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現代民歌之父”，“美國的音叉”“美國民歌復興運動之父”，擁有這些頭銜的皮特·西格是如何成長的起來的？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的他又是怎么成為一個能夠在工農群眾集會上邊抽煙，邊唱歌，邊講笑話的民謠大師？

　　在讀了土摩托《來自民間的叛逆》一書關于皮特·西格的成長經歷之后，“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些毛主席的話語竟然不斷回蕩在我耳邊，不是因為這些話因毛主席而偉大，而是因為這些話所揭示的“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而偉大。

　　美國左翼的文藝宣傳的發展和實踐，則更是是完全應和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大洋彼岸，從脫離群眾的歐式合唱，意大利詠嘆調和高雅的鋼琴曲，到吉他班卓琴演奏喜聞樂見的民歌， "what is this music good for?"應和了毛主席提出的“我們的文藝是為什么人的？”。

　　時至今日，皮特·西格的成長和實踐，毛主席的總結和教導，依然是我們廣大左翼的寶貴財富！

　　話說1914年的某一天，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音樂系的一個小型聚會上，幾位教授正喝著酒聊天。

　　其中一位瘦高個子的年輕人最是眉飛色舞，他叫查爾斯·西格(Charles Seeger)， 畢業于著名的哈佛大學，當時才25歲，是伯克利歷史上最年輕的教授。西格出生于美國東北部富裕的新英格蘭地區的一個商人家庭，是個保守的天主教徒。此時他正在向同事們大談共產主義思想是多么的不切實際,因此也就不可能實現。他沒有注意到，一個陌生的年輕人悄悄地加入了他們的談話。

　　這個人名叫卡爾頓·帕克(Carlton Parker)，是一個經濟學家，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在聽完西格的一番談話后，他對西格說：“你不是生活在現實世界里,而是每天在圖書館里過日子。你即使把嘴皮子說破，也沒有任何意義。”

　　這番話讓西格感到震驚，因為他最得意的就是自己比那些整天讀音樂理論著作的同事更講求實際。事實上西格很早就注意到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狀況對音樂風格的影響，他在伯克利教書時就有意識地把社會學與音樂理論結合起來講授，效果非常好。他后來還被公認為音樂社會學(Musicology) 的奠基人。但是，西格所擁有的有關社會學和歷史的知識確實都來自圖書館。那天聚會散后，帕克邀請西格第二天一起去看看“真實的世界”。

　　次日，兩人駕車離開大學城。在開過一段塵土飛揚的小路之后，來到了一處難民營。這種地方對西格這個生長在富裕家庭的大學教授來說簡直是太陌生了。要不是帕克，他恐怕一輩子也不會來到這里。

　　西格下了車走進難民營，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難民營里的人們全都面黃肌瘦，衣衫襤褸，經常會看到一家老小全部擠住在一頂不大的帳篷里。他們沒有家具，沒有洗澡間，也沒有一點存糧，小孩子從七八歲開始就得隨父母一起去工作。西格一問才 知道，這些人都是農民，因為各種天災人禍在鄉下活不下去，又聽說城里有工作，便全家一起來到城里找工作，卻被圈在這種郊外的難民營里，每天工作又累又危險，工資也少得可憐，僅夠糊口。這些事對西格來說簡直不可思議。

　　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就在美國，就在離象牙塔幾十英里的地方，還有人在過著這樣悲慘的生活。

　　第二天，系里的人們見到了一個脫胎換骨的查爾斯·西格。他變得沉默多了，而且一有空就跑到當地的IWW辦事處去幫忙。這期間西格結識了許多共產黨人，慢慢地建立了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西格的出格舉動很快招來系里教授們的議論，系主任警告他不許再卷進政治活動中去。西格知道自己的教授位子保不住了，便辭職回到紐約他父親的家中。此時的西格已結婚，妻子康斯坦斯是個優秀的小提琴家。他們已有了兩個孩子。就在西格為自己丟了飯碗而感到有些沮喪時，康斯坦斯又懷孕了。

　　1919年3月3日，皮特·西格來到了這個世界上。他也許生得不是時候，因為此時他的父親查爾斯正處在人生的轉折點，他開始懷疑自己近30年來所鐘愛的古典音樂是否值得自己去獻身，他也厭倦了那種每天彈同樣的曲子，面對的又是同樣的富人聽眾的生活。在征得妻子同意后，查爾斯借錢買了個用汽車拖著的活動房子，帶著康斯坦斯和三個孩子來到北卡羅來那州的山區里。他要為農民們演奏音樂，他一直認為那些終日在田里勞動的農民們沒有音樂，而沒有巴赫和莫扎特的生活該是多么無聊啊!當他第一次在一個小鎮上打出免費音樂會的廣告后，吸許多人來參加。

　　農民們在聽完西格夫婦的演奏后都驚嘆不已：他們從沒見過能把小提琴拉得這么好的人!可不久，西格夫婦發現來聽他們演奏的人越來越少了，而且聽眾只是呆呆地在聽，從他們的臉上看不出什么“精神升華”的跡象。西格所堅信的古典音樂能改變社會， 能給人民帶來文明”的理論似乎不管用了。他感到十分沮喪，便又決定回紐約。可就在臨行前的那天晚上，鎮上的人知道了，許多人自發地前來為他們送行。令西格驚奇的是，他們還帶來了自己的小提琴、班卓琴和吉它。在歡快而又有節奏的音樂的伴奏下，鄉親們載歌載舞，和西格一家一起度過了一個熱鬧而又愉快的夜晚。這件事讓西格改變了對民間音樂的看法，這也是當時才兩歲的皮特第一次聽到真正的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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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特中學上的是寄宿學校，周末在父母家輪流過。1932年圣誕節的前一天，皮特去父親家，準備在那里過節。此時查爾斯已再婚，和妻子露絲住在紐約的一個公寓里。那天查爾斯正好有事要出去，便帶著皮特一起上了路。他們來到紐約格林威治村的一-間小屋，屋里已經坐滿了二十幾個穿著工裝褲和皮夾克的人。奇怪的是他們每個人手里都拿著一卷樂譜。這時，一個人上臺講話了，他講的全是令皮特似懂非懂的音樂上的問題。但有幾句話皮特聽懂了:“這個社會制度就快要完蛋了!音樂應該能做點什么，讓我們來試試看。”

　　原來，這些人都是美國大名鼎鼎的作曲家。他們白天或在講臺上教書，或在音樂廳里演奏，晚上則換上便裝來到這間屋子里聚會。他們都屬于一個名叫“作曲家集團”(Composers Collective) 的組織。這個組織又隸屬于一個更大的音樂家協會：狄蓋特俱樂部(Degeyter Club)。

　　這個以《國際歌》作曲者的名字命名的組織顯然公開了它的政治傾向，他們的目的是在提高工人階級音樂品位的同時組織革命。而這個查爾斯.西格所在的作曲家集團的任務就是寫出更好的革命歌曲，以便讓工人們在游行時和在歡慶革命勝利的宴會上演唱。大名鼎鼎的阿倫·科普蘭(Aaron Copland)。當時他們正在為五一節大游行寫歌曲，雖然最后大家同意了科普蘭寫的那首《五一節我們上了街》(In the Streets May 1st)，但會后查爾斯則有不同看法。他對皮特說:

　　“科普蘭的那首歌從音樂上講是最好的，可那復雜的鋼琴伴奏有多少工人會彈呢?而且，總不能讓工人們抬著鋼琴上街游行吧！我寫的那首歌旋律很好記，一定很容易學唱。”

　　這件事準確地反映了當時美國共產黨的狀況。

　　20年代末期，在美國共產黨的總部紐約，據說只有七分之一的黨員會講英語。原來，美國共產黨早期黨員大都來自東歐，其中又以來自蘇聯的猶太人為主。與早些時候來自德國的富裕猶太人不同，這些新移民很窮，主要以制造業為生。他們決定了當時的革命歌曲主要以歐洲式的合唱為主。在美國人聽來，首先那根本就不是英語，再加上那復雜的多聲部合唱, 早就把美國人嚇跑了。

　　進入30年代以后，形勢起了變化。經濟大蕭條給共產主義運動創造了千載難逢的機會。越來越多土生土長的美國人開始同情共產黨的主張，而共產黨也迫切需要團結廣大的美國工人，于是便開始了新一輪宣傳攻勢，可這樣一來就暴露了那些共產黨內知識分子領導人本身的一個問題：雖然他們穿著工人的衣服，努力和工人們打成一片，可工人們并不認同他們，不理睬(或者是聽不懂)他們的政治主張。共產黨必須真正走到人民中間去，用老百姓自己的語言說話，才會有效果。

　　多民族的蘇聯早就遇到了這個問題。在蘇聯共產黨的倡議下，蘇聯文藝界曾掀起過一股收集研究民間文化的熱潮。蘇聯文藝界泰斗高爾基曾于1934年在蘇聯作家協會代表大會上對此作過-一個權威性的總結:“文字藝術的真正起源是民間傳說。我們必須研究來自民間的藝術，使它為我們的目的服務。”

　　雖然如此，“作曲家集團”內的作曲家們仍然拒絕接受美國民歌。他們認為民歌是粗俗悲觀而又多愁善感的，不符合共產主義者的形象。他們心日中的無產階級音樂應該是既有革命激情又有高雅的藝術品位的嚴肅音樂。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以“ 強力五人團”為代表的蘇聯作曲家們開始把俄國民間音樂應用到古典音樂作曲中后，一些以蘇聯為榜樣的美國左派作曲家竟然開始著力于把蘇聯民歌引進美國，而不是設法推廣美國自己的民歌！

　　就在這個時候，歐洲的局勢發生了變化，希特勒的上臺給蘇聯敲響警鐘。為了團結所有可以團結的力量以對抗法西斯德國，共產第三國際于1935年發布了一個新的運動綱領：人民陣線(People's Front，在美國則稱之為Popular Front)。這個新綱領的主旨是摒棄過去一些激進的觀點，把以前認為反動的自由派人士、無政府主義者及一切對現實不滿的人團結起來，共同對抗法西斯。

　　在這個新綱領的指導下，過去那種非常前衛的無產階級藝術觀被拋棄了，左派藝術家們開始把工作重心轉移到民間藝術上來。這個綱領的頒布正值美國試圖擺脫經濟蕭條，羅斯福總統實行的“新政”受到重重阻力的時候，羅斯福預見到了這一運動所蘊含的巨大潛力。他認為美國政府可以利用這一運動，號召廣大的親左派的文化人士去收集整理并推廣美國自己的文化，而不是歐洲的、非洲的、無產階級的、前衛的....文化，這樣做既可以在國際上樹立美國的形象，又可以在國內掀起一股愛國熱潮，這會對“新政”有很大幫助。

　　于是，在共產黨和美國政府的雙重支持下，許多曾經討厭過民間藝術的藝術家們紛紛走上了“重新發現美國”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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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場運動中，作為一個有成就的作曲家和人民陣線的先驅者之查爾斯·西格終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1935年，查爾斯受羅斯福政府之命，離開“作曲家集團”，來到華盛頓主持-一個“移民重置計劃”( 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 的音樂分部。“新政”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設法安置因饑荒而到處流浪的難民，使他們迅速定居下來并找到適當的工作。

　　對于政府來說，使這批來自全國各地的難民能對新家有認同感并同鄰里們和睦相處是個很大的問題。惟一的辦法是讓這些有著不同背景的人找到一個共同的根：美國。而沒有什么比美國民歌更能使這些以農民為主的難民們產生這種認同感了，所以政府便成立了這樣一個奇怪的部門。

　　查爾斯的任務就是利用政府提供的資金在各個移民聚居區里舉辦各式各樣的民歌節，讓人們唱著自己熟悉的民歌，團結起來開始新生活。為此，查爾斯找到了國會圖書館民歌檔案館的館長約翰·洛馬克斯。在洛馬克斯的幫助下，查爾斯第一次系統地了解了美國民歌的歷史，并對民歌的現狀有了全新的認識。

　　受當時流行的“功能主義”學說的影響，查爾斯對音樂的目的性有了新的見解，他鼓勵音樂家們在組織難民們唱歌時不必追求歌曲的所謂“音樂水準”，而是選擇那些難民們喜歡唱的歌曲。那時他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最重要的問題不是‘這是不是好音樂?’，而是‘這音樂有什么用?’”(The main question should not be "is it good music? but "what is this music good for?". ）可惜的是，他從音樂學院雇來的那些專業音樂家們沒有認真聽查爾斯的話,仍然試圖把他們認為的“好”的音樂推薦給難民們唱。查爾斯曾經雇來10名音樂家，去10個難民營試點，可結果沒有一個獲得了成功。有一個人甚至把難民們愛唱的民歌改成他熟悉的意大利歌劇詠嘆調，結果可想而知。

　　就在查爾斯剛去華盛頓上任的那年，皮特·西格讀完了中學。在學校里皮特不僅有機會接觸了大量有關共產主義思想的書籍雜志，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而且還發現了一樣自己真正喜愛的樂器:班卓琴。1935年，當查爾斯去華盛頓工作后不久，皮特在一個假期里也來到華盛頓，與父親團聚。查爾斯給皮特放了一些國會圖書館里收集的民歌。皮特一下子喜歡上了一首旋律優美的班卓琴獨奏曲。可當他試著在他的四弦班卓琴上彈這個曲子時，卻發現彈起來很不順手。他向父親求教。查爾斯正好周末要去北卡羅來那州參加一個由當地民歌手組織的民歌節，便答應皮特為他找一個真正的民間班卓琴高手咨詢一下。

　　周末，父子倆開車鉆進了北卡羅來那州的山區,來到一處移民聚居地。當地居民就像趕集-樣很早就來到了民歌節的會場。這里聚集了周圍村子里幾乎所有的民間藝人。他們有的彈著吉它、班卓，拉著小提琴為大家唱民歌，有的則伴隨著音樂跳起了歡快的民間舞蹈。對于皮特這樣在新英格蘭地區一個寧靜的天主教家庭長大的男孩來說，這里的一切都是那樣新鮮剌激。皮特尤其注意看班卓琴手的演奏，那優美的旋律和復雜的技巧簡直把皮特驚呆了。等他再仔細一看，才發現他們演奏的都是五弦班卓，比他自己彈的班卓多一弦！問題一下子就解決了。

　　西格父子倆在這里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周末。對皮特來說，這次旅行改變了他的一生。他不僅從此改彈五弦班卓，并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班卓琴手之一，而且這是他第一次真正地領略了民歌之美。后來在一本自傳里他寫道：

　　比起那些淺薄瑣碎的流行音樂來，這些歌曲( 指民歌)唱的卻是整個生活。他們(指民歌手)唱那些英雄、逃犯、殺人犯和傻瓜，他們不在乎唱悲劇性的歌曲，而流行歌里只有傷感的小調；他們不在乎唱生活中丑惡的事情，而流行歌里只有傻笑和裝腔作勢；最重要的是，這些歌曲是誠實、坦率和直截了當的，與之相反，我覺得那些藝術歌曲太強調優雅了，而那些流行歌曲則總是自作聰明。

　　自那次民歌節之后，皮特一有空就練習彈琴，技藝有了很大長進。可他當時還有一個更大的愿望：做一個記者。他認為記者最有可能看到真實的生活。為此，他中學畢業后憑一筆獎學金進了著名的哈佛大學新聞系。可是象牙塔里濃重的學術氣氛很快就使皮特厭倦了，他不喜歡整天呆在圖書館里研究新聞理論，自然考試成績也不太好，獎學金因此而泡了湯。皮特在哈佛呆不下去了，便于1938年離開了哈佛，只身前往紐約，他要看看自己能不能找到一份工作。這一年他剛好十九歲。

　　可是，年輕的皮特顯然把熱情與能力搞混了。他在紐約呆了一個月，每天都去大大小小的報社、電臺自報家門，可是人家一聽說他只上了一年大學，便毫不客氣地拒絕了他。很快，他的錢就花光了。

　　占領華爾街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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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到了1940年，威爾.吉爾要在紐約舉辦"憤怒的葡萄"演唱會的消息傳到了華盛頓。艾倫鼓勵皮特去參加演出。這是皮特第一次上臺演唱，拘謹的他只唱了一首歌就滿頭大汗，可觀眾還是給了他友好的掌聲，這使皮特相當感動。但演唱會真正的主角是伍迪`格思里。這個來自俄克拉荷馬州的正宗的農民歌手一上臺就把全場聽眾鎮住了。

　　那天他穿了身極為普通的農民裝束，邁著農民們特有的大步極隨便地上了臺。他上臺后沒有馬上開始唱歌，而是一邊調著弦一邊跟聽眾們侃起了大山。他的那些流浪故事用南方口音說出來顯得特別滑稽，讓聽眾們在笑聲中放松了心情。他還特別提到第一次坐紐約地鐵的經歷。他對大家說:“紐約的地鐵可真擠，人挨人。我擠了兩回車，每回出來腳上都是一雙不同的！”這句話把這些深受地鐵擁擠之苦的紐約佬們逗得笑破了肚皮。可無論大家怎么笑，格思里總是那么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這一點更增加了幽默感。

　　第二天紐約的各大報紙都詳細報道了這次演出的消息，尤其對格思里更是贊不絕口。就這樣，美國民歌歷史上最富傳奇色彩的民歌手第一次出現在大眾的面前，并從此影響了幾代人。

　　對西格來說，格思里有他自己最缺少的東西：生活經驗。從格思里身上他第一次認識到民歌是來自人民的藝術。自己幾乎沒有任何生活體驗，是無法成為好的民歌手的。從這一刻起，西格認定格思里將是自己最好的老師。

　　在民眾集會上高舉武器的西格

　　紀錄片《皮特·西格：歌曲的力量》的封皮

　　不用說，西格為能成為格思里的朋友而感到由衷高興。兩人一有空就在一起討論有關民歌的問題。當時紐約有一批左派歌手, 他們大都出身于城市家庭，卻極力把自己包裝成來自農村的民歌手，但當他們遇到格思里這位真正的農民時卻都被嚇住了。他們受不了格思里身上的農民習氣(更準確地說是流浪漢習氣)，比如不洗澡，睡覺不脫鞋等。只有西格覺得穿著牛仔褲不一定是農民，而格思里那些不拘小節的作風才真有農民的魅力。因此這兩個十分不同的人卻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不過朋友歸朋友，西格仍然在許多方面保留著自己的生活方式。

　　格思里后來曾經對別人說道:“皮特這小伙子可真奇怪，不抽煙，不喝酒，連對漂亮女人也不多看一眼，真奇怪!”。

　　一天晚上,格思里竟然開著一輛小車回到公寓。原來他在RCA的錄音結束了，他想回潘帕看看他的妻子和孩子，便用預支的報酬付首期款買了輛車。格思里對西格說：“你應該跟我一起去看看真正的美國是什么樣的，光待在紐約是寫不出好歌的。”西格當然高興壞了，他早就聽格思里講過那些發生在西部的傳奇故事，正想找個機會去看看。

　　可他又一想，自己的錢已花得差不多，便問格思里沒錢怎么辦。格思里一聽就笑了，他對西格說：“我的錢也只夠買汽油。至于路上的花銷嘛，不用愁。我帶上我的吉它，你帶上你的班卓琴就行了！”第二天一早兩人就出發了。

　　他們開了一上午，把紐約遠遠地甩在了后面。中午，兩人肚子餓了，便在一個吃客很多的飯館前停下來。格思里吩咐西格別多說話，聽他的指揮，自己則背著吉它進了店門。兩人先要了兩杯咖啡，又挑了個顯眼的位置坐下。不久，有個老頭好奇地走近前來，指著吉它問格思里:“你會彈這玩藝兒?”格思里卻回答說：“不怎么會,瞎玩兒。”說著，卻把吉它從背上摘下來放在膝蓋上，隨便撥弄著。又過了一會兒，那個老頭湊了過來，對格思里說:“喂，伙計，你要是真會彈這玩藝兒，就彈個曲子讓大家開開心怎么樣?”格思里又抱歉地笑笑說：“我真的彈不好，別讓大伙兒笑話。”這時，旁邊一個中年人插嘴了：“彈一曲兒吧，怪悶的，這里誰也不會笑話唱歌的朋友，是不是?”“彈吧，彈吧。”周圍的人齊聲附和。這時，格思里才端起咖啡，一飲而盡，然后清了清嗓子，開始唱一首當地十分流行的民歌。他一開口，原本鬧哄哄的飯館立刻就安靜了下來。一曲唱完，周圍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吃客們紛紛圍了過來，要格思里再唱幾首。格思里卻指著西格對大伙兒說:“ 我這哥們兒剛從哈佛大學畢業，班卓彈得可好了。咱們還是請他唱首歌吧。”這回輪到西格連連推辭了。這倒真不是賣關子，他的確有些怯場。后來他實在推不過，就也彈著班卓琴唱了一首歌。這次人們的掌聲更熱烈了。這倒不是因為西格比格思里唱得好，而是因為一個說口正宗北方話的城里人居然能把鄉下人才玩的班卓琴彈得有板有眼，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就這樣，兩人一口氣唱了七八首歌。最后，那個店老板走了過來，對兩人說:“這樣吧，你們的飯錢我包了，你們再在這兒唱一會兒好不好?”這當然正合兩人的胃口。于是，兩人酒足飯飽之后又在飯館里邊聊邊唱地度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然后又應老板之邀在飯館吃了頓豐盛的晚餐。飯后，老板把兩人請到自己家里過夜，又把鎮上一個班卓琴好手叫了過來。西格一聽這人彈琴， 立刻出了一身冷汗。自己練了半天，以為不錯了，可隨便一個無名小鎮上的高手便勝過自己。于是，他便虛心地向那人請教。那人也十分熱心，教了西格許多技巧。這一天真是沒白過。

　　調動群眾合唱可是西格的拿手好戲

　　第二天，兩人辭別店主，繼續趕路。餓了就再找家飯館進去唱幾首歌，晚上他們有時就睡在車里，有時就到鎮上扛著琴到處轉悠，總有好奇的人上來問他們會不會彈琴。格思里就如法炮制一番，然后就在街上開起了小型演唱會。最后總是有人爭相邀請他們去自己家住宿。后來他們干脆連理發、洗澡、換雙新鞋這類事都用唱歌來解決。西格的賣唱手藝也越來越精，到后來干脆自己唱主角。可有一次當他學格思里的樣子說完一段“歌間笑話”時，觀眾卻沒什么反應。事后格思里對西格說:“ 你那笑話又臭又長，誰愛聽?”西格立即爭辯說：“那你為什么唱歌之前總是說個沒完?”“那不一樣，我說的都是老百姓愛聽的。”格思里的回答再一次讓西格意識到自己與格思里的最本質的區別：格思里是個真正來自民間的藝人，而自己只是在模仿，而且模仿得還很差。想到這兒，西格更加意識到這次旅行的重要性了。

　　后來西格在一篇文章中回憶這段冒險經歷時說，他最大的收獲是結識了很多朋友。他們中有地道的工人、農民、小商販、民間音樂家，甚至還有乞丐和流浪漢。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接觸到了真正的老百姓，親身體驗了他們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親眼看到了美國社會貧富不均、種族歧視等丑惡現象。這段經歷使他更加堅信工人們必須團結起來，組成工會，為自己的權力斗爭。

　　其實就在這次旅行中他倆也沒忘記為工會做點事情。當他們路過俄克拉荷馬城時接受了當地工會的邀請，在一次共產黨組織的群眾集會上為大家唱歌。會前他們發現了許多資本家派來的便衣坐在會場后面想趁機搗亂，機智的格思里立即走上臺唱起了大家熟悉的民歌，并不斷鼓勵大家一起唱。結果那次會議成了老百姓的賽歌會,那些便衣始終沒找到下手的機會。這次經歷給西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來在他自己的音樂會上，發動聽眾一起唱成了西格最愛做、也最擅長做的事，這一點也成了西格的音樂會最與眾不同的地方。

　　最后，他們終于開到了潘帕城。格思里的妻子瑪麗和三個孩子一直住這里。瑪麗始終不明白格思里為什么整年在外漂泊，也不知道格思里從紐約寄來的錢是從什么地方弄來的。西格見格思里有意在家里呆一段時間，便決定自己一人繼續周游美國。他要看看沒有格思里自己能不能活下去。臨走前，西格又想起一件事。

　　“伍迪,”他問，“我想自己的水平是可以混到飯吃了。但如果我急需一些錢的話，唱什么歌好呢?

　　“你就唱《沒什么兩樣》這首歌，或者《我的親愛的》也可以。這兩首歌最適合你，老百姓也在愛聽。”這是格思里留給西格的救命秘訣。

　　游行隊伍里歌唱的西格

　　第二天，西格獨自上路了！他打算從俄克拉荷馬州北上，看看美國的大西北。沒有了格思里的汽車，他就去搭便車。好在搭便車的技巧格思里早就告訴過他。后來西格又想起格思里說過，要想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最簡便的方法就是扒火車。于是，西格很快就扒上了一輛貨車。果然這比搭便車快多了，當天傍晚就到了他要去的城市。可下火車卻遇到了麻煩。格思里告訴過西格，一定要趕在火車還沒有進站前跳車，否則被鐵路上的人看到要吃苦頭的。可西格往車外一看，不禁嚇了一跳。火車的速度仍然很快，而且天也黑了，看不清路邊的情況。怎么辦?西格猶豫了半天，可當他看到車站的燈火時，知道今天非跳不可了，便橫下心，抱著班卓琴一縱身跳了下去。巨大的慣性把西格摔了個大跟頭，只聽咔嚓一聲, 班卓琴被壓了個粉碎！這下壞了，西格心想，沒有琴我可怎么謀生啊?他呆坐在地上，一絲絕望襲上了身處異鄉，又身無分文的21歲的西格的心頭。沒有辦法，那天晚上西格只好和衣睡在了路邊。

　　次日，西格取出身上僅有的值錢的東西：一架照相機，到鎮上當了5塊錢，又用這筆錢去樂器店買了把二手班卓琴，然后走進一家飯館，用剩下的錢買了一杯咖啡，坐在桌邊喝了起來。不久，一個女招待走了過來，問他會不會彈點什么。“我剛開始學，還不怎么會彈。”西格靦腆地回答。又過了一會兒，好奇的女招待又走了過來，對西格說：“小伙子，我給你一塊錢，你隨便彈點什么都可以。”“那好吧。”西格一邊說，一邊放下咖啡，拿起班卓琴，彈唱了那首《沒什么兩樣》。這是首家喻戶曉的愛情歌曲，西格略為害羞的樣子和靦腆的歌聲與這首歌非常相配。那個女招待聽完后激動地對西格說:“這可是我最喜歡的歌曲，你再唱一遍好嗎?“最后，西格唱了五遍，得到了五塊錢和一頓豐盛的午餐。

　　就這樣，西格在美國北方又轉了四個月，訪問了許多以前只聽到過名字的邊遠城市，最后于1940年9月搭火車回到紐約。雖然西格只離開紐約不到半年，可這時的西格已經脫胎換骨，成了另一個人。

　　——摘自土摩托（袁越）的《來自民間的叛逆》一書，也向大家強烈推薦此書！

　　西格和鮑勃迪倫

　　晚年的皮特·西格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J411d799

　　西格創作了眾多經典的美國紅歌，《What did you learning school today》則是經典中的經典，也是西格演唱風格的典型代表作，娓娓道來，笑聲不斷，人民藝術家大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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