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韓國電影《寄生蟲》揭露了資本主義體系下的階級寄生結構，批判了資產階級所宣揚的個人奮斗意識形態神話。然而，該作品并未指出階級出路，因而淪為一種安慰，客觀上排擠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影響，這是其局限所在。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值得肯定，但是無出路的安慰必須拒絕。

　　關鍵詞：《寄生蟲》；馬克思主義；階級；資本主義意識形態　　

　　韓國導演奉俊昊的電影作品《寄生蟲》在2020年2月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國際電影和最佳原創劇本四項大獎，開創了韓國電影乃至亞洲電影的新紀元。獲得奧斯卡獎項的電影，通常西方意識形態色彩比較濃厚。以貧富差距甚至階級矛盾為主題的《寄生蟲》獲得奧斯卡分量最重的最佳影片獎，是否意味其顛覆了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視野看，它有何得失？在奧斯卡獎具有重要社會輿論影響力的當下，這些問題值得理論工作者去回答。

　　一、犀利揭露：資本主義體系下的階級寄生結構

　　電影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將宣傳主題即某種意識形態表達隱匿于視聽藝術中，以“意識形態腹語術”的方式將宣傳主題鐫刻進個人的觀看體驗之中。“作者的見解越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越好。”[1]意識形態宣傳的隱蔽性和有效性之間具有一定聯系，影片制作者需要通過明喻、暗喻等方式，確保意識形態能夠有效地引導觀眾。片名“寄生蟲”是理解影片主題的重要線索，從表面上看，《寄生蟲》是刻畫底層家庭“寄生”于上流家庭的荒誕黑色喜劇，實則是影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帝國主義國家與其附屬國之間的寄生關系的“批判的武器”。

　　（一）寄生表象：無產階級依附于資產階級

　　從表面上看，雇傭勞動是無產階級依附于資產階級表現之一，工資似乎是最具說服力的鐵證。窮人家庭通過精心設計而躋身富豪家庭，并以雇主的工資為生。至此，窮人家庭在表面上已完全依附于富人家庭，而這種“寄生”也相對改善了窮人家庭的生活質量，看似是資本家養活著無產者。西方世界如何解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這種依附現象呢？“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2]，資本主義社會總是以抽象的人為基礎，在抹去人的自然差別和社會性差別的前提下談論平等和自由。因此無產階級的自由在于選擇工作或者餓死，在于選擇替這一個資本家賣命還是替另一位資本家賣命。在這種抽象原則下，無產階級的貧苦最能歸因其自身的懶惰和愚蠢。具體來看，雇傭勞動和工資就是資產階級慣用的混淆手段，資本家購買勞動力，并向工人支付一定的報酬，看似是一種平等交易，實則故意混淆了勞動與勞動力的區別；福利、慈善舉措也是資產階級轉移矛盾并用以粉飾真相的手段。影片中，在象征著階級剝削的雨澇災害后，福利慈善部門依然向窮人進行了善心捐助。恩格斯曾指出資產階級偽造的博愛假象：“慈善機關！你們吸干了無產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對他們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滿的偽善的心靈得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擺出一副人類恩人的姿態（其實你們還給被剝削者的只是他們應得的百分之一），好像這就對無產者有了什么好處似的！”[3]而正是這種種小恩小惠營造出了無產階級“寄生”于資產階級的表象。

　　但值得思考的是，窮人為什么甘做“寄生蟲”？窮人并非好吃懶做，實則有相當的能力。可是他們在“連找個保安，就有五百個四年制大學畢業生競爭上崗”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依然無法順利得到一份工作以維持生計，不得已才通過不光彩的手段依附于富人家庭。馬克思曾指出造成這種狀況的深層原因：相對過剩人口既是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必然產物，又是資本積累的條件之一。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必然惡化就業競爭，使得雇傭勞動者地位更加不利，造成兩極分化愈加嚴重。資本主義“一方面使全體廣大人民群眾越來越無產階級化，另一方面生產出越來越多的沒有銷路的產品。生產過剩和大眾的貧困，兩者互為因果”[4]。窮人家庭正是因為“一無所有”才會迫于無奈“寄生于”富人家庭。

　　（二）寄生實質：資產階級盤剝無產階級

　　影片試圖表現的更深層的寄生關系是富人對窮人的剝削和壓迫，即資產階級寄生于無產階級。富人家庭作為雇主為窮人家庭發放工資；而窮人也因勞動有所得，這似乎是一種平等交易。但馬克思將無產階級的工作日分成兩個部分：必要勞動時間為自己生產工資，剩余勞動時間為資本家無償生產剩余價值。“剩余勞動在一方創造出來，與此相適應，負勞動，即相對的懶惰（或者在最好的情況下，是非生產勞動）則在另一方創造出來。”[5]富人家庭享受著鮮衣美食的優渥生活條件，并不直接從事生產勞動，卻無償地占有絕大多數的勞動成果。以窮人家庭為代表的勞動者為了生存，要么成為產業工人提供剩余價值，要么成為仆役提供服務。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科學論證了何種勞動創造價值以及如何創造價值的問題，但是邏輯悖論卻出現了：“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生產的影響和規模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6] 由此可見，活勞動和死勞動成為相互依存、相互對抗的統一體。無產階級的悲慘命運看似源于自身勞動，勞動創造了社會財富，為資產階級建造了華麗宮殿，卻加劇了階級分化和自身貧困。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造成這種后果的原因正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資本家用工資與勞動進行等價交換的假象，遮蓋了資本家剝削剩余價值這一事實。無產階級以普羅米修斯式的姿態成全了資產階級的地位與財富，而剝削階級卻因其逐利本質，利用其經濟、政治、文化等特權，在精神和物質方面壓榨、支配被剝削階級。這難道不是最真實的寄生關系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寄生蟲不是無產階級，不是窮苦的勞動者，而是資產階級。

　　（三）隱蔽之象：帝國主義的寄生

　　第三層寄生關系更加隱蔽，它表現為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之間的寄生關系。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讓我們看到了基于資本關系的階級對立是如何轉化為民族壓迫的：“帝國主義最重要的經濟基礎之一——資本輸出，更加使食利者階層完完全全脫離了生產，給那種靠剝削幾個海外國家和殖民地的勞動為生的整個國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7]殖民地向帝國主義提供原料、勞動力、市場，同時也承擔著帝國主義轉嫁的經濟危機、政治壓迫、文化入侵以及環境污染等災難。富人家庭的女主人反復強調美國學歷和美國制造的含金量高，其小兒子因參加幼童軍而熱衷于印第安文化，而家庭教師更是直接點明：“幼童軍精神的原始起源，確實是美國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在歷史上被壓迫和被屠殺的可怕結局，既暗示韓國社會對美國文化的認同和屈從，又隱喻韓國由于精神上、物質上被美國控制，可能遭到像印第安民族那樣的悲慘命運。樸社長經營著一家名為ANOTHER BRICK的通信公司，其名稱和行業性質與韓國最大的跨國企業“三星”公司形成了某種關聯。“三星”的股權結構中，美國資本持股的分量不容忽視——這正是資本輸出的寄生現實。韓國社會不僅深受美國的文化影響，還受到美國的經濟滲透、政治操縱和軍事脅制。韓國依附于美國，卻是美國的寄主之一。韓國電影《寄生蟲》需要美國的奧斯卡獎才能充分自我肯定，這本身也說明了帝國主義時代的依附和寄生關系是何等全面。

　　二、虛幻出路：個人奮斗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神話

　　階級分化并未從現代資本主義世界消失，卻鮮在西方主流影視作品中體現，甚至常常被種族、性別、文化等慣用主題進行合法化掩蓋，以更加隱蔽和精致的形式來模糊差別和對抗，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偽裝成普遍性的社會共識。富貴石便是影片暗埋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超階級”的意象，其表層涵義是通過富人之口挑明的：“這塊石頭，最能給家庭帶來財運和考運。”窮人將其視作改變命運的象征，在竭力向上層社會攀爬的過程中，其對石頭的信任和依賴從主動變為被動，富貴石的真實含義也逐漸浮現出來。事實上，影片中共有兩塊“石頭”，除這塊窮人的“富貴石”外，另一塊便是富人的公司“ANOTHER BRICK”。這塊“石頭”才是富貴石的真身，代表只屬于資產階級的財富之路。而窮人那塊“富貴石”所象征的希望，只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宣傳中的階級躍升之路，是為安撫和迷惑無產階級而編織的謊言。兩塊“石頭”對比的真意，在于揭示個人奮斗取得成功是資產階級強加給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又難以掙脫的虛幻出路。

　　（一）富貴石之象：超階級的個人奮斗理想

　　所謂超階級的個人奮斗之路，意指在階級社會中，相互對立的階級之間也存在客觀的、無差別的晉升途徑。這也是一個關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能否作同路人的問題。在影片伊始，窮人堅信“富貴石”指向的是從貧窮通向富有、從底層社會躍升上流世界的光明道路，通過自由地選擇教育、就業、婚娶等手段，無產者也享有平等的機會實現階級流動。借助“富貴石”這一意象，資產階級宣揚了其價值理念：資本主義社會是唯一合理的社會形態，而資產階級利益是代表全人類的普遍性利益。事實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曾在反對封建專制體制時，為了共同的利益而結成過短暫的同盟關系。而一些超階級、普世性的價值理念也在資產階級革命階段發揮過進步性作用。在建立資產階級政權之后，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理念便作為“普世價值”納入到資本主義政治思想層面，服務于政權的穩定性與合法性。無產者之所以堅信這種超階級的個人奮斗理想，正是基于資產階級宣揚的以下幾大價值理念：

　　其一，資產階級自由理念。“自由”是資產階級價值體系的核心理念。為了擺脫封建神權的人身束縛，建立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在反封建的過程中提出政治自由的要求。而“私有財產不受侵犯”是政治自由的核心內容。此外，資本主義國家還號稱國內一切公民都享有競爭自由、言論自由、選舉自由等權利。按照資本主義的價值邏輯來看，影片中的窮人也可以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角逐場”參與自由競爭，職場、學校、醫療等領域只是遵守“優勝劣汰”的科學原則進行篩選，窮人的落榜和失意只能歸因于好吃懶做或技不如人。但馬克思、恩格斯則指出自由是具體的、歷史的，而不是抽象的、永恒的。資產階級宣揚的自由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之上的，這種自由競爭，“自由的并不是個人，而是資本。”[8]這正說明，無產階級的“自由”只是從封建的人身依附過渡到對資本的依附上去。因此，富貴石代表的超階級的自由奮斗理想只能是虛幻表象。

　　其二，資產階級平等理念。為掙脫封建王權和宗教思想的束縛，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天賦人權”的理念，并將之作為明確的政治訴求和法律目標。但是隨著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建立和鞏固，當初的理想王國卻未實現，于是意識形態家們便試圖修正理論。譬如，經濟學家哈耶克便認為社會強調的是機會平等而非結果平等。在影片中，窮人與富人同窗一起報考大學，但結果卻截然不同。在名義上，符合條件的公民均有報考大學的平等權利，但實際過程和結果卻迥然不同。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階級的平等,照字面上理解,就是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所拼命鼓吹的‘資本和勞動的協調’。不是各階級的平等——這是謬論,實際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滅階級,這才是無產階級運動的真正秘密,也是國際工人協會的偉大目標。”[9]資產階級正是有意混淆了勞動和勞動力的概念，才得以掩蓋對立階級剝削和被剝削的不平等關系。正如影片所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作為少數的統治階級不僅掌控著國家的經濟規則，還利用政治、教育、文化等手段鞏固其社會結構，這使資產階級優勢可得以繼承，而無產階級作為真正的財富創造者，其貧困也會因競爭劣勢而代際傳承。實際的不平等體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方方面面，卻被資產階級以權利平等的理念加以掩飾。

　　其三，資產階級博愛理念。資產階級聲稱自由、平等、人權等價值理念是世界優秀文明成果，應該成為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資產階級應該以人道主義的博愛精神來關注全人類的利益和福祉。“富貴石”正是富人贈予窮人的轉運之物，似乎體現出資本家對無產者的同情和救助。但當“富貴石”作為兇器將窮人一家引向深淵時，資本家的博愛精神才浮現其欺騙性和虛偽性。只要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利益相沖突，資產階級就會“把共和國的“自由，平等，博愛”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騎兵，炮兵’”[10]。資產階級的博愛理念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勞資矛盾、改善了勞工的經濟生活狀況。但資本的本性就是剝削和占有更多剩余價值，博愛作為一種道德觀念，無法從根本上打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鏈條。反而被資產階級包裝成其意識形態武器，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向全世界推行其文化霸權。

　　總之，富貴石的表層意蘊即向無產階級描繪一幅超階級的個人奮斗圖景，以此來增強社會各階層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認同感和身份歸屬感。那么，其真實用意何在？

　　（二）富貴石之本：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灌輸手段

　　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意識形態總是帶有階級性的色彩，“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11]資產階級作為國家的統治力量，不僅掌控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同時也塑造著國家的上層建筑，以保障統治階級的特權。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往往以中立性的姿態呈現，虛情假意地將本階級的特殊利益冒充為全人類的共同利益，這是人類歷史上一切剝削階級為階級統治所慣用的迷惑手段。“因為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12] 這種普遍性的偽裝在政治層面表現為，以社會管理代替階級統治，試圖將國家偽裝成代表社會正義的“公器”；在經濟上則表現為資產階級憑借資本、技術、人才等方面優勢，將本階級的特殊利益偽裝成全人類的最高的共同利益，為資本主義剝削尋找合法性支撐；從文化上來看，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以普世性為偽裝，向無產階級灌輸抽象的“自由”“平等”“博愛”等理念，實則是以文化擴張和文化入侵的形式達成其政治灌輸的目的。

　　資產階級及其辯護人通過法律、教育、宣傳等途徑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包裝成人類共同的文明財富，以此誘導人民群眾，甚至是對立階級的成員相信其意識形態的真實性和合法性。“資產者的假仁假義的虛偽的意識形態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為普遍的利益”[13]。它總是將自己宣傳成中立的、超階級的存在，卻遮蔽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尖銳對立。而處于“自在”階段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反抗還較自發和零散，甚至將斗爭矛頭轉向本階級其他成員。正如列寧指出的，由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歷史久遠、加工全面、傳播渠道眾多，無產階級不可能自發形成社會主義階級意識。譬如，當階級躍升的夢想幻滅之后，窮人試圖丟棄所謂的“富貴石”。但正如窮人兒子說，“石頭總緊跟著我不放”。這暗指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灌輸的影響下，“自為的”無產階級難以擺脫這種精神掌控，遵循主流思想的引領，向上層社會躍升已是個人執念。列寧就曾以“劊子手”和“牧師”來諷刺統治階級的虛偽統治方式。劊子手通過強力鎮壓反抗者，而牧師的職責卻是為被剝削階級描繪一副美好藍圖，消磨其階級意識和革命斗志，使其臣服于剝削統治。由此可見，意識形態灌輸理論不是無產階級理論家獨創的，意識形態灌輸實踐也并非社會主義國家獨有的。歷來統治階級都十分注重利用灌輸手段，對于資本主義國家而言，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宣傳的目的就是要將被統治者訓練成沒有階級意識和反抗能力的機器。

　　在影片末尾，窮人兒子將富貴石沉入水底，似乎意指其通過血淋淋的教訓已認清資產階級宣揚的奮斗出路只是一種騙術，意識形態的美夢已經幻滅。然而他的一場救父計劃和暢想，說明石頭只是在形式上被沉入水底，在現實中，它依舊緊跟其后，一場夢又要開始。根據導演奉俊昊自己的計算，窮人兒子靠工資收入去購買豪宅救出父親，即使不吃不喝也需要547年。這表明導演非常清楚個人奮斗走向成功是欺騙無產階級的謊言。但為什么慘痛的失敗無法讓人覺醒呢？原因在于：只要社會主義意識的灌輸不夠充分，資本主義的觀念就會趁虛而入。列寧指出：“那么問題只能是這樣：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這里中間的東西是沒有的（因為人類沒有創造過任何“第三種”意識形態，而且在為階級矛盾所分裂的社會中，任何時候也不可能有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意識形態）。因此，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任何輕視和任何脫離，都意味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加強。”[14]由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系統麻醉，無產階級耽于個人飛黃騰達的夢幻而不能自拔，只得開始又一輪的失敗：這是富貴石造成的最終結局。

　　三、得失相間：從階級關切淪為精神撫慰

　　（一）批判而無出路：“無產階級只是一個膿瘡”

　　階級問題是影片《寄生蟲》基于社會現實而鎖定的焦點，這是一個極具現實意味和政治、社會關切的選題。馬克思首次以階級斗爭為線索探討人類社會演變過程時，階級和政治就緊密聯結起來。在馬克思看來，階級斗爭歸根到底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在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體現。在當今西方國家生產方式和階級結構發生變化時，一些觀點認為階級話語應該退出歷史場域，政治斗爭和關切應該從生產領域轉移至生活等微觀領域。[15]然而事實表明，西方國家的剝削和不平等現象仍然很普遍；特別是在金融危機之后，階級對立和斗爭形勢依舊嚴峻。譬如，2011年在紐約爆發的“占領華爾街”抗議示威活動，就是群眾對金融資本貪婪成性的斗爭。盡管這些抗爭活動并沒有要求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制度，但它們依舊是當代階級斗爭在場的證據。

　　導演奉俊昊不僅沒有刻意回避遮羞布下尖銳的階級沖突，反而甘愿充當“顯微鏡”來展現這種矛盾對立。劇中的各個人物形象都復雜而鮮明，劇外的每位觀眾都能從鏡頭中捕捉到自己的影子。導演通過這部人間悲喜劇傳達的是對飽受剝削壓迫之苦的普通群眾的關切和同情。遺憾的是，無出路的批判只能起到安慰作用，不能啟發這個具有潛在歷史力量的階級。一方面，影片想讓群眾感知自己有精神同行者以獲得心理認同和精神減壓；另一方面，勞動者在影片里是完全消極的破壞力量，不知道出路何在。奉俊昊正如列寧評價的那些沒有馬克思主義修養的“工人階級的朋友，都認為無產階級只是一個膿瘡” [16]。觀眾得到了情感宣泄，卻并不知道從何處著手改變，甚至陷入自我懷疑。看似強烈沖擊，實為精神安慰。

　　（二）必然的安慰：學科背景、政治傾向和職業需要

　　導演奉俊昊之所以陷入“為安慰而揭露”，可以從學科背景、政治傾向和職業使命等方面發現緣由。從學科背景看，奉俊昊受過系統的社會學熏陶，他的作品通常會從某一社會議題出發，表達歷史反思和現實關切。在《寄生蟲》中閃現著一些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言論。譬如，導演借保姆之口，感嘆“如果我有錢，我也會很善良”。經濟條件決定其為人處事的風格——這一論斷的得出自然與奉俊昊的社會學背景相關。此外，奉俊昊曾經歷風起云涌的韓國工人運動，對階級斗爭有更加敏銳的感知。《韓國工人》一書這樣評論1997年席卷全韓的大罷工：“盡管這場總罷工只取得了政策制定者的微小讓步，但罷工向全世界表明了韓國工人戰斗性的提高。”[17]奉俊昊見證了這場大罷工，之后又目睹了韓國工人運動的歷史性衰落，這種無力感自然會對他創作的立場產生影響。從政治傾向性上看，《寄生蟲》中通過原女傭之口，嘲諷朝鮮發射核武器的洗腦宣傳，表達了對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不認同，隱含的是影片“政治正確”的導向。而這種“政治正確”決定了影片對社會整體結構進行剖析和批判的上限。影視產業是韓國整體文化戰略中的王牌，不僅是重要的經濟產業，同時也是重要的文化輸出渠道。為了鞏固韓國在全球影視產業中的地位并借獲奧斯卡獎項之機進行國家宣傳，以奉俊昊為代表的從業者都將奪取獎項作為職業使命。奧斯卡獎項的設立拓展了資本主義文化傳播的范圍，其評價的意識形態標準是資產階級的“政治正確”。意識形態的內在要求注定了奧斯卡獎參選電影所能達到的批判上限。因此，《寄生蟲》雖在一些層面上實現了突破，但它的落腳點和最終導向并不明晰，影片的總體世界觀也不科學——明知不可安慰而安慰，這只能是自我麻痹的暫時行為。

　　《寄生蟲》的兩面性表現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典型特征。對其所揭露出來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矛盾，以及個人奮斗意識形態的虛幻性，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表示歡迎；但在資本主義面臨深刻危機的當下，該片并沒有像優秀的無產階級作品《白毛女》那樣，指出勞動者應該怎么辦。“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的革命辯證法一竅不通，根本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就是要強調先進階級的戰斗任務，就是要在現存事物中發現推翻這種事物的因素。” [18]《寄生蟲》為安慰而揭露，占據了相當比例的文化空間，排擠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對此我們不能不進行批判。事實上，只有工人政黨領導下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才是無產階級唯一的出路。

　　注釋：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0頁。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頁。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66頁。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57頁。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79頁。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1頁。

　　[7] 《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1頁。

　　[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頁。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94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06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20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0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95頁。

　　[14]《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6-327頁。

　　[15] [英]恩斯特·拉克勞、查特爾·墨菲：《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走向激進民主政治》，尹樹廣、鑒傳今譯，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頁。

　　[16] 《列寧選集》第1卷，第89頁。

　　[17] [韓]具海根：《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梁光嚴、張靜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2頁。

　　[18] 《列寧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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