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2年1月8日，由新工人文學小組發起的第四屆“勞動者文學獎”在魯迅書店舉辦。第四屆勞動者文學獎自2021年12月發布征文以來，共收到138篇投稿，近百萬字，最終評選出了31位獲獎者。張老師從非虛構、小說、散文和詩歌四個類別獲獎作品的文學特色中總結出了新工人文學的兩個突出特征，一是大多數作品都從新工人的視角出發，這些“我”的故事都是勞動者的故事；二是這些作品主要關于兩類主題，一類是在城市打工、工作的經歷，第二類是講述農村的風土人情，這種在城鄉之間流動的狀態也是新工人最重要的社會經驗。張老師認為，新工人文學寫作的意義和價值正在于嘗試重建文學與生活、文學與社會的關系，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讓更多普通勞動者借文學之名，創作出更有個人生命溫度和時代感受力的作品。

　　本文原刊于《新工人文學》2022年第十八期，特此感謝！

新工人文學寫作的意義和價值——第四屆勞動者文學獎印象記

　　文/張老師，新工人文學小組志愿者

　　2022年1月8日，第四屆“勞動者文學獎”在魯迅書店舉辦。“勞動者文學獎”是新工人文學小組發起的一項文學交流活動，從2018年底開始，已經舉辦了四屆。新工人文學小組成立于2014年9月，是工友之家為喜愛文學的工友們舉辦的群眾文化活動，屬于工友之家2005年搬到皮村以來開展的圖書借閱、周末電影、廣場舞、二手商店等公共文化服務項目之一。這些年，文學小組的活動主要有四種形式，一是，每周末在皮村社區工會辦公室舉辦文學講座，邀請作家、編輯、高校老師與文學小組成員一起分享文學寫作，這兩年因為疫情，多采用線下與線上講課相結合的方式；二是，2016年開始，每年中秋時節舉辦“勞動者的詩與歌”聯歡會，由文學小組成員和喜歡文藝的工友們一起朗讀、演唱自己的作品，是一種典型的群眾創作、群眾參與的文藝聚會；三是，2018年底發起、舉辦了第一屆《勞動者文學獎》，通過公開征稿結識了更多喜愛文學的朋友；四是，2019年5月1日推出《新工人文學》電子刊物，每兩月一期，工友們的作品有了自己的展示平臺，文學小組的幾位骨干也逐漸掌握了期刊編輯的流程。這些活動的初衷都是以文學為媒介，鼓勵更多普通人、勞動者講述、創作自己的故事，把對生活、生命和社會的觀察、體悟變成一種公共文化。　　

　　因為疫情的原因，2021年第六屆“勞動者的詩與歌”經過多次推遲，2022年元旦過后，與第四屆勞動者文學獎頒獎會一起舉辦。文學小組成員阿牛幫忙聯系了魯迅書店的場地，這也是難得在城里舉辦文學小組的聚會。活動開始前，文學小組的朋友們一起參觀了魯迅博物館和魯迅故居。阜成門西三條胡同21號院是魯迅先生在北京的最后一處寓所，從1923年購得房產，住到1926年去廈門前。在臨時搭建的書房“老虎尾巴”里，魯迅先生創作了《野草》、《彷徨》、《華蓋集》、《華蓋集續集》、《墳》、《朝花夕拾》等200多篇作品，也是他文學創作比較活躍的時期。看到院中還有魯迅先生當年栽種的丁香樹、黃刺梅，距今已經快一百年，既感受到歷史的滄桑，也感受到生命的頑強。2021年是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直到今天魯迅先生依然是中國現代文學最重要的精神源頭。魯迅的文學實踐代表著對強權、黑暗的批判，對自由、民主等現代基本價值的捍衛以及對“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的深切關照。這種文學介入社會、文學反抗不公的現代傳統，使得現代文學與政治革命、社會改革建立了密切關聯。文學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發揮著特殊的功能，一是，文學是印刷時代的大眾媒介，用文學的方法創作形象、講述故事更容易實現傳播效果；二是，文學作為一種以抽象文字為基礎的藝術，可以表現復雜、豐富的價值觀。可以說，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新文學重新鍛造了新的中國文化，使得中國完成從傳統向現代的真正蛻變。作為寫作者的作家也扮演者雙重角色，一是現代生活、社會經驗的體驗者、觀察者，二是文學世界的創作者。這種文學與社會的互動性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逐漸被瓦解，一方面文學喪失了印刷媒介的優勢，另一方面支撐文學創作與社會改造的歷史動力消失了。

　　新工人文學嘗試重建文學與生活、文學與社會的關系。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讓更多普通勞動者借文學之名，創作出更有個人生命溫度和時代感受力的作品。新工人文學的意義在于，一是重建文學與生活的關系，這里的生活指是日常化的、現實的生活，因為勞動者有著豐富的生活閱歷，這使得新工人文學作品中充裕著豐富的社會經驗和生活細節；二是發揮文學的媒體功能，文學是相對低成本、廉價的文化媒介，這使得在社會資源處于弱勢的新工人有可能挪用和借用文學的語言來表現自己的所思所想；三是新工人文學帶有民間性、業余性和人民性的特征，每一位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勞動者只要掌握基本的文字能力就能創作文學，不必背負專業化、精英化文學的包袱，再加上自媒體時代，也使得文學發表和閱讀更為便利。“勞動者文學獎”的名字來自于對天津工人文學社舉辦的“勞動者文學獎”的借鑒。1956年7月29日天津市工人文學社成立，在孫犁等天津作家的支持下，形成了工人文學、群眾文學寫作的傳統。勞動者是指工人、農民等用自己的勞動獲取收入的群體，勞動者文學是指勞動者書寫或書寫勞動者的文學，新工人文學也是勞動者文學的一部分。只是在新的語境下，勞動者的概念可以更寬泛一些，既包括體力勞動者，也包括腦力勞動者。如外賣小哥把訂單送到千家萬戶、作家用文字創造作品、工程師用圖紙和材料建造城市，這些都是不同職業分工的勞動者。　　

　　第四屆“勞動者文學獎”征稿啟事

　　第四屆勞動者文學獎自2021年12月發布征文以來，共收到138篇投稿，近百萬字，經過8位評委老師的評選和打分，最終有31位獲獎者。從這些獲獎作品中可以看出新工人文學有兩個突出特征，一是大多數作品都從新工人的視角出發，這些“我”的故事都是勞動者的故事；二是這些作品主要關于兩類主題，一類是在城市打工、工作的經歷，第二類是講述農村的風土人情，這種在城鄉之間流動的狀態也是新工人最重要的社會經驗。下面從非虛構、小說、散文和詩歌四個類別談一下這次獲獎作品的文學特色。

　　一、非虛構作品呈現

　　新工人視角下的城市故事

　　新工人文學往往有清晰的書寫者的自我意識，對于新工人作者來說，用文學來表達主要不是一種職業化的創作，而是有感而發、有情可抒，寫作是對自己生命和生活的再審視。因此，新工人文學的寫作倫理是一種更人文主義的文學觀，寫的是親身經歷、自己熟悉、了解的人和事。這與非虛構寫作的理念是高度契合的，非虛構寫作一方面強調書寫普通人、平凡人的故事，賦予個體生命以意義和價值，另一方面強調普通人寫自己的故事，“做什么，寫什么”，寫作主體就是寫作對象。這次有7篇非虛構作品獲獎，呈現的大都是新工人在疫情下艱難找工作以及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種境遇。

　　夢雨的《一個家政女工找工記》和施洪麗的《烹小鮮——按下暫停鍵的人》寫的是家政女工找工作的故事。夢雨的作品以第三人稱講述疫情下家政姐妹頻繁換工作的艱難經歷，在工作中不斷遭受雇主的刁難、苛刻和不尊重，其中有一個故事是在某個富裕之家，從進家門到晚上休息，她始終處于洗衣、做飯、看孩子的緊張忙碌中，“窄小的硬床板讓她難以伸展腿腳，洗了一天衣服的手像火燙了一樣疼，腰腿胳膊也疼得不聽使喚。”夢雨是2017年從甘肅來北京打工的女性，這些年她在北京換了很多工作，主要是從事照顧老人和小孩的家政服務。工作之余，夢雨積極參與鴻雁之家、新工人文學小組的活動，表現出很高的文藝、文學才能，能歌善舞，也能做晚會主持，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有才華的女性。夢雨認為城市釋放了自己的天性和才華，但也在家政工作中遭受歧視和心酸。在夢雨的文字中，城市仿佛分成了雙重空間，一邊是不自主、不自由的雇主家，一邊是與家政姐妹周末聚會的暢快和放松。1月8號，夢雨一早就來到魯迅博物館，雖然勞動者文學獎是下午的活動，但她已經和雇主說好，周六是她自主支配的時間，她好好享受這一天自由的日子。施洪麗是另一位經常參加文學小組活動的大姐，她得了大病、做了手術，把自己描述為“按下暫停鍵的人”，即便如此，施大姐依然積極樂觀。《烹小鮮——按下暫停鍵的人》是一篇帶有個人生命色彩的文章，“烹小鮮”既指老子的名言“治大國如烹小鮮”，又指施大姐免費上的廚師班。這篇文章以施大姐回村治病、參加村里組織的職業培訓為主線，串聯起自己家庭的故事，從出生、成長、到與丈夫相遇、相愛的經歷，還有培訓班的學員張瓊、趙二狗、李君等人的故事，展現了與施大姐同命相連的農村人幾十年的眾生相。記得每次在新工人文學小組遇到施大姐，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爽朗的笑聲，我想“烹小鮮”的隱喻也能感受到經歷苦難的施大姐對人生“舉重若輕”的灑脫和自信。從夢雨和施洪麗的文章中總能看到家政勞動的特殊性，一是很難量化工作量，勞動過程中需要付出巨大的情感，最大和最難的心力成本是獲得雇主的信任；二是沒有自己的時間和空間，家對雇主來說是從社會、工作中回到自由的私人領域，而家對家政工來說卻是工作場所，隨時隨地處在雇主的注視和挑剔之下。所以，她們也會感恩于遇到善解人意的雇主，有的還和雇主成為好朋友。　　

　　苑偉，筆名“微塵”

　　徐懷遠的《鐘鼓樓大雜院》和微塵的《老張》講述的是新工人眼中的老北京大雜院里的人和事。徐懷遠在北京從事醫藥工作，租住在老城區張旺胡同，靠近鐘鼓樓。徐懷遠喜歡寫作，在家鄉的文學刊物上發過作品，還出過個人文集《浮夢》。這篇《鐘鼓樓大雜院》篇幅很長，敘述了疫情期間他與大雜院的老住戶們日常交往的故事。文中不僅有對鐘鼓樓人文歷史的介紹，更有對老北京人的生動刻畫，符合人們對上通天文、下曉民情的北京侃爺的印象，借老王、白頭翁、老林等幾位退休老人的坎坷閱歷，展示了幾十年來北京、中國的滄桑巨變。相比徐懷遠有些夸張、戲劇化的寫作風格，微塵的《老張》在表達上要更內斂、更冷靜。微塵也是一位北漂，早年主要做木匠活，這兩年在一個高檔社區當維修員，他的文學創作已經非常成熟，形成了自己的寫作風格。《老張》一開頭就用簡潔、有力的語言塑造了一位殘疾、古怪的老人形象，“每天醒來，71歲的張振達都會摸到遙控起關掉電視機，他患有嚴重的頸椎病腰椎病，整個脊椎關節被焊死，不能扭動分毫。休息片刻，身子擰向90度，雙腿耷拉到床下，探尋到拖鞋，雙手摁床，手腳并用撐身子。在曬得黝黑的肩頭搭一條同樣黝黑的毛巾，塔拉著拖鞋打開大門，站在大街中央刷牙，把白色的泡沫連同昨夜的西瓜皮白菜幫分散拋向大街，在過路婦女的罵聲中開始新的一天。”幾個動詞和動作，就把老張倔強的性格展現出來。老張住在等待拆遷的城中村，一生落魄，有過幾次不成功的婚姻，靠拾破爛為生。看到老張就讓人想起老舍筆下生活在民國北京的平民百姓，他們生活在社會底層，但并不卑微，也沒有看不起外地人，反而老張和“我”成為好鄰居。徐懷遠和微塵的作品表現了新工人與老北京人的相遇，這些北漂因為租住在相對便宜的大雜院、城中村中而與老北京人成為“鄰居”，這本身代表著兩種歷史主體的相遇，一是來北京打工的新工人，二是生活在城市底層的老北京人。他們比鄰而居，成為噓寒問暖、互幫互助的老街坊。　　

　　北京市鐘鼓樓

　　郭蘭英的《50歲，我退休了》寫的是人生50歲終于下決心辭職“做自己”的故事，“近16年里，由于沒有什么技術手藝，妻子一直做著車間普工的工作，我則干過保安，普工，裝卸工，庫管，企業文化宣傳專員等工作”。繁重的加班給郭蘭英帶來對工作的厭煩和對生活的乏味，這恐怕不只是新工人的困惑，對于“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都市白領來說，工作和職業也經常讓人感受不到價值感，像文中所寫是一種“睜眼工作，閉眼睡覺，工作掙錢，掙錢工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無意義感。我想這篇文章提出了“打工人”的普遍困惑，工作的意義何在？為什么付出勞動卻無法找到認同感？李奈的《我維權的一年》講述的是民辦中學的老師補繳社保和公積金的故事，用流水賬的方式呈現了一年中“我”奔波于單位、稅務局、銀行、鎮行政服務中心、教育局、區公積金管理中心等部門補辦各種手續的繁瑣過程，這種規范化的制度在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同時也造成程序化的荒誕效果。蘇木清清的《痕》是一篇帶有自我痕跡的作品，講述了出生于70年代的農村少女默默的人生成長的經歷。默默讀完小學就退學，80年代中期跟著家里人外出打工。在打工過程中，喜歡上讀書和寫作，養成了邊工作、邊看書、邊寫作的好習慣。這雖然是默默的個人故事，但也是千千萬萬“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離開家鄉到城市打工的青年人的普遍經驗。相比路遙的《人生》中塑造一心離開農村到城市、又對農村保有道德愧疚的高加林，默默的故事更代表普通的70后農村青年隨著時代大潮背井離鄉到城市顛沛打工的經歷。我想蘇木清清就是喜歡文藝的默默，這種讀書寫作的能力使得默默的故事變成文學作品。

　　張艷軍的《當年爐火》講述了過去農村冬天生地爐取暖的故事，家里的爐子是做瓦匠的父親親自壘的，這種對抽屜磚、搪爐子、掏爐灰、和煤等民間生活起居的詳盡描寫帶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味道。冬天的爐火不只是帶來屋里的溫暖，更重要的是讓作者想起與父母在一起的濃濃親情。從張艷軍的簡歷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發表過很多作品的地方作家。在每次《新工人文學》和每屆“勞動者文學獎”中，都能看到很多小有名氣的地方作家投稿，他們的寫作技巧嫻熟，文字也很文學化，但過于順滑的文字表達反而使得寫作者的主體身份不那么突出，生活的質感和棱角被磨平。不過，這種對文學的熱愛充分說明，時至今日文學在中國依然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新工人文學的發展也是這種文學普及化、民主化的產物。

　　二、新工人小說表現

　　時代與社會的寓言

　　在新工人文學中，小說是相對缺乏的題材，這與小說創作需要精心謀劃、長時間寫作有關，但小說這種文體的優勢是可以更復雜、更完整地呈現生活和經驗。在新工人文學小組中，微塵、萬華山等都寫過不錯的小說，他們顯示文學創作的才能。這此獲獎作品中有6篇小說，基本都偏現實主義題材。

　　楊松華的《兄弟工》用樸實的語言敘述了一對正直、本分的裝修工人舉報黑心老板、保護生態環境的故事，把工人生活與環保議題結合起來。趙景任的《平凡人》同樣也涉及環保議題，工人們承擔了把垃圾場改造為水塘的生態工程，但老板、村干部想偷工減料、節約成本，工人們擔心會出現質量問題。最終工人們憑著良心把工程修好，顯示了這些平凡人的品質和美德。胡天琪的《在葬禮上》以孩子的視角展現了一次爺爺的葬禮，用攜帶著現代教育目光的“我”來審視農村有些繁瑣的葬禮儀式。王國宏的《有病》是一個過于荒誕的曲折故事，敘述了一位中年男人在家庭系列變故中失去了所有親人又重新出發的故事，但這篇作品有兩個缺點，一是情節過于狗血和“故事會”化，與現實和生活脫節，二是不斷變換敘事主體，這種過于技巧性的敘述與故事本身存在裂隙。

　　胡楊樹的《灰氣球，藍氣球》是一部有野心、有思考的現實主義力作。借一家人在深圳打工、發展的故事，展現深圳奇跡的兩面性。一方面患有精神疾患的“我”跟著父母先打工、后創業成為新深圳人，“我”也與梅子結婚，另一方面“我”的小舅尤理想到深圳尋找歌唱的夢想，卻在一次暫住證的搜查中被無故毆打留下精神創傷，而小姨夫、朝陽等打工者遭遇工傷、獻出年輕的生命。小說用“我”和小舅的無法治愈的精神疾患來隱喻時代發展留給個體的傷害。正如小舅尤理想去世前創作的《圳深似海》的歌曲來描寫外鄉人在深圳闖蕩的雙重感受，“一滴溪水是一枚月亮/一滴海水是一顆太陽”代表著希望，“一滴溪水是一條血脈/一滴海水是一顆心臟”代表著創傷。　　

　　馬大勇的小說《柘枝舞》最為特殊。馬大勇是文學小組里的大秀才、大才子，對中國古典文學有著極高的修養，他的工作是插花師，對古代插花藝術和美學有深刻的造詣，也出版過多部中國插花藝術的書。馬大勇平時斯斯文文，話也不多，說出來文縐縐的，非常內秀，時常讓人感覺馬大勇就像古代文人穿越到當代的奇才。近些年，馬大勇創作了一部古典小說《花辰之舞》，把中國古典的花藝與舞姬融合起來，既帶有古典小說的韻味和鋪陳，又帶有現代小說的心理和意識，是《聊齋志異》和《故事新編》的結合體。《柘枝舞》是其中的一章。這篇作品有兩個特點，一是，用華麗、歌賦的語言呈現了中國古典文化，尤其體現在對跳柘枝舞的舞姬所穿戴的舞帽、腰帶、舞衫、腰裙等舞衣、舞飾的描述，顯示了華麗、貴重之美，“首先是兩頂舞帽，是柘枝舞特有的卷檐尖頂帽的模樣，尖頂彎曲，高隆約一尺許，以儀鳳寶相花紋真紅緞為面，天鵝絨為里，帽子下部圍有兩層卷起的帽檐。帽頂與卷檐都如波浪、云朵一般起伏。用輕金細巧地鏨鏤、編結有鸞鶴回飛、王母獻仙桃等仙人層疊紋樣。正當眉心有圭形的尖尖的金質搏山。帽頂與卷檐每一浪上、正中的金博山上，都綴列列碩大的綠、金、紅等五色的明珠。還有銜著珠滴、小金鈴的鳳凰，玲瓏相接。帽后聯有一幅紅紗披巾，帽兩側飄下兩條紅紗帽帶”；第二，這部作品又把編織華麗裝飾的勞動者作為寫作重點，是一些封建時代的受苦人，如“在那萬里外的群山里，幽谷深峻，終年不見日月、寒風凄凄。一群群披著破麻布的人正在開采銀子。他們攀在危巖峭壁上苦苦尋覓，看石壁縫隙上有黑色亂絲，便是銀礦脈。他們隨著礦脈在堅固頑石上鑿穴而入，舉起沉重的鶴嘴鋤，竭力一寸一寸地掘進，如蟲蠹木。堅硬的山骨開裂，火星四迸。鑿出僅容人身的小穴，深至十數丈、數百丈，再點燃如豆的油燈照明，匍匐入內，鑿取筐筐礦石拖出。不斷有巖壁石塊崩塌合攏下來，地水涌出來，壓垮他們，啃嚙他們。很多人就被封閉在深穴里，血自石縫中流出。”在這個意義上，馬大勇的作品帶有清晰的勞動者意識，從神話、仙境、神怪的文學世界中還原出“他們”的沉重身影。

　　三、用散文書寫故鄉的親情

　　從廣義來說，散文與非虛構類似，都是偏紀實、抒情和游歷的作品。這次有8篇散文獲獎，大部分和故鄉題材有關。

　　夏梓言的獲獎作品《山河與袈裟：在人間趕路》寫了操勞一生、命運坎坷的父親，這是一位任勞任怨、很少說話的父親。夏梓言是一位學現當代文學的博士，語言風格有點像沈從文、汪曾祺，都是短句和簡潔的語言，敘述生動而有畫面感。金紅陽的《古鎮情深爐火紅》寫的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講述了他在故鄉臨水玉泉古鎮的一段往事。青年時期，金紅陽為了家里每天清晨到古鎮售賣平菇，一位善良的古鎮女店主經常幫助他。在那段人生最艱苦的時刻，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讓金紅陽無法忘懷、不吐不快。金紅陽是一位在北京創業成功的外地人，2017年參加文學小組，每次在不同場合聽講座，都帶著《新工人文學》雜志，是文學小組的義務宣傳員。2020年因為疫情和外地車牌進京限制，紅陽大哥很少參加文學小組的活動，但依然在群里關注和支持文學小組的發展。　　

　　徐克鐸的《三花拜堂記》記述了農村的一件“奇事”，毛剩、毛興、毛星三兄弟與杏花、菊花、桃花陰差陽錯的成親故事。徐大哥也是文學小組的成員，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雖然加入文學小組比較晚，卻非常喜歡創作，擅長寫鄉村里的各種奇聞逸事。疫情以來，徐大哥沒有來北京，他在今日頭條有一個叫“頂棚匠”的頭條號，可以從那里經常讀到他的文章。日涉園的《鄉村蟻族》寫的是農村一個外號叫螞蟻的五保戶懷義的故事，日涉園也是文學小組的老成員，從事泥瓦匠的工作。王一牛的《頭頂有一盞燈》以自己的視角，寫母親像持燈人一樣教育自己愛好讀書，養成受益終身的好習慣。魏太紅《柴捆》寫的是小時候看著母親背著柴捆為家庭操勞的故事，“此刻，在母親背上有了一種宗教虔誠般儀式感，像一尊神，像一座山”。浦站先的《煙火繚繞的火塘》是一篇回憶南方農村用火塘來取暖、烤火和煮飯的民俗，寫出了童年時代濃濃的鄉情。黃廷付的《移動的家》寫的是隨著自己工作變動和為了孩子上學，家變成了“移動的家”，這種居無定所的流動性也是勞動者打工生活的常態。

　　四、新工人詩歌

　　展現豐富的現代經驗

　　今年獲獎的新工人詩歌作品整體水平非常高。詩歌是新工人文學中最重要的題材，近些年涌現了一大批新工人詩人。詩歌寫作強調對意象、意境的鍛造和對語言節奏感的追求，詩歌更容易讓勞動者抒發對生活、生存和生命的思考，再加上篇幅短小，也適合新工人利用工作間隙來創作。

　　王志剛的《幻想書》組詩顯示了作者對詩歌語言的嫻熟運動，這組詩表達了一種被綁架、被敲碎、被風干的身體經驗。用“中年的骨架”、“將我身上，深刻的不深刻的傷疤”、“失眠者白眼球上布滿的血絲”、“病懨懨的臉”、“五官的棱角愈發陡峭”、“舊下來的身體，像一所空房子”、“一個佝僂的腰身”、“雙鬢沾染的霜雪”、“嶙峋的瘦骨”、“一身是病的人”等病態、衰老的身體，來對抗歲月、時間、異鄉、城市、風、烏云等事物的摧殘。李明亮的《喜歡》組詩中表達了兩種情緒，一是對“春天”、“枝葉”、“深夜起跳的魚”、草叢里的扁擔”、“村莊”等充滿生機的自然風格和農業氣息的鄉土生活的喜愛，這些都是“那些離大地近的/熏染著泥土氣息的事物/都是我所喜歡的”（《喜歡》）；二是感到城市生活的疏離感和分裂狀態，如“在城市多年/我不關心月亮/也難得看到月光”（《月亮》）、“看著一套連體的衣服掛著晾曬/我就感覺，是一個人吊在那里/只是魂暫時抽離了”（《軀殼》）。這既是新工人在都市拼命工作與鄉村有機生活之間的反差，也是現代人在都市生活普遍面臨的異化性。　　

　　紀錄片《我的詩篇》海報

　　李日清的《重金屬》組詩是一系列工業詩歌，把煤礦工業生產變成一種自然化的、浪漫化的景觀，如“這起早貪黑的礦工，其實就是本分的魚群”（《魚群》）、“他們這些煤黑子/離不開水/就像魚兒離不開荷塘/這泉水叮咚的聲響/只有相互遇見/才能讓礦井現出生機”（《泉水》），或者是一種戀愛的狀態，如“我與煤一次次交流/我與鐵機械盤根錯節/說出所有的隱私/交出我全部的愛戀”（《愛著》），甚至是詩意的古畫，如“當黝黑的煤體占據視線/它們如同一幅來自千古的壁畫”（《相逢》），也攜帶著一份自豪感，如“打破圍堵 勇往直前/沖鋒陷陣 敢叫日月換新天/它們是黑暗中的王者/它們是煤層深處綻放的鏗鏘玫瑰”（《采煤機組》）。這種工業體驗延續了社會主義文化把工業敘述為田園的傳統，與國有企業的勞動狀態和樂觀的工業想象有關。與之不同的是，家政女工趙新亞的《難》寫的是非體制化的勞動者在打工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尤其是疫情下更是遭遇各種難題。

　　張虎的《新生集》是一首由105個短詩組成的長詩，追問的是生命、死亡、軟弱、善良、智慧、無知、虛無等人生哲理，呈現一種悖反和錯位的狀態，如“九七：農夫在別人的土地上勞作/工匠為別人的房屋添磚加瓦”。陳赫的《我在人間，帶發修行》組詩有點像隱士、居士的身份寫的禪言禪語，“翻手為云，歷來為百花所稱道/燦星之下的騷動，多愛指引上/掌紋的交叉”（《別有暗扣》）。詩人站在相對抽象的位置上，對歷史、對典故、對經典成語進行重新的審視、調侃和解構，如“日薄之處/我所擁有的西山，都逐個光明磊落——/即使有‘舌頭艱難地綻放’/我一一按下不表”（《日薄》）、“挖一層土，就要埋下一顆種子/講一段經，就要用壞一個蒲團”（《光度計》）、“已經躲過蛻變的翅膀，于無聲處/會衍生出青草的怯怯”（背離）、“那里，三日就能生出繁花/一口清新的棺材不會說告別的話/只埋頭，裝著尸體”（《不與士別》、“夜色里發光的事物，都帶著一顆反叛的心/夜色里反叛的事物，都有著/一種發光的本能”（《金鎖記》）、“以大量的考證來得出/壯士沖冠的原因/最后，披頭散發才是最好的歸宿”（《燕丹引》）、“南風漸沉，慢慢佝僂出了我的閉口不談/讓我明白自古隱者，才應該留下姓名/若我放下身軀，就少了一半的信仰/分不清藐視的，還是蔑視的自己/那是筆畫輸入法”（《歸南山》）。這種“帶發修行”并非變成真正的居士，而是以現代人、世俗的角度與傳統文化、歷史經典進行對話。

　　楊俊富的《棉花記憶》組詩寫的是自己從農村到城市打工、漂泊的經驗，“棉花”既是農業經濟作物，也是鄉土、鄉村的意向。在新工人詩歌中經常出現故鄉、土地，但與現代詩歌中把土地、故鄉自然化、浪漫化不同，因為農業生產的經驗，使得新工人作者把土地和故鄉書寫為有生命力的、有生產性的地方，尤其是在城市打工的回望視角下，鄉土是一個溫暖、有機的“希望的田野”。在《棉花記憶》中把棉花比喻為“世界上最白最暖的花朵”、“長大后，被棉花洗禮過的手/跟隨我的腳，走遍大江南北/從不去觸摸污濁/我的手，干凈至今，溫暖至今/如我蓋的這床棉被/如我兒時的記憶，如你給我的愛”，棉花是故鄉、是母親、是洗禮“我”的精神之物。《三月的贊歌》《一株沒被改良的老桃樹》《我被太陽騙過一次》這幾首都是對鄉間生活的禮贊，那是一個“干干凈凈、完完整整”的地方，《春天里的廟兒梁》《在萬佛寺》《內心里的愧疚，裊裊不絕》這幾首關于廟宇、佛寺的書寫又把鄉村生活以民間信仰的神圣色彩，“便香火一樣，裊裊不絕”既指寺廟里燒香拜佛的香火，也指生生不息、綿延不絕的鄉土世界。只有《綠皮火車》是關于打工、漂泊的詩，綠皮火車成為載著“我”去遠方建筑工地的“鞋”，“有時脫在北京，有時脫在太原/有時脫在廣州，有時脫在成都/更多時候，脫在羅江”，這種地理空間的流動正是新工人幾十年外出打工的足跡。

　　郝小峰的《在異鄉觸摸疼痛或幸福》組詩寫的是在異鄉打工的經驗。《夜深了》是丈夫和孩子在深夜等待下班的女人回家，“一位身心俱疲的女人/要多久？她才能穿過茫茫夜色/順利回到深巷里的租房”。《靠窗而眠》是在狹小的出租屋里，打工者就像“像無根的浮萍在蕩漾的水波中沉浮”。這種在異鄉打工的感覺被表現為一種“寒冷”，如《一場雪花好像就要落下來》“在一個工廠的樓上/我推開一扇爬滿了雨水的窗戶/寒風撲面而來/對面那個喧嘩的建筑工地沒有施工/寂靜得像一個沒有靈魂的空架子”、《冷，想家》中“天真的冷了，冷來的那么突然/卻又在意料之中/一些燈光也只是為冷裝飾、照明/而當時間好不容易翻到歲末/一些冷，匆匆打包回家/一些冷回不了家，又繼續想念”。這種寒冷既是“天氣”，也是一種與城市的疏離感，《人行樹》中“在異鄉的城市里，常常會看到/那些呆在路邊的人行樹”，“那些沉默的人行樹”就如同在這些異鄉打工的勞動者，“就這樣，在別人的城市里/在堅硬的生活里，我們也像/那些掛在枝頭的樹葉一樣/努力讓自己的青春/綠一點，再拼命綠一點……”。在這首組詩中，還有對“堂弟”“懷孕女工”“農民工老李”“街邊喝酒的農民工”等普通勞動者生存狀態的“速寫”。

　　楊劍文的《地鐵記》（散文詩）聚集“地鐵”這一現代都市中最常見的交通工具，把“地鐵”擬人化，如“鐵軌在夜色里向燈光說著：晚安！”。從“地鐵”的視角觀看城市，與新工人詩歌中把現代都市表現為一處異化的、孤獨的、寒冷的空間不同，《地鐵記》把地鐵描述為“一條地下河”，城市則變成“一座炊煙裊裊的村莊”，如“地鐵像是一條地下河，泛動著鐵質的浪花的河……第一次乘坐地鐵的小孩，像是一只怯怯的小黃鴨！”等詩句把地鐵、城市鄉村化。這種用鄉土經驗來比喻都市地鐵生活非常有創意，如“在地鐵上，你與她，他與你，他與她，現在都像是擁擠在一起的麥子，但身體之外的那一種距離卻遠過兩棵樹、兩只鳥、兩朵云……”、“地鐵到站，擠下地鐵的人，擠上地鐵的人，都像是一個又一個低垂著金黃色麥穗的麥捆！”、“他用粗笨的筆畫抄錄下一串地鐵站名，像是在家譜上記下一些失散多年的親人的名字”。還比如把地鐵中的陌生人比作“土豆”，把刷手機的乘客比做網兜里的魚，如“地鐵里的風帶著深秋的涼，掃過緊盯手機屏幕的腦袋，像掃過土地里新挖出來的土豆。/最冷的那場秋雨來臨的前夜，‘土豆’與‘土豆’緊挨在一起取暖，/然而，來自天際的手機信號，依舊像是一根又一根無形的魚線，編織出一個巨大的網兜，把擁擠/在一起的那些‘土豆’像一尾一尾亮白的魚一樣打撈起來，/在冷空氣中哆哆嗦嗦的魚兒，有時會吐出一種叫孤獨的水泡……”這既表現了地鐵中人與人的孤獨感，又表現出虛擬網絡搭建出巨大網兜，這是一種既陌生又在想象中建立密切關系的人際狀態。地鐵像“一條紅色的蟲子”、“夢”、“藍色的臍帶”、“藍色的蛇”，這就是地鐵所負載的城市生活的迷夢和“疼痛”，“地鐵到站的聲音，加上鋼鐵摩擦空氣的聲音，一起在深夜里撬開她們所有存放記憶的骨縫，把疼痛像青草一樣種植下來！”。

　　從這些獲獎作品中，能夠看出新工人文學的豐富性和多元化，也存在著很多不足和缺陷。春暖花開又一年，希望新工人文學能夠繼續開花結果。

　　2022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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