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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于魯迅其他更著名的小說，《端午節》確實算不上多么復雜難解，但小說中所隱含的不同聲音仍然值得我們去分辨與剖析。小說中方玄綽的“差不多”說乃是魯迅人生經驗的結晶，是人互為奴隸的困境之縮影。在胡適勾畫出“好人政府”的藍圖、引起輿論關注之際，借助“差不多”和《嘗試集》，魯迅和風頭上的胡適開了一個小小玩笑，而在這戲謔背后，更隱伏著“知”/經驗型思維與“行”/理念型思維的對立和頡頏。因此，在家庭敘事的表象之下，《端午節》的潛在主題乃是一場思想觀念的對話。小說的主題從私域延伸至公域，在整體上呈現出弱虛構性與強觀念性，也可以看作是理解魯迅“家庭小說”的一個切口。而所有的這些理念的交鋒和對話都隱蔽在日常生活敘事之下，化作“執拗的低音”，變得不易辨識。

　　本文原刊于《文學評論》2022年第3期，感謝孟慶澍老師和《文學評論》雜志授權轉載！

　　孟慶澍

　　從“差不多”到《嘗試集》

　　——《端午節》的內在“低音”

　　1922年6月，魯迅創作了“家庭小說”《端午節》。或許是因為它在魯迅作品中并不引人注目，學界一度對之關注有限。日本學者藤井省三和中國臺灣學者彭明偉曾相繼提出“外來影響說”，認為《端午節》是魯迅在愛羅先珂影響下，對新知識分子進行批判并反思與民眾關系的作品［1］。在最近的研究中，董炳月對《端午節》的關鍵細節進行了探微索隱，并指出小說中隱藏著魯迅與胡適、錢玄同的對話與互動［2］。應該說，上述學者的努力使《端午節》研究有了質的提升。不過，隨著研究的深入，更多的問題出現了：魯迅提出“差不多”的用意究竟何在？如何在魯胡對話的背景下理解“差不多”？應該怎樣理解作者釋放的特殊符號，如方玄綽手中的《嘗試集》？小說日常敘事之下隱藏著怎樣的潛在聲音？這些問題都有待于進一步討論。

　　一、如何理解“差不多”？

　　方玄綽的“差不多”既是小說的“文眼”，也是理解這個人物的關鍵。“差不多”在現代文化史上是個著名的符號，它最早見于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傳》，最初發表于1919年《新生活》周刊第二期［3］，隨后又被收入各種文選及白話課本，流傳頗廣。但是，方玄綽的“差不多”與“差不多先生”有無關聯？彭明偉認為，方玄綽的“差不多”是從胡適處挪用而來［4］。然而，即使按照胡頌平的記載，《差不多先生傳》最早于1919年2月發表，但魯迅在創作《端午節》之前是否看過《差不多先生傳》，也是難以確定的。迄今并無直接證據可以判斷魯迅是否借鑒了《差不多先生傳》。因此，真正可靠的提問方式，可能還是看這兩個“差不多”是否有差別以及究竟“差多少”。

　　胡適所批評的“差不多”并不難理解，它是指國民的不認真、不仔細、得過且過、敷衍了事等國民性弱點。這種缺乏科學理性精神的籠統態度成了國人的生存哲學，“樣樣事情看得破，想得通”，“一生不肯認真，不肯算賬，不肯計較”［5］，但中國也從此變成懶人國。顯然，胡適對“差不多”的批評是想要“提倡一種注重事實，服從證驗的思想方法”［6］，將科學方法應用到人生觀中去，背后有科學主義和實驗主義的觀念作支持。方玄綽的“差不多”說則更接近于一種建立在“性相近”基礎上的循環論和虛無思想，也就是對青年一定勝于老年、學生一定勝于官僚、弱者一定更接近正義的自然倫理觀念的質疑和否定，其實質是對“進步”的懷疑。如果說胡適以批判“差不多”呼吁進步的話，而方玄綽的“差不多”恰恰質疑和否定了所謂進步的存在——當試圖改變現狀的弱者掌握了權力，由于自利的本性，就會變成維持現存秩序的強者。應該說，這并非作者所虛構的方玄綽的思想，而恰恰是魯迅本人的觀點。孫伏園便認為小說中的“差不多”說“確是那時作者常說的話”，而且有了“差不多”說，“魯迅先生可以省去許多義憤填膺的麻煩”［7］。魯迅在文章中也多有類似的論述［8］。因此，成了方玄綽口頭禪的“差不多”，其實是在魯迅頭腦中生長起來的，是魯迅長期社會生活和思考的經驗所得。

　　1917年京師圖書館開館紀念攝影，魯迅時為教育部官員

　　這種經驗通過方玄綽得到具象化的再現。方玄綽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具有多重身份——他既是小官僚，又是大學講師，同時還是家庭中的丈夫，是商戶的主顧，小廝的主人。因此圍繞他存在著大大小小的權力結構，在這些結構里他的位置也有所不同。例如，在大學和家庭中他是掌權者，可以發號施令；在上司面前他又是下屬，只能忍氣吞聲。他隨時要面對自己在權力結構中的身份轉換、位置變化。他對這種權力結構的運行方式極為熟悉，也極為敏感。所以他才對索薪會要求“親領”有那么強烈的抵觸——因為這“親領”中也暗含著權力關系，同事掌握了支票，就搖身一變成為可以任意羞辱、支配同僚的壓迫者。魯迅和胡適的不同之處，就在于他有十余年的官場經驗，對“人一闊、臉就變”的世態人情有著切身的體會。這種經驗的刺痛使他在1926年又寫了《記“發薪”》，來敘述他所不能忘卻的“差不多”。他再次目睹，無論是上至部長的“他”，還是每日按時上班的“不貳之臣”，或是曾經犯上作亂的“索薪會”，一旦掌握了資源或權力，成為了“施主”，都會利用它來懲罰同僚、顯示威風［9］。雖然這次提出“親領”的是一班“新人物”，但其攫取權力作威作福的做法并沒有改變——無論“新”“舊”，都“差不多”。雖然“差不多”說以人性虛無主義否定了社會改良的可能，接近于“無是非之心”，顯得灰色而消極，但它的確是魯迅現實人生經驗的積淀與總結。

　　二、“差不多”的深意

　　值得注意的是，方玄綽的“差不多”說雖然意在批評社會人心，但并未將自己排除出“異地則皆然”的行列。茅盾曾提醒讀者，魯迅在“剝脫”男男女女的同時，“也老實不客氣的剝脫自己”［10］。方玄綽對不同形式的權力關系洞若觀火，而自身也處在各種主奴關系的羅網之中，他的種種性格弱點如清高、怯懦、消極、精明、世故、自私、強橫等，都與長期在這些權力關系中生存有關。從小說的結構來看，其諷刺的重心也是逐漸從“議論他人”向方玄綽自身轉移。因此，也可以說這是一篇具有內在自我嘲諷傾向的小說。

　　回到文本，可以發現，和《在酒樓上》《孤獨者》等名篇一樣，《端午節》的主體部分也是對話。夫妻的四次對話占據了小說近半篇幅，其中所反映的方氏夫婦關系正體現了“差不多”說的深層意蘊，因此不妨略作分析。

　　小說交代，這對夫婦“沒有受過新教育”，方玄綽稱呼太太為“喂”，而太太對他卻連“喂”字也沒有，只要臉向著他說話，依據習慣法，他就知道這話是對他而發的。不過，從后文方玄綽會寫白話新詩，還能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來看，男主人應該是受過一些新式教育，而且愿意接受新思想，而方太太就確實是沒有受過新教育，甚至可能連傳統教育都未曾接受，是像朱安一樣的舊式家庭婦女。從這短短一段描寫中讀者不難感受到，方玄綽將太太輕蔑地稱呼為“喂”，而方太太則不知道該怎么稱呼丈夫（也可能是無論她怎么稱呼方玄綽，都不會令其滿意，因此只好不稱呼），表明雙方在教育背景、思想觀念上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也可看到方玄綽在家庭中居于絕對主導地位，并由此形成了夫婦之間的微妙關系。我們甚至不難從中推見魯迅與朱安相處時的某些氣氛。正因為在夫妻關系中處于掌握權力的一方，方玄綽才可以把在官場受的氣發泄到太太身上。在第一次對話中，方玄綽不但對太太賒米為炊（且已盡力做了兩道菜）的難處毫無體恤，只顧自己發泄對政府的不滿，而且對太太的隨聲附和也并不滿意，用“將頭轉向別一面去了”這種傲慢的方式結束了談話。顯然，方玄綽只需要太太做好家務，為他服務即可，至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境是他所不耐煩了解的。顯然，他與太太之間存在一種不平等的權力關系，而這種權力關系的實質則是建立在金錢基礎上的雇傭關系。正因為如此，隨著方玄綽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這種關系也在慢慢發生變化。在第二次對話中，伴隨著方玄綽收入“萬分的拮據”，太太逐漸喪失了對他的“敬意”，而且敢于做出“將一疊賬單塞在他的鼻子跟前”這樣冒犯性的舉動。情急之下，方玄綽賭氣宣布要辭職，一半是因為親領確實是一種侮辱，也有一半是說給太太聽，威脅自己要甩手撂挑子。而后又胡攪蠻纏，以自己拿不到工資作為不給孩子學費的理由，拿太太來撒氣。第三次交談發生在同一天傍晚，方玄綽外出借款失敗，終于體會到了太太的艱難處境，不由得向太太大倒苦水。而太太卻“只淡淡的說”，并不感到奇怪。因為長期處在弱者地位，她早已熟悉求告無門的苦楚，對人情冷暖洞悉在心。同時，由于方玄綽的職務乃是全家的經濟命脈，因此太太對其職位的關心也溢于言表，“驚疑”“暗暗地查看”“惴惴的問”都表明她很擔心方玄綽在沖動之下真會憤而辭職，或者因為親領而賭氣不去領薪。可見，雖男主人處境日窘，但妻子依附于丈夫的內在格局仍是牢不可破。在最后一次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到，方太太開始不安于完全服從的地位，而要提出自己的主張。她向方玄綽發出了一系列追問（“總得想點法”），雖然只關形而下的生計問題，而非如祥林嫂之問那樣直逼靈魂深處，但也足以使方玄綽狼狽不堪，不得不承認自己雖是一家之主，但除了做官，并沒有實際謀生本領。小說末尾，方太太因為提議買彩票而被方玄綽以“無教育”為由加以打壓，而他也借此重新挽回面子，但同時他不無尷尬地發現，自己也曾有過買彩票的念頭，又比太太高明在何處呢？小說末尾這一場小小的挑戰，暫時被方玄綽的虛張聲勢平息，但他代表權威、理性、正確的“家庭人格設定”也被敘述者撕開一道裂口，即使抓起新文化的“圣經”《嘗試集》，也已是難以掩飾。

　　聯系魯迅此時的家庭與經濟狀況，不難發現方玄綽夫婦的對話具有相當的真實性。這些對話的價值在于揭示了在從官場回到家庭之后，方玄綽/魯迅發現自己依然無法擺脫主奴關系的纏繞，無論他是否是新知識階級，是否具有平等思想，他都深陷于各種權力結構之中。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中提出，為娜拉考慮，“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11］。但魯迅在自己的小家庭中就無法做到“男女平均的分配”，而只能延續男性掌握經濟權、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模式。朱安誠然不是娜拉式的女性，也不可能向他索要經濟權，而他也沒有將經濟權主動分配給朱安。換言之，女性獲得經濟權并實現兩性的平等，只存在于魯迅的演說中，在魯迅自己的生活中并沒有實現。對于魯迅這樣的新知識分子來說，最深刻的困境可能就是能言而不能行——能夠意識到權力結構造成的不平等的存在，卻無力改變之，因為自己便陷在這結構中不能自拔。不僅如此，魯迅鼓勵女性“要求經濟權”，又說：

　　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還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這決不是幾個女人取得經濟權所能救的。［12］

　　人之為傀儡，幾乎是一種宿命。方玄綽雖然掌握經濟權，看起來是一家之主，太太是他的傀儡，但反之，他為了養活妻小而忍辱茍活，不也正是魯迅所說的男人作女人（家室）的傀儡嗎？魯迅的獨異之處，就在于他看到即使人們取得了經濟權，也仍然有其他有形無形的權力關系束縛著他們，在此為主，在彼為奴，終究無法擺脫互為傀儡、互為奴隸的困境。無論是丈夫還是太太，會寫白話新詩的男性還是不識字的家庭婦女，一旦陷入這種主奴權力結構，其實都“差不多”。甚至包括清醒的思想者和批判者，其以他人為傀儡，或為他人之傀儡，大概也和蒙昧愚民“差不多”。

　　三、“差不多”其實差很多

　　由于長期欠薪，1922年的端午節對于北京國立八校教師來說是個艱難的節令。在端午節前一天，錢玄同訪單不庵，知欠薪又不可得：“交部發出七萬，教部十一萬，余為兌換卷（券）。教部部員以他們和我所摻兌換卷（券）多少不勻，扣住不放云。”［13］端午節這一天，四個半月未發薪水的胡適也在為債務而發愁：“學校四個半月不得錢了，節前本說有兩個月錢可發，昨日下午，蔡先生與周子廙都還說有一個月錢。今天竟分文無著。我近來買的書不少，竟欠書債至六百多元。昨天向文伯處借了三百元，今天早晨我還沒有起來，已有四五家書店伙計坐在門房里等候了。三百元一早都發完了。”［14］胡適日記很少記賬，此處竟罕見地談及書債，可見經濟上確是捉襟見肘［15］。

　　但也許是因為另有進項，也許是因為“君子喻于義”，胡適僅僅是在日記中提到了這一筆，從此再也沒有抱怨過欠薪之苦。胡適此時的注意力幾乎全在他提出的“好政府主義”上。從回國后不談政治，到因國事糜爛而終于忍不住開始談論實際政治，胡適的“好政府主義”有一個醞釀的過程。1921年6月，胡適和丁文江、蔣夢麟、王征等秘密成立了努力會［16］，其信條之一就是“我們當盡我們的能力，——或單獨的，或互助的——謀中國政治的改善與社會的進步”［17］。1921年8月5日，他在安慶“第一次公開的談政治”，在演講中提出“好政府主義”，指出它是一種政治的工具主義，能夠為最大多數人謀最大福利的便是好政府，要實現這個目標，“要一班‘好人’都結合起來，為這個目標作積極的奮斗”［18］。同年10月，胡適在《晨報》發表《雙十節的鬼歌》，呼吁大家“推翻這鳥政府”，“造一個好政府”［19］。1922年5月，胡適創辦了《努力周報》。在第二期上，由胡適執筆，十五位知識界名流如蔡元培、王寵惠、羅文干、湯爾和等聯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正式提出了“好政府主義”的理念。文章認為：“我們以為國內的優秀分子，無論他們理想中的政治組織是什么……現在都應該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對政治改革，文章提出三個基本要求：“憲政的政府”“公開的政府”“有計畫的政治”。文章進一步認為，中國之所以到如此田地，“好人自命清高”是一個重要原因，因此“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須要有奮斗的精神。凡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斗”［20］。

　　提出“好政府主義”的《努力周報》

　　“好政府主義”一經提出就引起了輿論廣泛的關注和討論，自然也成為胡適這一時期集中思考的問題。有學者指出，胡適的好政府主義包括了“好人”政府和“有計劃”的政治這兩個成分［21］。進一步的研究則發現，杜威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哲學的改造》為胡適的好政府主義提供了立論的來源［22］。因此，可以說“好政府主義”是傳統的士大夫政治理想和杜威政治哲學的結合，而精英政治、專家政治則是好政府主義的基礎。胡適提出好政府主義的前提，就是希望精英知識分子能克服“差不多”的國民性弱點，在政治上認真負責。按照他的設想，這些“好人”（精英知識分子）是值得信賴且必須信賴的，他們的努力就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金椎”［23］。

　　然而，在魯迅看來，這種對“好人”（魯迅謂之“特殊知識階級”）的期待是靠不住的。《我們的政治主張》被《晨報》《民國日報》等報紙轉載，流傳甚廣，魯迅應該讀到過這篇文章，但他對胡適宣揚的包括從實驗主義到“好人政府”的這套理論并不感興趣。杜威1919年至1921年在華旅行講學，轟動一時，而且從1919年9月21日開始，杜威就在教育部作“教育哲學”演講，到1920年2月22日結束，共16講。但關于這個就在教育部舉辦的系列講座，魯迅也沒有記載只言片語，只是在給宮竹心的信中，提到可以把載有杜威講演的《教育公報》散頁借給他［24］。到了1929年，魯迅更是語帶譏諷，將胡適與杜威的關系比作將上海灘上的西崽與洋人［25］。不僅如此，胡適對精英知識分子的信任，在魯迅看來也是站不住腳的。魯迅的“差不多”實質上就是對“好人”（精英）的否定，這種否定是和他作為資深官僚而兼新知識分子的切身經驗有關的。

　　從1911年開始，魯迅就在教育部任職，對層層疊疊的權力結構中的人性有切身的體驗。盡管魯迅自己對官僚極為反感［26］，但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使他對自己的官員身份有清晰的認識。1925年女師大在宗帽胡同新校舉行開學典禮，魯迅在教員致辭中就說：“我不是專門當教員，是做官的。”［27］長期的官場經驗也使他對官員階層與權力結構的內生關系有深入了解。他清楚地意識到，官場本身就是一個權力結構，上下級權力關系對官員有著天然、強大的同化力，他自己以及教育部的同僚之中，就有許多曾是受過新教育的留學生，是所謂有道德的知識階級，但大至國家政治、小至辦公室政治，都并未因此清明起來。因此，“好人”從政便會產生“好政府”不過是一廂情愿的空想。

　　另一方面，魯迅又是大學兼職教師。他兼任著北大和其他幾所學校的講師，雖非正式教職員，但對大學教師群體也相當熟悉。既然學生出身的官僚并不比舊官僚廉潔能干，學生出身的教師就一定會是“奮斗的好人”嗎？遠的不說，從以大學教職員為主體的索薪運動中，魯迅就對某些知識精英弄權自利的一面看得十分清楚。

　　1921年《順天時報》對教育界風潮的報道

　　延續數年的索薪風潮，起因是北洋政府財政每況愈下，加之兵禍不斷，開支巨大，債臺高筑，遂不斷拖欠教育經費。到1921年“六三事件”前，北京高校教職員被拖欠的薪金總數已有七八十萬之多，政府已經陷于無法籌措的窘境［28］。因此，教師索薪的正當性毋庸置疑。但當索薪成為一場波及整個北京教育界的“運動”，即不免含有政治斗爭和權力斗爭的成分，甚至成為主事者爭權奪利的場域。一方面，教育界本來就對北洋政府極為不滿，甚至有試圖通過索薪運動來“和平演變”之意。當時的輿論指出政府與教育界之間的矛盾，認為教育界內之指導者多為新思想家，而現政府“不過為政界有力特殊階級之事務所”，并非為國民服務，“兩者之間，既掘有如此大溝渠，則其不能互相協同，以經營事業者，自屬當然之理也”，所以對于“教育界有力者”而言，他們“雅不欲現在政府之存續，寧希望其顛覆”［29］。另一方面，一部分人也有利用索薪在教育界形成勢力的目的，當時報紙有分析曰：“自五四以來，學生團體嶄然顯頭角于當世，而爾時之教職員則索然退處于無權。迨學生運動卓然有相當之成績，于是高級之教職員憬然大有所覺悟，以為學界之潛勢力隱然可用，然必先組織各教職員為一大團體，而后可與學生團體頡頏并進。但欲組織團體，必藉教職員之共同利害為題目，方足以資號召，此薪水現金問題之所由起也。”為了達到火中取栗的目的，最好是將學生團體也卷入索薪事件，“于焉合兩團體為學界之一大團體，冶全國學界于一爐，則旋乾轉坤，運諸掌握”。正因為索薪運動的目的并不僅僅在索薪，“故不憚一變再變，提種種理想的條件，強政府以所難，非不知政府之做不到也，正欲其做不到耳；非不慮政府之強硬對待也，正欲其強硬耳”，教員團體的某些中堅人物甚至“謂此事固不欲其了結”［30］。事實上，正是在部分教職員的鼓動和操縱下，當時北京各大高校的學生深度卷入索薪風潮，一度站在了教師與政府矛盾的第一線［31］。

　　正因為索薪運動并不單純，其中有復雜的政治因素，以知識分子為主的索薪組織內部也有著錯綜復雜的權力斗爭。索薪會的頭腦之中，李大釗身份特殊固不待言，而馬裕藻、湯爾和等則是著名的“活動家”，是多次教育風潮背后的軍師。在1921年二次索薪時，胡適便在日記中感慨，北大教職員開會多有權力之爭：“有些人心里舍不得權力，卻實在不會用權力。他們那種‘戀權’的情形真令人難過！”［32］魯迅與馬裕藻、湯爾和等浙籍人物是老相識，對他們的真實意圖豈能不知？正因為洞悉內情，無論是較早的大學索薪還是后起的教育部索薪，魯迅都并不積極。當然，和小說里方玄綽從未加入教員團體不同，魯迅參與過索薪運動。在他的日記中有兩次關于索薪的記錄，分別是1921年10月24日下午到午門索薪和1926年1月16日上午赴國務院索薪。第二次索薪正好是在許世英任內閣總理期間，而據聞一多回憶，許世英和財政部長接見了索薪代表，在場的人只有兩個人沒有說話，一個是聞一多，另一個不但沒說話，而且在那里睡覺，這個人就是魯迅［33］。可見魯迅雖參與索薪，也僅是礙于情面、應付了事，并不積極。1923年，魯迅在和日本友人談到教育部拍賣問題時說，教育部人員經常開會，上國務院奔走，向曹錕請愿，要求早日任命總長，迅速發給經費，看樣子都無結果：“我覺得做這些活動也不會有辦法，因此開會時從未去過。這樣的內閣，不管說多少話，差不多都是空的。所以部員們覺得反正沒有希望，就有人發表過激的言論，有人說，必須作徹底的改革，我們是革命派。真要革命就得到民間去宣傳革命，依靠人民的力量來反對政府。依然留在當官的地位，因為領不到薪水便變了革命家，實在太滑稽了。……不管哪個國家也找不到官吏而兼革命家的人物，身為官吏，口談革命，既為官吏又兼革命家的人，也只有我國才有。”［34］在魯迅看來，政府固然無法指望，這些又想革命又不舍得烏紗帽的“運動家”也依靠不得。

　　更何況，魯迅此時剛剛經歷了《新青年》的分化。他在《新青年》雖處于“客卿”的地位，但也目睹了陳胡之間的斗爭以及《新青年》群體的分崩離析。這一群人已經是當時知識階級中最優秀、最有思想的分子，但仍然“很有喜歡明爭暗斗，扶植自己勢力的人”［35］，并最終導致群體的分化，這如何能令魯迅去相信什么“好人”呢？更何況這自命好人的，很可能便是那心機暗藏、結黨營私之輩。

　　正是因為有著對官場和大學兩大知識分子群體的深刻認識，在胡適畫出“好人政府”的美妙藍圖、并引起輿論熱潮之際，魯迅借方玄綽之口，冷冷地拋出了他的“差不多”說。從胡適《差不多先生傳》的努力、樂觀、自信，到方玄綽“差不多”的冷峻、黑暗、虛無，這差距實不可以道里計。

　　四、《嘗試集》的意味

　　《端午節》中，胡適的《嘗試集》在小說中先后出現了四次。應該如何理解小說中這一有趣的細節？是作者無意識留下的破綻，還是某種微妙的暗示？在孫伏園看來，魯迅之所以在小說里對于《嘗試集》三致意四致意者，是含有提倡的意思，也與文中所講主人翁撰著白話詩稿只值三百大錢一本之事相呼應，以示方玄綽乃一愛念愛寫白話詩之人［36］。換言之，作者反復提及《嘗試集》，是揄揚表彰這本白話詩集之意。但情況是否確實如此？在魯迅小說中，書既是一種道具，亦是一種符號，多含諷刺之意。如《狂人日記》中的“本草什么”（《本草綱目》）寫著“人肉可以煎吃”；魯四老爺書房中陳列的乃是《康熙字典》《近思錄集注》和《四書襯》，烘托了主人“講理學的老監生”的身份［37］；《幸福的家庭》以王爾德《理想之良人》為“優美高尚”的西洋留學生家庭讀物，諷刺味道更濃。由此再來看方玄綽手里的《嘗試集》，是不難品味出其中嘲諷之意的。

　　那么，魯迅為何以將《嘗試集》設為諷刺道具？恐怕還是與魯迅對胡適的看法有關。《嘗試集》可說是胡適的得意之作。在《四版自序》中，胡適不無自矜地說社會已承認他的詩是一種開風氣的嘗試，《嘗試集》在兩年之中也銷售到一萬部［38］。甚至據說幽居深宮的宣統也讀過《嘗試集》，可見流播之廣［39］。因為代表了文學革命的實績，胡適自己也非常看重《嘗試集》，一面對具體字句精心推敲，毫不馬虎，聲稱“做白話的人，若不講究這種似微細而實重要的地方，便不配做白話，更不配做白話詩”［40］；一面反復斟酌選目，不僅自己動手增刪，而且遍邀好友時賢幫助“刪詩”，看起來謙虛得體，但未嘗不是故作姿態的宣傳術［41］。由于《嘗試集》的成功，當時已有人稱胡適為“白話詩的通天教主”［42］，而胡適自己也認為這話并無大錯。

　　胡適之所以如此傾注心力于《嘗試集》，既因為它是白話新文學的寧馨兒，也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嘗試集》是實驗主義的結果與象征。1936年7月，胡適曾憶及實驗主義與自己的文學革命之間的關系：“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發憤盡讀杜威先生的著作……從此以后，實驗主義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向導，成了我自己的哲學基礎。……我的革命文學主張也是實驗主義的一種表現；《嘗試集》的題名就是一個證據。”［43］《嘗試集》的名字來自于陸游的“嘗試成功自古無”，這句詩的意思“恰和我的實驗主義反對”［44］，所以用“嘗試”為名，就是要突出這本詩集所代表的“實驗的精神”［45］。自胡適鼓吹“自古成功在嘗試”以來，《嘗試集》幾乎已經等于實驗主義的代名詞。

　　魯迅的獨異之處，就在于他看到即使人們取得了經濟權，也仍然有其他有形無形的權力關系束縛著他們，在此為主，在彼為奴，終究無法擺脫互為傀儡、互為奴隸的困境。無論是丈夫還是太太，會寫白話新詩的男性還是不識字的家庭婦女，一旦陷入這種主奴權力結構，其實都“差不多”。甚至包括清醒的思想者和批判者，其以他人為傀儡，或為他人之傀儡，大概也和蒙昧愚民“差不多”。

　　《嘗試集》封面

　　因為“刪詩”事件，在胡適諸多著述之中，魯迅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嘗試集》。他曾為《嘗試集》的刪改提出相當具體而中肯的意見［46］，因此小說中方玄綽手不釋卷于《嘗試集》，也許真有幾分魯迅自己的影子。然而，對于如此一部聲名顯赫且自己曾參與刪定的重要詩集，除了《端午節》和給胡適的“刪詩”復信，魯迅所有的公私文字中竟再也沒有提及，這不能不令人略感訝異。在我看來，這是因為魯迅并不認為《嘗試集》有多么重要，甚至對其在新文學運動史上的意義也并沒有那么重視。原因在于：

　　其一，魯迅對白話新詩本身既不熱衷，亦乏興趣。作為文學革命的主將，魯迅當然不反對白話詩，也曾寫新詩以示對白話詩的支持，但總體而言，他對白話新詩是持批評態度。他將一些濫情空洞的白話詩稱為“阿呀體”［47］，并用戲擬的方式寫了《我的失戀》，和這些“阿呀體”新詩開了一個辛辣的玩笑［48］。1934年，魯迅在給竇隱夫的信中，先是表示要自己論詩“真如要我講天文一樣”，不知怎么說才好，因為“素無研究，空空如也”；接著又批評新詩之所以“交倒楣運”，是因為它屬于案頭文學，“沒有節調，沒有韻，它唱不來；唱不來，就記不住，記不住，就不能在人們的腦子里將舊詩擠出，占了它的地位”［49］。1935年，魯迅又在《集外集序言》中坦承：“我其實是不喜歡做新詩的。”［50］最清楚明白的表示，是在魯迅晚年和斯諾的談話中。魯迅直言：“到目前為止，中國現代詩歌并不成功。”進一步，他毫不客氣地表示：“研究中國現代詩人，純系浪費時間。不管怎么說，他們實在是無關緊要，除了他們自己外，沒有人把他們真當一回事。‘唯提筆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詩人。’”［51］魯迅自己雖然寫有一些白話詩，但無論是《愛之神》《夢》《桃花》等“《新青年》時期”的六首白話詩，還是稍后針對胡懷琛的《反動歌》、題贈“一撮毛哥哥”川島的打油詩以及《我的失戀》，基本上都屬于插科打諢的游戲筆墨，和胡適想要憑新詩開宗立派、成就大業的鄭重態度形成了鮮明反差。

　　其二，如前所述，魯迅對胡適鼓吹的實驗主義、好人政府不感興趣，對胡適以詩歌來宣傳這些理念自然更不會欣賞。而胡適這一時期恰恰有很多宣傳口號詩，如《四烈士塚上的沒字碑歌》《努力歌》《后努力歌》，等等。這些詩滲透了威廉·詹姆斯舍我其誰的淑世主義精神，調門激昂而頗能聳動輿論。但在魯迅看來，胡適這種叫喊是空洞的，只是“正人君子”投機趨時的口號而已：“什么事情都要干，干，干！那當然是名言，但是倘有傻子真去買了手槍，就必要深悔前非，更進而悟到救國必先求學。這當然也是名言，何用多說呢，就遵諭鉆進研究室去。”［52］這種口號詩和“阿呀體”同樣空洞造作，沒有本質區別，只不過一個是打著“實驗主義”的旗號，一個是舉著“戀愛自由”的招牌。因此，魯迅雖然列身于胡適所認可的“那一班幫我刪詩的朋友”［53］，但他對《嘗試集》的態度有所保留是不難想見的。

　　如此再來看小說中出現的《嘗試集》，便不難發現它的多重意味。一方面，《嘗試集》是新文化的象征，是新思想、新文學、新倫理的產物，與之對照的是令人煩惱的家庭日常生活。因此，如同《傷逝》中的通俗圖書館、《幸福的家庭》中主人公桌上的綠格稿紙，《嘗試集》在這里具有某種符號性的作用，表征著在庸常生活之外的、超越現實的新精神世界。它對方玄綽的意義，并不在于它是寫白話詩的模板，而在于象征暫時躲避、跳出庸常家庭生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嘗試集》之所以具有這種功能，又在于它是白話新詩集，而對于“無教育”的方太太來說，白話詩集乃是不可理解之物。它可以被方玄綽用作擋箭牌，來回避太太的追問，甚至如同七大人的“來～兮”之于愛姑，起震懾降服之用。因此，一個深具諷刺意味的畫面出現了：當方玄綽在太太面前一再舉起《嘗試集》，吚吚嗚嗚地念了起來的時候，被寄予啟蒙厚望的白話新詩不僅沒有起到溝通知識分子和平民的作用，反而成為制造文化等級和身份區隔的工具。由此，《嘗試集》成為一個多義的能指，一個復雜的喻指符號，既體現了魯迅對新文學的認同與期待，也隱含著魯迅對新詩、新文學乃至新知識分子內在局限性的洞察和批評。

　　結語

　　相較魯迅其他更著名的小說，《端午節》確實算不上多么復雜難解，但小說中隱含的不同聲音仍然值得分辨與剖析。隱蔽在灰色沉悶的家庭詠嘆調下，借助方玄綽“差不多”的口頭禪和手中捧讀的《嘗試集》，魯迅和風頭正勁的胡適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而在這戲謔背后隱伏的，更是兩種思想觀念的對話與頡頏，這也使小說在日常生活寫實的表象之下，具有了內在的、不易被發現的論辯性與雜文性。

　　“五四”時代胡適對實驗主義的宣傳，使他獲得了堅固的理論根基和知識上的優越感，但也使他陷入了某種悖論。一方面，胡適認為，杜威的實驗主義是最嚴厲的，最帶有革命性質，“因為他處處拿一個學說或制度所發生的結果來評判他本身的價值，故最公平，又最厲害”。但另一方面，如果人們拿實踐結果來評判實驗主義、“好人政府”等理念，其失敗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上，胡適既主張一切知識都只是待證的假設，并非天經地義，卻同時將杜威的實驗主義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預言“他的方法將來一定會得更多的信徒”［54］，而對這其中的矛盾毫無覺察。實驗主義本身是強調經驗、重視實踐的，但胡適把它當成真理引進，宣稱這種“哲學方法”可以解決中國自己的特殊問題的時候，就從經驗的變成先驗的，從重視實踐變成理念優先，從而形成了胡適觀念先行、目的論的“傳教士”思維［55］。對此，時人已有所批評。如對胡適詩里高唱的“干！干！干！”，范源濂就曾當面表示“頗不贊成”，因為“這種主張似乎太簡單了”［56］。已有學者指出，西方價值觀加強了胡適超然的精英主義，其實是影響了他對中國問題的認知的：“西方教育加大了他與中國現實的距離；盡管他的思維方式基本上仍是中國式的，他的大多數觀念卻變成西方的。這樣，胡適將逐漸作為一個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精英從外面來觀察中國政治，并在很大程度上用外國標準來判斷其優點。”［57］

　　反觀魯迅，他所提出的“差不多”說及其對新知識階層的疑慮，是來自他個人生活經驗和觀察的總結，來自他對自己身處的中國社會和歷史的觀察和思考，是將自己也放入權力結構中加以懷疑和批評的“返身思考”；他不是從理念，而是從自我體驗中提煉出對于社會、國民、人性的認識。

　　胡適固然對中國社會現實有所認識，但對實驗主義哲學的執念又使他難以擺脫理論的籠罩。他堅信杜威雖是美國人，但其哲學方法可以解決中國人自己的特殊問題［58］。因此，胡適對中國社會的認識主要是“應然”即應該如何的問題。魯迅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則更多集中在“實然”即實際上是如何的問題。“好人政府”誠是應然如此，但事實上卻無法實現，就是因為胡適所主張的“應然”是與實然相脫節的。

　　由此，在家庭敘事的表象之下，《端午節》的潛在主題乃是一場思想觀念的對話，從中可以看到這一時期魯迅對胡適的微妙態度。魯迅既是新知識分子，又是資深官僚，與舊體制糾纏日久，既依賴其謀生，又對之深惡痛絕。這就使得魯迅一方面不能不對胡適代表的新文化思潮有所期待，另一方面又從自身經驗出發，不得不對胡適的樂觀主義、精英主義的政治、社會理念有深刻的懷疑。更深處，則是魯迅之“知”/經驗型思維對胡適之“行”/理念型思維的疑慮和反思，以及向包括自己在內的新知識分子提出的“自我的有限性”［59］問題。小說主題從柴米油鹽的私域延伸至家國天下的公域，使文本內在具有雜文的論戰及思辨性，并在整體上呈現出弱虛構性與強觀念性的特點。這一特點在魯迅的家庭小說中洵非特例，或可作為理解這一類小說的切口。只是這些理念的交鋒和對話常隱蔽在日常生活敘事之下，化作“執拗的低音”，變得不易辨識。

　　本文原刊于《文學評論》2022年第3期

　　注釋

　　向上滑動閱覽

　　［1］參見藤井省三《中國現代文學和知識階級——兼談魯迅的〈端午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2年第3期；彭明偉《愛羅先珂與魯迅 1922年的思想轉變——兼論〈端午節〉及其他作品》，《魯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2期。

　　［2］董炳月：《啟蒙者的世俗化轉向——魯迅〈端午節〉索隱》，《文學評論》2020年第6期。

　　［3］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2冊，第338頁，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版。因未見《新生活》該期原刊，此處暫從胡頌平說。

　　［4］彭明偉：《愛羅先珂與魯迅 1922年的思想轉變——兼論〈端午節〉及其他作品》，《魯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2期。

　　［5］胡適：《差不多先生傳》，《胡適文集》第11卷，第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6］胡適：《我的歧路》，《胡適文集》第3卷，第365—366頁。

　　［7］［36］孫伏園：《端午節》，《魯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8期。

　　［8］如魯迅的《忽然想到（七至九）》《燈下漫筆》等文章中均有類似“差不多”的議論。

　　［9］魯迅：《記“發薪”》，《魯迅全集》第3卷，第368—36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10］方璧（茅盾）：《魯迅論》，《小說月報》第18卷第11期，1927年11月7日。

　　［11］［12］魯迅：《娜拉走后怎樣》，《魯迅全集》第1卷，第168頁，第170頁。

　　［13］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第41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14］［16］［18］［32］［39］［42］［56］《胡適日記全編》（3），曹伯言整理，第681頁，第274頁，第416—417頁，第278頁，第673頁，第360頁，第365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5］胡頌平說胡適“向不記賬”，見《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冊，第2163頁。

　　［17］胡適：《努力會簡章》，《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3冊，耿云志主編，第374頁，黃山書社1994年版。

　　［19］胡適：《雙十節的鬼歌》，《晨報》1921年10月10日。

　　［20］蔡元培等：《我們的政治主張》，《努力周報》第2期，1922年5月14日。

　　［21］李建軍：《學術與政治——胡適的心路歷程》，第129—166頁，新世紀出版社2007年版。

　　［22］江勇振：《日正當中1917—1927》，《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第172—174頁，聯經出版社2013年版。

　　［23］胡適：《后努力歌》，《努力周報》第4期，1922年5月28日。

　　［24］魯迅：《19210729致宮竹心》，《魯迅全集》第11卷，第399頁。

　　［25］魯迅：《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魯迅全集》第4卷，第137頁。

　　［26］夏丏尊：《魯迅翁雜憶》，《魯迅在杭州》，《西湖》文藝編輯部編印，第41頁，1979年版。

　　［27］《女師大開學盛況》，《京報》1925年9月22日第7版。

　　［28］馬敘倫：《我在六十歲以前》，第67頁，三聯書店1983年版。

　　［29］《論說·政府與學校不兩立》，《順天時報》1921年5月28日第2版。

　　［30］悔存：《北京通信·教員罷課問題之真相》，《申報》1919年12月29日第6版。

　　［31］參見吹萬《北京通信·學生第一次請愿留宿一夜》，《申報》1921年6月5日第6版；《京學生讀書請愿之大慘劇》，《申報》1921年6月6日6—7版等報道。

　　［33］《魯迅索薪時打瞌睡》，《魯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2期。

　　［34］《教育部拍賣問題的真相》，原載日文《北京周報》第八十九期，1923年11月18日，轉引自《魯迅研究資料》（3），第53頁，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35］魯迅：《〈守常全集〉題記》，《魯迅全集》第4卷，第538頁。

　　［37］魯迅：《祝福》，《魯迅全集》第2卷，第5頁。

　　［38］［40］［53］胡適：《〈嘗試集〉·四版自序》，《胡適文集》第9卷，第91頁，第93頁，第93頁。

　　［41］陳平原：《經典是怎樣形成的——周氏兄弟等為胡適刪詩考（一）》，《魯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4期。

　　［43］《留學日記·自序》，《胡適日記全編》（1），第58頁。

　　［44］［45］胡適：《嘗試集自序》，《胡適文集》第9卷，第79頁，第81頁。

　　［46］陳平原：《經典是怎樣形成的——周氏兄弟等為胡適刪詩考（二）》，《魯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5期。

　　［47］魯迅：《通訊（致孫伏園）》，《魯迅全集》第7卷，第286頁。

　　［48］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魯迅全集》第4卷，第170頁。

　　［49］魯迅：《致竇隱夫》，《魯迅全集》第13卷，第249頁。

　　［50］魯迅：《〈集外集〉序言》，《魯迅全集》第7卷，第4頁。

　　［51］《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斯諾整理，安危譯，《新文學史料》1987年第3期。

　　［52］魯迅：《碎話》，《魯迅全集》第3卷，第170—171頁。

　　［54］［58］胡適：《杜威先生與中國》，《胡適文集》第2卷，第280頁，第279頁。

　　［55］參見羅志田《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引言”及“第五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7］周明之：《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雷頤譯，第19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59］孫郁：《魯迅為什么遠離胡適》，《湖州師范學院學報》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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