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熱愛文學的朋友，心里大概都有一份世界著名作家的名單，比如，我國的魯迅，矛盾、巴金、老舍；比如俄羅斯的大托爾斯泰、高爾基、契科夫、普希金；比如法國的巴爾扎克、司湯達、雨果、左拉；比如英國的莎士比亞、狄更斯；比如美國的杰克倫敦、德萊塞。而且，大家也都知道，這些作家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們通過自己的作品反映了本國的社會現實，揭示了本國社會的矛盾。確實，文學的本質就是反映現實生活，就是揭示社會矛盾。我們甚至可以說，離開了這兩條，也就無所謂文學。特別是在長篇小說這一文學樣式中，這兩條尤其重要。我們可以設想一下，長篇小說的篇幅長達幾十萬字，如果離開了反映社會生活，如果離開了揭示社會矛盾，它能寫什么？　　

著名編輯家吳光華在北京出版社擔任文學編輯數十年。他一貫重視反映社會生活，揭示社會矛盾的書稿。他在個人自傳《歲月 人生 挽歌》中，談到了編輯這一類作品的心得體會。　　

應該說，在吳光華編輯出版的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中，最著名的就是浩然的《蒼生》。《蒼生》寫作于改革開放初期，描繪了經濟改革發軔階段的農村社會。如果是一般的作家，在處理這樣的題材時，大多會按照如下路子寫作：過去的農村政策壓抑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十屆三中全會之后，黨制訂了的新的農村政策。新政策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熱情，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在新政策的引導下，農村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形勢一片大好。應該說，如此寫作也無可厚非，也是合乎生活邏輯的。但是，浩然沒有走這條常見的創作路數。他是另辟蹊徑，另有開掘。首先，浩然沒有簡單地圖解黨的政策。其次，他最大限度地貼近了現實生活，他著力挖掘新時期農村中出現的各種新矛盾，新傾向、新問題。由此，他塑造了老地主巴福來、黨支部書記邱志國等全新的文學形象。　　

老地主巴福來在舊中國是個風云人物，他手里掌握著土地，他雇傭農民為他生產糧食。他是典型的剝削者，吃得腦滿腸肥。新中國建立后，巴福來的家業崩潰了。他一下子從天上掉了下來，大吃苦頭。但是，農村進入新時期后，巴福來卻興奮起來。他認為時機到了，他想重振家業，重新成為人上人。黨支部書記邱志國曾經是個優秀干部，在年輕時代，他全力以赴帶領鄉親們走社會主義。但是，幾十年過來，他的革命精神逐漸消弭，他沒有心思再搞社會主義了。到了新時期，他更是打起了個人算盤，想好好地撈上一把。他的思想發生了嚴重的變異。　　

應該說，巴福來和邱志國的形象是極為深刻，耐人尋味的。大家都記得，浩然在《艷陽天》中塑造了黨支部書記肖長春和地主馬小辮的形象。讀者們看《蒼生》，都會聯想到，巴福來和馬小辮完全不同了，邱志國和肖長春也大不一樣了。這兩個形象只能產生在新時期，屬于新時期特有的產物。我們不能不承認，浩然獨具慧眼。我們也可以說，正是因為巴福來和邱志國這兩個形象，《蒼生》產生了獨特的魅力，顯示出浩然深刻清醒的社會觀察力。幾十年過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農村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巴福來和邱志國的形象也越發顯得活靈活現，引人深思。　　

除了《蒼生》，吳光華還編輯了另一部反映農村生活的作品，就是王梓夫的《異母兄弟》。　　

王梓夫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編劇。他和浩然一樣，出生于農村，青年時代也是在農村度過的。他熟悉農村和農民，了解農村和農民。他的語言風趣活潑，富于泥土氣息，別具風格。讀者一翻開《異母兄弟》，首先就會被它的語言吸引。它完全是口語化的，輕松流暢，略帶幾分調侃和逗笑，讀起來非常舒服。讀者會猜想，作者的語言如此俏皮靈動，難道，這是一部喜劇作品嗎？但是，讀者只要讀上幾頁，就會明白，《異母兄弟》絕不是什么喜劇作品。它的故事非常沉重，甚至讓人壓抑。　　

首先，《異母兄弟》的主人公就頗為獨特，他們不是農村社會的主流形象，不是出身于貧下中農家庭的年輕人，而是兩個出身于地主家庭的“狗崽子”。其次，《異母兄弟》的創作路子也大有新意。如果按照常規的創作方向，作者應該寫這兩兄弟如何靠近黨組織，如何跟剝削階級決裂，如何跟貧下中農相結合，如何改造思想，如何接受社會主義。如何投身于社會主義建設。然而，作者沒有這樣做。他從生活出發，演繹了一番不同凡響的故事。在他的筆下，異母兄弟飽經磨難。在左傾路線控制農村的年代中，兩個年輕人吃盡了苦頭。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兩兄弟活得也不輕松，經歷了一番難以訴說的酸甜苦辣。我們可以說，任何人看了《異母兄弟》，都會有一番特別的感覺、特別的滋味。讀者都能感覺到，《異母兄弟》的主題沉甸甸的，非常有份量。讀者會進行思索，這部小說到底要說明什么呢？　　

是啊！《異母兄弟》的主題到底是什么？作者要告訴讀者什么呢？　　

對此，王梓夫做了如下的解說：“《異母兄弟》的素材是從生活中來的。我在通縣生活了幾十年，小說的人物和故事，我每天都能碰到。富的真富了，窮的更窮了。什么人發了？靠坑蒙拐騙，靠投機取巧發了。什么人慘了？真誠的老實的本分的人慘了。集體的大鍋飯一夜之間被敲破了，可燒了三十年的鍋底還有米粒，讓掌管勺把子的人獨吞了。生活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我的《異母兄弟》就要真實地反映生活的復雜性，反映生活的不公平。”　　

王梓夫的自我闡述鏗鏘有力！簡直是天上驚雷！他毫不隱晦，《異母兄弟》是要反映生活的不公平！　　

我想，讀者都知道，長期以來，我們看到的都是歌頌性的文學作品。人們甚至給這樣的作品做了概括：歌德派。然而，《異母兄弟》卻沒有歌頌功德，而是要反映生活的不公平。我們應該說，王梓夫是非常有勇氣的！吳光華身為編輯，敢于編輯出版這樣的作品，他的勇氣也是超群的！　　

讓我們欣慰的是，《異母兄弟》成功了。這部作品在讀者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當代文學史上也留下了深刻的痕跡。　　

當然，敢于觸及社會中的敏感題材，敢于反映社會矛盾，也是有風險的。很有可能，作者花費了很大力氣，編輯花費了很大氣力，最終卻不能出版。　　

吳光華在《歲月 人生 挽歌》中，就講述了編輯出版《早戀》遇到的風風雨雨。　　

眾所周知，從八十年代初期開始，在中學，出現了中學生談戀愛的現象。而且，這一社會現象還愈演愈烈。對此，人們稱之為早戀。如果在西方社會，早戀算不了什么。大家都熟悉紅色經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書中的主人公保爾，年僅十五歲就開始跟闊小姐冬妮婭相愛。但是，在中國，早戀可犯了大忌，無論是學生的父母，還是學校方面，都像是面臨洪水猛獸，無法容忍。然而，事情很奇怪。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作家們卻并不理睬，大家好像都做了約定，視而不見。當然，作家的心態也可以理解。事情的難點在于，作家如何看待早戀？你持反對態度嗎，這可就得罪了眾多中學生。而且，他們一句話就能把作者頂回去：“保爾就是早戀。也沒有人說他不對。”你支持早戀嗎？那更麻煩了，社會主流意識是絕不允許的。既然不好處理，也就沒人愿意接這個燙手的山藥，找這份難纏的麻煩。　　

但是，著名作家肖復興決定碰一碰這塊硬骨頭。肖復興當過多年的教師，對中學生的生活非常熟悉。有一次，他跟吳光華談到了這個問題。吳光華興奮起來。他鼓勵肖復興觸及這個難啃的題材。看到吳光華叫板了，肖復興反倒有些遲疑。他問吳光華：“我寫了，你們敢出嗎？你們要不敢出。我豈不是白費力氣。”吳光華慷慨而言：“你敢寫，我們就敢出。”看到吳光華態度如此明確，肖復興大受鼓舞，回答曰：“你們敢出，我就敢寫。”　　

作者和編輯都有共同的心愿，事情進行的就特別順利。肖復興很快寫成了《早戀》的書稿，書稿順利通過了二審三審，隨即在北京出版社的文學刊物《長篇小說》上發表了。　　

《早戀》刊物一旦問世，立刻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媒體上評論多多，讀者們也紛紛給作者和編輯部寫信，講述自己的閱讀體會。書稿在印單行本時，征訂數目竟然到了六萬冊，形勢喜人。　　

《早戀》之所以能夠成功，最根本的一條，是肖復興對中學生早戀秉持了積極的態度。從人倫上講，中學生只要進入成熟期，就可以談戀愛，這無可厚非。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學生的戀愛往往是單純的，，沒有那么多計算，沒有那么多心計。中學生的戀愛較之成年人的戀愛，要純潔得多，單純得多，甚至可以說，可貴的多。但是，由于中國社會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再者，中學生由于身體、思想、性格均不成熟，過早談戀愛會引發極不和諧的后果。所以，中學生還是以不談戀愛為好。正是站在這個立場上，肖復興定下了三個原則：第一，不贊成中學生早戀。第二，中學生早戀并不可怕。第三、對中學生早戀，應該循循善誘、因勢利導。　　

《早戀》大受歡迎，證明肖復興的三原則是正確的。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早戀》的題材確實敏感。俗話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人覺得它好，就會有人討厭它。就在《早戀》開始印刷單行本時，情況突變，北京出版社的主要領導提出了不同意見，要求停止印刷出版。　　

其實，肖復興本人已經預感到，《早戀》有可能遇到麻煩。他不時向吳光華打探消息。他的意思是，《早戀》如果不能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他可以另想辦法。　　

如果換了別人，眼見出版社主要領導反對，也就認頭了。但是，吳光華是個有勇氣的編輯。是個較真的編輯。他認為，《早戀》是好作品，應該出版，沒理由封殺。他甚至跟出版社的主要領導爭執起來。可是，出版社的主要領導態度強硬，堅持封殺《早戀》。最后，吳光華和出版社編輯部的一位負責人去了北京市委宣傳部，請宣傳部的領導審閱《早戀》。宣傳部的領導仔細閱讀了《早戀》，做出了裁斷，《早戀》沒有什么問題，可以出版單行本。就這樣，《早戀》的單行本出版了。　　

從《蒼生》到《異母兄弟》，再到《早戀》，充分說明了一點，文學只有反映現實生活，揭示社會矛盾，才能得到讀者的歡迎，才能擁有生命力。　　

我們反觀當代的文學創作。我們不能遺憾地說，有很多作家不大愿意關注現實社會，不大愿意揭示社會矛盾了。他們下筆千言，滔滔不絕。但是，他們說了些什么呢？他們說的是今天的天氣不錯，他們說的是張家長李家短。他們唯獨不愿說說社會，說說社會矛盾。更讓人遺憾的是，中國社會的主體是工人和農民，作家們理當多多描寫工人和農民。然而，愿意描寫工人和農民的作家是少而又少了。　　

這些作家疏離現實社會，疏離社會矛盾，疏離工人和農民。結果如何呢？結果是，文學顯得越來越軟弱，讀者也漸漸遠離文學。　　

我們真誠地希望，作家們能夠回歸現實主義，貼近現實生活，揭示社會矛盾。只有如此，文學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