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趙樹理的創作中，“空間”構成了其感知和刻畫鄉土世界的“底色”。趙樹理對鄉村空間的細致敘述一方面基于其豐富的農村生活經歷，另一方面源自他根植于鄉土社會的“觀察家”立場，而“空間”成了他理解歷史、回應現實的中介物，承載著為倫理/政治賦形的功能。在此之前，已有學者借助西方空間理論對趙樹理小說《李有才板話》進行解讀，注意到“閻家山”的空間布局與階級關系間的聯系。1然而，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尤其是對趙樹理解放區小說“物理空間”的把握和闡釋，基本上都局限于對由地主/農民所占據空間范圍/勢力而表征出的涇渭分明的階級對峙的揭示，多站在村莊公共空間這一外部視角，凸顯周揚曾歸納的“從西到東”2的階級鴻溝，論述往往淺嘗輒止，忽略了趙樹理對鄉土生活“空間體驗”的深入描摹與書寫，特別是對地主/農民居住環境內設空間安排由外及里的細致考量，而這恰恰是本文思考趙樹理作于土改時期的小說《邪不壓正》的起點。《邪不壓正》可謂作家憑借對山西傳統民居豐富的地理學知識，透過土地改革呈現居住空間內部倫理/政治的經典文本。在革命前后不同階段反復出現以方位指稱的“居住空間”（東/西/南/北屋），可視為我們重新打開文本內涵的“有意味的形式”。正如閻云翔通過對黑龍江下岬村住宅結構變遷和私人空間變化的個案分析所指出的：“住宅不僅僅是物理空間也是社會空間；在具象的房屋結構的背后蘊藏著更為深刻的社會空間原則，而人們要通過這些原則來組織日常生活和界定人際關系。”3在趙樹理筆下，晉東南傳統民居的空間形態和職能劃分背后所彰顯出的穩固的倫理秩序和權力格局，伴隨著新政權權威力量的進入被革命性地改造和重組，其中所包孕的反映鄉村農民行為/活動的“社會空間原則”亦在政黨與鄉土共同體不斷的對話中實現了政治性的轉化，而非停駐于私人領域日常交往的實踐。而在以居住空間為基點整體性地重構鄉村秩序，以之反映革命不可阻擋的歷史洪流的同時，趙樹理也試圖介入宏大敘事所無法觸碰的“暗角”，綿密而又隱秘地在居住空間的再分配中滲透了他一貫的“問題意識”。本文聚焦于小說《邪不壓正》對社會變革中居住空間的“編碼”和設計，探討作家如何利用這一形式機制將中國革命的鄉村經驗空間化，如何在尋找契合于鄉土中國內在肌理的秩序重建中，創造出一種具體、可感的空間政治學。

　　熟人社會與鄉土空間的倫理形態

　　趙樹理在《關于〈邪不壓正〉》一文中針對《人民日報》就其小說發表的批評文章做出明確的回應：“我寫那篇東西的意圖是‘想寫出當時當地土改全部過程中的各種經驗教訓，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眾讀了知所趨避’。”4因此，簡單將小說理解為軟英和小寶的情愛敘事，無形中削弱了作家創作的歷史感與政治意識。但不可否認的是，由軟英訂婚事件所引發的諸多矛盾以及纏繞其中的情感糾葛，占據了小說大量的篇幅，或許它的作用不只是“結構上的‘繩子’而已”5，“婚戀故事”的背后反映了鄉村社會的風俗與人情，由此展開的空間秩序的變動引人注目。土地改革與軟英婚姻兩條線索的交織并進，是政治生活與日常生活的耦合—正是由于日常生活被賦予了政治的合法性，軟英方能實現愛情自由與婚姻自主。

　　小說第一節“太欺人呀”中故事發生的時間是1943年舊歷中秋節，“代表的是一種農民還沒有意識到的，但又即將深刻改變農民生活的這樣一種時間記錄方式”6，通過二姨之口可知下河村此時還未解放，因此作家有意再現了“下河村”鄉土社會的靜止狀態，用整整一節的篇幅聚焦八月十五軟英訂婚這一天她家中發生的事情，通過空間的位移展現鄉土空間的內在權力結構。

　　十五這天，聚財因為心里有些不痛快，起得晚一點。他還沒有起來，就聽得院里有人說：“恭喜恭喜!我來幫忙!”他一聽就聽出是本村的窮人老拐。

　　這老拐雖是個窮人，人可不差，不偷人不訛詐，誰家有了紅白大事（娶親、出喪），合得來就幫個忙，吃頓飯，要些剩余饃菜；合不來就是餓著肚子也不去。像聚財的親家劉錫元，是方圓二十里內有名大財主，他偏不到他那里去；聚財不過是個普通莊戶人家，他偏要到他這里來。他來了，說了幾句吉利話，就掃院子、擔水，踏踏實實做起活來了。

　　聚財又睡了一小會，又聽他老婆在院里說：“安發!你早早就過來了?他妗母也來了?—金生!快接住你妗母的籃子!—安發!姐姐又不是旁人!你也是悽悽皇皇地，貴巴巴買那些做甚?—狗狗!來，大姑看你吃胖了沒有?這兩天怎么不來大姑家里吃棗?—你姐夫身上有點不得勁，這時候了還沒有起來!金生媳婦!且領你妗母到東屋里坐吧!—金生爹!快起來吧!客人都來了!”聚財聽見是自己的小舅子兩口，平常熟慣了，也沒有立刻起來，只叫了聲：“安發!來里邊坐來吧!”安發老婆跟金生媳婦進了東房，安發就到聚財的北房里來。7

　　人物的出場是以王聚財為焦點展開的，王聚財因不滿女兒婚事，抱病在床，由“聽”構織人物關系網絡就具有了合理性，同時這也是熟人社會的重要標志。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以散文化的語言描摹了“熟人社會”的鄉土背景，即這是一種“以血緣和親緣關系為紐帶的‘面對面的社群’或‘圈子社會’”，鄉鄰之間彼此分享“同一個意義體系”，并由此生發出“集體親密感覺和共同領悟”。8因此，“他一聽就聽出是本村的窮人老拐”。尤其在下一段，聚財老婆關于人物稱謂的錯綜介紹，給閱讀提供了一定的挑戰，而這恰是作家熟諳鄉村禮俗，深悉農民生活的文學注腳。“聽”之對象的不斷轉換使人物、故事次第展開，此時，空間的意義也逐漸凸顯出來。

　　接下來便是反復出現于訂婚前后具體的空間安排（也即東、西、南、北屋）。北方住宅以四合院居多，“基本形制是分居四面的北房（正房）、南房（倒座房）和東、西廂房”9。“正房一般位于院落中的北部，坐北朝南，是整個院落中規制最高的建筑”10，是一家之長所住之地。中國一向注重“上下尊卑”“長幼有序”的傳統等級觀念，故此，子女一般居于東西廂房，又因襲“左為上”的封建意識，長子往往居于東屋。“安發老婆跟金生媳婦進了東房，安發就到聚財的北房里來。”11此處看似輕描淡寫，實則包含了深刻的家庭倫理秩序與性別秩序。空間的分配使安發進入北屋，安發老婆和金生媳婦、狗狗進入東房，共時性地展開不同向度的對話。北屋，是父系家長制的空間象征，指向一種話語霸權。在這里，安發與聚財的談話揭示了地主與農民之間尖銳的階級矛盾，劉錫元作為“缺席的在場者”，勾連出農民遭受剝削壓迫的血淚史，呼應了小說后三節圍繞土地改革所展開的情節布局。與此相對應，東屋談話更多涉及由軟英婚事延伸開的日常生活。北屋-東屋以男/女、長/幼進行秩序與主題（談話）的劃分，使空間內涵溢出了地理學范疇，涵括了多重政治與文化隱喻。

　　聚財的兄弟進財、金生、老拐，踢踢踏踏都到北屋里來，把三個老婆的閑話打斷。

　　客人分了班：安發陪著媒人到北房，金生陪著元孩、小昌、小寶到西房，女人們到東房，軟英一聽說送禮的來了，早躲到后院里進財的西房里去。12

　　劉家媒人的到來使空間分配再次發生轉換，這里既體現了民間婚俗（娘親舅大，娘舅為主家陪客），亦暗示了不平等的主奴關系。元孩、小昌、小寶是地主家的長工，西房通常是客房或雜役短暫的休憩之所。顯然，客人的分班同時也構成了某種身份等級的差異。正因如此，空間層級順序的劃分使每一“屋”具有了相對獨立的“言說空間”：

　　東房里都是幾個女人，談得很熱鬧，可沒有什么正經話—說起誰家閨女好、誰家媳婦壞，就嘻嘻哈哈地；說起上河八路軍長、下河鬼子短，就悄悄密密地。

　　西房談的另是一套。金生問：“元孩叔!你這幾年在劉家住得怎么樣?顧住顧不住（就是說能顧了家不能）?”元孩說：“還不跟你在那里那時候一樣?那二十塊現洋的本錢永遠還不起，不論哪一年，算一算工錢，除還了借糧只夠納利。—噯!你看我糊涂不糊涂?你兩家已經成了親戚……”金生說：“他媽那×：你還不知道這親戚是怎么結成的?”小寶說：“沒關系!金生哥還不是自己人?”小昌說：“誰給他住長工還討得了他的便宜?反正賬是由人家算啦!金生你記得吧，那年我給他趕騾，騾子吃了三塊錢藥，不是還硬扣了我三塊工錢?說什么理?勢力就是理!”13

　　東房仍然繼續“家長里短”的談話，而西房類似于一場“訴苦大會”，使底層得以被召喚。同樣是對地主階級的控訴，王聚財的被剝削感確立于對苦難歷史的回顧（他目前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而西房是一幫此時此刻正被奴役著的無地之民，孕育并釋放著革命的可能性。“勢力就是理”，盡管小昌未能形成整體性的階級意識，但對勢與理關系的把握已具備了超克主奴結構的前提。如果說北房的對話中摻雜著對世道之變的猶疑，那么西房的革命性則是促成土地改革的先決條件。

　　小寶不知道小旦在北房，進財一向就在西房住，因此他就一直跑到西房里來。14

　　通觀本節，軟英的因勢而“變”與小寶空間觀念的“不變”造就了二人的相會，并產生了整部小說唯一一處較為細膩的情愛敘事。作家借助空間的變動與錯位設置二人巧遇的場景，推動敘述進程。然而，就小寶與軟英自身而言，二人只是被動卷入先在的規定性的空間格局，消極等待又無所適從，缺乏抗爭的主體意識。因此，空間對個體具有了某種主導性，個體受制并服從于空間的權威與規范。總之，趙樹理所描摹的鄉村禮俗空間已然呈現出了某種穩固的倫理秩序甚或階級秩序。

　　權力危機與分裂的空間想象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開展減租清債運動，毛澤東作出《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的黨內指示：“各根據地的領導機關必須責成各級黨政機關檢查減租政策的實際情況，凡未認真實行減租的，必須于今年一律減租。減而不徹底的，必須于今年徹底減租。”15與此同時，抗日戰爭也取得了關鍵性的勝利。

　　不料就在九月初頭，八路軍就把下河解放了，后來聽說實行減租清債，把劉家也清算了，劉錫元也死了，打發自己的丈夫去看了一次，知道安發也分了劉家一座房子，軟英在九月十三沒有出嫁，不過也沒得退了婚。過了年，舊歷正月初二，正是走娘家的時候，二姨想親自到下河看看，就騎上驢，跟自己的丈夫往下河來。16

　　可以說，二姨串聯起故事發生的政治背景，是根據地土地政策在下河村實行狀況的見證者。與下河村相映照，二姨是以上河村的“空間視角”觀察“解放”前后下河村生產與生活世界的一系列變革。小說對上河村盡管著墨不多，卻于比較的視野中彰顯了土地改革的破竹之勢。打土豪，分田地，直接受益的理所當然是破產的貧雇農，安發在斗爭地主劉錫元后，獲得了遮風避雨之所：

　　安發說：“咱連根驢毛也沒有，要那有什么用?不用想那么周全吧!這比我那座透天窟窿房就強多了。”

　　二姨說：“這房子可真不錯：那頂棚是布的呀紙的?”安發老婆說：“紙的!”二姨說：“看人家那紙多么好?跟布一樣!咱不說住，連見也沒見過!”安發說：“咱莊稼人不是住這個的，頂棚上也不能釘釘子，也不能拴繩子，谷種也沒處掛，只能放在窗臺上!……”二姨的丈夫說：“那你還不搬回你那窟窿房子里去?”大家都哈哈哈笑起來。17

　　“農民參與復雜的政治組織是出于想解決經濟危機這一物質動因”18，革命打破了牢固的空間區隔，使農民切身體會到空間跨越的實在感。窟窿房惡劣的居住條件與地主房的精美華麗相對比，彰顯了階級身份的懸殊，而“解放”帶來的空間“領導權”的重新分配，則使農民真正意義上實現了數千年來希冀的“翻身”夢。但是，原先地主階級生產的“空間美學”莊稼人能否適應呢？顯然，頂棚的設計與莊稼人的“實用美學”產生了隔閡與沖突，安發基于生產勞動的空間想象在新的空間格局中遭遇了危機。

　　在此，安發對空間的個人體驗跨越了不同歷史時期，建立在階級斗爭的基礎上，確證了新政權力量進入鄉村的合法性。然而，就“分地”這一共時性實踐而言，空間權力的不均等性被再次尖銳地提出來：

　　安發兩口、金生兩口，都從南房里迎出來。

　　二姨問：“北房里住的是誰?”安發說：“說起來瞎生氣啦，這一院，除了咱分這一座房子，其余都歸了小昌。”二姨說：“他就該得著那么多?”安發說：“光這個?還有二十多畝地啦!人家的‘問題’又多，又是農會主任，該不是得的多啦?你聽人家那氣多粗?咱住到這個院里，一座孤房，前院都是劉忠的，后院都是小昌的—碾是人家的，磨是人家的，打谷場是人家的，飯廈和茅廁是跟人家伙著的，動腳動手離不了人家。在咱那窟窿房里，這些東西，雖然也是沾鄰家的光，不過那是老鄰居，就比這個入貼多了!”19

　　狗狗與小貴在院里的矛盾激發了安發老婆對分配不公的怨憤，在第一節未曾出現的南房在第二節初始便映入讀者眼簾。南房又稱倒坐房，坐南朝北，在中國傳統建筑中，與正房（北房）相對，“四合院中的倒座多為土房或者磚瓦房，主要是下人居住的地方，也有的用來作為圈養牲畜或儲存物品之地”20。而安發一家偏居一隅，置于南房，與以北房為中心的小昌所代表的空間勢力范圍形成鮮明對比，就連院子這一公共活動空間也為小昌夫婦掌控。從窟窿房—地主房再至南房—北房，這一空間權力關系的交替與置換，仿佛落入了某種歷史循環。同為下層貧雇農的安發與小昌，卻在“翻身”的過程中出現了新的階層分化，“在這一進程中，某些家庭和個人在物質和標識上變得有權勢，以新的權威和新的模式統治著他們的親族和鄰居。這些新的干部和他們的鄉親變成革命的代理人與受害者”21。如丹尼爾·貝爾始終警惕的：“真正的問題都出現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時，世俗世界將重新侵犯人的意識，人們發現道德理想無法革除倔強的物質欲望和特權的遺傳。”22這也是毛澤東反復強調“不斷革命論”的現實根源。

　　趙樹理在《邪不壓正》中更關注的即是這類“壞干部”形象。“可惜那地方在初期土改中沒有認清這一點，致使流氓混入干部和積極分子群眾，仍在群眾頭上抖威風。其次是群眾未充分發動起來的時候少數當權的干部容易變壞：在運動中提拔起來的村級新干部，要是既沒有經常的教育，又沒有足夠監督他的群眾力量，品質稍差一點就容易往不正確的路上去，因為過去所有當權者盡是些壞榜樣，稍學一點就有利可圖。”23正如安發后來在整黨大會上對小昌的客觀評價：“像小昌那樣，干部里邊還沒有幾個。不過就小昌也跟劉錫元不一樣。劉錫元那天生是窮人的對頭，小昌卻也給窮人們辦過好事，像打倒劉錫元，像填平補齊，他都是實實在在出過力的，只是權大了就又蠻干起來。”24小昌畢竟不同于地主劉錫元，下河村解放前，他是徹底的無產者，因此也最容易被革命鼓舞與召喚，在聚財家的西屋，唯有他最先覺察到“勢”與“理”的辯證關系。他憑借能說會道和斗地主時的出色表現在土改初期獲利良多，也一躍成為鄉村領導干部。然而，權力感的膨脹與小農意識謀私的物質訴求，使小昌墮落為“壞干部”的典型。盡管如此，“壞干部”仍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安發通過“天生”“對頭”二詞明確區分了小昌與劉錫元的階級屬性。“天生”表明了地主階級的剝削根基，土改力圖摧毀的便是這一封建壓迫結構。小昌現象是伴隨著新政權成立產生的新問題，小說雖表達了對這一現象的憂慮，但處理得較為緩和，間接呼應了彼時開展的整黨運動，某種程度上給予“壞干部”改造后重返革命隊伍的可能。趙樹理在“家”的空間轉型中注入了強烈的問題意識，同時透過空間異動暗示了某種政治焦慮。

　　如果說安發“家”的變遷演繹著一場激進的政治、經濟革命故事，那么聚財家圍繞著軟英的婚事展開的關于“理”的辯論也側面展示出革命變動中家庭倫理空間的分裂。相比第一節作者主要以聚財家為中心場域鋪陳人物線索與情節，第二節，伴隨著時勢的變動，“空間”的穩固性逐漸被打破，作者以二姨的行蹤聯串起安發家和聚財家，而二姨由安發家再至聚財家這一看似平常的出場順序，在邏輯上卻構成嚴密的因果鏈。在聚財家，聚財和軟英之所以能夠“看看再說”，歸根結底，是由于下河村開展了減租清債運動，斗爭了地主劉錫元，劉錫元之死方才使軟英的婚事暫且擱置了，而這一“土改”的背景在小說中是靠安發分房的事情自然引出的。安發分房是“土改”的必然結果，作者不僅借由這一事件插敘“斗地主”的場面，使二姨想起軟英的婚事，進而驅動其前往聚財家一探究竟，而以此展現出的革命形勢事實上構成了其后聚財父女抉擇與行動的理據。換言之，由安發“家”所反映的時局之變是聚財父女“看看再說”的主要動因。

　　“唉!年輕人光看得見眼睫毛上那點事!一來就不容易弄斷，二來弄斷了還不知道是福是害!日本才退走四個月，還沒有退夠二十里，誰能保不再來?你這會惹了劉忠，到那時候劉忠還饒你?還有小旦，一面是積極分子，一面又是劉忠的人，那種人咱惹得起?他們年輕人，遇事不前后想，找出麻煩來就沒戲唱了!還有，去年你大姐也跟你說過了，軟英的心事在小寶身上，這我不能贊成—一則不成個規矩，再則跟上小寶，我斷定她受一輩子窮。小寶那孩子，家里有甚沒甚且不講，自己沒有出息，不知道為自己打算。”

　　“他財主不財主，我又不是缺個爹!”……“做小老婆當使女都是世界有的事，聽高工作員說自己找男人越發是世界上有的事!難道世界上有的如意事沒有我，倒霉事就都該我做一遍?”25

　　軟英與聚財各自擁有一套對“世界”的認知體系與說“理”的系統，聚財的“變天”思想源于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一治一亂”的循環史觀。經歷過大清覆滅、民國危機和外敵入侵，中國的鄉村社會經濟在贏利型經紀人的殘酷掠奪下日益“內卷化”。26歷史的壓縮與驟變使農民驚慌失措，根植于小農經濟內部，農民穩定的心理結構亦隨之坍塌。尤其對于生逢亂世的聚財而言，還堅守著數十畝土地，自力更生，所以如何于變中求穩，經營好自己的“小日子”方才是應世之變的重心。聚財的理沒有二諸葛陰陽八卦的怪誕，也沒有舊式家長制的嚴苛，而是樸實的生存之理，是基于經濟生活何以為續的現實之理。聚財夫婦對小寶的評判標準大相徑庭：聚財老婆是以“勞動能力”為標準，而聚財則看重“能言善辯”的言說能力，因為會說的人在斗爭大會中往往分得更多實際利益，從而無形中成為重要的謀生技能。聚財的“理”順“勢”而動，但總體而言，關注的是眼前之“勢”。軟英此時的控訴較之訂婚那天的迷茫與無助，也增添了幾分說理的氣勢。“去年八月十五到九月十三，二十七天還能變了卦，三年工夫長著啦，劉家還能不再出點什么事？”27軟英“二十七天”的煎熬換來婚約的擱淺，或許，她并未清晰意識到來自新政權“勢”的決定性力量將如何改變其命運，但前一次寄希望于時間的成功“脫險”讓她模糊地感受到掌握未來的合理性，并堅定了抗爭的信念。李國華在談及此處時分析道：“聚財的‘理’與軟英的‘理’是不同的：前者是服‘勢’，后者是循‘情’。”28需要指出的是，循“情”的背后依然是“勢”的支撐，從根本上說，盡管父女二人“各有各的道理”，但都以“勢”為據，只不過父親遵從的“勢”是既得利益之勢，而女兒所依靠的是代表歷史發展必然規律、實現階級解放的新政權之“勢”。

　　聚財（北屋）與軟英（東屋）本身統一的倫理空間裂變成兩股“理”的勢力，相互對峙。因無法達成妥協，雙方只好“看看再說”。

　　“開門整黨”與重建“說理的地方”

　　軟英的婚姻問題雖在時勢變幻中一再延宕，但隨著日軍投降，土地改革深入開展，愈來愈顯影出積極的面向，而彼時的聚財卻又平添了一份“心病”：在把持基層政權的“壞干部”小昌“統治”下，他被錯劃為“封建”，成為人民斗爭的對象，使他“想再‘看看’也不能”。

　　小說第三節呈現出“布置斗爭會”與“群眾大會”的場面，當土改如暴風驟雨般席卷下河村之際，所有人都被卷入這場事關自身命運的浪潮之中，同時從封閉、禁錮的私人空間走向敞開的、集體化的公共空間。趙樹理的高明之處在于為了凸顯問題意識的轉移—從地主/農民尖銳的階級矛盾轉到村級干部的劣變與腐化上，綿密、細膩地把握并書寫了鄉土社會“空間”轉型背后幽隱的形式結構。相較前兩節對院落空間內部場景的具體刻畫與功能安排，第三節指向公共空間的“會議”顯然失去了特定場所、位置的依托。作者“去空間化”的處理是不是表征著下河村正處于一種失序狀態？29巧合的是，二姨上河村的“空間視角”亦在此缺席，小說仿佛留下了一個形式“缺口”，空間意義上的“斷裂”與其說是作者有意為之的文學建構，毋寧說是社會、歷史因素的變動烙印出了頗富癥候性的文本“形式”。失序就領導核心而言，發生于元孩和小昌正/反兩股力量的對峙與博弈，終因“小昌是農會主任，說話有力量”30宣告了“會”的強權性與無理性，就群眾而言，“村里群眾早有經驗，知道已經是布置好了的，來大會上提出不過是個樣子，因此都等著積極分子提，自己都不說話”31。看似有序的會場，卻因權勢威懾，使群眾喪失了在公共空間自由言說的效力，進一步加劇了基層政權的“非民主化”。當然，亦可將作者暗示的失序理解為某種改造與修復的可能，它還未固化成像地主支配下的森嚴的等級秩序，亟須在人民內部進行調整、規劃。

　　在趙樹理的觀念里，“秩序”的重建需要國家、基層和群眾三方力量的互動與結合，尤其在基層出現治理困境時，國家力量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危機的克服，并保障了村政民主政治的有效運轉。當工作團進駐下河村布置整黨工作，先前精密、細致的空間格局（東、西、南、北屋）再次映入眼簾：

　　自從整黨以來，村支部就在上年沒收劉家那座前院里東房開會。這座院子，南房里住的是工作團，東房里是支部開整黨會的地方，西房是農會辦公的地方。到了叫軟英這一天，整黨抽補都快到結束時候，西房里是農會委員會開會計劃調劑房子，東房里是支部開會研究黨員與群眾幾個不一致的意見。32

　　由私變公，居住空間在新舊政權的更替中被賦予了顯豁的政治文化內涵，并標志著一個新的歷史起點。工作團的到來不僅旨在協助貧農團進一步摧毀鄉間殘存的封建勢力，更致力于糾左、糾偏，對“利用政治地位為非作惡、侵占土改果實的黨員及干部”33進行全面的批判與教育，以整頓黨風，凈化基層政治生態。有意味的是，東、西、南屋清楚地彰顯了現代行政空間的職能劃分：代表群眾組織的西房“農會”，代表科層組織的東房“村支部”以及國家代理人“工作隊”，它們各司其職，彼此監督與制約。34失序的下河村經由工作隊對基層權力重組與統合，重新煥發生機。這里，“南房里住的是工作團”，亦盡顯深意。《邪不壓正》較之于同一年發表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風驟雨》，35前瞻性得以凸現，不光通過空間展示變更中的權力與秩序，也開啟了“反物質主義”的敘述先例。南房較為簡陋的住宿條件反映出黨的群眾路線。工作團唯有切身體驗農民生活的不易，方能洞悉土改的歷史緊迫性與必要性，同時，農民也從工作團艱苦樸素的作風中強化了對新政權的認同感。“這種讓農民能看到和感覺到的平等，正是最能贏得他們的心的行動。”36再看整黨會的布置：

　　這天的整黨會挪在院里開，北房門關著，正中間掛著共產黨黨旗和毛主席像，下面放著一張桌子和一些椅子凳子。工作團的同志們坐在階臺上，區長和高工作員也在內，元孩站在桌子后當主席，階臺下前面坐的是十七個黨員，軟英和小寶雖不是黨員，因為是支部叫來的，也坐在前面，后面便是參觀的群眾。37

　　值得注意的是北房“掛著共產黨黨旗和毛主席像”，它不像東房、西房、南房直接承擔政權組織的具體職能，而是一種整合性的力量，象征著革命新秩序在鄉土社會的扎根。整黨會召開的地點“院里”，可視為向群眾開放的民主的政治空間，階臺上/下（工作團—十七個黨員），座次前/后（群眾代表—旁聽群眾），其空間形態，井然有序。工作團踐行了“開門整黨”的理念與方法。所謂“開門整黨”就是“讓黨外群眾介入整黨工作并擔負對黨員進行審查評議之責”。38“斗爭會”之所以發生群眾“失語”的問題，或可責之于群眾民主意識淡薄，但更關鍵的原因在于群眾言說空間被“壞干部”壓制了，因而開門整黨實質上是動員群眾成為運動主體，調動、發揮群眾參政議政的主觀能動性，從而使民主建政的理論構想落實到鮮活的實踐中。

　　鑒于土改初期奉行“貧雇農路線和階級路線”，在群眾和貧雇農之間甚至可以直接畫等號，如黃道炫指出的：“拋棄占人口相對多數，且對中共抱有較深感情的中農尤其是新中農，單純強調貧農領導，在此基礎上展開的群眾運動事實上并不能真正反映普泛的農民的心聲。”39整黨“開門”的對象是黨外群眾，不論貧雇農還是中農，都被中共創制的這一平等、民主的群眾政治空間所吸納與團結。《邪不壓正》采取的恰恰是聚財的“中農”視角。聚財是“辛苦耕作”、“勤勞生產”、自給自足的老中農，他并不具備受惠于共產黨土地政策在根據地發展起來的新中農的“革命感情”，因之，聚財的情感、心理經歷了一個遞變的復雜過程。從“太欺人呀”“看看再說”“想再‘看看’也不能”到“這真是個說理地方！”，從寄希望于時間的無所適從的消極等待到最終確證了“說理”空間的合法性，“開門”整黨為王聚財“宣泄怨氣”“散開郁結”打開了渠道。小說中，聚財對“前院”態度的轉變雖著墨不多，但足以顯示“開門”之于農民“翻心”的深遠意義。“‘翻心’是個體‘覺悟’的狀態，即獲得所謂‘主人翁的自覺’。這種‘自覺’的獲得，實際意味著世界觀的轉變，即個體在意識層面走出（消極意味的）‘命運’而進入（積極意味的）‘歷史’。”40

　　聚財由于擔心軟英得罪人去后院找安發，他“一不是農會委員，二不是黨員，三則支部里、農會里也沒有人叫過他，因此他不到前院來，只到后院找安發，準備叫安發替他打聽打聽”41，“前院”對于聚財來說，是與生活世界相分離的政治世界，在他的認知體系中，“公所重地，閑人免進”42，自己始終是被排斥在外的，之前被斗爭的經歷也使他夾雜著些許惶恐的情緒。當聽到前院爭吵起來，聚財讓安發前去打探，“安發說：‘咱們都去看看吧！’聚財說：‘我也能去？’安發說：‘可以！這幾天開整黨會，去看的人多啦！’”43“開門”整黨打破了民國以來人民通往政治的藩籬，一句“我也能去？”，聚財的訝異標志著其世界觀、倫理觀開始發生動搖，這是“翻心”的前提。整黨會議上，聚財既是旁觀者亦是當事人，他謹慎地觀察周圍的一切，在元孩的指揮下，軟英、小寶依次發言，欲加辯駁的小昌立馬被阻止，讓聚財感嘆“這個會倒有點規矩”44，群眾享有了平等的話語權，是被組織起來的有階級覺悟和言說能力的政治主體。尤其是聚財目睹小旦道出了逼婚的原委，瞬間平復了積壓已久的“憤懣”，“我活了五十四歲了，才算見小旦說過這么一回老實話!這真是個說理的地方!”45“前院”在聚財眼中變成了“說理的地方”，這不僅指涉一個實在的地理空間，交織著傳統農民對新政權的想象和情感認同，而且喻示著以聚財為首的占據農民大多數的“中農”對土改的歷史評價。“翻心”在“說理”的層面實現了農民與革命政權價值的統一。然而，中共的“開門”整黨，包括土改的總目標皆建筑于“斗爭”邏輯之上，使愈來愈多的農民產生超克“主奴關系”的自覺，關于這一點，趙樹理盡管在軟英、小寶的“新人實事”中指明了革命的動力源泉，但“中農視角”和“說理的地方”勢必又流露出作者眼中聚財“翻心”的限度。這一限度首先反映在“中農視角”所包孕的“理性小農”的生存倫理對中共“翻身”理想的質疑，他們懼怕“斗爭”對生產秩序和勞動成果的“破壞”；其次，“地方”的限定詞“這”又暗示了說理空間的“區域性”和“特殊性”，離開了“這”（工作團“勢”的保障），農民是否能夠“說理”，或以何種方式繼續“說理”？借由聚財之口，趙樹理思索的正是實行民主建政所面臨的普遍性難題，這背后必然指向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唯有將“這”去地域化，農民方可將一套地方性的知識上升為對普遍性革命/國家真理的體認。

　　結語

　　“就其本質而言，趙樹理不是個藝術家，而是個熱心群眾事業的老楊式的干部”46，這不僅是丁玲看完趙樹理秧歌劇《娃娃病了怎么辦》之后的個人觀感，更代表了彼時延安知識界的普遍看法。然而，更進一步，如果失去了文學性、藝術性的支撐，趙樹理何以成為方向性的人物？因此，結合《邪不壓正》這部完成度較高的作品，可以發現，小說所蘊含的諸種命題，無論是“算賬”還是“講理”，都發生在特定的空間場域。空間決定于社會結構，同時亦不斷生產著新的權力話語與政治想象。要言之，《邪不壓正》精密性的寫作得益于多重空間有序地交織。作家對空間的編碼與設計是文本“現代性”的重要表征，文學性與社會政治都含蘊于空間的復雜網絡中，二者相得益彰，書寫著契合于民族形式的“另一種別樣的現代”。

　　回到小說標題“邪不壓正”，基于正/邪之分的傳統道德評價機制使土改這一宏大的歷史命題最終內化為“理”的復歸，由此，新政權對鄉村的建設與改造不唯強調新與舊的沖突，更是一種契合于鄉土中國內在肌理的秩序重建。就其本質而言，重建在于創造出嶄新的社會政治空間，從而賦權于民。對應羅崗三重時間47的論述，趙樹理將時間帶來的變化（也就是“革命”）落實到空間上（“革命”怎樣落地）。隨著時間推移，中共對鄉土社會的滲入，傳統民居內部等級分明的禮俗秩序被打破，反映于《邪不壓正》，作家不僅呈現出印刻于東/西/南/北屋之上的地主—農民空間權力的轉移與更替，以及土改的推行在人民內部空間領導權上所表征出的權力危機及其解決，同時亦凸顯了以居住空間為基點的革命政治與農民日常生活的融合。這種“時空觀”所揭示的，正是革命如何穿透民國邏輯支配下的鄉里空間，重新處理與傳統鄉村共同體之間關聯的問題。

　　1    蔣暉：《〈李有才板話〉的政治美學》，《文藝理論與批評》2006年第6期。

　　2    在《論趙樹理的創作》一文中，周揚一語道破《李有才板話》凸顯的空間意識與鮮明的階級屬性：“從西到東一道斜坡不正是農村中階級的明顯的區分嗎？”周揚：《論趙樹理的創作》，《解放日報》1946年8月26日。

　　3    閻云翔：《從南北炕到“單元房”—黑龍江農村的住宅結構與私人空間的變化》，《中國鄉村研究》2003年第1期。

　　4    趙樹理：《關于〈邪不壓正〉》，《趙樹理全集》第三卷，大眾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370頁。

　　5    羅崗：《回到“事情”本身：重讀〈邪不壓正〉》，《文藝爭鳴》2015年第1期。

　　6    同上。

　　7    趙樹理：《邪不壓正》，《趙樹理全集》第三卷，第280—281頁。

　　8    夏玉珍、劉小峰：《費孝通與“熟人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11月22日。

　　9    夏文杰：《中國傳統文化與傳統建筑》，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頁。

　　10  田毅：《山西傳統民居地理研究》，陜西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7年，第117頁。

　　11  趙樹理：《邪不壓正》，《趙樹理全集》第三卷，第281頁。

　　12  趙樹理：《邪不壓正》，《趙樹理全集》第三卷，第284—285頁。

　　13  同上，第286頁。

　　14  同上，第288頁。

　　15  毛澤東：《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0頁。

　　16  趙樹理：《邪不壓正》，《趙樹理全集》第三卷，第290頁。

　　17  同上，第290—291頁。

　　18  米格代爾：《農民、政治與革命：第三世界政治與社會變革的壓力》，李玉琪、袁寧譯，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頁。

　　19  趙樹理：《邪不壓正》，《趙樹理全集》第三卷，第290、295頁。

　　20  田毅：《山西傳統民居地理研究》，第118頁。

　　21  Gregory A.Ruf, Cadres andKin: Making a Socialist Village in WestChina,1921-199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98, p. 66.轉引自渠桂萍：《華北鄉村民眾視野中的社會分層及其變動（1901—1949）》，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5頁。

　　22  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75頁。

　　23  趙樹理：《關于〈邪不壓正〉》，《趙樹理全集》第三卷，第371頁。

　　24  趙樹理：《邪不壓正》，同上書，第313頁。

　　25  趙樹理：《邪不壓正》，《趙樹理全集》第三卷，第298—299頁。

　　26  這是杜贊奇對中國農村近代以來變化的概括說明。參見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7  趙樹理：《邪不壓正》，《趙樹理全集》第三卷，第300頁。

　　28  李國華：《農民說理的世界》，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114頁。

　　29  這一觀點受到婁燕京的《“反正賬是由人家算啦！”—〈邪不壓正〉中的“算賬”及其他》（未刊稿）的啟發。

　　30  趙樹理：《邪不壓正》，《趙樹理全集》第三卷，第305頁。

　　31  同上。

　　32  同上，第310—311頁。

　　33  周恩來：《老區半老區的土地改革與整黨工作》（1948年2月22日），《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5頁。

　　34  參見李里峰：《土地改革與華北鄉村權力變遷：一項政治史的考察》，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29頁。

　　35  之前已有研究者在和新中國成立前土改小說《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對比中指出，新中國成立后創作的土改文藝，譬如馬加的《江山村十日》，外來黨政干部在農村處理各項事務的工作地由原先的地主大院轉變為農民簡陋的房屋（“破炕席”的隱喻），以此凸顯中共的群眾路線。參見張玉貞：《空間中的“政治”—“土改小說”再解讀》，《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而實質上趙樹理在1949年以前寫就的《邪不壓正》中已然通過“南房住著工作團”暗示了黨員干部艱苦樸素、一切為民的工作作風，只不過作者的書寫比較隱蔽，讀取其中的文化政治內涵需熟悉山西傳統民居的空間地理，但這正也顯現出趙樹理小說的鄉土本色。

　　36  張玉貞：《空間中的“政治”—“土改小說”再解讀》。

　　37  趙樹理：《邪不壓正》，《趙樹理全集》第三卷，第314頁。

　　38  李里峰：《土地改革與華北鄉村權力變遷：一項政治史的考察》，第293頁。

　　39  黃道炫：《洗臉：1946年至1949年農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歷史研究》2007年第4期。

　　40  李放春：《苦、革命教化與思想權力—北方土改期間的“翻心”實踐》，《開放時代》2010年第10期。

　　41  趙樹理：《邪不壓正》，《趙樹理全集》第三卷，第311頁。

　　42  趙樹理：《李家莊的變遷》，同上書，第7頁。

　　43  趙樹理：《邪不壓正》，同上書，第314頁。

　　44  同上，第315頁。

　　45  同上，第317頁。

　　46  戴光中：《趙樹理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頁。

　　47  羅崗總結出《邪不壓正》中反復出現的“三種紀年”方式（即農歷紀年、民國紀年和公元紀年），農歷聯結著傳統的“禮俗社會”，而民國紀年和公元紀年是區分于“農歷”的現代紀年方式，二者相異的是民國紀年暗含著近代鄉村社會經濟崩潰的根源，公元紀年代表著一種革命的力量對鄉土世界的重建與改造。三種時間的背后是三種力量的交織、沖突與融合，在此，時間構成了鄉土社會遭遇現代轉型的重要征兆。參見羅崗：《回到“事情”本身：重讀〈邪不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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