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幸會更無前
——首屆中國古體詩詞創作學術論壇側記及人物速寫
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副會長 忽培元
2011年10月30日上午9時,北京國際飯店二樓彩虹廳,由于詩人詞家和評論家們的到來,這里顯得異常熱鬧又透著親切和諧與溫馨。
作為首屆論壇的主持者何建明,仍然是平素那般低調謙和的姿態。眼前那么多全國性、重量級的人物,那么多老領導、老將軍、老詩人、老前輩,還有名流、大家、大碗……一看名單子,真正是詩壇群賢畢至、學界高朋云集,可謂銀發一片、絕頂一片。如此的隆重場面,怎樣的派頭才能壓得住臺?然而,何建明那蘇南人講普通話特有的陰柔依舊、謙和依舊。他顯然了解自己,更熟悉在座的各位。寫詩作文之人,才華無論大小、成就不比高低,有緣相會,皆是朋友,誰還拘泥于外在形式。文友們眼里,建明雖已是中國作協領導,但依然是一介質樸文人。他依舊勤奮、誠懇、務實、真誠,愿意為大伙兒服務,在作家詩人中很有人緣。他是作家隊伍中的勞模,更是領軍人物。是硬靠自己的勞動和苦力,靠近千萬字的優質報告文學作品步入文壇、升堂入室的。他這顆明星不是一鳴驚人、曇花一現的“流星”,更不是徒有虛名的“布老虎”,而是憑借著自己的努力、耐力、實力和人格魅力,緩慢地升騰起來。他此刻正以中國作協出版集團掌門人的身份主持本次論壇。開場白講得同他為人一樣樸素親切:“同志們,我們每個人都是先讀了傳統詩詞,然后才進入自身創作的……詩詞是文學作品中的瑰寶,特別是傳統的古典詩詞,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獨特的藝術魅力……不論你從事的是哪一種文學樣式的創作,都離不開古典詩詞的熏陶。可以說沒有傳統詩詞的滋養,我們就無法創造出新的藝術。六中全會剛剛開過,我們中國作家出版集團、中華詩詞學會、中華詩詞研究院三家聯合舉辦這次論壇,意義十分重大…… ”
客觀地說,國務委員馬凱同志的到來,無疑是本次論壇一大亮點。像此類民間團體組織的專業性很強的學術會議,北京每天不知同時有多少家在開。但是能夠邀請到國家領導人出席的,恐怕再沒有第二家了。因此每個與會者心中都感到了一種或多或少的榮耀與自豪。這也許就是人們所說的虛榮吧。馬凱先生畢竟是一個脫俗而具有不凡智慧的人(庸俗與愚蠢,顯然是當下某些自我感覺良好的官員最致命的兩大弱點),他既然不恥下問地來了,就低調巧妙地把自己嚴格區分于一般附庸風雅的官員應邀參會的那種被世俗捧著的角色,而選擇一個與大家平等、自己又舒服的位置——不突出身份、不作講話,發言也是放在末尾。這又是破天荒的一舉,是為官員業余參加學術會議樹立了一種新的范式和脫俗的標桿。其實我看他也絕不是在故意作秀,作為名副其實的詩人,他的確有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敬畏和尊重情結。是基于對中華傳統詩詞的熱愛和確實地對于到會各位前輩大家和同道同仁的尊重。或許是人以類聚,或許是有了馬委員的帶頭,反正同時到會的周克玉上將、喻林祥上將、翟泰豐部長、胡振民主席、陳進玉主任等等,也都顯出安詳平和如春風秋水一般的謙恭可愛。他們也不作重要講話、也不即興發言,只是從頭到尾洗耳恭聽。那專注謙恭的神情,顯然早就忘記了自己的功名,而癡情拜倒在中華詩詞門坎之下,甘做虔誠的入門弟子了。不論身份、人人平等,這恐怕是本論壇開啟的一種風格和特色所在。可謂是掃一股俗氣,開一派新風。風正氣清,與詩人的成長與詩詞振興均有益處。
開場白之后,中華詩詞學會住會名譽會長鄭伯農代表主辦方致辭。他坐在那里,一言不發的時候,蒼發豎直,面容和善,神色如同孺子牛一般的魯迅先生。當著開始發言,總是風塵仆仆的他,又令人想到安史之亂后一路由長安北上延州,途中寫出《北征》與《羌 村三首》的大詩人杜甫,是一幅憂國憂民的悲苦神情。然而,那滿臉的風塵煙火之色,卻遮不住古稀詩人目光的睿智與不露聲色的幽默才情。鄭先生是享譽我國文壇的著名文藝評論家,更是一位老而彌堅、詩興正濃的激情詩人。他當下的古體詩詞創作,正是方興未艾。不單是合轍和韻,更是哲理深邃、思想深刻、充滿了悲憫情懷、醒世擔當和針砭時弊的高士品格與戰斗精神。他的《詩詞與詩論》集,得到文壇一片好評,絕非因為他的會長身份,而是因他令人折服的精神指向與藝術特質。他堪稱名至實歸的詩壇領軍。他的詩詞見解,樸素而親切、務實又積極。既不高深莫測、令人望而卻步,又不隔靴搔癢,叫你入贅十里霧中。談起詩詞的繁榮,鄭先生如數家珍:“我們中華詩詞學會目前有會員18000多人,加上各地,人數在百萬左右,創作的詩詞每年在幾十萬首以上。各省市(除了西藏)都成立了詩詞學會。各縣、各區也都成立了。省、市、縣經常都有活動。可以說詩詞的創作與普及是空前的。過去民歌在百姓中,新詩在文人中。現在詩詞正在百姓中普及。我們搞專業文藝,往往是我演出你觀賞、我出版你閱讀……但詩詞有很大的互動性。過年過節用手機發一首詩詞致賀,成為了新的民俗。詩詞、楹聯、書法,已逐漸成為群眾互相交流、鼓勵的精神載體,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國外華人聚居處,必有中華詩詞。特別是毛主席詩詞,更是深受歡迎……也存在兩個問題,一是質量問題。二是愛好者中青年人較少。如何提高質量,如何在青年中普及?值得研究……古體詩詞與新詩的關系,我認為應該是‘同榮并盛,比翼雙飛’,根本不存在誰能夠取代誰的問題。毛主席在給臧克家的信中是講過不主張青年人學習寫古體詩。但他的想法也有變化。1965年他同湖北省委秘書長梅白有一次談話(梅可謂是毛主席的詩友,曾提議把‘別夢依稀哭逝川,改為‘咒’逝川,因此主席稱他為‘半字之師’),毛主席對梅白說:舊體詩詞要發展,有人想否定它,我看一萬年也打不倒。……
新任中華詩詞研究院院長袁行霈先生,清瘦儒雅,目光炯然,言語之間透著仙風道骨。在當今之世,耄耋之年精神矍鑠且飽學勤勉的老人其實并不少見,但思想如此敏銳、觀念如此新銳者可就千里挑一了。袁先生1930年生人,依然腰板挺直、行走快健,可謂是青春不去、老當益壯。他的發言,充滿了年輕人般的睿智又不失學者的嚴謹分寸。那種精明慧敏以及稀語如金的拿捏功夫令人信服:“論壇向社會發出一個信號,古體詩詞不僅還活著,而且還有那么多的作者和讀者!這與創作成就有關……事實證明,我中華古典詩詞這種傳統形式,仍然具有強大生命力。……然而,題材只是語言形式,并不代表質量高低,是人的水平才是決定因素。五四以后古體詩詞創作一直沒有停止。毛主席、朱老總、葉劍英、董必武、謝覺哉等老一輩革命家在寫。魯迅、郁達夫、聶紺弩等大文豪、大作家也在寫,一些著名新詩人老年時期也在寫,如賀敬之等。如今更是作者云集。不單是省市縣有詩詞學會,不少農村鄉鎮和城市社區也組織了這類社團,全國達到兩千多個。公開出版和內部發行的刊物有一千余種,詩集每年大約印千余部之多。一個古體詩詞創作的熱潮正在全國形成。前不久,在中華詩詞研究院的成立大會上,馬凱同志就詩詞創作發表了高屋建瓴的見解,值得我們很好地學習理解。研究院要組織開展詩詞創作,更要搞理論研究。理論研究應該是我們今后任務的重點。我們已經草擬了一批研究課題,如中華詩詞的當代審美取向……等等。要拆除新舊詩歌之間的藩籬,共同發展繁榮……”
年輕的北大教授錢志熙著述甚豐、人稱北大文學“少帥”,但在這樣的場合登臺發言明顯有些緊張。然而他的觀點,倒是宏闊獨到、可圈可點:“……新詩崛起之后,古體詩仍然存在。這體現了體材本身的強大生命力。回顧歷史,總是新體出現,舊體并不消亡,往往是新舊體并存。而且舊體也照樣能夠涌現出杰出的詩人和詩作。例如唐代,格律詩與古體詩并存,李白、白居易就是復古詩人,名作大多都是古體。漢魏六朝古樂府在唐代,一直處于很高的位置。五四以后,把舊體詩視為‘死亡’的形式,顯然是一個誤會。我小的時候,見鄉村知識分子也寫一些古體詩歌。一直認為是抱殘守缺。以后才明白,那是傳統詩詞的影響力和生命力所在。今天來看,世界范圍內再沒有第二個像中華古典詩詞如此完善的體材系統了。正是這種優勢,才使得新詩無法取代舊體詩。這種體材體系的藝術傳揚性極強,各個時期都有人在創作。從目前來看,反應最好的還是古體詩詞。當然,也應當承認,五四以后,古典詩詞創作的水平還是在下降。當代傳誦的名篇并不太多。好詩也要精選,要許多人參選才行。古代的詩詞,也不是一經問世就成了名篇,也是選出來的。唐詩的流行也與篩選有關。傳統詩詞的生命力還在于創新,要有新境界,新意向,新內容。毛澤東詩詞是新的,還有當代不少名家的作品也是楷模。歸根結底還是個繼承與創新的問題。舊體詩詞發揮出了新的功能,相比之下,倒是新詩缺乏傳統文化的底蘊。”
中國工程院院士、世界知名的流體密封工程專家 王玉明先生,個子雖然不高,但西裝革履登臺發言聲音格外洪亮,就像參加國際會議一樣的鄭重其事。他是典型的學院派業余詩人,發言基本是照本宣科。院士客串詩人的結果,使得他的發言,顯得思路嚴謹慎密有余,而思緒靈動浪漫似有不足。他顯然把自己的詩詞創作看得同研究流體密封科學同等重要。發言邏輯嚴密,充滿了學者加詩人的自信。只是他的《荷塘新月》詩集讀來,并不像他個人感覺到的那樣精彩,反而是他贈給筆者的一本沉甸甸的攝影作品集,倒顯得更為專業一些。詩詞就是這樣一種牛脾氣,它傲骨錚錚,不事權貴權威,不容自視清高,只認真才實情。王先生說:“我是舊體詩詞愛好者,從初中時就愛好,一直初衷不改。先后出過兩本詩集。《荷塘新月》是新近出版的,反映了我對古典詩詞新的思考和探索。”接下來,老人家著重談了新舊詩詞的共同發展問題。“我很同意馬凱同志提出的‘求正容變’。關于新舊聲韻的問題,有人反對新聲韻,我不同意。現代人應該比古人更寬容些。如果新詩死守老規矩老標準,那是沒有出路的。我同意‘倡今知古,雙軌并行’。詩詞格律和聲韻只是入門,難就難在寫得優美、有創新。新詩五四以來,獨霸詩壇,排斥舊體,我表示遺憾。”
我國著名詩歌翻譯家、老詩人屠岸上世紀四十年代肺病不死、五十年代‘反右’中下放勞動抑郁而不倒,七十年代關入牛棚上吊竟然‘未遂’,可謂是九死一生。眼下已經活到88歲還是精神矍鑠,誰也不會相信他能活到這么大年歲。從旁觀察,他長壽的秘訣其實不是依靠養生有道,而是憑借精神有寄托和堅定的信仰。這與他在人生漫漫長途上摸索半個多世紀,毅然決然地選擇詩歌為伴,堅信辯證法有關。因為只有詩歌之美,才能最為有效地拯救人脫離功利之苦海、唯有辯證思維,才能使你正確對待自我、了解適應客觀世界。屠老先生是跨世紀的詩人大家,可謂德高望重,老少皆敬。大家鼓掌請他提前發言。他開壇伊始,精明通達,不禁令人想到孫過庭《書譜》中論書法布局的三種境界:先取平正,而后奇險,復歸平正也。老先生顯然是有備而來,上去就開始朗讀稿子,而且語速又快,筆者只能記錄大意:“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打倒孔家店’過激。幾乎所有的大文人都不用白話作文,以后更是無人從事文言文寫作。只有錢鐘書先生是一個例外。在許多領域白話文已經是一統天下。詩歌領域,雖然新詩一枝獨秀,但新文學的大師們卻還在寫文言詩。事實上他們寫作的勁頭很足。毛主席等也發了大量文言詩。眼下作者更是大量涌現。新舊詩詞,可謂是是雙峰并致。聶紺弩是值得敬重的。古人寫古詩吟古詩成為風氣。如今也應當提倡吟誦。詩詞的新舊不代表內容的新舊。白話詩也可以思想陳舊,古體詩也可以思想新銳。文言文是古代人運用的一種文體,文言文難懂,但簡約耐讀。今天再來看,文言文也有頑強的生命力,至今沒有死亡。為什么在近代語式中,對于古漢語只有詩歌可融,而散文難容?我看與吟誦有關。朗誦與吟誦不同。吟誦更接近于歌唱,便于把詩詞傳播普及到民眾。今天有一種批評于振興詩詞不利,如籠統地認為當下是‘應景詩’泛濫,‘假古董’成災,我看也不盡然。提高只有建立在普及的基礎上。我們應當牢記,一個民族沒有詩,這個民族就會滅亡。”
我的陜西鄉黨、著名詩人雷抒雁兄,雖已年近古稀,倒還保持著一個“關中冷娃”的童心和真正詩人的氣質。他身穿一件乳白色皮質中式上衣,頭戴米黃色鴨嘴形文藝帽,一上臺發言,首先發泄不滿:“說兩句題外的話,前幾天剛從中國詩歌節歸來。詩歌學術座談會,應該著重介紹專家詩人,不應光介紹領導。可詩歌節上介紹來賓僅僅截止到副部級以上。我們今天好像也是這樣,我看這同學術研討會的內容很不相符……”他情緒有些激憤,全場為之愕然。馬凱先生插話說:“我非常贊成抒雁同志意見。我們幾位是作為詩的票友來參會的。會前我也建議不要設主席臺,搞成圓桌會議,我們就坐在下面,同大家一起討論。”何建明說:“考慮到是首屆論壇,應該有個儀式,以后專題研討就不這么搞了。”雷詩人反倒有些不好意思,說;“閑話不說,言歸正傳。”一段花絮,值得一提。其實雷詩人此舉,也并非多余。這當然也不能說就是民主意識,至少是一種敢于頂風之態度。時下拜金、拜官之風日盛,大有甚囂塵上趨勢,庸俗之風,無孔不入。文壇并非真空,詩界亦非圣土。些許灰塵飄來,不及時清掃,也會積垢難除。如此解讀,也非題外之意矣。好在雷詩人情緒一轉,言歸正傳:“現在古體詩詞創作量大,作者不少,有些作品,反映也不錯。只是多數作品質量還有待商榷。詩詞不是誰一句話可以定乾坤。它本身有自己的規律。詩寫得太隨意不行。古人講“兩句三年成,一吟雙淚流。”我們寫古體詩的同志,誰有過這樣的感受?我看不多。寫詩是戴著鐐銬跳舞。你感受到的是不是詩是最重要的,而不在于形式。要真正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才行。過去評價詩經,說‘頌不如雅,雅不如風’。風是來自民間,是老百姓寫的,因此充滿了能夠打動人心的真情實感。如今寫舊體詩的人多、作品多, 數字固然很可喜,很驚人,有時也很可怕。交際的,逢迎的,到哪視察的……表面化的、應酬的多,比較膚淺。應當提倡‘巨刃磨天,金針刺繡’的精神。最近我嘗試著用元曲寫了一首小令,也算是一種嘗試吧。湖南有一座橋垮了,一下子死了幾十人,我就寫了一首《招魂》,為這些民工招魂。”雷詩人說著,忘情地朗誦起自己的詩來。
作為新中國第一代農民詩人劉章先生,那刀刻斧斫般的沉郁苦澀神情,令人想起我們陜西的農民詩人王老九。他顯然是一位真正的人民詩人,并且是下死了決心要一口氣“日出唱到太陽落”的。他也許是當代詩人中堅持最久,創作最豐者之一。從17歲發表第一首詩作開始,老劉就沒有停止行吟的腳步。不單是著作等身,碩果累累,而且是弟子三千,桃李滿地。然而他質樸依舊、謙虛依舊。當家鄉人把它與郭小川相提為“承德詩壇升起的兩顆巨星”時,劉先生急電制止說:“千萬不可拿我與郭先生幷論,我永遠是郭先生的學生,永遠是詩歌的學生。”單純而執拗,透著一股綠野仙風,一股可貴的新鮮銳氣。大病之后的他,越發的瘦骨嶙峋,雙目深陷卻更加顯得炯然。他發言時由于激動,明顯有些氣短,但話卻是丁卯相扣、擲地鏗鏘:“我是寫新詩開始,后來客串舊體詩,說來也有十幾年了。我曾經講過,舊體詩即使把它封存二百年,誰讀殺誰的頭,它也封不住、禁不絕。因為它是與漢語與生俱來的。我岳父不識字,還在吟“白日依山盡”。以毛澤東詩詞為首的高峰,更是一個明證。1986年中華詩詞協會成立,到今天另一個高峰的到來,又是一次證明。當然就整個文藝而論,詩歌退居邊緣是事實。沒有精品力作,也是一個原因。新詩近期以來,人們看不懂。許多詩背離了大眾。由于對新詩不滿,使詩人們和讀者又轉向舊詩。有些新詩讀不懂,既沒有美感,又沒有思想。自從毛主席《講話》提出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后,許多門類出了大成果,新詩也不例外。新詩后來的問題就在于脫離生活、脫離群眾。大前年的汶川地震,被稱作‘文壇地震’,救了新詩一命,才出了一些較好的作品。舊體詩表現大場面、大題材有限,還是要用新詩。寫新詩讀經典古詩,寫古體詩欣賞好的新詩,是一種享受。無論詩歌怎樣退居邊緣,我們的努力不能停頓。要勇于創新,語言要有新開創,內容要有新開創。要下功夫修辭煉句。有一首詩歌頌毛澤東,說:‘縱使珠峰削千尺,仍是中華第一山’。這樣的句子,肯定要流芳千古,還有一首反腐敗的,說:‘怎奈公仆變公害’一句,也是難得的好詩。詩歌的出版也有問題,有些能銷售了,卻沒書可售,要加強出版,讓詩詞同群眾見面。”
詩如其人,汪國真一看就是一位才高氣盛之人。卻又有點兒他并不自覺的小馬拉大車的滑稽之感。過去沒有見過面,卻早從他的詩中,隱約感受到一顆精明與世故共存的凡夫之心。他的那些十多年前曾經流行校園的淺閱讀詩作,不錯的價值取向與淺顯的文字表達就像汽水飲料或大碗茶水,在炎夏時節讓焦渴難耐的大中學生們喝上一瓶半碗的,絕對也沒有什么壞處。而且肯定比那些高深莫測的渾濁朦朧或低級趣味的歪詩邪詞要強上十萬八千倍。其實汪詩的階段性流行,正是詩歌的青黃不接時應運而紅的。詩人文士喜好標新立異,也屬常理可容。好久沒有聽說他有驚人新作,原來是集中精力在搞詩歌的音樂普及。詩人搖身一變,客串作曲。而且是大量的,一譜就是四五百首,把小學初中課本中的古詩悉數譜完,并全部制成光盤在全國發行。而且還要再搞上四五年,決心把所有的古典詞悉數譜曲,以便于流傳。他的口號是;“讀不如寫,寫不如背,背不如唱。”他還自豪地說“用音樂的形式普及古體詩是我目前干的一件大事。”還說,“我創作新詩大家了解,有時也寫舊詩,就沒有人知道了。”汪先生開談有一個特點,就是只談自己,不涉及任何別人。“我的詩被盜版22次,可見新詩還是受讀者歡迎的。群眾出版社出了我的舊體詩,我當時沒底。結果,舊體詩也賣完了。”他說著竟然當場放起了自己為一首唐詩寫的曲子。播完之后,未經主持人同意,又放一首自己為自己的詩譜的曲子。結果由于過長,又不動人,被主持人叫停。這才很不開心地回到座位。當下有同志議論,說他是班門賣斧,說真正的詞曲大家還坐在那里一聲不吭,你竟敢大談作曲!筆者倒是不完全同意這樣的觀點,通過音樂載體普及古典名作,這個想法及努力很定是有益的。而大家在場,別人也可以講話嘛。用別林斯基的話講,“大狗小狗”都叫起來,那才熱鬧,才可能出現繁榮局面。不過他這么一搞,當場就退席幾位,皆是文壇名家。
相比之下,詩人客串寫雜談的葉延濱先生倒是善解人意,工于言辭:“古體詩歌和新詩是并行發展的兩兄弟。”可謂是先聲奪人,“我過去是編《詩刊》的,較注意更多地接納古體詩歌,形成新詩老詩互相學習,共同發展的態勢。在我看來,二者的關系要和諧,應當做到三條,第一,要互相尊重。長期以來,新詩作者對舊詩不屑一顧,舊體詩作者老是講對新詩看不懂。我看就是互相關系沒擺正造成的。新詩和傳統詩的關系,本質是爺孫關系、父子關系。可最后卻成了仇人和冤家,無論怎么說,好的新詩,真正中國氣派的詩歌,其體內都流淌著傳統詩歌的血脈。就像爺孫和父子,不可能沒有血緣關系。如果有了互相尊重的意識,就好比爺孫和父子之間,代溝自然而然會縮小。孫子不會埋怨爺爺是老朽,爺爺也不會再喊讀不懂孫子了。傳統詩詞之所以能夠經久不衰,就是因為其植根于我們民族文化的基因。許多新詩作者之所以不能持久,就是因為缺少這種文化基因的滋養。第二,要互相學習。寫古體詩詞,首先要懂規矩、識大體。‘體’就是詩詞的傳統格律。這是向傳統學習,新詩創作也有個向傳統學習的問題。而二者的關鍵都在于敢創新,敢冒尖。第三,要互相包容。當代新詩創作出了不少大家,如艾青、臧克家、賀敬之、郭小川等,他們非但不排斥古體詩,而且都從古體詩詞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中華詩歌家族中不能沒有古體詩。最后一句是講給何主席聽的,艾青先生曾經講過,‘不要把中國作家協會,辦成中國小說家協會。上屆主席團成員名單中,詩人僅有幾位,而寫小說的占了絕大多數。”(大家笑)
當過兵也當過編輯的南人蔡世平,是相對較為年輕又有較大創作實績的古體詞人。他的詞雖然有些絮絮叨叨的啰嗦,但語言樸實、感情真摯,小家碧玉,是真正的當今普通人填的現代版的傳統詞章,可謂自成一家,別無分店。真正是用鮮活的當代生活語言寫古體詩詞,很有自家個性。他結合自己的創作實踐,從漢字語言的角度來談古體詩詞的寫作,也是別開蹊徑的一家之言。相比之下,他的詩詞的缺點,也許正在于缺乏下面這位王老弟所推崇的那種非凡的志向和情懷。
孤陋寡聞的我,竟然對詩人王久辛一無所知。只是聽他發言時,才感覺此君后脖頸明顯有根強筋,不是陜西人至少也是一條西北漢子。真的,說他像鄉黨,倒不是因為口音,而是言語之中隱約透著西北人的耿介與直白。話鋒是唯恐不銳,褒貶則生怕不明。缺陷是往往會有撞磕。一生做事為人,成亦在此,敗亦在此矣。詩人倒是不必顧及這些。且聽其所言語:“中國漢詩創作進入大繁榮但未能達到大發展。一是缺少大志向。二是沒有大悲情。缺乏偉岸驚天的大志向,如毛澤東、聶紺弩、納蘭性德。(筆者當時納悶,怎么把這樣互相毫不搭界的三個人拉在一起說話?至今還是不解,以為是自己聽錯了,曾打電話向王久辛核實,還是說的這三個人。)毛澤東每遇危局災難,都有大創作。他仿佛是隨手一揮,就可以寫出驚天動地的詩句。原因就在于有大志向、大抱負。是剛強的人寫剛強的詩。大志向,大抱負,產生偉大詩篇。聶紺弩的人生經歷充滿了常人難以擔當的苦難,但他不是把苦難直接發泄到詩中,而是總把苦難嚼碎了咽進肚子里。把凄苦的遭際化入悲情的詩句中。詩到窮時句句真,納蘭性德的詞,正是此話的寫照……”聽著他的發言,就覺得此君是真正的詩人,話叢之中,隱約地藏匿著“眾人皆昏,我獨醒”的意味。傲氣同傲骨渾然一體,其實這也許是一個詩人當有的氣質,獨立不群與醒世驚俗的責任與擔當。
詩人、編輯家周興俊長期從事案頭工作,顯然是善做而不善講的哪一類專家。精通詩詞格律和音韻之學的周先生筆名“易行”。他的發言著重強調了詩人要實踐“三貼近”的問題。“三貼近”,這聽起來更像是一句政治口號,有些寫詩的人一聽到“口號”二字就有些煩,就不愿意聽。其實這才是真正寫出好詩的秘訣所在。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這不僅僅是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的一項重要要求。而是從毛澤東的延安時期開始,就一直強調此道。不僅是針對新聞和文藝,也是針對一切工作而言。眼下遵循這一要求,宣傳思想戰線把“三貼近”作為改進和加強自身工作的一條重要指導原則。 易行先生強調此道,也是深有感觸。接下來他著重敘述了近期的一次北大荒采風活動,說明三貼近無疑也是詩詞創作的重要途徑。還熱情地列舉了不少下去深入生活新創作的作品加以說明。最后強調:“古體詩詞沒有精品力作,就沒有前程。”
詩人梁東,原先據說是煤炭部的司長,聽他發言,那高亢的嗓音和激情,怎么也不會想到此翁已是80多歲老者。它主要講的是詩教問題,體現了少年人一般極強的社會責任意識。他談古論今,旁征博引,激情奔涌,令人信服。“我們的學校為什么培養不出大家、大師?我看缺乏詩教是原因之一。詩歌可以啟德、勵志、育美、健心……詩歌是人類最高的精神仰望。通過詩歌可以點燃人的生命之火,煥發人間大愛,培養審美情趣,激發豐富的想象力,喚醒文化自覺進而增強文化自信,以致培養創造精神與能力。總之,詩教可以強中固本,是實現素質教育的生力軍。”云云。緊迫之情溢于言表。
北京大學教授周篤文老先生,可謂是到會發言中一位博古通今的詩詞點評家。他鶴發童顏、笑容可掬。談論起古典詩詞,頓時眉飛色舞:“詩不是寫出來的,而是做人做出來的。中華古典詩歌的源頭可以追朔到4800年前的堯舜時代……靈光爆破,開啟了詩星之海。任何傳統都有一個集成和創新的過程。八百年以來到當代,偉大詩人沒有超過毛澤東的。兩漢四百年沒有超過漢賦的。好詩要能夠給人以陌生感與新鮮感……”他如數家珍,邊講理論邊舉例點評,對青年詩人給予鼓勵、厚望,對當代古體詩詞創造充滿信心。
年過花甲,仍然是一頭濃密板寸黑發的李文朝將軍,目前正以極大的熱情,主持著中華詩詞協會的常務工作。每天難免有許多的事務纏身,但他卻保持著旺盛的創作熱情。他新近出版的詩詞集,呈獻給讀者的是一顆子弟兵戰士到文職將軍的赤子之心。山東農民的樸實、中國軍人的威武再加上一個癡情的行吟詩人的正義與責任,組合成李將軍的言行風格。他在發言中公然宣稱,自己作詩填詞就是要歌頌崇高、記載重大歷史事件,謳歌我們偉大的時代與人民。他推崇先賢主張的兩點:一是時代精神,二是便于群眾讀懂。為此,他不怕有人批評自己的詩有“標語口號”之嫌。這是一種勇氣,或許也是一種階段性的理解和認識。其實李先生的詩詞中,也不乏抒情寫景和寓情于景的含蓄之作和耐人品味的婉約佳品。從主體意識上講,他只是在表達一種“矯枉過正式的”看法而已。他只是針對那些局限于個人小情小調式的小男人小女人詩歌,而主張讓傳統詩詞注入宏闊的主流,化入時代的精神。
林岫先生是現場開壇者唯一的坤角正旦,可謂是氣正腔潤,字句璣珠。她就坐在筆者身旁,過去只知道她是名震中外的書法大家,孰不知,她于傳統詩詞的緣分更是久遠深切。用她自己話講,“書法本是客串,詩詞鑒賞才是我的本行正業。”這位天津南開大學中文系出身的才女,又因禍得福在大興安嶺的密林深處面壁修煉八載,這才鑄就了她的南人北成的雪松般正直堅挺、剛柔兼備的特立品格。其實她的古詩詞創作,更是出類拔萃,即鐵骨錚錚,又柔情似水,可謂是書家僅有,教授罕見。她發言的主旨是強調繼承弘揚中華詩詞的點評傳統。印象之中很少有人像她這樣一開口講話,就能牢牢抓住聽眾,且使你始終無法分散注意。她的表達的準確與新穎顯而易見,加之那目光的熱情與柔慧,完全打破了年齡與性別的標識而導引聽者進入到一種出神入化的忘我境地。李白杜甫在他的點評之中,變得親近而復活起來,平平常常、司空見慣的一首詩,經他一點,這就傳神生動起來,令人矛塞洞開。“點評是中華古典詩詞鑒賞的重要方法。”她說。“歷代的詩話詞話,都是點評的經典。名點名評舉不勝舉。點評方式也是非常靈活,不拘一格。過去的點評,除了鑒賞,主要是批評。往往高聲撞鐘,一下子就可以驚醒不少人。數家并點,在古人也是很普遍的。日本人講,讀了‘點評’才知中國的漢詩是多么的了不起。所謂點評,就是高人品味古賢。沒有點評你就可能對一首詩迷茫數年。點評足以授人以法,啟人以智。減少盲目性,增強自覺性。當前有些個點評,只論好,不言劣;重義理,輕法趣是通病。點評能說到位,才能達到預期效果。只有弄清楚了何以優,何以劣,才能日日有新進。不然你就是再勤奮,只是一味地重復錯誤,其結果也只能是多者多矣,實難成詩。藝術的創作要有規矩。格律正在性情之外是嫻熟的境地。入門起步,必須先識體懂規矩。點評正是可以擔此重任。啟人智,授人法,標詩性,明詩理。作詩就是心理獨白。能讀懂文學作品,其實就是一種生命的體驗。 只有讀法識法,才能讀懂讀透。好的點評,需要廣博的知識,需要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法學、美學等種種學養的支撐。點評應當是誠信當先敢講真話,好就說好,惡則言劣。要真正搞好點評,就看學識、膽識、眼力、定力、信心和決心……”
音樂文學專家王立平先生,首先給人的印象是溫良敦厚。人倒是長得五大三粗,高度近視的樣子,喜怒不形于色。只是碩大一個發達的前額,發際脫到了頂后,才顯出“聰明絕頂”的昭示和融融大度的模樣。就是這樣一副官員富態,不開口說話,你是絕對不會認為他是搞藝術的。卻不知此公卻屬有真才實學,而不事吵作哪一類型。作為音樂的行家,又是詩詞的里手,是一棵植根于傳統文化根基上的茁壯茂盛之樹。這樣的一棵樹,風雨是很難撼動的,浮光掠影也是很難透入的。 他是真正有著自己的世界的哪一類藝術家。在別人的眼里,他們也許是風光的,也許是寂寞的,但他們自己只用“痛苦”定位自己的創作生涯。這是天才人物的境況,是常人斷然難以想象也無法企及的境地。正因為是大才,因此他的外在形式才會那樣的樸素。他的《牧羊曲》、《紅樓夢組曲》才那樣的驚世駭俗,登峰造極。“好詩才迷人。詩與時代,詩與老百姓的關系很重要。研究老百姓對于音樂作品的反應是我一貫的課題。大家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我時常問自己。應該讓詩詞插上翅膀,把精髓理念注入詩魂之中……”他的發言就像自言自語。最后,一首情真意切的《鐵鍋歌》激起滿堂喝彩,把論壇的發言推向了最后的高潮。
開頭自許是“詩詞票友”的馬凱先生,他的整整一個上午,又一個下午全神貫注的洗耳恭聽,證明了他的確是一個詩詞愛好者,是一位重情重義、頗有憂患意識和悲憫情懷的地道的詩人。他最后講到 :“沒有過多的話,聽了一整天,談一點感想,提一個問題。大家都講得很好。聽了各位的發言,很受啟發,很受教育。六中全會剛剛開過,我們舉辦這個論壇,恰逢其時。發揚優秀的傳統文化,也是文化建設的重要領域。大家的發言涉及到中華詩詞的方方面面,很多發言有新意,有深度。如林岫先生講得對我就很有啟發。葉延濱提出新詩走下坡路是缺乏傳統文化的基因,也很有新意。傳統詩詞發展的問題在于精品力作少,宣傳研討缺乏,評論和評選也是短腿。只有創作與評論兩個輪子都轉起來,才能健康發展。另外貼近生活,走向大眾還有待于推動。進校園、進課堂、進社區、進部隊都還不夠。這些都有待于我們在座的各位共同努力實現。提一個問題:就是統一名稱的問題,現在叫法不少,有些雜亂。有的叫舊體詩詞,有的叫古體詩詞,也有的叫古典詩詞,究竟叫什么好呢?我提出來供大家討論,最后確定一種叫法。”
經過一番討論,最后多數人同意稱“中華傳統詩詞。”
媒體報道曰:王立平、陳鶴良、閔凡路、劉征、岳宣義、賀茂之、高立元、忽培元、趙長青、艾克拜爾·米吉提、葛笑政、韓作榮、陳廷佑、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會長劉潤為、周興俊、蔡世平、孟繁錦、張婷婷、查干、金哲、張同吾、李文朝、周篤文、沈華維、林岫、梁東等100多位詩壇專家學者參加了本次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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