了，茶館中鬧哄哄的“光棍們”頗受刺激，不斷鼓噪、詈罵：

　　“揍他！”幾個聲音一齊嚷叫起來，“空子都把光棍打了！……”

　　“你看這些山猴子講道理吧！”有人厭煩地恨聲說。

　　“去他媽的！山猴子都撒了豪了！……”

　　面對自以為高人一等的袍哥，馮大生及其他山民，因“講理信”失敗而心情郁悶，但“更叫人憤激的，則是那批光棍的奚落撒野”。[17]沙汀似乎有意將山溝和場鎮納入一種關聯視域中，借“山猴子”和“光棍”的沖突，逐漸拉帶出戰時鄉村社會情感、公共輿論、共同體意識的變遷線索。

　　雎水關

　　與這種空間張力相關，小說敘述的動力、節奏也有了變化。這里，不妨比較一下《淘金記》和《還鄉記》的開頭，兩篇小說都從早晨寫起，這是一天的開始，人們從夢中醒來，視線逐漸清晰，故事也逐漸展開。《淘金記》采用空間鋪陳的方式，先從北斗鎮的街巷、茶館的分布寫起，以“涌泉居”與“暢和軒”兩個茶館的對峙，來顯現“在朝”與“在野”之場鎮結構。繼而，敘述轉移于茶館、煙館、賭場、私宅、娼寮之間，將復雜的權勢起落和利益沖突，落實在重疊又密閉的空間中。這個空間具有吞噬性，由“淘金”引發的沖突、擾亂，最終會被原有的結構吸納。沙汀對戰時四川社會現實的痛切感知，就包含于這種封閉、內卷的空間感覺中。[18]《還鄉記》不是這樣，沙汀沒有流連于空間鋪陳，直接從一個家庭的內部場景寫起：天還未亮，馮有義夫婦就爬了起來，心事重重，緩慢地穿衣、低聲哀嘆，在柴火中烤熱粗糲的食物。沙汀的文字也伴隨了類似粗糲的實感，特別渲染了壓抑、不祥的氣氛。老兩口小心翼翼，都避免提到他們的兒子：“正像保護一個創傷一樣，深怕偶一不慎撞到。然而，盡管如此，創傷依然存在。”[19]隨著情節的展開，這“日漸深沉”的“創傷”被撕開了：兒子馮大生被騙賣了壯丁，在他走后，妻子金大姐先后被保甲長玩弄、霸占，事情的起因又與老夫婦對兒媳的不當對待有關。

　　從一個家庭內部的“創傷”寫起，這讓小說一開始就被痛楚的情感所驅動。如果說《淘金記》偏于場鎮空間的多層深描，敘述的展開依托于密不透風的對話，這也造成了閱讀上的滯澀感。相比之下，《還鄉記》從空間的“深描”轉向行動的勾勒，對話密度也明顯降低，多用直接引語，人物的心理如烈日灼燒，激烈又明朗。大生歸來之后，得知真相自然無比憤怒，但對父母的歉疚、乃至對妻子金大姐的思戀又纏繞糾結，形成一股沉冤莫白又熱烈求愛的情感激流，沖開了方言和地方生活知識的稠密。比如，寫到大生為了掙錢告狀，獨自一人到老鷹巖砍柴，沙汀就用一種粗糲的筆觸，特別寫出山林的險峻、繁茂和生命力的昂揚：

　　沿途都是大刺笆籠。貪婪的大葉泡，無窮無盡的伸張過去，一直的蔓延著、糾結著，交織成一個個綿密的荊棘的網羅。馬兒竿偶爾從縫隙中探出頭，枯瘦伶仃，搖擺著赤褐堅韌的枝條。這里只是一片荊棘！然而，一陣撲撲撲的展翅聲，突的從叢莽中響起來了。這聲響高上去，頭上的峭巖邊就傳來急驟清脆的畫眉聲。

　　蔓延、糾結、向外刺出的荊棘，陡峭的山巖，帶來一種掙扎的感覺，空中急驟的鳥鳴，似乎撕開了山林，敞開現實之外的另一種可能。這樣的自然畫幅，就是人物精神動作的外化，而“在這個粗野單純的大自然中”，大生原本已稍稍安定的靈魂，似乎再次被滌蕩、被打開了：“他又多么愿意拼死一擲！……”[20]

　　以馮大生的反抗及最終再度出走為線索，《還鄉記》圍繞兩個緊密銜接的事件展開：其一，“霸妻”引發的沖突，馮大生“拎斧子”復仇不得之后，又遭遇了“講理信”的失敗；其二，當地豪紳和鄉保長以發起“筍子”合作社為名，合謀掠奪山民的利益，馮大生、張大爺等帶頭抗爭。因為事件性質的不同，小說前后兩段的節奏、文氣，也有明顯的差異。[21]1951年，何其芳讀完《還鄉記》，在給沙汀的信中稱贊，長篇“三記”中“覺得是這一部最好”，“組織得很緊湊，能夠引人入勝，不像《淘金記》前一部分有些沉悶。主題也更積極、更明確”。同時，他也認為“馮大生與他原來的妻子被霸占的問題那一條線索寫得更吸引人一些，關于竹筍那一條線索似乎寫得較弱一些”。[22]對于這一“順便說說”的讀后感，沙汀好像頗為在意，近30年之后還有這樣的說明：

　　這一看法，至少可以說不符合我的設想：盡管經過斗爭，馮大生妻子被騙改嫁的問題不僅沒有得到合理解決，反而受盡凌辱，難道他會就這樣忍氣吞聲嗎？因而滿腔積憤在打筍子問題上爆發了！[23]

　　確實，“拎斧子”與“打筍子”不能看作是并行、分離的兩條線索，而是有內在的邏輯和情感關聯，從大生的復仇到群體的抗爭，動因不是抽象的、個人的，而是基于鄉村內部對于正義的訴求，基于不可遏制的“滿腔積憤”，這一情感主線賦予了小說內在的整體性。對于壓迫的反抗，對幸福生活和愛的熱烈執著，雖然還是自發性的，卻也是鄉村革命不可忽視的內在動力。

　　路翎《燃燒的荒地》作家出版社1950年版

　　然而，感覺相對較弱的“打筍子”這條線，對于理解《還鄉記》的突破，可能要更為重要一些。因為，如果只是表現反抗主題，塑造新的農民形象，乃至呈現場鎮與山溝的張力結構，這篇小說的格局和層次還是沒有特別打開，仍生成于“暴露—諷刺—反抗”的脈絡中。在抗戰之后國統區的現實環境中，這樣的寫法并非沒有現實的意義，有著揭破國統區政治腐敗、展望歷史新方向的可能。因“征丁”“逃丁”造成的家庭瓦解、婚姻和土地糾紛，以及對原有生活倫理秩序的破壞，在戰時鄉村十分普遍，沙汀在這方面也顯示了自己的敏銳感知。[24]但正如文章開頭提到的，“暴露—諷刺—反抗”已不能直接掛鉤于新的現實和意識變動，不能提供更具生產性的感知能量，這是國統區現實主義文學在抗戰前后遭遇的瓶頸。好在，沙汀對生活范圍的突破、對一些“重大問題”的思考，還是幫助了他。從“拎斧子”到“打筍子”，不只是反抗的升級，兩條線索的轉換帶出了更多的人物和問題層次，也帶出了戰時四川鄉村社會的意識變動。沙汀的批評者路翎1948年完成的長篇小說《燃燒的荒地》，同樣寫到了流氓地主對農民的欺壓，寫到了逃兵、“霸妻”和土地的糾紛。最后，忍無可忍的農民張老二提起斧頭復仇，小說止于這樣的自發反抗，“拎斧子”恰恰成了敘述的終點。

　　“野道”與“正道”

　　考察《講話》之后的延安及解放區文藝，近年來的研究比較重視中共在鄉村開展的一系列改造實踐，在土地關系、社會結構、文化倫理等方面帶來的翻轉。可以參照的是，國民黨政府在抗戰時期，在政治、經濟、教育等領域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兩個不同地區、空間中進行的變革，即使動機、政策和效果十分懸殊，其實還是可以進行某種同步的觀察。1939年9月，國民政府計劃實施的“新縣制”，就是希望在地方自治的名義下強化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同時調動民眾的積極性，動員人力、物力、財力，支撐抗戰建國的進程。作為戰時的“勘察加”，四川自然是“新縣制”推行的重點地區。自1940年3月至1943年，除“邊遠貧瘠及情形特殊之縣”，全省137個縣的大部分“雖工作之成效容有不同者，而于一律普遍實施新縣制，則固無所軒輊也”。[25]另外，隨著大量文教機關、社會組織的遷入，一些社會改造、鄉村建設的團體也落地四川，如盧作孚在北碚建設的實驗區，晏陽初在重慶附近璧山縣成立的鄉村建設學院等。1940年，出生于成都傳教士家庭的加拿大人類學者伊莎白，來到璧山縣興隆場參加一個鄉村建設項目，她和同事俞錫璣還承擔了一項田野調查的工作：逐戶走訪，了解興隆場鄉民的生活、信仰、社會組織狀況等。該鄉村建設項目由中華基督教會發起、中華基督教協進會提供資金，并得到了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批準。晏陽初的鄉村建設學院，也派來兩名專家進行培訓，指導合作社的創辦。[26]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當時多種力量已進入四川鄉村，與政府的“改革”措施形成配合關系。在原始調查筆記的基礎上，晚年的伊莎白與柯臨清合作完成的著作《戰時中國農村的風習、改造與抵拒：興隆場（1940—1941）》，“圍繞政府和農村重建項目力圖改變興隆場的生活方式展開敘述”，討論了“國民政府將權力觸角伸向四川這樣的邊遠省份時所遭遇的重重困難”。[27]書中對四川“場鎮生活”的風俗呈現、對袍哥社會結構的描述，以及對諸多改良計劃失敗的分析，也都是沙汀小說所表現、所“暴露”的內容。

　　興隆場水田（1983）

　　在沙汀的眼中，四川的基層鄉鎮即使被抗戰的熱潮攪動，至多也是“死水微瀾”，新的政策和措施，不過提供了“一批批新的供人們你爭我奪的飯碗”。然而，這并不妨礙他對戰時社會變化的敏感。1944年底在重慶學習《講話》期間，他完成的《勘察加小景》已開始有意調整文學的方向，從“農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轉向更為底層的流娼、所丁。有研究者注意到小說中“聯保主任變鄉長”的細節，從這個細節入手，討論了沙汀帶入的“新縣制”背景。[28]在《勘察加小景》中，如果說只是個別細節，透露了“新縣制”的存在，那么《還鄉記》更明確將這一背景帶入敘事。小說開頭寫到林檎溝山民的沉重負擔，就是為了修建野貓溪的鄉公所，被迫去砍伐木料。沙汀特意交代馮大媽對此滿心怨怒，馮老漢默默承受：“這不是他對所謂新縣制有特別理解，他也很不滿意，以為這是件勞民傷財的措施。”[29]當地豪紳羅敦五，在教訓保長兒子和保隊副時，還說了這樣一段話：

　　保甲人員的主要責任是教、養、衛，——這當中養字最為重要！——懂的吧？不要以為今天跑到老百姓門上去：拿飛機捐來！明天去：給我抬樹子！——這全是野道呵！全場的事暫且不說，我們先做一個模范！……[30]

　　這段話很有水平，簡直是“新縣制”核心精神的說明。相比國民黨以往出臺的各類組織法、自治法，“新縣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將原來縣、區、聯保、保、甲五級制改為縣與鄉（鎮）二級，強化了鄉（鎮）作為地方自治之基礎的位置，原來作為民間社會組織者的鄉鎮保甲長，也隨之變身為國家的公務員，承擔起行政、財政、軍事、教育等多種責任：

　　過去鄉鎮公所或聯保辦事處，無異為警察事務之代理機關，其唯一任務，為抽捐抽丁，或為傳達政令張貼布告而已，至如何管理民眾，改進教育，如何改善人民生活，充實民眾武力，均所不問，人民不得實惠，故不能激發其擁護與執行。其次，行政與教育、經濟、自衛脫節，各行其是，結果不至于偏廢，即流于重床疊屋，耗費人力物力，實非淺鮮，新制之優點，即在管教養衛之合一實施。[31]

　　在羅敦五看來，“拿飛機捐”“給我抬樹子”，以及發號施令、勞民傷財，是鄉村治理的“野道”，那何為“正道”？所謂“正道”，即“新縣制”所強調的鄉鎮一級“管、教、養、衛”之合一實施。小說初版中，“保甲人員的主要責任是教、養、衛”一句缺一“管”字，后來修訂時，沙汀加上了“管”字，顯然有意補足。[32]羅敦五說在“教、養、衛”中，“養字最為重要”。按照“新縣制”的要求，“養”的任務主要交由各級合作社來完成。對此政策，羅敦五頗能領會，他和保長兒子當時正在籌劃一個“打筍子”合作社：因為很不滿意鎮上一批人大興土木，他正計劃利用合作社方式來開發野貓溪十三保——主要是林檎溝的土產白夾竹筍。

　　吳福輝《沙汀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沙汀以往小說中的官僚、袍哥，多為典型的土豪劣紳，言語污穢、內心奸詐。《還鄉記》寫到的基層保甲長，如隊副徐榮成，大體還是這一類型，而更高一級的鄉長、豪紳，面目卻有些不同了。盤踞在野貓溪的鄉長楊茂森，本人也是一位袍哥大爺，這位當地的土皇帝，是個瘦長的、架著一副舊式水晶眼鏡的老者，說起話來慢條斯理，還有幾分斯文。聽到有人奉承他的權勢，也會當即反駁：

　　“像你這樣形容，我簡直是個活土豪劣紳呢！”他說。

　　“你這一說！”保長快意地紅著臉解釋，“本來是啦，不管公事私事。……”

　　“我給你講！”鄉長切住他，神色忽然變得很嚴正了，“這件事無論是你們哪個出的主意，只要認真為老百姓，我沒有不贊成的！不過老弟！”他接著說，意懶心灰的搖一搖頭，“這場上的事，我經驗得太多了！說的一套，做出來的臭而不可聞也，——一團糟！——呵喲！……”[33]

　　做事有原則，一心為百姓，對基層政治“內卷”的弊病也有痛切感知，這樣的態度似乎很能體現一個鄉鎮官員的覺悟。馮大生到野貓溪來“講理信”，鄉長最初的態度還很公正，既講抗戰的大道理，又兼顧當地的風俗人情。大生明知申訴艱難，“但一想到鄉長的態度、談吐，他的希望可更加強烈了”。[34]

　　“新縣制”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要通過訓練、甄選各級干部，來打破地方豪紳對基層社會的壟斷，為基層政權“換血”。然而，要完成征糧、征丁以及“攤籌派募”等一系列壓力巨大的戰時任務，對舊的人物和社會網絡又不得不加以依賴。新舊之間的沖突與“鉸合”，是“新縣制”引發的諸多問題中的一大問題。[35]《還鄉記》中的鄉長、豪紳，無一不是出身“袍界”的舊派人物，但在“新縣制”的空氣中，卻都有了新的包裝、新的談吐。保長父親羅敦五是最生動、最富戲劇性的人物。這位袍哥大爺當過雜牌部隊的連長，帶過野貓溪的團隊，這也是“防區”時代四川地方豪強一般的發跡方式。坍臺之后，羅大爺成了一位基督徒，搖身變作一位開明紳士：

　　因為教會關系，他一知半解的知道一些新的智識。而憑著這個，他不僅感覺自滿，還處處和野貓溪一般當權者作對。他做過籽種改良，提倡過種牛痘，隨時都想給人一種印象：他是為人民服務的！而他的敵人，除了括錢便甚么也不管了。[36]

　　雖然“在野”不“在朝”，羅大爺處處以地方領袖自居，除了能領會“新縣制”的精神，對于鄉村建設、合作化運動一類事業也頗為熱心。平日里，他喜歡高談闊論，滿口文明、平等、生產、服務一類新名詞，連他的保長兒子對此也十分厭煩。

　　1945年之后，大概是為了配合大后方爭民主、促和平的運動，沙汀在《訪問》《鐘敖》《范老老師》等小說中，也塑造了一些正派、開明的鄉紳形象。作為鄉村政權的邊緣者，他們往往急公好義，具有公共意識和一定的參政能力。其中，寫于1947年底的《鐘敖》（原名《一段回憶》），用頗為雋永的筆觸，記述了鐘敖這位“別具一格的人物”：他早年也是出身軍旅，回鄉后熱心“傳播西方文明”，如推廣優良的農作物，用新方法養殖畜禽、免費為人接產等。《還鄉記》中的羅敦五和鐘敖有幾分相似，依照吳福輝的判斷，兩個人物都以雎水一個怪人雍志禹為原型塑造。[37]只不過，一個是奇崛、正派的“良紳”，另一個是精致、詭詐的“劣紳”，羅敦五冠冕堂皇的說辭，掩飾的不過是個人私欲。無論怎樣，羅敦五一類新派袍哥大爺的形象，生成于戰時四川基層社會改造的背景中，我們甚至可以這樣假設：如果不以馮大生的抗爭為主線，而換以羅敦五父子發起合作社為主線來重構敘述，《還鄉記》是不是也可讀作一部倒錯、變形的國統區鄉村改造小說？

　　“嘰嘰喳喳”的山溝

　　林檎溝出產白夾竹筍，貧苦山民單靠種地無法維持生計，“打筍子”是一項重要的補充。但筍販的收購價極低，運到五十里不到的下壩子，價格可以翻至十倍，山民的利益損失很大。羅敦五父子要發起的“合作社”，就是繞過游商，統一收購和銷售。保長“羅懶王”就對“山猴子”們說明：

　　簡單點講，你們把筍子交給保上，由合作干事記下賬目，設法運到州里去賣，回來照賣價給錢。只提點手續費，絕不會虧你們的！這件事，鄉長早就催過好幾回了，說就是我們這一保合作事業成績太差！[38]

　　上文已提及，推行合作化運動是“新縣制”的內容之一，但與其他各項舉措相仿，施行的效果并不理想。四川省曾制訂過四川農村合作運動“三年計劃”（1942—1944），到1944年底，鄉鎮合作社完成數量不足計劃的7.5%，保合作社完成了計劃的10%左右，與制定的目標相差甚遠。由于合作組織的職員多為保甲長，保甲人員的劣質化，也常導致合作社的借款被挪用、瓜分。[39]伊莎白和她的鄉建同事們，在興隆場為平抑鹽價，也組建過一個食鹽供給合作社。這個合作社僅僅存在了五個月左右，原因是“原先在鎮上壟斷鹽業、哄抬價格的富商，竟當選為合作社主任”，“可以公然打著合作社招牌而行囤積居奇之實，不單繼續高價售鹽，還能享受政府的減稅優惠”。“辦合作社的宗旨從此在鄉民眼中大打折扣”，鄉建專家們不得不將其關閉。羅敦五父子的盤算也是同樣，既想壟斷林檎溝的筍子，又惦記著分撥鄉里的合作社專款。

　　伊莎白、柯臨清：《戰時中國農村的風習、改造與抵拒：興隆場（1940—1941）》，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8年版

　　伊莎白感嘆：“一個外來者如果未曾深入研究了解當地的社會、政治現實，便貿然在傳統鄉村實行哪怕極小的經濟改革將會遇到多么大的麻煩！”[40]這位人類學家未及深思的是，這恐怕不單是外來者如何進入地方脈絡、如何認識鄉村的問題。如果不進行根本的文化權力重造，新的政策、新的改革方案，難免會如沙汀所言，成為“新的供人們你爭我奪的飯碗”，服務、改造一類現代行政話語、鄉建話語，也難免會遮蔽甚至暗中支撐著權力結構的不斷再生和固化。如果只是寫出這樣新舊“鉸合”的現實，沙汀還是在“暴露與諷刺”的軌道上，即使這一部分被暴露的現實，頗能切合社會學、歷史學的一些認知模式，如國家與地方之間基層治理的困境，鄉村文化權力網絡的“內卷化”等。然而，他似乎還在摸索一些另外的層次：當鄉村的氛圍、意識被外來的政令攪動，連“土豪劣紳”都能操“新縣制”的語言，那么林檎溝的那些“山猴子”們怎樣呢？沙汀后來也明確說，《還鄉記》不僅要寫農民的自發斗爭，還要特別寫出“貧苦農民的優良品質：他們聰明、樸實、勇敢，不像地主少爺們想象的那樣愚昧可欺”[41]。

　　四川人能言善辯，愛擺龍門陣，人物間充滿機鋒的對話、辯駁，茶館里“講理信”的現場，本來構成了他小說的主要內容，也帶來了濃郁的地方風格。《還鄉記》自然也少不了茶館中的博弈，找鄉長說理的“山猴子”們，就在“廣游居”遭受了光棍們的奚落。然而，唇槍舌劍不只發生在茶館，“說理”現場也搬到了荒僻的林檎溝。和我們熟悉的土改、合作化小說不免類似，《還鄉記》中寫到了幾次鄉村動員會的場面：羅敦五和保長兒子到村里“發動群眾”，動員村民參加“筍子合作社”。保長講起話來未脫“野道”，粗枝大葉，還是“用著一種獨斷語氣，仿佛這同征糧派款一樣”。他的父親則是另一個腔調，更愿循循善誘、耐心說服：

　　“政府今天替我們設計，明天替我們設計，除了合作事業，真沒有一項我看得上眼！要是你們連這點好處都不知道領受，那就太冤枉了！打個比譬，一把筍子，這個給你一百，那個只有一元，究竟哪個劃得來呵，——哼？”

　　“老太爺這個話更透辟了！”隊副挺挺腰說，“就看你們贊成？——不？”[42]

　　保長父子看似一片公心，處處為林檎溝著想，“說理”也較為“透辟”。私下里，還吩咐“基層干部”甲長兼保隊副隨時留心大家的動靜，多做群眾的思想工作。然而，“山猴子”們已頗為機警，想起這對父子以往的劣跡，對這樁“好事業”并不信任，不光在大會上質疑，大會之后還開起小會：

　　盡管在利害不同、照例吃人的人們面前，莊稼人尋常總是那么萎瑣、遲鈍，連話都格格抖不清，但當他們自己處在一道的時候，可又馬上變得勇敢、靈利，和饒舌了。

　　在凡是可以曬到太陽的地方，在每個巖石邊，幾乎總有三兩個人，在那里說著同一問題：保長父子的話，究竟可靠到什么程度？是否會筍子騙到手就不管了？[43]

　　小說中的很多細節，都暗示了山村中某種共同體意識的存在，如村口、林溝、田間、因換工而組成的勞動集體，無不可以作為“山猴子”們交流信息、公共議事的空間。這也包括寫到一個人物的出場，沙汀會故意轉換視角，先從山民的議論寫起，或從眾人觀看的視角來寫，由此顯示鄉村輿論的整體存在。這意味著，“林檎溝”雖受“野貓溪”欺壓，但當地的風俗輿論、互助勞動形式以及基本的正義訴求，還是起到了一種自我保護作用。換言之，偏遠的山溝不是沉默、“愚昧可欺的”，而是醒來的、活潑的，甚至是嘰嘰喳喳的。

　　80年代初，沙汀（中）、艾蕪（右）和李致在四川省文聯宿舍

　　近年來，有關土改和鄉村變革小說中農民“說理”“算賬”能力的討論已有很多，一般會涉及鄉村新政治主體的生成問題。沙汀似乎也有意去刻畫這一面向。在“講理信”失敗之后，馮大生積極奔走，不放過“任何一個煽動說服的機會”；另一位關鍵的人物張大爺，出過遠門，見過世面，口齒鋒利，“似乎每根胡子都會搗蛋”。[44]豪紳、保甲長對他多少有點忌憚，發起“筍子合作社”之前，羅敦五就囑咐，先要探聽一下他的口氣：“那些動不動就咬銅吃鐵的，并不可怕，你可以防著他；嘰嘰喳喳的更當腿疼！人家講的叫喚老鴉不長肉。”[45]山民要維護自身權益、解決糾紛，只有兩個選擇：除了“打官司”，就是“坐水臺子”。可無論走司法程序，還是在茶館里“講理信”，訴諸民間調解，他們總會處于弱勢，被有形和無形的權勢所哄騙、欺壓。在“野貓溪”的茶館里，“山猴子”就受到鄉長和“光棍”的壓制，一時還缺乏“說理”的氣場和能力；可一回到林檎溝，他們卻“變得勇敢、靈利，和饒舌了”。在沙汀的筆下，人物說話的能力有時會受到空間變化的影響。像《淘金記》中的白醬丹，本是北斗鎮上最擅長詭辯、“下爛藥”的人物；可當他來到縣上，遇到精通各項法令的吳監，面對“官話”的威勢，巧舌如簧的他竟然也會突然口吃，不自信起來。[46]可以比較的是，《還鄉記》中的“山猴子”平日“連話都格格抖不清”，但大概因頻繁應對“征糧派款”和形形色色的“官話”，他們卻熟悉了保甲長的話術，甚至能進一步識破其中的破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應該說，成立“筍子合作社”對于山民總體是有益的，斗爭的焦點集中于上交筍子中自留的份額，這關涉山民基本收益的保全。另外，按“新縣制”的規定，合作事業的發起應出于人民的自愿，這和征糧、派款、抽丁等戰時的硬性指令不同。“山猴子”之所以能“變得勇敢、靈利，和饒舌了”，也是因對此心知肚明。馮大生就向母親解釋：成立合作社不是“派糧派款”的公事，“想一想吧，要是他底子硬，會跟你講生意嗎？”[47]當有人擔心羅家父子抬出鄉長來施壓，張大爺也反問：

　　就把縣長揹來又怎樣呢？……官有一問，民有一訴，你還長得有嘴巴么？他實在咬住不丟，我們會讓它爛起啦！想不會像拉壯丁，把大家捆上山去打吧？[48]

　　所謂“官有一問，民有一訴”，在林檎溝的“說理”中，馮大生、張大爺的斗爭策略，一直都是主動掌握“官話”，不斷提出這樣的質詢：這個是派款征丁么？請你把公事拿出來！保甲長一貫以“公事”為名，發號施令，未想“山猴子”能分辨“公事”的真偽：

　　“可惜總是公事！”隊附不平的頂住說，“政府早就有通令了，……”

　　“石泉柳家渡一帶，怎么又沒聽說過這么辦呢？”馮大生質問的插入說，隨又調侃的笑起來，“呵！林檎溝要特別些？要不的話，我們是打筍子，人家打的是曬衣桿？——有這么希奇！”[49]

　　大生等人的伶牙俐齒，讓保長非常受挫，“筍子本身都在其次，而超出這個之上，他只覺得那些山猴子太可惡了。他們反復無常，說起話來竟又那么彎酸刻薄”[50]。這也讓保長感到了一種潛在危機，覺得自身的權勢已被動搖了。

　　1989年12月23日，沙汀與吳福輝（左）、秦友甦（右）合影

　　當然，如何其芳所言，“打筍子”這條線還是弱了一些，對山民覺醒、斗爭過程的描寫有些單薄，大生從復仇者到領導者的轉換也失之簡單，還缺少覺醒與成長的具體過程。[51]然而，在表現鄉村的反抗、塑造農民形象之外，這條線索還是牽出了一些新的層次：即便沒有革命政治的直接介入[52]，在新政令、新舉措的沖擊下，在“改造”“合作”等話語的攪動下，偏遠山村和場鎮也暗中涌流出新的意識、新的語言。至少，圍繞“打筍子”展開的說理、辯駁，如“急驟清脆的畫眉聲”，撕開了沉滯空氣，喚醒了鄉村共同體的意識，也讓饒舌的、嘰嘰喳喳的語言，有了一定穿越、脫序、議價的活力。在《還鄉記》的結尾，馮大生逃走了，他是否會再次歸來？又會以何種身份歸來？沙汀好像留出了可以遐想的空間。留下的“山猴子”們又怎樣呢？經過斗爭，山民們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在筍子自留的比例上，保長父子做了一定的讓步。然而，嘰嘰喳喳的“山溝”既然已經醒來，便不會止步于此，新的博弈即將開始：“于是掉轉話頭，他們開始商量怎樣對付那桿形跡可疑的秤。”[53]這是小說結尾很有余韻的一句。

　　“兩個地區，兩個時代”

　　1946年5月至8月間，何其芳與呂熒就“客觀主義”問題往來通信，展開了一系列的討論，其中也涉及對沙汀的評價。呂熒認為許多作家“用自然主義的方法收集材料后就大寫小說”，暗中所指即沙汀的寫作。何其芳不同意這個看法，他認為沙汀還是成功寫出了若干真實，如果“仍不能深刻而感人”，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生活太狹窄”，“思想認識上的不足又正是他還不能更廣闊與更積極地去實踐去生活的原因”。“更廣闊與更積極地”投入生活和實踐，這似乎是一個標準的解決方案，可惜的是，這個標準方案并不能有效回應沙汀們當時的困境。由于“環境和任務的區別”，國統區作家一時還缺乏走向人民、參與斗爭實踐的可能，這也是當時的相關討論常常提出的問題。何其芳在通信中也談到：在“廣大的舊地區內”，作家們缺乏思想、寫作、生活、接近下層人民的自由，“這對于他們擴大生活，加強實踐與提高理論認識都是一個很大的限制”。[54]對于沙汀而言，1944年在重慶學習《講話》之后，他有了突破生活范圍的覺悟，但更內在的限制是：突破生活狹小的范圍容易，完全突破原有的文學“裝置”困難。新中國成立初期，回顧《還鄉記》前后的寫作，他說到自己曾多次反省“暴露黑暗”的限度，卻又懷疑“在反動統治地區，一切措施都是那么污糟透頂，予以揭發、打擊，不正有其必要？”，“于是我的老一套重又穩定下來”。[55]揭發、打擊污糟的現實，確實“有其必要”，能暴露一部分真實，但穩定乃至固化于單一的批判視角，也會阻礙深入污糟的現實內部，把握更復雜、更為動態的社會肌理。他當時心態的游移、調整的艱難，可見一斑。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日報館1942年版

　　即使有這樣那樣的限制，像上文分析的，1944年底在重慶學習《講話》的經歷，還是打斷了他的寫作慣性，讓他從“收集材料后就大寫小說”的方式中，從對地方生活知識的自信中游離出來，嘗試去調動、去處理新的鄉村生活經驗。雖然在認識上，他還是仰賴某種“生活”的實感，但“生活”的范圍不僅被拓展了，“生活”的意涵也發生了潛在的變動：不簡單指向習俗、方言和袍哥黑話構成的地方性知識，也并非局限于“壞蛋的知識”。在山溝與場鎮、“光棍”與“山猴子”、個人與村莊、情感與經濟、反抗與覺悟等一系列動態的張力中，《還鄉記》呈現了一個偏遠山溝因時代攪動而蕩起的心理、意識波瀾。包括沙汀自己在內，并不認為《還鄉記》就是一部滿意的作品，可畢竟，穩定的“老一套”被松動了，讀者能感覺到他在可能的生活范圍內向前、向深處摸索的努力。事實上，在“新的地區”，即便有革命實踐的支撐，對于作家而言，“更廣闊與更積極地”投入生活和實踐也只是一個前提條件，并不是一個現成的方案。像趙樹理、周立波、柳青這樣取得較高成就的作家，并不是完全依據已然確立的歷史方向和政治判斷來寫作，深入生活的實踐以及相應的文學實踐，也都是在生活內部去探索政治可能、發現新的問題層次的長期而曲折的過程。

　　學習《講話》帶給沙汀的，可能還有另一重沖擊：大致在構思、寫作《還鄉記》的前后，他也在關注另一個空間中的文學進展。抗戰勝利前后，延安和根據地的新文藝逐漸傳播到國統區，讓很多作家和批評家感受到了“人民的文藝”的活力和氣息，這也包括在表現減租減息、互助合作等鄉村變革過程中生成的新風格和新路徑。沙汀回憶1946年第二次到重慶時，已看過了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從重慶返回安縣后，續寫《還鄉記》中“打筍子”這一線索，著力刻畫林檎溝的覺醒。對趙樹理的閱讀以及重慶文藝界有關“客觀主義”的討論，對他有無啟發和影響，這個因素是可以考慮的。1947年1月，沙汀發表了一篇很有意味的評論，評的是《萌芽》1卷4期上發表的解放區作家束為的小說《紅契》。《萌芽》月刊1946年創刊于重慶，目的之一就是向國統區讀者介紹表現解放區人民生活的作品。[56]沙汀的這篇評論，剛好記錄了他對生成于“新的地方”的新的事物、新的文學的觀感。

　　李束為 (1918-1994)原名束學禮，筆名束為，創作《紅契》等反映減租減息運動的小說，發表在《人民時代》雜志上。圖為與夫人呼鳴合影。

　　束為（李束為）是一位成長于晉綏邊區的作家，1940年代中期創作了一批表現減租減息、鄉村變革的小說，語言生動質樸、富于地方氣息，《紅契》是其中一篇。沙汀對這篇小說的故事、人物、村莊特性、語言風格等，都有精準的把握，談到小說描寫的減租運動之勝利完成，還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評論：

　　誠然，就在并不比曲營村偏小落后的地區，減租運動之勝利完成，也并不容易的。然而，憑著民主政權的領導，和強有力的群眾組織這兩個大前提，便連苗海也終于站了起來，把笑面虎斗贏了。由此我們也可理解，為什么大后方的減租明令，已經宣布了好久了，反而聽見的只是加租。其實，若果曲營村實行二五減租，也需由地主胡仁丙們出來主持實施，結果不一樣滑稽么！[57]

　　這段評論很可以玩味，似乎包含了某一種“同時代性”的感受。沙汀指出“減租運動”成功的兩大前提——“民主政權”和“群眾組織”（這兩大前提恰恰是“大后方”缺失的），還引入了一種比較視野，將根據地與“大后方”兩個空間中進行的“減租”并置一處，讓讀者思考：如果土地制度、經濟制度的變革，沒有經由政治主體的喚醒、經由鄉村文化權力結構的重造，那么新的措施、政令，還會淪為滑稽的丑劇，后者正是他要表現、所要暴露的內容。或許正因有了對“新的地方”“新的事物”的理解，以此為參照，他才會更自覺地關注、思考“大后方”亂象背后的社會和制度因素，這樣的“暴露”也有了新的整體性和方向感。

　　沙汀《沙汀文集》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

　　1951年，重慶文藝界開展《實踐論》的學習運動，因學習《實踐論》沙汀又一次重讀了《講話》，他稱這次重讀，最使他震動（感動）的是其中有關“根據地和非根據地”關系的解釋。他說，過去認為國統區地域廣大，“反映和暴露它是有其重要性的，不明白它同革命根據地‘不但是兩個地區，而且是兩個歷史時代’”，革命正是要以根據地為模型來改造整個中國，文藝創作因此不能局限于經驗主義和業務圈子，應該著眼于現實的整體發展，“才能發現在現實發展中起著決定作用的新的成分”。[58]在寫作《還鄉記》的時代，“根據地與非根據地”的差異是巨大的、結構性的，也制約了國統區現實主義文學的開展，但將空間的差異和時代的演進聯系在一起，這意味著“根據地和非根據地”的關系不是靜態的、抽象的，而是要在一種歷史的動態進程中去理解。1947年，伊莎白和丈夫大衛·柯魯克到華北農村十里店考察，后來完成了著名的《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在比較興隆場和十里店兩地經驗時，晚年的伊莎白頗為感慨：

　　我在這兩處地方的經歷頗有幾分相似，比如都是在戰爭年代而且親眼目睹了轟轟烈烈的改革。不同之處在于，改革分別由國民黨和共產黨發起，兩者性質自然存在天壤之別。[59]

　　伊莎白·柯魯克/大衛·柯魯克《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左）《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天壤之別”的感慨背后，也暗含了一種視角：正如土地變革、鄉村改造、民主政權和群眾組織的建設，是戰時中國、也是現代中國需要解決的核心議程，兩個空間中實踐脈絡、狀況的對照和分析，恰恰可以深化對這一議程得以落地、開展的諸多政治和社會前提的認識，也能凸顯當時及未來可能發生的弊病。如此一來，“環境與任務的區別”就不完全是一種限制，反而在無形中，也可以蘊含新的整體認知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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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茅盾：《八年來文藝工作的成果及傾向》（成都《華西晚報》1945年12月31日，原題為《現在我們要開始檢討——八年來文藝工作的成果及傾向》），《茅盾全集·中國文論六集》，黃山書社2012年版，第256~260頁。

　　[2]黃曼君：《沙汀創作論》，《黃曼君文集》第一卷，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頁。版本后同不贅。

　　[3]沙汀：《〈還鄉記〉后記》，《沙汀文集》第7卷，四川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頁。版本后同不贅。

　　[4]沙汀：《沙汀自傳·雎水十年》，《沙汀文集》第10卷，第270頁。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602頁。

　　[6]沙汀：《沙汀自傳·雎水十年》，《沙汀文集》第10卷，第274頁。

　　[7]胡風：《回憶錄·再返重慶》，《胡風全集》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5~596頁。

　　[8]對此問題的辨析，參見郭建玲《論1945年前后國統區進步文藝界的內部整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年第3期。

　　[9]沙汀：《〈獸道〉題記》，《沙汀文集》第7卷，第33~34頁。

　　[10]沙汀：《沙汀自傳·雎水十年》，《沙汀文集》第10卷，第272頁。

　　[11]本刊同人·邵荃麟執筆：《對于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檢討批判和今后的方向》，《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1948年3月。

　　[12]沙汀：《向生活學習》（《青年文藝》第1卷第5期，1944年12月），《沙汀文集》第7卷，第264~266頁。

　　[13]沙汀：《沙汀自傳·雎水十年》，《沙汀文集》第10卷，第292頁。

　　[14]當地縣志記：“其地舊為關隘，背負月耳門山，西臨大水，平衍沃饒，內狹外廣，上通松茂，下達成縣，為交通咽喉。明清以前，與番夷接壤，設為重關。”見夏時行、黃愷公修《安縣志·卷二》，1938年。

　　[15]沙汀：《〈困獸記〉題記》，《沙汀文集》第7卷，第26頁。

　　[16]沙汀：《沙汀自傳·雎水十年》，《沙汀文集》第10卷，第263頁。

　　[17]沙汀：《還鄉記》，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第199、201、206、208頁。版本后同不贅。

　　[18]在1940年12月所作《這三年來我的創作活動》一文中，沙汀就談到，抗戰熱潮沖擊了落后的四川，也帶來了“新的事物”，但作用不過是“一種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們你爭我奪的飯碗”。見《沙汀文集》第7卷，第11頁。

　　[19]沙汀：《還鄉記》，第5頁。

　　[20]沙汀：《還鄉記》，第184~185、187頁。

　　[21]小說寫馮大生提了斧頭闖進“徐爛狗”的院壩，找仇人殊死相拼。這時，何其芳來信催促沙汀再前去重慶工作，沙汀只得暫停《還鄉記》的寫作，奉命出發。吳福輝認為“這一次的打斷，造成這部長篇文氣的前后差別，以至疏密不一”。見吳福輝《沙汀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325頁。版本后同不贅。

　　[22]何其芳1951年5月2日致沙汀信，《何其芳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頁。

　　[23]1980年9月22日致黃曼君（節錄），《沙汀文集》第8卷，第59~60頁。

　　[24]在給黃曼君的信中，沙汀曾談到，“霸妻問題，是與拉壯丁問題分不開的。而這類事，在當日的四川農村，可以說相當普遍；捆商、包商、假合作之名剝削農民，更是常見的”。引自黃曼君《沙汀創作論》，《黃曼君文集》第一卷，第129~130頁。

　　[25]《四川省實施新縣制成績總檢討》（1943年四川省民政廳廳長胡次威），《抗戰時期的四川：檔案史料匯編》上卷，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39~240頁。版本后同不贅。

　　[26]伊莎白、俞錫璣：《興隆場——抗戰時期四川農民生活調查（1940—1942）·前言》，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5頁。

　　[27]見伊莎白、柯臨清《戰時中國農村的風習、改造與抵拒：興隆場（1940—1941）》中伊莎白所作序言及賀蕭、韓起瀾所作引言，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8年版，第6、15頁。版本后同不贅。

　　[28]唐文娟：《“流娼”、“新縣制”與“底層民眾”——沙汀〈勘察加小景〉解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10期。

　　[29]沙汀：《還鄉記》，第3頁。

　　[30]沙汀：《還鄉記》，第95頁。

　　[31]毛獨時編著：《新縣制的理論與實施》，浙江自治出版社1940年版，第143~144頁。

　　[32]參見沙汀《還鄉記》，《沙汀文集》第2卷，第63頁。

　　[33][34]沙汀：《還鄉記》，第131~132、149頁。

　　[35]璧山縣縣政府的一位有多年縣政研究、實踐經驗的秘書，曾開列了新縣制的九大問題，“新力量與舊力量”就是其中之一：“有新制施行，大批干部（尤其鄉鎮長）均系甄選合格青年，予以短期訓練，分發各鄉鎮工作，數月以來，見其朝氣蓬勃，努力服務，其苦干之精神，確強于過去之聯保主任。惟問題之發生，亦即在此。蓋青年人能力雖強，但乏‘鄉望’，老年人（指舊聯保主任，當然也有少數青年有為者）工作雖不積極，但其號召力較力，故今日之鄉村，即有新舊力量的問題。在吾人深知中國之社會，系倫理情誼之社會，欲完全去舊力量，替以新力量，似不可能，故今后補救之道，即在怎樣調和新舊力量”。見《關于新縣制實施九大問題及其解決之道的報告》（璧山縣縣政府秘書陳一1941年1月28日），《抗戰時期的四川：檔案史料匯編》上卷，第229頁。

　　[36]沙汀：《還鄉記》，第92頁。

　　[37]吳福輝：《沙汀傳》，第33頁。

　　[38]沙汀：《還鄉記》，第253~254頁。

　　[39]參見成功偉《“國家權力—鄉村社會”視野下的四川農村合作運動》，《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6年第9期。

　　[40]伊莎白、俞錫璣：《興隆場——抗戰時期四川農民生活調查（1940—1942）·前言》，第7頁。

　　[41]沙汀：《紀念魯迅先生，檢查創作思想》（重慶《新華日報》1951年10月19日），《沙汀文集》第7卷，第37頁。

　　[42]沙汀：《還鄉記》，第254頁。

　　[43][44]沙汀：《還鄉記》，第256、258，25~26頁。

　　[45][47][48]沙汀：《還鄉記》，第275、343、282頁。

　　[46]沙汀：《淘金記》，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版，第348~351頁。

　　[49][50][53]沙汀：《還鄉記》，第334、336、378頁。

　　[51]沙汀曾計劃“用一些篇幅寫山民打筍子的場景”，由于沒有這樣的生活經歷，他后來放棄了這個意圖。見《〈還鄉記〉后記》，《沙汀文集》第7卷，第51頁。

　　[52]沙汀原來計劃寫一個長征負傷留下來的紅軍戰士，作為打筍子斗爭的“后臺”，后來放棄了。吳福輝評論道：“虧得你以后沒這樣寫，自發反抗就不深刻？那是因為你沒有深入到自發反抗的歷史和人物心里去，添加一個政治的背景無濟于事。”見吳福輝《沙汀傳》，第330頁。

　　[54]呂熒、傅履冰（何其芳）：《關于“客觀主義”的討論》，《萌芽》第1卷第4期，1946年11月。

　　[55]沙汀：《紀念魯迅先生，檢查創作思想》，《沙汀文集》第7卷，第37頁。

　　[56]《萌芽》這一期還刊載了幾首反映解放區生活的詩歌，編者在后記中寫到，“這期的小說與詩都是寫的一些新的地方的事物。但新的事物是從舊的歷史與舊的土地上生長起來的，這些作品剛好很好地說明了這，因此我們讀來并不隔膜”。見《萌芽》第1卷第4期《編后》，1946年11月15日。

　　[57]沙汀：《〈紅契〉讀后》（重慶《大公報·半月文藝》第7期，1947年1月31日），《沙汀文集》第7卷，第150頁。

　　[58]沙汀：《學習〈實踐論〉引起的一點反省》（重慶《新華日報·新華文藝》創刊號，1951年7月8日），《沙汀文集》第7卷，第284頁。

　　[59]伊莎白：《序言》，見伊莎白、柯臨清《戰時中國農村的風習、改造與抵拒：興隆場（1940— 1941）》，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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