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資料：《中國共產黨歷史講義》（八）

　　一月中旬，毛澤東同志率領紅四軍主力向贛南進軍。毛澤東同志親自起草了紅四軍進軍宣言和布告，通俗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當前任務與政策，號召工人、農民、士兵群眾為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軍閥的統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而斗爭。二月，紅四軍經會昌、瑞金縣境，在大柏地打垮了跟蹤之敵，乘勝進占寧都。接著，三次進軍閩西，“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第一次，在長汀附近，消滅了地方軍閥郭鳳鳴旅。三月底，回師贛南，占領興國、瑞金、雩都、廣昌等縣，發動群眾，開辟根據地。五月，再次入閩，二十三日攻入龍巖城。七月，又消滅了地方軍閥陳國輝旅。十月，第三次入閩，在上杭消滅了地方軍閥盧新銘旅。至此，完全鏟除了閩西的敵軍，并先后攻克了長汀、上杭、連城、永定、龍巖、武平、寧洋、漳平等地。一九三O年初，紅四軍經過寧化、清流、歸化，回師贛南。

　　（宣平說：毛主席的《菩薩蠻·大柏地》就是回憶這時的場景。原詞是：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雨后復斜陽，關山陣陣蒼。當年鏖戰急，彈洞前村壁。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

　　據《詩詞講義》的介紹說，“1929年，毛澤東和朱德、陳毅等率紅軍主力三千六百余人在這一年的早春離開了井岡山，向贛南進擊。由于敵軍重兵圍追，又由于來到外地，人生地不熟，紅四軍沿途五戰皆告失利。后紅軍在瑞金以北約30公里處的大柏地麻子坳布下口袋陣。自第二日下午3時一直激戰到次日正午，終于擊潰敵軍，取得這次轉戰以來首次重大勝利。而勝利之地就是大柏地”。）

　　經過一年多的工作，紅軍新開辟的贛南、閩西各縣根據地，都召開了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工農民主政府。一九三O年二月，贛南工農民主政府在東固成立。當地發展起來的武裝編為紅三軍。三月，閩西工農民主政府在龍巖成立。當地發展起來的武裝編為紅十二軍。六月，以紅四軍為骨千，同紅三軍、紅十二軍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開辟，為以后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這一時期，黨還在其它地區開辟了農村革命根據地。一九二九年六月，紅五軍奉命轉回井岡山，使得湘贛邊區逐步恢復起來。次年，湘贛區與湘鄂贛區聯成一片。原湘鄂贛區發展起來的紅八軍、紅十六軍與紅五軍合編為紅三軍團。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贛東北工農民主政府成立。第二年夏，贛東北紅軍與閩北獨立團合編為紅軍第十軍。根據地擴大到閩北、浙西、皖南，形成了閩浙贛根據地。一九三○年，洪湖根據地的游擊隊編為紅六軍，湘鄂西根據地的紅軍編為紅二軍。六月，紅六軍與紅二軍組成紅二團。一九三O年春，鄂東北、豫東南、皖西三個區聯成一片，形成鄂豫皖根據地，并建立了鄂豫皖特區工農民主政府。三個區的革命武裝合編為紅一軍，以后又和鄂中的紅十五軍組成紅四軍團。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廣西右江成立了紅七軍，并建立了右江工農民主政府。一九三O年二月，左江成立了紅八軍，并建立了左江革命委員會。廣東的東江和海南島也發動了游擊戰爭。一九三O年，成立了海南島工農兵政府，建立了紅軍瓊崖獨立師。一九三一年，陜甘邊境開展了游擊戰爭，第二年創立了陜甘根據地，陜甘游擊隊改編為紅二十六軍。

　　紅軍戰爭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有力地推動了土地革命的開展。紅四軍進入贛南、閩西后，土地革命就在這里蓬勃地開展起來了。紅四軍所到之處，傳遍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一九二九年三月，紅四軍到興國時，興國縣革命委員會的政綱中已提出“沒收豪紳地主土地、山林，并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耕種”，“燒毀田契借約”等主張。八月，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紅四軍要協助地方黨組織發動群眾，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并親自在農村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對閩西根據地的土地革命作了具體的指示。在毛澤東同志的直接領導下，閩西根據地的龍巖、永定、上杭、連城、武平、長汀等縣縱橫三百多里的地區內，近八十萬人動員起來，投入了土地革命斗爭，先是發動燒田契、分谷子，派款，抗租，接著又沒收地主的土地財產，出現了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一九三O年，毛澤東同志總結了井岡山和贛南閩西土地革命的經驗，制定了一條依靠貧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消滅地主階級，保護中小工商業的土地革命路線。與此同時，黨在湘贛、閩浙贛、洪湖、湘鄂西和鄂豫皖等根據地，也領導農民進行了土地革命斗爭。

　　古田會議的召開。《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和《星星之火，可以撩原》的發表

　　隨著革命根據地和紅軍戰爭的迅速發展，工農紅軍的隊伍也日益擴大。這時，加強黨和紅軍的建設，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三灣改編”后，毛澤東同志在創建井岡山根據地和向贛南閩西進軍的戰斗中，進一步強調了要在黨和紅軍內進行路線教育，并建立了軍隊中的民主制度，確定了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原則。一九二八年春，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第一次為紅軍規定了三大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第三、打土豪要歸公。同年夏，又提出了六項注意：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一九二九年以后，將三大紀律中的第二條改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第三條改為“籌款歸公”，后來又改為“一切繳獲要歸公”，并補充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虜腰包”兩項注意，發展成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毛澤東同志同時還規定了紅軍要執行打仗、做群眾工作、籌款等三大任務。

　　但是，在紅四軍內部始終存在著兩種建黨建軍思想的激烈斗爭。紅四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主要表現在：否認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提出什么“司令部對外”的口號，否認軍隊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認為紅軍的任務只是單純地打仗，輕視軍隊的政治工作，對士兵或打罵，或放任自流；擴大紅軍，不走由擴大地方赤衛隊、地方紅軍到擴大主力紅軍的路線，而走“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的路線；片面主張軍官的權威高于一切，不要軍隊的民主制度，不注意群眾紀律，輕視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提倡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一九二九年七月和十月，紅四軍在福建龍巖和上杭，先后召開了第七、第八次黨代表大會，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在資產階級軍事思想的控制下，奪了毛澤東同志的權，迫使毛澤東同志離開了前委的領導崗位。在資產階級軍事思想指導下，戰事不斷失利，部隊遭到很大的損失。實踐證明，只有毛澤東同志的革命路線才是唯一正確的路線。十一月底，毛澤東同志重新回到了前委書記的領導崗位。毛澤東同志在經過一個月的調查研究和深入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后，十二月底在福建上杭古田村主持召開了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毛澤東同志親自起草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決議，系統地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建黨建軍問題上兩條路線斗爭的經驗教訓，深刻地批判了紅軍黨內各種錯誤思想，為建設無產階級政黨和新型的人民軍隊，規定了基本路線。

　　古田會議提出，堅持無產階級政黨的絕對領導，是人民軍隊建設中的根本原則。“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否定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主張軍事領導政治，把軍隊凌駕于黨之上的思想是完全錯誤的。“這種思想如果發展下去，便有走到脫離群眾、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如象國民黨軍隊所走的軍閥主義的道路一樣。

　　紅軍必須擔負既是戰斗隊，又是工作隊的任務，這是人民軍隊建設中的又一根本原則。“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認為紅軍只是單純地打仗的，不愿意做艱苦工作建立農村根據地，建立人民群眾的政權，而只想用流動游擊的方法去擴大政治影響，這是一種流寇主義的思想，它極大地妨礙著紅軍去執行正確的任務。因此，“肅清流寇思想，實為紅軍黨內思想斗爭的一個重要目標。”

　　在紅軍內部必須實行官兵一致、全軍一致的原則。在提倡民主的同時，要堅持嚴格的紀律，并從組織制度上加以保證。決議提出，“編制紅軍法規，明白地規定紅軍的任務，軍事工作系統和政治工作系統的關系，紅軍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士兵會的權能及其和軍事政治機關的關系。”

　　古田會議規定了建設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路線。決議指出了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方法，號召同志們起來徹底加以肅清。指出黨的思想建設的中心任務是，“對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為此，必須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

　　在強調思想和政治上進行建黨的同時，決議還十分重視黨在組織上的建設。毛澤東同志深刻地批判了黨內存在著的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小團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等錯誤傾向，強調“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制定了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的正確路線。

　　古田會議決議，使紅軍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這個決議不但在紅四軍實行了，后來各部分紅軍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實踐證明，古田會議決議是我黨我軍建設的偉大綱領，它永遠照耀著我們勝利前進的方向。

　　在紅四軍開辟贛南閩西根據地的過程中，當時的紅四軍一縱隊領導人林彪，對中國革命前途悲觀失望，并以“流動游擊”的錯誤路線，同毛澤東同志的“工農武裝割據”的正確路線相對抗。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前委在給中央的信中，從閩，浙、贛三省敵人較弱，群眾基礎較好的情況出發，提出了利用國民黨蔣、桂兩派的矛盾，爭取江西，兼及閩西、浙西的計劃。但林彪卻反對這一正確的決策。他不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斗爭的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去觀察形勢，而是從主觀主義出發，只看現象，不看本質。一遇到暫時的局部挫折，就認為革命形勢未可樂觀，革命前途渺茫得很，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提出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林彪沒有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觀念，沒有由這種紅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觀念。他胡說距離革命高潮尚遠，做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是“徒勞”的，主張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待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再舉行全國武裝起義，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可以形成所謂全國范圍的大革命了。林彪甚至公開對抗前委的決策，主張到福建、廣東、江西邊界進行流寇式的流動游擊活動。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八日紅四軍瑞金會議上，他的這種觀點表現得最為明顯。

　　針對林彪的上述借誤，一九三○年一月五日，毛澤東司志寫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篇給林彪的長信，對他進行了嚴肅的耐心的教育和深刻的批判。

　　毛澤東同志分析了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發展，指出了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日益加深，各被壓迫階級迫切要求起來斗爭的事實，斷定中國革命高潮是會很快到來的。從這一科學分析出發，毛澤東同志得出了“中國是全國都布滿了干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這個著名的結論。

　　毛澤東同志指出，只要認清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就會明白統治階級始終不能有個統一的政權，就會明白農村起義何以有全國規模的發展，就會明白工農民主政權口號的正確，就會明白紅軍和游擊隊以及紅色區域能夠存在和發展。“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原因”只要認清了這一點，“也就會明白單純流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

　　毛澤東同志還駁斥了用“流動游擊”代替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謬論，指出只有集中兵力，消滅了大一點的敵人，建立了紅色政權，才能聳動遠近的視聽，擴大政治影響，才能于促進于革命高潮發生實際效力。因此，那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是于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

　　毛澤東同志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氣魄，高瞻遠矚地預見到中國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來，“它是站在海岸通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一光輝著作，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分析了中國社會的特點，提出了黨必須集中主要力量去領導土地革命，開展紅軍戰爭，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促進革命高潮的思想，批判了右傾機會主

　　義，進一步發展了“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的理論。

　　反對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斗爭

　　在毛澤東同志的革命路線指引下，到一九三○年春，全國革命形勢有了很大的發展，先后建立了湘贛、贛南、閩西、閩浙贛、湘鄂贛、鄂豫皖、湘鄂西、右江、海南島等大塊革命根據地。紅軍擴大到十四個軍近十萬人，戰斗在十余個省二百多個縣，并利用蔣、馮、閻大戰的有利時機，打了一些勝仗。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也得到了相當的恢復。在這種大好形勢下，黨內有一些犯革命急性病的人，過高地估計了有利條件和革命力量的增長，“左”傾情緒有了新的滋長。當時在中央負實際領導責任的李立三就神氣起來了。一九三零年六月，黨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把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提出了一系列冒險主義的錯誤主張，使“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第二次統治了中央的領導機關。

　　（宣平說：就是中原大戰。據網絡資料說，“中原大戰中，馮玉祥與閻錫山聯手，主要是閻錫山出錢，馮軍打仗。馮軍能征慣戰，進展很快，蔣軍節節敗退。馮軍打到開封至徐州一線時，一方面因為后勤不繼，一方面則因為連月陰雨，雙方形成對峙。這時，蔣委員長請張學良率奉軍入關，拊馮閻聯軍之背，同時，委員長收買閻錫山，使閻背盟，又收買馮軍手下的韓復榘、石友三等重要將領，使其背馮。馮軍瓦解，馮玉祥只好通電下野，隱居黃山“讀書”。”）

　　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主要表現在革命形勢、革命性質、革命道路和軍事問題上。

　　在革命形勢問題上，李立三作出了完全主觀主義的估量。他片面地夸大政治形勢有利于革命的方面，看不到敵強我弱的形勢還沒有根本改變。他不承認革命需要主觀組織力量的充分準備，胡說“群眾只要暴動，不要罷工，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全國已經具備了“大干”（武裝起義)的條件。他根本否認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武斷地認為中國政治經濟危機在任何地方都一樣，“沒有絲毫根本的差別”。他主張必須馬上起義，而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發動，以形成全國革命高潮的中心。他進而否認世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幻想中國革命引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并同時取得勝利。

　　（原注：轉引自《中共三中全會關于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決議案》1930年9月）

　　在革命性質問題上，李立三繼瞿秋白之后，又鼓吹“一次革命論”，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宣揚一省數省革命首先勝利的時候，就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開始。他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已經是反動聯盟的一部分”，民主革命不只是要沒收土地，“而且要沒收中國資產階級的工廠、企業、銀行，以鏟除反革命的武器”。胡說若不堅決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就是革命的自殺政策。”

　　在革命道路與軍事問題上，李立三繼續鼓吹違背中國革命實際的“城市中心論”，反對毛澤東同志開辟的“工農武裝割據”的正確道路，污蔑它是“一種絕對錯誤的觀念”，是“農民意識的反映”。李立三不顧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制定了發動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他命令上海、南京、廣州、天津等中心城市的黨組織，立即組織總同盟罷工和舉行武裝起義。他主張幼小的紅軍“要堅決進攻打擊敵人的主力”，企圖一舉奪取全國政權。他污蔑毛澤東同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路線，是所謂“舊的軍事觀念”，“是重的右傾錯誤”，荒謬地要求根據地黨組織放棄群眾性的游擊戰爭，把所有武器甚至連“一枝槍也集中到紅軍中”。

　　為了貫徹這個冒險計劃，李立三決定將黨、共青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并為準備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使這些組織的經常工作陷于停頓，變相地取消了黨作為無產階級最高組織形式的領導作用。李立三提出了“猛烈的擴大，猛烈的擴大，再來一個猛烈的擴大”、“進攻，進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進攻”的極“左”的口號，命令各地紅軍主力攻打南昌、九江、長沙、桂林、宜昌等城市，以期“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幻想造成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勝利局面。李立三為了推行其錯誤路線，還大搞一言堂，不但拒絕黨內的正確批評與建議，反而利用反“右傾”的口號，對不同意他的路線的同志任意扣上“機會主義”的帽子，錯誤地打擊了不少黨員干部，因而又發展了宗派主義。

　　由于立三路線的貫徹，使得經過艱苦斗爭發展起來的革命力量，又遭受到嚴重的損失。一九三O年七月，彭德懷帶領紅三軍團，乘蔣介石調湖南軍閥何鍵部參加軍閥混戰，長沙空虛的時機，一度打進了長沙。李立三被這偶然的勝利沖昏了頭腦，錯誤地估計了形勢，立即下令全面進攻大城市。結果，紅七軍遠離廣西右江根據地北上攻打柳州、桂林，全軍由六千人縮減到二千多人，丟了右江根據地，不得不轉移到江西根據地。紅二軍團離開洪湖和湘鄂西根據地去攻打武漢，全軍二萬多人縮減到一萬多人。紅十軍離開閩浙贛根據地去攻打九江，全軍二萬人縮減到三千人，不得不退回老根據地。在國民黨統治的城市黨組織，因執行李立三路線，也受到重大損失，有的兒乎全部被敵人破壞。

　　毛澤東同志始終不贊成立三路線，并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斗爭。一九三○年七月攻入長沙的紅三軍團，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不過十來天，就退出長沙。之后，紅三軍團與紅一軍團在瀏陽會師，組成紅軍第一方面軍，毛澤東同志任總政治委員，朱德同志任總司令。這時，執行立三路線的中央又命令紅一方面軍進攻長沙。毛澤東同志正確地分析了客觀形勢，抵制了立三路線，耐心地說服中央代表和紅軍中的一些干部，放棄再次攻打長沙的計劃，而率領紅一方面軍揮戈東進，攻取茶陵、攸縣、醴陵、萍鄉、吉安等十余縣，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這樣，不僅避免了損失，而且擴大了革命根據地，發展了革命力量，使紅一方面軍增加到四萬人。

　　立三路線統治全黨的時間很短，但是損失很大。一九三O年九月，黨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立三路線對于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停止了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恢復了黨、團、工會的組織及其經常工作。以后，李立三即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后一個時期的中央，對停止立三路線是起了積極作用的。但是斗爭的方法有缺點，對于立三路線的思想實質，也沒有加以清算和糾正。

　　（宣平說：李立三同志是一個好同志，犯了錯誤能改的好同志，比一些干部好上萬倍不止。雖然犯了錯誤，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配得上的。）

　　反對羅章龍右傾分裂主義路線的斗爭

　　在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立三路線以后，羅章龍右派以為有機可乘，向黨發起了猖狂進攻。當時，羅章龍是黨中央委員，全國總工會黨團負責人。他早在大革命時期就追隨陳獨秀，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黨的“六大”批判機會主義時，羅章龍根本不承認自已的錯誤。他對“六大”路線，一直抱消極抵制的態度。當立三路線被糾正后，羅章龍卻對中國革命前途完全喪失了信心，認為黨和中國革命已經被立三路線破壞完了，革命高潮已經完結，革命已經徹底失敗，中國無產階級無論如何也不能勝利。他公開擁護托陳取消派的反革命主張，甚至狂妄地叫囂要把陳獨秀、彭述之等托匪分子“請回”到黨和黨的領導機關中來。他惡毒咒罵工農紅軍，反對“工農武裝割據”的道路，胡說當時黨的頭等任務，不是領導武裝斗爭，不是建立農村根據地，而是作細小的經濟斗爭。羅章龍鼓吹的完全是一條取消主義路線，其實質就是要葬送中國革命，讓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得到鞏固。

　　這條路線剛在黨內出現的時候，就遭到廣大黨員和干部的堅決反對。在這種情況下，羅章龍右派就進一步采取分裂黨的陰謀手段，企圖以組織上的分裂主義來實現它在政治上的取消主義。六屆三中全會以后不久，羅章龍背著黨中央，煽動黨的某些地方組織，策劃召集所謂“緊急會議”，妄想篡奪黨中央的領導權。他們非法把持全總團、海總黨團、鐵路工會黨團和江蘇等地的一些地方黨織，進行反對黨中央的分裂活動。他們作出右傾分裂的決議，散布反黨反革命的言論，為另立中央作輿論準備和組織準備。一九三一年一月，羅章龍右派拋出了反黨綱領，并成立了所謂“中央非常委員會”、“第二省委”、“第二區委”、“第二工會黨團”等組織，公開揭出了分裂黨的黑旗。

　　我們黨對于羅章龍右派反黨分裂活動，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嚴肅地指出，他們的反黨綱領完全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另立“第二黨”的行為是黨的紀律所絕對不能允許的。羅章龍右派的反黨行動遭到黨的揭發和批判以后，他們不僅沒有絲毫收斂和改悔之意，反而變本加厲地進行分裂活動，甚至用散布傳單的方式，將黨的干部名單向蔣介石匪幫告密，幫助國民黨反動派破壞我黨組織。

　　羅章龍的一系列反黨分裂活動，進一步暴露了他的真面目。在非法的所謂“第二黨”出現后，廣大黨員和干部，包括曾經受過羅章龍的欺騙和蒙蔽的一些同志，都紛紛起來為保衛黨的團結，維護黨的統一，向羅章龍進行堅決的斗爭。羅章龍搬起石頭打了自己的腳，完全陷于孤立。一九三一年一月底，中央政治局決定將羅章龍永遠開除出黨。此后，羅章龍一伙與托陳取消派合流，墮落為反革命。

　　工農紅軍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

　　紅軍戰爭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農村土地革命的深入，動搖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基礎，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恐慌。一九三O年十月，蔣介石結束了對馮玉祥、閻錫山的混戰之后，開始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了大規模的軍事“圍剿”。

　　十一月，蔣介石調動了十萬軍隊，以國民黨反動政府江西省主席魯滌平為總司令，發動了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敵軍兵分八路，采用“分進合擊”的戰術。從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寧一線，形成半圓的包圍圈，妄圖把紅軍消滅在東固地區。紅軍約四萬人，集中在寧都縣的黃陂、小布地區。毛澤東同志根據當時敵強我弱、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提出了“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指出在強敵進攻面前，兵力不要分散，而是要集中，不是先向敵進攻而是先退卻，把散人到引誘到對我有利的作戰地區，然后集中紅軍主力各個殲滅敵人。這次“圍剿”的敵軍中，魯滌平的嫡系部隊張輝瓚、譚道源兩個師是主力，張又是前線總指揮。紅軍如能消滅這兩個師，“圍剿”就基本被打破了。這兩個師約一萬四千人，張師又分置兩處。兩師主力所在的龍岡、源頭一帶，接近我之集中地，當地群眾條件好，龍岡又有優良陣地。于是紅軍決定一次打一師，第一仗先打張輝瓚師。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毛澤東同志的親自指揮下，紅軍在龍岡布下了天羅地網，主動引誘敵張輝瓚進入我軍伏擊陣地。三十日下午四點，紅軍集中全部主力，以優勢兵力向敵人發起了猛烈的進攻。“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太陽還未下山，戰斗就勝利結束，全殲敵軍九千人。一戰勝利，嚇得譚道源師向東韶逃跑，許克祥師向頭陂逃跑。我軍又乘勝追擊譚師，于一九三年元旦消滅了它一半。紅軍在五天內打了兩仗，共殲敵一萬多人，繳槍一萬三千枝。這次勝利，威震四方，富田、東固、頭陂諸敵紛紛撤退，第一次“圍剿”就被粉碎了。

　　第一次反“圍剿”勝利后，遵照毛澤東同志“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的方針，紅軍迅速分散在廣昌，寧都一帶發動群眾。僅僅三個月，紅軍就在這一帶川大地區發動了數十萬群眾，組織了地方武裝，建立了紅色政權。

　　一九三一年四月，蔣介石經過四個月的準備，又調動二十萬軍隊，以何應欽為總司令，發動了對中央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則”。敵軍采取“步步為營，穩扎穩打”的方針，從贛江一直延伸到建寧，構成一條八百里長的弧形陣線，分四路向紅軍合圍而來。這時，紅軍只有三萬多人。毛澤東同志根據當時的情況，采取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方針，決定先打敵軍較弱的兩個師。五月間，紅軍在富田地區向敵王金鈺、公秉藩兩師發起猛烈的進攻，將其大部殲滅。接著，乘勝從富田向東出擊。“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從五月十六日至三十日的半個月中，紅軍從富田一直打到七百里外的建寧，橫掃敵軍的弧形戰線，打了五個勝仗，殲敵三萬多人，繳槍兩萬多枝，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

　　一個月以后，一九三一年七月，蔣介石又調集三十萬軍隊，發動了對中央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這次，蔣賊自任總司令，帶了德、英、日等國軍事顧問，跑到南昌，親自押陣。敵軍采用“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術，分三路氣勢洶洶地闖入根據地，妄圖一舉把紅軍消滅在贛江東岸。當時，三萬紅軍還遠在建寧發動群眾。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同志采取“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方針，率領紅軍主力從建寧繞道千里，急行軍轉到敵人的后側興國集中。然后，突然從興國向東出擊，一連攻克良村、黃陂等地。五天之內，三戰三捷，將敵軍中較弱的三個師一一擊破。敵軍發現紅軍主力在其背后，急忙掉頭東進，猛撲黃陂。紅軍以一部分兵力把敵軍引向東北方向，主力則從敵之空隙插回興國休整。當敵人發覺后調頭西進時，紅軍主力已經從容的休整了半個月。敵軍被紅軍牽著鼻子跑，被動挨打，饑疲沮喪，到處撲空，無能為力，不得不在九月退卻。紅軍乘敵人退卻的時機，再殲敵一個師旅。前后三個月，紅軍共所殲敵三萬多人，繳槍兩萬多枝，粉碎了蔣介石的第三次“圍剿”。

　　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贛南、閩西兩塊根據地連成成了一片，成為擁有二十一個縣，三百五十萬人口的紅色區域。其他各根據地也有發展，全國紅軍擴大到十萬人，赤衛隊也發展到十幾萬人。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了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毛澤東同志當選為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主席。

　　第四節 反對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遵義會議。毛主席在全黨領導地位的確立

　　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形成

　　在中國革命逐漸走向高潮的形勢下，黨內的“左”傾思想又有了新的發展。一九三一年初，出現了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王明，原名陳紹禹，于一九二五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莫斯科學習時，他就搞宗派，組織了“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小集團。一九三O年前后，王明及其同伙相繼回國。當羅章龍從右的方面進行反黨分裂活動的時候，王明卻從極“左”方面來反對六屆三中會后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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