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紅與黑》到《賽末點》：階級統治的暴露史

　　“這種人發財觀念極重，對趙公元帥禮拜最勤，雖不妄想發大財，卻總想爬上中產階級地位。他們看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東，往往垂著一尺長的涎水。”在階級社會里,統治階級掌握著絕大多數的社會資源。出于對秩序的呼喚，他們有時并不吝于將上升的大門稍敞些許。因此，在社會矛盾尚不尖銳之時，階級躍遷成為多數貧寒者改變自己當下處境的中保。但階級躍遷并不總是以自己的本來面目現世。它往往戴著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面紗。“榮耀祂并以祂為樂”是經由教會獲得此岸成功的借口；橫渠四句則為士人的物質要求提供了遮掩。在以往，階級躍遷總與某種意識形態神話形影不離。而今天，階級躍遷本身成為了神話。毋庸置疑，其與資產階級逐漸確立其統治的歷史進程無法分割。這一進程在歷代文藝作品中亦多有體現。我們從《紅與黑》開始談論這一問題。

　　1830年，司湯達發表了小說《紅與黑》。在這一時代，資產階級政治革命還未完成，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不得不帶有強烈的社會進步和人類解放色彩。

　　談論《紅與黑》中的于連是野心家還是奮斗者毫無意義。在貴族復辟的一八三零，與其心向往之的拿破侖一般，身為資產階級苗裔卻又謀求功名的于連必然被貴族目為野心家。但于連引人之處并不在其作為資產階級個人神話“道成肉身“般的奮斗歷程。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于連的個人追求與啟蒙理想的關聯。拿破侖的重要性不在于他的天才，而在于他在某種程度上是法國大革命的后繼者。在他壯闊的征服事業中無疑有著九三年的遺產。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進行革命的階級，僅就它對抗另一個階級而言，從一開始就不是作為一個階級，而是作為全社會的代表出現的；它儼然以社會全體群眾的姿態反對唯一的統治階級。”雅各賓黨人以高度的彌賽亞精神在九三年理論地扮演著國際解放者的角色，而拿破侖則現實地因而也是“次優”地扮演著這一角色。而在于連這里，資產階級擔負歷史進步責任這一事件表現為其于法庭上為自己辯護。“他們仍想通過我來懲罰一個階級的年輕人，永遠地讓一個階級的年輕人灰心喪氣，因為他們雖然出身于卑賤的階級，可以說受到貧窮的壓迫，卻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敢于側身在驕傲的有錢人所謂的上流社會之中。”

　　在于連這里，個人的雄心壯志被賦予了政治上的解放意義。這一結合的背后是復辟時期繁復的社會狀況。拿破侖死后波旁當涂，七月革命后奧爾良執政。因此，于連在隱瞞自己啟蒙思想的同時熟背拉丁圣經。如此“清明”的于連也難免一死。這與其說是復辟時期滄海橫流、太阿倒持，不如說對于統治者而言即使是于連也過于激進了。資產階級應然地會尋求獨掌政權，但實然地屈膝于貴族之下。拿破侖式地秩序破壞者是禁忌，但于連也因這一禁忌實現躍遷。換言之，資產階級既因其在政治上作為人類進步利益的代表而受打壓，也因這一地位而得以壯大。資產階級在奪得政治上的統治時必然需要領導社會諸被壓迫階級。同時也能說，尚且還述行著“全球共和國“式理想的資產階級必然無法在政治上統治。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對法國大革命的評述于此可資借鑒：“只有對那樣的群眾來說革命才是’不成功的’，這種群眾的政治’觀念’并不是關于自己的實際‘利益’的觀念，所以他們的真正的主導原則和革命的主導原則并不是一致的，他們獲得解放的現實條件和資產階級借以解放自身和社會的哪些條件是根本不同的”。被啟蒙的于連不得不被毀滅。雨果在此或許是對的：“過了西奈山，便是斷頭臺。”

　　在稍晚時期的沙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了《罪與罰》。一方面，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席卷歐洲，另一方面，俄國卻仍然落后。因此，資產階級在追求自身的物質利益時不得不采用貴族的意識形態神話來辯護。

　　在《罪與罰》中拉斯克爾尼科夫始終不曾言明自己的殺人動機。或許出于對彼時俄國現存體制的不滿，或許為了證明自己是超脫群氓的“超人”。在此處，資產階級的個人神話與人類解放的事業若即若離。列寧在《“沙皇與人民和人民與沙皇的一致”》中指出：“沙皇與人民的一致就是沙皇與地主、資本家，再加上一小撮富裕農民的一致”。與于連的時代不同，在拉斯克爾尼科夫的時代，即使是在俄國，雖然還有封建余孽尚待清算，但資產階級已然在政治上分享著統治。拿破侖般個人野望與人類進步的結合現實的與理論的皆不合時宜了。普羅塔諾曾作“太一”與“理智”之分：太一純然為一，理智則在自我觀照的意義上為一。在這里，與“建功立業便是造福人類”不同，成為超人是為了改變社會，而改變社會則是為了成為超人，二者間分裂已顯。在拉斯克爾尼科夫那里，這種結合只能表現為某種抽象的“偉大事業”，某種“無”。究其緣由，無非是資產階級尚未完全取得其在意識形態上的統治，恰如特里伊格爾頓在《二十世紀文學理論》中所述那般。資產階級那時所信奉的“庸俗的功利主義”意識形態尚無法擔當其所替代的“衰落的宗教情感”那般的“社會黏合劑”地位。換言之，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彼時尚不堪大用。“最迫切的社會需要是教養或使粗鄙庸俗的中產階級“希臘化”，因為他們已經證明自己無力以一種適度豐富和精致的意識形態來從根本上鞏固他們的政治和經濟權力”。

　　因此，資產階級不得不謀求貴族意識形態的幫助以“控制和同化工人階級”，而貴族也有“資助他們的中產階級主人”以維持自己社會地位的需要。而這種貴族的意識形態帶有某種彼岸性，一如加爾文所宣告的那樣——“人在神的威嚴前。”受此影響，資產階級尚要為無限制地追求剩余價值作辯護，以確保自己的貪婪是在某種神的威嚴前。但這一超驗的訴求在資產階級這里只能表現為變動不居的“無”。在宗教已然衰落的情況下，希望被寄予文學。“像宗教一樣，文學主要依靠情感和經驗發揮作用，因而它非常宜于完成宗教留下的意識形態任務。”文學變成了對“庸俗的功利主義”及其背后的從布魯諾開始的內在性世界觀的反叛。“星空就是可走和將走的諸條道路之地圖”的同質性的世界重新變為了不可捉摸、不可窮盡的世界。但毋庸置疑，離開伊甸園是一件無可挽回的事。后啟蒙的無限的世界圖式不再流溢唯一的神的慈愛。因此，世界的答案只能是一個又一個神的模仿物。祂們在分有神的大能的同時也分有著神的死亡。換言之，所有的絕對價值都被抹上了相對的浪漫主義色彩。“無”是祂們更徹底的同類。

　　由是，拉斯克爾尼科夫只能以某種空虛到幾近于無的“事業”來為自己成為超人互證。縱然空虛無比，“神”也不可缺少，反之亦然。不可缺少的神實則一無所是。據柏林在《浪漫主義的根源》中所言，這種狀態會導向“兩種偏執而有趣的現象”：一種是思鄉情結，“無限不可窮盡，我們永不能貼近它，我們總在追求卻難以滿足，因此我們患上思鄉病”；一種是某種類型的妄想狂，認為“有某種更為巨大、不可捕捉、不可企及的事物存在于我們之外”。拉斯柯爾尼科夫在這兩者間糾纏不已，歇斯底里。他為“偉大事業”的妄想而殺人，他也為回到安寧的故鄉而皈依。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便表現于此。他將這一資產階級文化領導權旁落的歷史事件鮮明地——即使可能是無意識地——展現在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罪與罰中。拉斯克爾尼科夫在這種困境中必然如在書中那般病態乃至癲狂。畢竟人不能真如施蒂納那般“以無為事業的基礎。”因此，彼時雄心勃勃謀求階級躍遷的人只能在西伯利亞這個遠離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地方走向未被啟蒙謀殺的上帝。米沃什的評論較為確切，“在他的小說中，似乎沉入罪孽和恥辱的深處是獲得拯救的條件。”

　　2005年的電影《賽末點》對《罪與罰》進行了拙劣的模范。在《賽末點》中，物質利益不再需要意識形態的遮蔽，物質利益本身成為了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該片講述了窮小子威爾頓憑借高超的網球技術娶到了富家小姐，廁身上流社會。他婚后又與內兄的前女友諾拉廝混一起。諾拉懷孕后要求威爾頓離婚。威爾頓遂行兇并通過偽造成搶劫時激情殺人以抹除嫌疑。無疑，伍迪艾倫在此有意借鑒《罪與罰》。拉斯科爾尼科夫與威爾頓都為了前途而行謀殺。

　　但阿爾都塞在《讀資本論》中曾言：“歷史的真實不可能從它的公開的語言中閱讀出來，因為歷史的文字并不是一種聲音在說話，而是諸結構中某種結構的作用的聽不出來、閱讀不出來的自我表白。”從他們二人細節的差異中我們或許可以一窺真相的面龐。拉斯科爾尼科夫認罪服法，威爾頓逍遙法外；拉斯科爾尼科夫投入“無”的深淵，威爾頓則陶醉于自己的社會地位。在拉斯科爾尼科夫那里，犯罪是為了贖罪，而贖罪是為了無罪；威爾頓則認為不行兇才是犯罪，不保衛自己的優渥生活才是犯罪。顯而易見，在《賽末點》中，個人的物質利益不再需要意識形態的外殼，物質利益本身成為了意識形態的核心。這一轉變根植于資產階級成功奪取文化領導權的歷史進程。資產階級文化革命質變于西方國家普遍發生學運的1968年。不可否認，這一運動帶有濃厚的左翼色彩。但若從其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的結果回溯性地觀照整個遠動，那么程巍在《中產階級的孩子》中所下的論斷較為恰當：“資產階級的一次繼續革命，一次針對自我內部的他性的革命”。上文已言，在政治革命完成后，資產階級不得不依靠貴族的意識形態實行統治。也因此，資產階級在自己的時代不得不面臨審判，不得不以諸如“國民財富”“社會公益”之類的虛幻詞句來為自己不可滿足的剩余價值欲辯護。資產階級的孩子們以激進的面目出現，用“反文化”炸毀了貴族意識形態的壁壘。“新左派”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羔羊，清白了資產階級過去的罪惡感。資產階級奪得了文化領導權。于是，資產階級不再需要為剩余價值的崇高地位尋找理由，即使那理由不過是純粹抽象的“無”。這足以解釋拉斯柯爾尼科夫與威爾頓間除了罪行本身以外的其他差異。在《賽末點》臨近結尾時，威爾頓自白道：“如果我被抓到被判罪被懲罰了，也是應該的，說明這世上還有點正義，還有點希望存在的可能性。”與其將其闡釋為伍迪艾倫對社會墮落的批判，不如說資產階級在這個時代最終達到了自己的頂點。和其他價值一般，良心不再被視為一個嚴肅的問題。“怎樣都行”，但要賺錢。

　　《賽末點》的時代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已經完成的時代。正如大衛哈維所說，新自由主義不過是一場統治階級的復辟運動。資產階級在新世紀奪回了文化領導權，“絕對的價值追求，熱情的致富沖動”不僅是無辜的，還是唯一正確的。

　　經典的文藝作品總會展現時代的典型面貌。從《紅與黑》到《賽末點》，我們可以清晰看到：隨著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不斷革命，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物質利益愈益統一。資產階級逐漸不再需要美好燦爛的意識形態神話來遮蔽赤裸裸的利益追求。我們應該還記得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的教導：“資產階級在他已經取得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換言之，能將一切神圣價值納入“利己主義打算”的今天正是資產階級的最佳政制。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僅讓我們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附庸，也籠罩了我們的意識形態。在這里，與其說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遮蔽了某種真實，不妨說其本身就是一種真實。資產階級在生產關系上和在意識形態上統治著全社會已然成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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