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蔣子龍的喬廠長故事已被公認為改革寓言。它呈現了改革初期所彌漫的一個前提性的想象/預設：人民群眾遭遇了“社會主義精神”危機，處在一種“政治衰老-精神萎縮”的狀態。基于這種“群眾”的再想象，喬廠長作為“社會主義新人”被塑造出來，他與1950—1970年代的“社會主義新人”的譜系學聯系，提示了改革時代與1950—1970年代的復雜關系。也是基于這種再想象，喬廠長將肯定群眾參與的反官僚主義置換為提高經濟效率的反官僚主義，從而導致等級化的官僚制的支配。喬廠長最后“治愈”了工人群眾的“精神萎縮”，卻強化了他們的“政治衰老”，由此出發，“喬廠長的故事”開創了嶄新的改革敘事的模式。我們需要超越“喬廠長的故事”，重新書寫我們時代的改革寓言。

　　關鍵詞：群眾；喬廠長；社會主義精神；反官僚主義；改革敘事

　　蔣子龍發表于1976年的《機電局長的一天》、1979年的《喬廠長上任記》和1980年的《喬廠長后傳》，完整地講述了一個由前傳、正傳和后傳組成的“喬廠長的故事”。由于是改革小說的發軔之作，且與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現實政治極其密切地交織在一起，1也由于小說所跨越的時間恰好是從1976年到1980年（在這里，文本講述的時間和講述文本的時間高度重疊），這就是說，恰好連接了兩個時代，使得后來者常常把“喬廠長的故事”視為改革時代的一個起源性寓言。

　　從現有研究來看，1950—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轉變，就生產方式來說，是從“抓革命，促生產”變為“抓管理”，或者說，從“鞍鋼憲法”重新回到“馬鋼憲法”；從意識形態來說，則是從“革命”變為“改革”，這種轉變，在喬廠長的故事誕生的時刻，就已經獲得明確的把握，此后也在當代研究者那里不斷獲得回響。2從“寫工人”到“寫廠長”的轉變及其意識形態意義，也為研究者所洞察，他們指出，與喬廠長的光輝形象相比，工人群眾的形象變得模糊而消極，喬廠長的故事表述著工人階級主體性的消解和新的改革主體（老干部+知識分子）的出現。3然而，作為改革寓言，它的寓言性的根本內涵到底是什么？盡管已有很多回答，但仍有繼續深入的廣闊空間。本文將從這一故事所暴露的“群眾”想象入手，繼續探索這一改革寓言所濃縮的具有根本意義的歷史內涵。把握這些歷史內涵對于理解改革的起源、改革時代的意識形態底色，以及改革時代與1950—1970年代的復雜關系，都至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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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衰老-精神萎縮”與“社會主義精神”的轉移

　　首先需要提出的問題是，作為工人作家，蔣子龍為什么“寫廠長”而不是“寫工人”？蔣子龍有一個清楚的自我辯護：

　　以我師傅為代表的一批真正老工人的變化引起了我的深思，使我筆下人物的身份不自覺地升格了。……我的師傅是個八級鍛工，中國第一代地地道道的產業工人。……五十年代他的精神狀態可以用十六個最恰當的字來形容：大公無私、任勞任怨、勤勤懇懇、以廠為家。……可是到了七十年代，他對個人的事情斤斤計較，上班干私活，給家里打個菜刀，做個斧頭，工作時間睡覺，甚至遲到早退。……可悲的是有這種變化的不僅是我的師傅一個人。我太了解自己的師傅了，有這種變化絕不能歸罪于他。工人變了，怎樣寫工人？4

　　1950年代的工人階級確實是光輝高大的形象，如艾蕪長篇小說《百煉成鋼》（1958）中的秦德貴和草明長篇小說《乘風破浪》（1959）中的李少祥，工人作家胡萬春的小說《特殊性格的人》（1959）甚至將工人形容為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這種想象/敘述也呼應著現實。梁漱溟在1950年代初游歷東北重工業基地時就觀察到，“現在國營企業的職工已差不多人人相勉著愛護關切他們的事業”，過去工人懶散磨洋工，而今則“一般都積極起來，其特殊的更是迸發了生命活力，所向無前”。51950年馮友蘭也感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工人是“覺悟了的”工人，“不僅工作對于他有了新的意義，生活對于他也有了新的意義”。6由于這種“階級覺悟”的普遍生成，1950年代的工人群體的確顯示出朝氣蓬勃的狀態，展現出“社會主義新人”的精神氣質。

　　然而，在1970年代末的蔣子龍看來，工人作為1950年代的“社會主義新人”，在1970年代已經退化成了“舊人”。這在“干預眼皮子底下的生活”7的《喬廠長上任記》（以下簡稱《上任記》）中有相當表述。

　　在《上任記》中，重型電機廠的工人群眾普遍呈現出消極怠工、懶懶散散的狀態。小說特別描述了“頑劣”的青年工人杜兵作為典型。總體上，電機廠的工人：

　　思想混亂，很大一部分人失去了過去崇拜的偶像，一下子連信仰也失去了，連民族自尊心、社會主義的自豪感都沒有了，還有什么比群眾在思想上一片散沙更可怕的呢？這些年，工人受了欺騙、愚弄和呵斥，從肉體到靈魂都退化了。8

　　的確，“新人”變“舊人”是改革初期那些影響廣泛的文本所討論的主題，特別是“傷痕文學”的主題。9例如，劉心武的《班主任》（1977）、葉文福的《將軍，不能這樣做》（1979）、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1980）、“潘曉來信”（1980）等都訴說著少年、青年、農民、老干部等各種群體的蛻變。

　　這當然也是蔣子龍的焦慮所在。在喬廠長的故事里，不只是工人杜兵，就連代表“紅”的黨委書記石敢和代表“專”的總工程師童貞，都已經開始蛻變。小說生動形象地將這種“由新變舊”命名為“精神萎縮癥或者叫政治衰老癥”。例如，曾經心懷壯志的石敢，“思想殘廢了”，“熱情的細胞消耗完了”，對于同樣曾經獻身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童貞，“喬光樸從童貞的眼睛里看出她衰老的不光是外表，還有她那顆正在壯年的心苗，她也害上了正在流行的政治衰老癥”。

　　這種“政治衰老-精神萎縮”的命名，在1950年代已有類似用法。在《百煉成鋼》中，黨委書記梁景春批評他的妻子丘碧蕓政治熱情不高了，丘碧蕓自我批評說，“我就疑心，我是在老起來了”，梁景春回應說：“看年紀，看面貌，你都比我年輕的多！可是你的精神，你的思想，確是有點老了！”10這恰如喬廠長批評他的妻子童貞一樣。在1950年代，“政治衰老-精神萎縮”是被視為個別存在的，是可以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克服的，但在改革初期，卻被表述為時代的普遍精神狀況。

　　為了便于分析，我們或許可以將“政治衰老-精神萎縮”與“社會主義精神”相聯系。1955年，毛澤東直接提出過“社會主義精神”的說法：“反對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提倡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為一切言論行動的標準的社會主義精神。”11顯然，“社會主義精神”的核心意涵是集體主義。由這種“社會主義精神”所驅動的主體，以充沛的革命熱情和深刻的政治覺悟，獻身于中國社會主義的價值和目標。這種主體就是“社會主義新人”。“社會主義精神”的有無是區分“新人”與“舊人”的標準。因而，當改革初期的文學展現出人民群眾中彌漫的“政治衰老-精神萎縮”的面貌時，它實質上暗示著改革初期“社會主義精神”的普遍危機。

　　蔣子龍的應對方式，是在“政治衰老-精神萎縮”的工人群眾的對立面，創造“一個社會主義企業家的典型”12喬廠長，一個頑強地堅守“社會主義精神”的“新企業家”。當然，首先需要提及喬廠長的“前史”，那就是1976年發表于《人民文學》的《機電局長的一天》（以下簡稱《一天》）中的霍大道。霍大道大公無私到沒有任何私人生活，他將一切獻給了社會主義事業，始終充滿革命熱情，“身上總有一種刺激人的東西”。與之相似，喬廠長也似乎從來沒有精神危機，始終涌動著充沛的激情。喬廠長一心為社會主義事業，他勇于向前，有魄力、“鐵腕”，具有強烈的權力意志卻又厭惡權力斗爭，同時精通資本主義的管理經驗和技術知識。總而言之，與“政治衰老-精神萎縮”的群眾與干部相比，霍大道和喬光樸都與“精神危機”絕緣，他們是“社會主義精神”堅定不移的擔綱者。

　　改革初期，喬廠長這一人物形象激起普遍的時代共鳴，被譽為新時代的“帶頭人”13，在評選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時的群眾投票中，《上任記》在所有候選小說中居第一，14“喬廠長”更是成為改革初期“改革者”的代名詞。從此以后，類似形象大量涌現，光是蔣子龍，就創造了一個“開拓者家族”（霍大道、喬光樸、車篷寬等），改革文學的其他作品也各有創造，《三千萬》（1980）里的丁猛、《沉重的翅膀》（1981）里的鄭子云和《新星》（1984）里的李向南，都是這樣的人物形象，都是不存在或能自我克服“精神危機”的“社會主義新人”。

　　不過，喬光樸、霍大道等這些典型的“改革者”形象，他們的精神氣質很容易讓我們想到1950年代的梁生寶、秦德貴和李少祥。這種類似性在于，他們都是在根底上沒有“精神危機”的“新人”，是“社會主義精神”的擔綱者。例如，在《創業史》中，梁生寶政治覺悟高、富于集體主義精神，熱情積極、堅定自信、敢想敢干，始終展現出一種精神飽滿的狀態，最終帶領蛤蟆灘農民開創了互助合作的新天地，這與喬廠長及其改革事業的確頗有類似性。可以說，從精神氣質上，作為農民的梁生寶與作為廠長的喬光樸，看起來的確沒有多少不同。

　　正是這種“精神氣質”的相似性，勾連出改革時代與1950—1970年代的連續性關系。至少喬廠長的時代仍然延續了1950—1970年代的“社會主義新人”理想。事實的確是，盡管“社會主義新人”作為專有名詞直到1979年鄧小平在第四次文代會上的講話中才正式提出，15但在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已經在《為陜北公學成立與開學紀念題詞》《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等名篇中一再為“社會主義新人”的精神特質提供了說明和榜樣；不但如此，對這一理想的強調不只是一種意識形態虛構，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在各種勞動競賽和大小運動中也都能看到“社會主義新人”的身影。

　　對于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來說，具備“社會主義精神”的革命者、建設者和改革者，構成了中國社會主義的主觀保證，而更注重從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方面來建設社會主義（因而某種程度上不同于機械唯物主義的教條），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獨特的實踐方式。莫里斯·邁斯納曾認為，毛澤東的思想中存在著一種“主觀能夠創造客觀”的信念，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充滿信心的“根據是對人的思想和人的意志將能完成這種轉變的深刻信念。正如毛澤東主義在革命戰爭年代是立足于由正確的思想和道德價值觀念武裝起來的意志堅定的人能夠克服巨大的物質障礙的信念一樣，現在毛澤東主義又以類似的信念來處理革命勝利后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問題。……（毛澤東）寄希望于歷史的‘主觀因素’，即他所說的人民群眾的‘無限創造力’和‘極大的社會主義熱情’”。16喬廠長的時代共鳴意味著，如同革命和建設一樣，開創改革“新時期”的動力之一也來自人，來自人的主觀方面，來自“社會主義精神”的內在驅動和由這種“社會主義精神”所造就的“新人”。因此，“社會主義新人”的精神氣質在兩個時代的呼應，所表明的是社會主義理念及其特有的實踐方式在改革時代的延續。

　　然而，這種延續又是以一種深刻的變化為前提的。在1950—1970年代，“社會主義新人”的最重要的想象是針對人民群眾的，特別是工農兵。在人民群眾中普遍地造就“社會主義新人”被視為創造社會主義物質前提的前提。事實上，如果不是將“新人”與人民群眾嫁接起來，那么這種“新人”的確難以在原初的意義上稱之為“社會主義新人”。“社會主義新人”不但內在地充盈著“社會主義精神”，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新人”必須是群眾性的。正如梁漱溟在1950年代初期所理解到的，“必個個人都是主人而組成的社會方才是社會主義社會”17。即使是作為“社會主義新人”的干部甚至領導，他們也應該不同于官僚，應該是不“脫離群眾”的存在。1950年，馮友蘭曾用“領頭人”來形容領導干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領頭人’這個名詞很能表示出來領袖與群眾的關系。領袖一方面是群眾中的一員，一方面也是領導群眾的……領頭人則恰好正表示這兩方面的意思。”18然而，在改革初期，作為“社會主義新人”的喬廠長，卻明確地區分于群眾：喬廠長領導工人群眾，卻又與工人群眾有著本質的區別，這個本質的區別就在于“社會主義精神”的有無。喬廠長不再是“領頭人”，他并不身處群眾之中，恰恰相反，正因為他并不身處“政治衰老-精神萎縮”的群眾之中，他才能領導群眾改革。

　　“喬廠長的故事”寓示了這樣一個前提性想象/預設：在改革初期，“社會主義精神”已決定性地從大多數群眾向少數先進分子轉移了。為了理解這一想象/預設所導致的深遠后果，我們還需要轉到另一層面繼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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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眾”想象的轉變與“反官僚主義”的置換

　　霍大道和喬光樸都是改革時期的“社會主義新人”，他們共享“社會主義精神”，但研究者已經指出，霍大道是依靠“鞍鋼憲法”組織生產，核心是繞過官僚制，“依靠群眾，大搞群眾路線”，而喬光樸則是依靠“馬鋼憲法”，核心是專家治廠，技術官僚占支配地位，依靠嚴格的官僚制自上而下地進行管理。19形式上看，霍大道與喬光樸是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管理方案：一是克制和削弱官僚制，一是重建和加強官僚制。然而，被現有研究忽視的是，在中國社會主義的話語中，這兩者其實都被表述為“反官僚主義”的方式。原因何在？

　　在革命時期乃至1950—1970年代，官僚主義的核心問題，就是毛澤東在不同場合經常說的“脫離群眾”。克服官僚主義的方法，是采取黨內整風、群眾參與乃至群眾運動等方式，以抑制和削弱官僚制所帶來的形式主義和等級性。改革初期的話語表述也同時包含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的批判，但同時更批判官僚主義的“效率低下”，克服的方式則是建立一個專業化、理性化、高效率的官僚體制。1978年12月，鄧小平在重要講話中說：

　　在管理方法上，當前要特別注意克服官僚主義。官僚主義是小生產的產物，同社會化的大生產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個現代化，把社會主義經濟全面地轉到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來，非克服官僚主義這個禍害不可。現在，我們的經濟管理工作，機構臃腫，層次重疊，手續繁雜，效率極低。政治的空談往往淹沒一切。……我們要學會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20

　　總結來說，中國社會主義的話語表述中存在兩種“反官僚主義”，其一是經濟上的，從提高效率的角度來肯定“反官僚主義”，其二是政治上的，從群眾參與的角度肯定“反官僚主義”。這兩種反官僚主義不是截然分離的，而是始終混合在一起，依不同的形勢突出不同的面向。

　　在向蘇聯學習的1950年代，劉賓雁發表于《人民文學》（1956年第4期）的《在橋梁工地上》就是例子。作品中的橋梁隊隊長羅立正是官僚主義者，工程師曾剛則與之相反，積極主動，有決斷敢負責，不但注意發動和組織隊員的積極性，而且一切都安排得“有條有理，秩序井然”，“人，機器，工具都安放在最合理的地方”，還成立了監督崗，大大推動了“行政管理、施工組織的改進”，因而總是能夠以更少的人力物力追求更高的計劃指標和更高的生產效率。在這里，羅立正的官僚主義既不合理又脫離群眾，因而效率既低又壓制群眾積極性，而曾剛的反官僚主義則意味著以合理化、專業化的管理計劃，充分結合和組織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高效率地實現生產目標。由于這篇小說從1950年代后期的“毒草”，變成了1980年代初期的“香花”，并在1979年出版的《重放的鮮花》中列篇首，這個故事的復現似乎把1950年代所包含的兩種反官僚主義的命題又帶入了“新時期”。

　　然而，如果說強化理性化、專業化的管理計劃同時意味著兩種反官僚主義的話，那么這是通過將低效率和脫離群眾這兩種官僚主義分配給同一個對立面而實現的。正如《在橋梁工地上》所展示的，這兩種官僚主義由橋梁隊長羅立正同時占有，相應地，工程師曾剛既能提高效率又不脫離群眾。這種敘事分配實際上遮蔽了兩種反官僚主義的內在張力。斯考切波曾指出，新中國所建立的新型政權“不同尋常地推動廣泛的群眾參與，令人驚訝地抵制科層化官員與職業專家式的常規型等級支配”21。在斯考切波的論述中，官僚制與群眾參與是存在張力的，防止脫離群眾的“反官僚主義”，其要害是群眾參與，它在1950—1970年代的典型方式是群眾運動，但官僚制卻是以理性化、專業化和等級化的常規治理代替群眾自下而上的參與。這就是說，在是否最大程度地允許群眾參與的問題上，兩種“反官僚主義”是存在張力的。22

　　這種張力與1950—1970年代后期激進化的實踐有密切關系。到了改革初期，這種張力其實依然沒有獲得真正解決，反而被遮蔽，其在想象/敘述上的表現，就是作為改革寓言的“喬廠長的故事”依然延續了《在橋梁工地上》的敘事模式，即將兩種官僚主義都分配給同一對立面。

　　《一天》和《上任記》中，霍大道和喬光樸不但共享“社會主義精神”，而且也同樣可以說是反官僚主義者。在霍大道和喬光樸的對立面，則是徐進亭、冀申這樣的雙重官僚主義者。例如，《一天》中的徐進亭遇事拖延不決，每逢大事就上醫院裝病，以致延誤生產，他同時又“老虎屁股摸不得”，聽不到“群眾的聲音”；而《上任記》中的冀申則是善于人際關系卻不懂生產，導致電機廠的生產計劃一再延誤，同時，他從不為群眾著想，一心謀取個人私利。相對于這種雙重官僚主義，霍大道和喬光樸則是雙重反官僚主義的象征。無論“鞍鋼憲法”還是“馬鋼憲法”，都是反官僚主義的：“鞍鋼憲法”意在通過克服生產中的脫離群眾而發展生產，而“馬鋼憲法”意在克服生產中的低效率。這是喬光樸何以能夠如此輕車熟路地轉變管理模式的歷史根源，因為他與霍大道一樣，都是“社會主義精神”的擔綱者，他們共享同樣的社會主義價值和目標，他們對不同管理模式的選擇，只是基于反官僚主義傳統內部的不同方案的選擇。喬光樸絕沒有任何與霍大道決裂的主觀因素，他們只是不同意義上的“反官僚主義者”。

　　喬光樸與霍大道的相同與不同，或許折射了中國社會主義轉變的復雜性。歷史的挫折并沒有終結“反官僚主義”這一內在于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主題，改革的開啟只是以社會主義傳統內部的一種反官僚主義置換另一種反官僚主義，這種置換并不是以斷裂的方式開創出全新的方案，而只是偏轉方向，調整重心。

　　問題在于，如果《一天》和《上任記》以同樣的敘事方式處理和遮蔽官僚主義的難題，為何又會發生這種置換呢？

　　事實上，兩者的敘事中存在一個根本性差異，那就是對“群眾”想象的不同。盡管《一天》中并沒有出現面目鮮明的“群眾”，但“群眾”卻總是被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所談論和援引，并被表述為決定性的力量：工人群眾是有“沖天干勁”的，他們的積極性甚至超過了部分領導干部，工人群眾沒有被發動起來，生產計劃就不可能完成。小說最后，“群眾”以群像的形式出現并展現出對抗洪水、與天奮斗的集體力量。總體上說，《一天》中的工人群眾是一個積極主動的群體，具有強大的能動性和創造力。但《上任記》卻截然相反，“群眾”被表述為集體性地“政治衰老-精神萎縮”，他們渙散為一團散沙，退變為市民化的群體，不再是決定性的力量。

　　正是對“群眾”的不同想象，推動了政治的反官僚主義置換為經濟的反官僚主義，從而推動了理性化、專業化和等級化的官僚制的全面興起。蔣子龍的創作談也不忘提出佐證：

　　許多工廠的工人都懷念老廠長，懷念過去的年代。但是老廠長回來以后，發現工廠還是原來的工廠，甚至人還是原來的人，可就是精神面貌不一樣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一樣了，矛盾的內容和表現形式也起了變化，原來管理工廠的那一套辦法不靈了。用什么辦法，怎樣領導好現在的企業呢？這就是喬光樸上任后所遇到的問題。23

　　的確，政治上的反官僚主義必須基于對“群眾”的積極信念才能有效地推展，因為這一意義上的反官僚主義必須有效地發動群眾參與，依靠群眾的能動性和創造力破除官僚體制與群眾的制度性邊界。一旦“群眾”被消極地理解和想象，那么就自然無法再構想依靠群眾的能動性和創造力來行動的任何理論和實踐方案了。唯有基于對“群眾”的消極性想象，官僚制的重建和強化才是必要和合理的：在“群眾”已然普遍遭受“社會主義精神”危機的前提下，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需要和國家經濟發展的目標，就無法再在方法上依靠群眾自下而上的參與而實現，而只能依靠高效率的官僚制，畢竟，理性化、專業化和等級化的官僚制“在純技術層面上始終優越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組織”24。

　　正如改革初期“喬廠長的故事”所示，具有“社會主義精神”是群眾參與的前提，“政治衰老-精神萎縮”的群眾的集體參與只能導致“無政府主義”，導致普遍的生產混亂和派系斗爭，因而依靠群眾的反官僚主義只能被置換為依靠專家的反官僚主義，群眾自下而上的參與只能被置換為自上而下的官僚制管理。然而，這種置換其實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兩種反官僚主義的張力關系，也無法創造出新的機制來保持群眾參與與經濟效率之間的平衡。相反，單向度地為了提高效率而反對經濟上的官僚主義卻不顧及群眾參與的問題，必然強化官僚制的支配程度，從而導致政治上的官僚主義的強化。隨著市場經濟的改革和官僚制的迅猛推進，兩種反官僚主義的張力關系逐漸被遺棄，最終導致了反官僚主義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命題的瓦解——1990年代以后，不再有反官僚主義小說，而只有反腐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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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眾”的“治愈”與改革敘事的誕生

　　在1980年發表于《人民文學》的《喬廠長后傳》（以下簡稱《后傳》）的第一部分中，喬廠長將組織科長叫到辦公室，劈頭蓋臉就是一問：“像孫悟空這樣的人能入黨嗎？”這一問其來有自。在《上任記》結尾，喬廠長的改革讓一部分工人極為不滿，他們紛紛寫信控告喬廠長，《后傳》緊承這一敘事而來，所謂的“孫悟空”便是暗指這些心懷不滿的工人。

　　孫悟空的形象在中國社會主義的話語中有很多內涵，毛澤東就多次將群眾比作孫悟空，并特別看重孫悟空的反抗性。25喬廠長將工人群眾與孫悟空相聯系，包含了復雜的態度。一方面，工人群眾是神通廣大的存在，生產任務的完成、電機廠的發展，都依賴他們；另一方面，工人群眾并不那么順從喬廠長以官僚制為核心的管理模式，簡言之，“不服管”。孫悟空的比喻暗示著，如果說“工人群眾”患有“政治衰老-精神萎縮”的癥狀，那么這種癥狀卻并不能完全取消他們的主體性，他們依然是具有強大的反作用力的集體。

　　但《后傳》第一部分的敘事，就是講述“孫悟空”被“降服”的經過。這部分敘事以青年工人杜兵為代表性例子。杜兵是“政治衰老-精神萎縮”的工人典型，他被喬廠長從車間調到服務大隊干雜活，因此對喬廠長極為不滿，在工棚墻壁上畫漫畫肆意諷刺喬廠長任人唯親、壓迫工人群眾。杜兵是一個孫悟空式的工人，他有美術專長，卻不服管。善于管理的喬廠長迅速地識別出杜兵的美術專長，并將他改造為專業的噴漆工，成為工廠的“干才”。喬廠長降服“孫悟空”的法術，也是治愈“政治衰老-精神萎縮”癥狀的藥方：識別出工人的專長，并根據這種專長將其安置在專業化的官僚制所規劃的特定工序和生產空間中，并輔之以物質刺激，從而有效地激發出工人個體的勞動積極性和精神動力。

　　對喬廠長來說，這是他學習國外企業“人力開發”的管理模式的結果。這種管理模式與理性化、專業化的官僚制正相匹配，但其特點是不將工人視為階級的組成，而是將工人群眾細分為一個個的利益主體。對于這樣的利益主體，問題的核心已不再是工人的階級覺悟和集體主義，也不再追問什么樣的制度安排最有利于工人當家作主。也就是說，工人群眾的階級意識和政治角色被基本忽略，而只考慮如何通過物質利益有效地驅動工人個體與官僚制管理下的分工體系相匹配。在這樣的管理模式下，工人群眾的“精神萎縮”的確被治愈了，但“政治衰老”則被強化了。在《上任記》中，“政治衰老”和“精神萎縮”是等同的，“政治衰老”必然導致“精神萎縮”，反之亦然，其中的邏輯在于“社會主義精神”是一種“覺悟”，由于這種“覺悟”，個人生活的意義是與社會主義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樣，精神的飽滿程度與政治覺悟的程度密切聯系。26然而，在人力資源管理的模式下，精神的高漲程度只是與物質利益的多少直接相關，而與政治覺悟了無聯系。

　　因此，工人群眾的被“治愈”并不意味著工人群眾的“社會主義精神”危機的克服，毋寧說，由于工人群眾的主觀精神的重新高漲，這一危機及其克服的緊迫性被懸置和遮蔽了。就此而言，在《上任記》里展露的對群眾的“社會主義精神”之危機的想象/預設，依然被《后傳》所沿用。

　　我們需要從此出發來理解《后傳》的后兩部分。這兩部分的主題都是圍繞著喬廠長與副廠長冀申的上層斗爭而展開，但直至小說收束，這一斗爭都未有明確結局。有趣的是，《一天》是有完滿結尾的，但《上任記》和《后傳》都沒有，喬廠長及其改革的命運在這兩篇小說的結尾處都是懸而未決的：《上任記》結尾，喬廠長收到很多群眾控訴信，他處在一種孤立無援、四面受敵的狀況中，在《后傳》結尾，喬廠長與冀申的上層斗爭依然處于僵持狀態，喬廠長及其改革的命運并不明朗。“根據真實的生活寫作”27的蔣子龍為何無法如創作《一天》一樣，賦予《上任記》和《后傳》同樣完滿的結局呢？

　　從“形式的意識形態”28的角度而言，在20世紀中國，存在兩種主導性的象征性敘事：啟蒙敘事與革命敘事。兩種敘事的本質差異的表征之一，或許正在于敘事結尾如何處理先進分子與群眾之間的關系。魯迅的《藥》是啟蒙敘事的典范：夏瑜這樣的先進分子為了人民群眾而流血犧牲，但人民群眾如老栓卻漠然地將他們的鮮血用作人血饅頭，小說結尾處夏瑜與小栓的墳并置于一處，既表明先進分子與人民群眾的聯系，但更暴露兩者是多么疏遠。革命敘事的結尾則往往是先進分子與人民群眾合為一處，無論是通過人民群眾深切緬懷已犧牲的先進分子的方式（例如茹志鵑的《百合花》），還是先進分子帶領人民群眾最終反抗或戰勝惡勢力的方式（例如《白毛女》），重心都在凸顯兩者的合一。《一天》也同樣如此，在小說結尾，霍大道堅持走入了抗洪的工人群眾之中，帶領他們一起組成一個干群關系密切的集體。

　　但無論是《上任記》還是《后傳》，都無法重現《一天》的革命敘事。其原因，依然在于作為敘事前提的“群眾”再想象。《一天》延續革命敘事的表現之一，正在于它依然預設了人民群眾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擔綱者的角色，并且始終將是否與人民群眾結合視為塑造“社會主義新人”霍大道的人物形象的關鍵因素。作為這一敘事的邏輯的結果，霍大道在與工人群眾的合而為一中完成人物形象最終的塑造和最后的升華。但在《上任記》中，由于先在地將工人群眾和一般干部都想象為“政治衰老-精神萎縮”的存在，整個敘事的重心便在于通過喬廠長與工人群眾和其他干部的斗爭來塑造喬廠長的人物形象，其必然的發展，是喬廠長與后兩者明確的區分乃至對立，才完成對喬廠長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升華。當然，作為“社會主義精神”的擔綱者，喬廠長被塑造出來的目的并不是要使之根本性地對立于工人群眾，而是要使喬廠長最終實現對工人群眾的重新領導。這是改革小說不可回避的政治任務。在《后傳》中，以杜兵為工人代表，喬廠長通過官僚制和物質刺激“治愈”了工人群眾的“精神萎縮”，的確實現了對工人群眾的重新領導。但這種重新領導并不意味著政治上的團結。在政治上，喬廠長作為“社會主義精神”的擔綱者，與“政治衰老”的工人群眾依然明確地相區分——事實上，喬廠長作為改革者的合法性權威的確立，正是以工人群眾的“政治衰老”為前提的。因此，“政治衰老”的工人群眾無法與“社會主義精神”的擔綱者喬廠長合而為一，而只能以二者的明確區分作為互相建立關系的基礎。

　　總之，由于將“群眾”的“社會主義精神”危機視為不能更改的敘事前提，《上任記》和《后傳》從一開始就無法再重復《一天》的敘事模式，它們再也不能重新書寫革命敘事中那種先進分子與人民群眾政治性地合而為一的結局。

　　從這一意義上來說，《上任記》和《后傳》的確是名副其實的改革寓言，它們真正地開創了一種敘事模式，一種改革敘事。改革敘事不同于啟蒙敘事。啟蒙敘事往往癥候性地表達為啟蒙者與被啟蒙者之間的疏離，但作為改革敘事的《上任記》和《后傳》，它們的癥候性在于改革者實現了對被改革者的重新領導，改革者與被改革者并不是互相疏離，而是領導與服從的關系。改革敘事也不同于革命敘事。革命敘事往往癥候性地表達為革命先進分子與革命群眾的政治性結合，在這種政治性結合中，革命先進分子和革命群眾都是積極的政治主體，甚至這種結合的穩固度也依賴于兩種主體的積極程度；但作為改革敘事的《上任記》和《后傳》的癥候性在于改革者對被改革者的領導是以代表性的形式表達出來的，改革者是積極的政治主體，被改革者則是消極的政治客體，改革者代表被改革者而展開政治行動。

　　對于這種改革敘事來說，盡管它開啟了向啟蒙敘事滑動的可能性，但它不會如啟蒙敘事一樣，徹底地想象/預設“群眾”處于“政治衰老”和“精神萎縮”的雙重癥狀之中——這種雙重癥狀常被啟蒙敘事命名為“國民性”或“小生產者劣根性”，阿Q便是如此；改革敘事也不再如革命敘事那樣，先在地將“群眾”想象/預設為積極的政治主體——這樣的政治主體本質上與“政治衰老-精神萎縮”絕緣，他們是“社會主義新人”或具有成為“社會主義新人”的巨大潛能，即使是阿Q也“要求革命”29。改革敘事以“精神高漲”但卻“政治衰老”的“群眾”作為敘事前提，這一方面保證了改革者作為“社會主義精神”的擔綱者明確區別于“政治衰老”的群眾，并基于這種區別塑造出領導改革的合法性權威，另一方面也保證了群眾在改革者的領導下參與到改革大業之中的資格與作用——這就是“孫悟空能不能入黨”的答案。

　　在這一意義上，“喬廠長的故事”是真正富于創造性的，它開創了前所未有的改革敘事，一種獨屬于我們的改革時代的敘事模式。

　　改革敘事基于特定的社會主義方案，正如1950—1970年代的革命敘事和1980年代以來的啟蒙敘事也都基于不同的社會主義方案一樣。革命敘事所對應的社會主義方案依賴于干部/先進分子和群眾的兩個積極性，即干部/先進分子和群眾同時作為積極的政治主體，他們的互動與共同參與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保證。而啟蒙敘事所對應的則是專家治國的方案，有人曾指出，在改革初期，知識分子開始逐漸形成為一個“新階級”并以“新階級”為主體構想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方案，其核心特征之一是知識精英與人民群眾的清晰的等級關系。30改革敘事所對應的則是另一種社會主義方案，這是一個既堅持“社會主義精神”，又毫無保留地接納理性化、專業化和等級化的官僚制以發展生產力的方案。在這個方案里，喬廠長們是基于“社會主義精神”而推行改革的，包括引入官僚制也是如此。正是喬廠長這樣的“新企業家”作為“社會主義精神”的擔綱者，保證了整個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同時，這個方案也是容許人民群眾以“精神高漲”同時“政治衰老”的主體性狀態最大程度地參與改革的方案：在“社會主義精神”的擔綱者的領導下，人民群眾得以深度介入社會主義改革之中。

　　但問題是，喬廠長終將老去，誰將是喬廠長的后繼者呢？在《后傳》的結尾部分，喬廠長在與冀申的上層斗爭中陷入困境，幾乎被逼辭職，在危急時刻竟然是工人群眾第一次集體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對喬廠長的支持。但轉瞬之間，工人群眾的這種直接在場迅速被黨委書記石敢所代表，于是“工人們也分散開來，向各車間走去”。這一結局正是喬廠長改革的結果：工人群眾不但被代表，而且被“分散”到由官僚制所規劃的各個具體的生產空間中，如青年工人杜兵在工廠專業化的生產體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那樣。喬廠長的改革成功了，然而，他也失敗了。正是喬廠長改革的成功，塑造出無數基于工具理性的利益主體，他們早已經被想象為喪失了“社會主義精神”的擔綱者的資格，進而又被理性化、專業化和等級化的官僚制所規訓，從而不再是“社會主義新人”。他們已經是“常人”，甚至是“末人”。正因為如此，喬廠長也不再能夠指望他們中可以再次崛起新的一批“社會主義精神”的擔綱者，來接續他的改革了。這就是說，喬廠長改革的成功似乎也危及了使“社會主義精神”的擔綱者不斷再生產的條件。

　　結語

　　回首“喬廠長的故事”，并不是要否認這一改革寓言所包含的新穎性和現實性。然而，這一故事之所以屬于“新時期”，正在于它蘊含著一種截然不同于1950—1970年代的“群眾”想象。如果考慮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切理論得以確立的關鍵前提正是對“群眾”的積極性的想象和認識，那么“喬廠長的故事”所包含的這種“群眾”的再想象就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可以說，正是將這種再想象視為不能再回溯的“絕對原點”并從此出發，改革初期的意識形態才得以迅速向“新啟蒙主義”轉變，文學形態也才得以迅速從群眾喜聞樂見的現實主義轉向知識分子自產自銷的“純文學”。最后，也正是這一“絕對原點”構成了改革政治的起源性要素。

　　顯然，“社會主義精神”容易讓人聯想到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的概念。在韋伯的論述里，“資本主義精神”主要指的是“力爭上游的產業界的中產階層”31所具有的特殊的精神氣質，這些“資本主義精神”的擔綱者，開創了資本主義新秩序。或許僅就以革命性的“超凡魅力”（Charisma）開創歷史新秩序而言，“社會主義精神”的擔綱者確實有些類似“資本主義精神”的擔綱者。然而，對于韋伯而言，歷史新秩序的開創與大多數人民群眾無關，只能是少數精英的事業。這些精英基于價值理性而行動，又擁有超凡魅力，從而能夠得到人民群眾的追隨，這是尼采主義的“超人”與“末人”的關系的重述。32而“社會主義精神”的擔綱者與人民群眾一起開創中國社會主義新秩序的歷史則與之截然不同。如果要重新書寫我們時代的改革寓言，使之再次迥異于韋伯式的寓言，那么，超越“喬廠長的故事”，解構這一“絕對原點”的起源性，真正地使之歷史化，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探索使人民群眾普遍地成為“社會主義精神”的擔綱者的道路，或許正是今天的使命。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華東師范大學引進人才啟動費項目（編號：2020ECNU-HLYT072）的階段性成果]

　　1    參見吳俊：《環繞文學的政治博弈——〈機電局長的一天〉風波始末》，《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6期；徐勇：《“改革”意識形態的起源及其困境——對〈喬廠長上任記〉爭論的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6期。

　　2    夏爾·貝特蘭：《大躍退》，見夏爾·貝特蘭、尼爾·伯頓：《毛澤東逝世后的中國》，《編譯參考》1979年6月增刊；老田：《蔣子龍在兩種身份認同之間的糾結》，烏有之鄉網刊2015年11月3日；黃平：《〈機電局長的一天〉〈喬廠長上任記〉與新時期的“管理”問題——再論新時期文學的起源》，《當代作家評論》2016年第5期。

　　3    李靜：《新中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和消解——從〈百煉成鋼〉〈乘風破浪〉到〈喬廠長上任記〉》，《文藝爭鳴》2014年第12期；張文聯：《〈喬廠長上任記〉與新時期文學的文化政治》，《文學評論》2010年第3期。

　　4    蔣子龍：《不惑文談》，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1頁。

　　5    梁漱溟：《中國建國之路》，《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頁。

　　6    馮友蘭：《〈新理學〉的自我檢討》，《人民日報》1950年10月11日。

　　7    蔣子龍：《不惑文談》，第52頁。

　　8    蔣子龍：《喬廠長上任記》，《人民文學》1979年第7期。以下對該小說原文的引用皆出于此，不再注明。

　　9    符鵬：《再造社會主義新人的嘗試及其內在危機——蔣子龍小說〈赤橙黃綠青藍紫〉中的青年問題》，《文學評論》2015年第5期；黃平：《再造“新人”——新時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之調整及影響》，《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10  艾蕪：《百煉成鋼》，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86—187頁。

　　11  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4頁。

　　12  蔣子龍：《不惑文談》，第65頁。

　　13  宗杰：《四化需要這樣的帶頭人——評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人民日報》1979年9月3日。

　　14  崔道怡：《春花秋月系相思——短篇小說評獎瑣憶》，《小說家》1999年第1期。

　　15  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210頁。

　　16  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后毛澤東的中國》，杜蒲、李玉玲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8—269頁。

　　17  梁漱溟：《人類創造力的大發揮大表現——試說明建國十年一切建設突飛猛進的由來》，《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512頁。

　　18  馮友蘭：《參加土改的收獲》，《三松堂全集》第1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8頁。

　　19  蔡翔、羅崗、倪文尖：《八十年代文學的神話與歷史》，《21世紀經濟報道》2009年2月16日；黃平：《〈機電局長的一天〉〈喬廠長上任記〉與新時期的“管理”問題——再論新時期文學的起源》。

　　20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9—150頁。

　　21  西達·斯考切波：《國家與社會革命》，何俊志、王學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頁。

　　22  蔡翔則將科層制和群眾參與的張力歸之于社會主義危機的典型特征之一。參見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69—372頁。

　　23  蔣子龍：《不惑文談》，第72頁。

　　24  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第二卷上冊，閻克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2—1113頁。

　　25  趙維江：《毛澤東與孫悟空的藝術形象》，《毛澤東思想研究》1991年第3期。

　　26  賀照田：《當代中國精神的深層構造》，《南風窗》2007年第18期。

　　27  蔣子龍：《不惑文談》，第20頁。

　　28  弗里德里克·詹姆遜：《政治無意識》，王逢振、陳永國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頁。

　　29  據唐弢回憶，毛澤東與馮雪峰談話時曾說：“阿Q是個落后的農民，缺點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會這個要求是錯誤的。魯迅對群眾力量有估計不足的地方。”唐弢：《狂狷人生》，華岳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161頁。

　　30  阿爾文·古爾德納：《新階級與知識分子的未來》，杜維真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5頁。

　　31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康樂、簡惠美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頁。

　　32  Wolfgang J. Mommsen, The Age of Bureaucracy,New York: Harper& Row publishers, 1977, pp.96,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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