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女學者布達莉亞在其著作《沉默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扉頁援引了一名被訪者的話：“你以為聽了錄音帶，真的有人會改變嗎？……我不覺得有誰會因而改變……你以為這些錄音帶會令下一批統治者改變嗎？”
面對這種質疑，布達莉亞只能道出她本人從事調查、訪問、著述工作的動機：她并非要改寫“大寫的歷史”，但她困惑于暴力廝殺傷殘加害事件并不屬于過去，而是屬于現在；類似事件一而再地發生，她想了解：同一社群以至同一家庭內同時存在施暴者與受害者，不同的人保持了不同性質的沉默，這種沉默裝載了什么？壓抑了什么？隱瞞了什么？傾訴了什么？她問：沉默的里面、沉默的下面、沉默的另一面，是什么？
的確，歷史問題不屬于過去，而是屬于現在。我們活在從過去帶過來的矛盾復雜關系所構成的現在，我們纏繞于當下的特定處境。如果我們不愿傷口化膿，不愿加害、受害的歷史反復重演，那么，我們有必要不斷翻動歷史，折騰記憶，把歷史的“歷”，化為行動，重新經歷、跨越、犯擾，直面不忍卒睹的自身的和他人的創傷，通過對記憶中的缺口和傷口的閱讀，打斷塑造、生產主體的慣性作用，以期個人的、群體的改變可以發生。
布達莉亞用了十年多的時間，來回印、巴兩地，深入訪問了七十多人，其中包括她的舅父。他，選擇留在拉合爾（Lahore），當他的家人全部逃到印度；他，被兄姐們認定為貪圖獨占老家大宅而皈依異教；他，被妻兒視為永遠的外人而孤獨莫名；他一生充滿斷裂、矛盾、郁結，可是，在大歷史的動蕩中，他的際遇幾乎微不足道，有人會說，要數比他不幸的人，還多的是。然而，這人的不幸和那人的不幸，可以相比嗎？可以比出孰輕孰重嗎？——盡管不幸的劇變時刻似乎是大家共有的。
1947年8月14日午夜，尼赫魯在印度制憲會議上激情地宣告：“很多年以前，我們曾發誓要掌握自己的命運，今天，是到了我們實現誓言的時候了，雖不是完全實現，也是基本上實現。在夜半鐘聲敲響之際，當世界還在酣睡中，印度就將醒著迎接生活和自由。……一個不幸的時代今日宣告結束，印度重新發現了自己。”當水銀燈照著尼赫魯莊嚴宣告“一個不幸的時代今日宣告結束”之際，在分治中被截成兩半的旁遮普邦，千萬人卻在恐懼中迎接苦難和死亡。英國撤出的同時，是讓“獨立”孿生著“分治”。據估計，短短幾個月內，一千二百萬人逃亡，一百萬人死亡，十萬婦女被擄拐。
這些數字驚心動魄。幾個月內一百萬人死亡。這個人類史上的大悲劇發生之后，既不能歸咎天災，英、印、巴的統治者都似乎無須負上責任，因為英國交出了權力，印、巴兩國分別由兩大黨接管了權力，兩國也并沒有動干戈。
那么，誰應對遍野的苦難負責？
再翻看歷史，當權者表現出來的草率與輕心，難辭其咎。1947年6月3日，分治計劃公布；6月30日，英國派拉德克利菲主持劃分委員會，籌劃具體劃分工作，他在7月8日抵達印度。巴、印分別在8月14、15日宣告建國，兩國分界具體詳情在8月16日才宣布。拉德克利菲接受訪問時說：“我抵達時告訴所有政治領袖，我手上的時間很緊。但真納、尼赫魯、巴特爾等所有領袖都對我說，在8月15日前一定要一條線。于是我便給他們畫了一條線。”
在地圖上畫一條線看上去漫不經心，輕而易舉；英國殖民者以其老練的狡黠擺出中立姿態，儼然置身度外，冷眼旁觀國大黨與穆斯林聯盟展開對權力、財產、領土的明爭暗斗。疆界的不確定，前途的未卜，使恐慌一下子降臨；沿著宗教信仰為界分，印度教、錫克教人涌向印度，伊斯蘭教人涌向巴基斯坦。上層進行權力移交，英國議會設立了十個委員會處理分治事項，全是關于工商軍事的，完全沒有處理老百姓的遷徙安置的問題。落荒逃亡、患病挨餓、毆斗廝殺、擄拐婦女、集體強奸，成為不尋常時期中的尋常現象。地圖上是干干凈凈的一條線。
為政者不仁，令人心寒。可是，民眾相殘的這段血肉模糊的歷史，不能不迫使我們追問：當年的反殖斗爭如何孕育著不可思議的兄弟相殘？世代千百年共處、共用同一語言、同一鄉土資源的社群，為何竟在旦夕之間劈掰為兩半？恐懼、暴力、毀滅的魔咒為何一時間緊箍著成千上萬的人，使之既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婦女為何成為擄劫、強奸、占有的物品，成為對峙雙方男人爭相糟蹋、凌辱的對象？大批婦女為何不僅死在“敵人”刀下，也死在父兄手上？劫后余生的幸存者、家族、社群，為何大都避談這段浸在血泊中的歷史？怎樣在尋常生活中挖出不尋常時期行為的根源？怎樣避免歷史悲劇一次一次重演？這對我們經歷了不同災難的人，又有什么啟示？
布達莉亞在《沉默的另一面》一書中提出上述問題，正是因為她從父母口中聽到1947年的事變時，感覺并不強烈，可是，她親身經歷了猶如歷史重演的一幕：1984年，甘地夫人被兩名錫克教徒刺殺，激發起印度教徒對錫克教徒的報復性屠殺，三天內幾千人遇害；1992年，印度境內又發生一輪屠殺回教徒的暴亂。殺戮、強奸、縱火的情景，是1947年的翻版。她無法不回望歷史，以期找到思考和感受問題的線索；不是要找出清楚的答案，而是要打開缺口，暴露大寫的歷史所提供的現成答案，并不那么理所當然、舒服自在。突破有意無意的善忘，打斷慣性，打開心眼，去觀看過去從正面總是看不到的東西，這當中已包含了一種新體驗的誕生，即看到“我”和一些似乎擦不著邊的東西的密切關連，我對一些原來不能接受的東西所應承擔的責任。
布達莉亞于是開始訪問經歷當年分治的人；大部分人不愿舊事重提。“他們問我，要在記憶中挖出已經拋在后面的過去，有什么用？每次遇到這個問題，我也會產生我的疑問：為什么人們這么不情愿回憶這個時期？是事情太恐怖了？還是，他們是這個歷史的共犯，或起碼某些人是這樣？分治期間，難分‘好’人、‘壞’人；幾乎每個家庭的歷史里，都有暴力的受害者和施害者……”
布達莉亞帶領讀者審視分治期間普遍發生的一種情況——為了保護婦女不被“敵人”奸污，為了保護貞節名譽，大批婦女或是被父兄親手殺死，或是自行殉身。
興格和兩個兄弟親手把家中十七名女人和兒童殺死的故事，家喻戶曉。布達莉亞訪問他時，他已年過七十，定居于Amritsar。他矢口否認家中婦孺是被殺害的：“離家后，我們要涉水過河。我們本來是大家庭，有些女人和兒童將無法涉水過河，無法逃亡成功。所以我們殺了——她們做了烈士——我家十七人，十七條生命……我們的心為她們充滿憂傷，憂傷和悲哀，他們的憂傷，我們自己的憂傷。于是我們離去，充滿憂傷，沒有一分錢、一口食物……但我們必須離去。不離去的話，我們會被殺，當時是這樣的日子……恐懼？讓我告訴你。你認識錫克教徒這個族群嗎？他們毫無恐懼，在危難時毫無恐懼。她們一點恐懼都沒有。那天，她們從我們家的樓梯走下來，走到大院里，全部坐下，她們說，你們可以犧牲掉——我們愿意做烈士，她們真的做了。小孩也是……有什么可恐懼的？真正的恐懼是失節。如果她們落入回教徒手中，我們的名譽，她們的名譽，都會被犧牲、喪失。這是名譽問題……你自豪就不再恐懼。”
布達莉亞記述了多個類似的故事。婦女自殺或被親人所殺的方式，有服毒、焚身、刀砍、繩勒、槍斃、死。在錫克教徒居住的Thoa Khalsa村，九十名女人集體投井自殺，僅三人獲救。布達莉亞訪問了幸存的考爾，她回憶當時情況：“我們都開口說話，說我們不想變成回教徒，我們寧愿死。于是每人給派了一些毒藥……我們村一個女孩子，跟回教徒走了。她頗漂亮，人人都擔心，一個走了，他們會把我們所有女孩子都帶走……這刻，他們就決定把女孩子都殺死……許多女孩子被殺死。瑪亞房子旁邊有一口井，于是我們都跳進去，有一百……八十四……男孩和女孩。我們全部人。也有較大的男孩。我進去了，帶著我的兩個孩子……但，好像煮菜一樣，太多了，上面的煮不熟，要拿出來。所以，水井塞滿了，我們淹不死……孩子也沒死。后來，尼赫魯來看那口井，英國人把它封了，那口滿是尸體的井。”
在當時以至幾十年后，這類事件大都不被當事人（行兇者或被施害者）及其社群視作暴力事件，反而作為英雄事跡傳頌。與此同時，許多被奸被擄的婦女，大難不死回到家里，卻被視為恥辱。飽受蹂躪的女人回到家里，迎接她們的是這句話：“你為什么在這里？你死了會更好點兒。”
為什么暴力是這么炫目，卻不被視為暴力，反而備受歌頌？為什么女人被強奸的恐懼變得這么實在，以致犧牲性命或手刃親人也在所不惜？這里，強奸遠不是一個女人身體被一個男人侵犯的問題。丈夫對妻子施暴不被視為強奸，也不涉及名譽的問題；丈夫對妻子施暴的權利，有婚姻法律和社會倫理支持。一個女人被“外人”強奸之所以被視為污辱了不僅個人的名譽，還有全家族、社群以至國家的名譽，也是由特定的政治和道德社會界定的。斯碧華（Gayatri Spivak）指出，“女人”成為一個“概念——隱喻”(concept－metaphor)，作為工具，造就男人社群的團結，既是男人的“領土”，又是社群內權力的行使方式。
男人把持的社群身份由女人的純潔和貞節來構造和凝聚，有它的歷史源由。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百多年的民族主義反抗運動，以宗教復興主義為骨干；不論是印度教、回教還是錫克教，都把女性的母親角色和生殖功能聯系于民族國家大業的開展，聯系于文化傳統的保護；女人身體成為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領土、男人集體的財產、反殖抗爭的工具。
用以反抗殖民者的訴諸宗教傳統、抽象女人身體、抹殺內部歧異的民族主義，同時播下了自我相殘的種子，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諷刺。追究原因，不能只怪英國殖民老手奸狡的挑撥離間。女人具體的身體和抽象的喻念，提供了關鍵的鑰匙，昭示民族主義的家國觀念如何維持同一性又同時壓制內部歧異。當兩陣敵對沖突時，爭相糟蹋和強奸對方的女人，成為征服、凌辱對方（男人）社群的主要象征和關于社群的具體想象。許多報道揭示了分治期間敵對雙方把女人身體切割殘害的做法。女人不僅身體受摧殘，更被家人、社群視為污穢之身，使家、國蒙羞，受害者成為被責難者。這種屈辱難以言說。社會用以維持這種榮辱的，非僅是意識形態，也是有物質基礎的，就是家、國賴以維系的權力網絡：它迫使一個女人被強奸后無法在家人和社群圈子內立足，它迫使因奸成孕產下的孩子被社會遺棄。這種權力關系是殘暴然而是無形的。無形的暴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我們稱之為傳統，在危機時期以腥紅的血引人注目，危機過后恢復“常態”之時，無形的暴力繼續存在于集體失憶、失語之中。
在建構敵我對立時，榮辱一方面規范了女人的思行感受，把其置于屈從的關系中，另一方面又在民族的集體身份的敘述中，以女人的身體象征國家神圣不可侵犯的領土，要求的是犧牲“個人”的英雄主義。但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面對著種種限制、匱乏和障礙，發展出復雜的存活網絡。相對于存活復雜性所依賴的邏輯，榮辱的對立邏輯自然不能完全決定一切。
從劫后余生者的敘述來看，“就義”并不慷慨激昂，而是充滿矛盾、焦灼、憂傷。敘述中興格兩次以行動者主體出現時，話句突然中止，行動者改為女人們：“所以我們殺了——她們做了烈士。”“她們說：你們可以犧牲掉——我們愿意做烈士。”否認自己在殺戮中的劊子手角色，把自己降為女人意愿的順從者，但失言時又暴露了殘酷的事實：“所以我們殺了——。”興格的敘述省略了手刃十七個家人的細節；憶述時殺戮情景出現的地方，只有省略號代表的一刻沉默，和重復出現的一個單詞——“憂傷”。這個詞凝聚了恐怖、驚栗、懊惱、悲哀。只有賦予“烈士”的贊美，才能聊以自慰。
劫后余生的女人，表現的是另一種沉默。考爾的敘述，顯示當時情景歷歷在目。敘述塞滿了人物和行為，家族里哪個人殺了哪個人，怎樣殺，都明確地鋪陳，唯是敘述者帶著似乎不為所動的旁觀者口吻，連她自己躍身井中卻未淹死的情節，也不帶任何感情地道出，像說著別人的故事。對比興格重復使用單詞“憂傷”，考爾的敘述完全不表露個人感受。唯一出現的“擔心”一詞，是談到村里一個女孩跟回教徒走了，“人人都擔心，一個走了，他們會把我們所有女孩子都帶走——這刻，他們就決定把女孩子都殺死……”這里，女孩子是“我們”的，決定及執行所有女孩子的死刑的是“他們”；“人人都擔心”的“人人”包括誰不包括誰，是含糊的。
女性的文化形象和行為規范，是謙遜和順從；貞潔、名譽這些觀念的內化，通過使女性依賴所處的社群所容許的存活方式而生產并維持。從上、從外強加于她們的抽象的貞潔和名譽，內化后卻成為她們的責任，是她們發揮主動性的領域，是她們確立自我的途徑。于是，女人央求男人成全她們的犧牲，就如興格和考爾敘述的許多女人一樣。對于她們來說，家中男人不能保護她們過河或突圍，對前途無把握，于是，保持貞潔以至整個集體的名譽，便是她們最能肯定的東西了。
可是，跟回教徒走的漂亮女孩，卻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可以有其它選擇，并非絕路一條。這個“壞榜樣”如雷擊般震撼整個社群，要在女孩子集體“背叛”的觀念和行為萌芽之前把她們殺光。
從實際發生的情況來看，為保“名譽”而殉身，并非女人的唯一選擇，也非所有家庭都以名譽為重。個人的兩難、掙扎、抉擇的空間仍然存在。大量婦女被“擄拐”的故事，恰恰道出了女性在具體環境下所作的適應。
據報道，分治期間，有十萬婦女被“擄拐”。對于印、巴兩國政府來說，婦女被異教徒擄拐，被迫改奉異教，有失國體，因此，兩國政府在1947年12月協議合作尋回“被拐婦女”。政府行為往往是一清二楚地劃界的。印度在1949年通過一項《尋覓及拯救被拐人士法案》，界定所有在1947年3月1日以后與不同宗教的男人同居或發生關系的女人，都是“被拐人士”；這個日期以后所有婚姻無效。兩國政府各派社會工作者和警察組成的“拯救團”，搜尋“被拐婦女”，然后交換，國會甚至討論數目應否對等，猶如交換的是戰俘。官方數字是，幾年內尋回的被拐婦女有三萬人。
拯救過程中出現了政府意想不到的情況。有婦女樂于被拯救回家，但也有婦女不愿被“拯救”。實際的情況很復雜：有些夫妻宗教不同但結合是自愿的；有些家庭逃亡前，為安全計把女兒交托給村內可信賴的異教友人或鄰居；有些女人被拐后，結婚生子，不愿離去；有些女人認為家人不會接納她們的“污穢”之身，不如留下。一些拯救隊社工憶述當時的“怪異”情景：“被拐”婦女被尋獲但未送出境時，在營地外面，圍著一大批哭哭啼啼的大胡子男人，哀求把妻子發還給他們，或讓夫妻見最后一面；營內的女人千方百計要逃出去，與丈夫團聚；有些女人拒絕換回原來的衣服，堅持已皈依的異教；有些更進行絕食抗議。
這些男人當中，有些在家國自保的機制下，可以拐劫、強奸別人的女人，滅殺自己的女人，但在不同的家國交易的機制下，又變了一個樣。他們是“好人”？是“壞人”？至于女人，她們讓我們看到鼓起勇氣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時，雖然充滿恐懼，但作出抉擇、采取主動、突破“內”“外”疆界、搖撼既有價值的能力，卻是家國純潔同一之體所不能抽象抹殺的。抗衡政治、道德的抽象化，就要把感覺、痛楚、欲望、企盼還給血肉之軀。
以分治為主題著述小說的作家有不少，較著名的有Rajinder Singh Bedi，Qurratulain Hyder，Ismat Chughtai等。筆者最喜愛的作家是曼都（Saadat Hasan Manto）。曼都是烏爾都語（Urdu）著名小說家，所寫關于分治的小說，震撼人心。以下是兩則小小說：
《同情》
“求求你，不要在我眼前殺死我的年輕的女兒……
“好吧，就照他的話去做吧……
“把她剝光
把她拖走……”
《遺憾》
刀
劃破胃
直達陰莖
睡褲褲帶切斷了
拿著刀的人
驚異地
呼喊
猶如念咒驅邪
“吱吱吱……我做錯了。”
另一個短篇《打開》，說的是一對父女的故事。年邁的父親帶著女兒莎奇娜橫過邊界，到了另一邊，女兒不見了，父親請求八名年輕的男志愿者協助尋親。年輕人又友善又熱情，在樹林找到驚恐的美麗的莎奇娜，描述她父親的囑咐，莎奇娜才愿意跟他們爬上吉普車。她沒有披肩，很是尷尬，不斷用手掩蓋胸部。
下一個場景是一間診所。一個似無生命的軀體被擔架抬進來，父親認出是女兒，懵然跟著尸體進入醫生診室。里面悶熱，醫生指著窗口喊道：“打開！”
尸體一動，兩手移向褲頭，艱難地要打開。老父興奮大喊：“我女兒還活著——我女兒還活著！”醫生大汗淋漓。
小說沒有對暴力的正面描述。是誰把害羞的莎奇娜糟蹋，故事沒有直說，但讀者可以猜出，正是那幾名四出拯救“自己人”的年輕志愿男子。危難時期的“敵”“我”，對于女人來說，難以確定。可是，莎奇娜已無法說出誰是她的恩人和敵人，在診所里，她喪失了言語、識別的能力，唯一余下的，是對男聲喝令的下意識反應，呼喊讀者進入她打開了的殘損的軀殼，想象、感受她經歷了的一切，聆聽她無法言說的控訴。
人類學者達斯(Veena Das)最初解讀這篇小說，認為父親與女兒分居在兩個世界，父親把女兒身體的一動誤讀為生命復蘇，哪知女兒生猶如死。可是，細想之下，達斯改變看法：當整個社會的父權觀念是貞節高于一切，當女兒被奸戕的身體昭然示眾，這個父親仍只有一個愿望——希望女兒活著；他興奮的呼喊，把女兒拉回他的世界。這是要掙扎活下去的呼喊。女兒的痛苦，在父親的呼喊中尋得理解。
創傷把我們的經驗推到極限；被蹂躪的個人世界里的痛苦，郁沉在身體里、記憶里，言辭不能表達，意義不能解說。但是，在不可能之中，卻要發出老父的呼喊，希望女兒活下去。
面對她人的苦難時，我們是否只能認知痛楚，而不能經驗痛楚？我們怎樣才不至于消費她人的痛楚，不至于把她人的痛楚挪用作自己論述的材料——這樣做，痛楚脫離痛傷者，痛傷者被取消？我們是否能夠沉浸入她人的痛楚里，讓痛楚在我們的身體蔓延，消解掩蓋恐懼的控制意欲和習慣，溶化逃避在兩難中抉擇的冷漠犬儒，讓痛楚化成一面觀照自己的鏡子，在沉淀在我們身上的意義及價值的沖潰中，在不能掌握的混沌的流動中，孕育生的欲望和勇氣？
曼都通過小說讓我們經驗痛苦、恐懼、冷漠，布達莉亞則通過訪談來讓我們接近沉默。她說，運用女性主義歷史學，她學習聆聽最難聆聽得到的——沉默。這個沉默并不讓你闖入、打破，你要學習改變自己的習慣、固執、記憶，才能接近歧異的界域。
斯碧華名之為“歧域”的，是重重牽制的權力關系所粗暴犧牲、刻意遺忘的領域。歧域既不是自然存在的狀態，也不是自由選擇的狀態。社會生活里存在各種歧域，以暴力劃界，由強權、壓迫、宰制、欺騙來維持。歧域是“理性”、“想象”瀕臨崩潰的邊緣，是在重重不可能中繼續下去的深淵；在這里，“瘋狂”、“死亡”是生之機。
斯碧華用了一個比喻——“強奸之子”。因奸成孕產下的孩子，混有強奸者和被奸者的血。孩子是強暴的產物，可是強暴不能摧毀一切；母親被強奸后，仍誕下孩子。不是要感激強暴、歌頌強暴，而是要看到強暴下也有新生，強暴帶來種種延續強暴的后果，帶來種種不可能的兩難，所以也帶來了延續強暴或面對強暴的能力。斯碧華稱之為“促生的暴力”。面對強暴，“受害者”認命般的啞忍或緊抱著“受害者”姿態發泄怨憤妒恨，皆是對強暴的招手，在有意無意間讓強暴延續其慣性的軌跡。要改弦易轍，便要從打斷慣性著手，不斷反觀自己的“合謀”，改變對自身和周遭事物的閱讀習慣，讓有創造性的行為成為可能，讓自己投進改寫由暴力主導的命運的努力；這該是翻弄、擾亂安寧的歷史給我們的寶貴啟示。
2001年5月1日，在香港中環行人專用區，多個外地和本地勞工和社區團體以話劇、舞蹈、朗誦慶祝勞動節；隔著一重玻璃，在咖啡室里，布達莉亞向筆者講述最新的一些故事：最近兩三年社會上越來越多的人再行審視分治造成的創傷，不僅有更多的公眾討論，而且有不少人開始行動。有一名錫克教徒名叫Singh，回到以往伊斯蘭教村民占多數的故鄉，向當地的村民提出兩個心愿：他想從井里喝一口水，他想與村民共同進食。即使在分治前，同村的不同宗教的人是不會從同一口井打水，或一起進食的。但當地村民欣然接受了。他回來在錫克教徒聚會上感動地說出這個故事；他說“一旦毆斗了，之后還有什么可做——除了和解之外？”
布達莉亞還說了她剛在四月協助組織的對話。喀什米爾和印度東北地區，長年處于緊張沖突之中。布達莉亞讓兩地各十多名婦女來新德里，與當地五十名社會活動家一起，進行對話，交流女性在沖突之中經驗的創傷、面對的艱困、尋求的互援。三批女性宗教、文化、社會背景都不同，可是，都從對話中看到各人的生的欲望和勇氣。
布達莉亞努力讓不同文化的對話促進每個人與自己的對話。人民文學出版社翻譯出版了《沉默的另一面》，不也是要促進中國讀者與自己的對話嗎？不也是相信直面自己的歷史、接近沉默的異域，會帶來改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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