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大概是1971年初冬天的事情。

我身懷六甲，即將臨盆，于是向組織上告假回家待產。想不到軍代表找我談話，說等你休完產假回來，我們這邊的運動也結束了。你，有什么想法？

從省藝校畢業之后，我便被分配到貴州省雜技團樂隊擔任二胡演奏員。我到省城工作和生活，時間不算長，不過兩年多。那時候正趕上全國文藝院團進行斗批改運動，我們團和省黔劇團被分到一個組，由軍代表帶領，下放到晴隆縣一個偏僻的農村里進行思想改造。

經過了近兩個月的整風、學習和對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反省，上面希望看到我們脫胎換骨的新姿態，這時候軍代表問我的想法，我說，我想好了，自我改造，要求下靠地方，到基層我的老家去。

我的表態讓組織很滿意。然而改造歸改造，人情歸人情。私底下同事朋友們個個驚訝，紛紛背著領導來說我傻：人家都是爭著往省城調，你下靠了，想調上來就難了。還有朋友憂慮：你到下面去，那你的專業不是就丟了？

無論什么時候，"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都是人之常情。我從偏僻的小縣城考入省城讀書，還分配到省里的文藝團體工作，這在大多數人看來無疑是麻雀變鳳凰了，現在要返回去做麻雀，可不算傻瓜么？

但是，離開省城下放，對我來說并不是多么痛苦的選擇。家鄉有我全部的親人，何況愛人--那個時代夫妻之間大家都習慣稱呼為愛人--大學畢業后被分回家鄉一個農村中學教書，我們分居已經很久，由奶奶帶著的兒子還小，現在女兒又將出生，我回去顯然更為現實。說到專業，我們天天在這個村子里，不是學習、批判，就是看著小煤窯里時常發生瓦斯爆炸事故，不斷抬上人來的慘劇，不也沒有什么專業可說？

下去就算是當個音樂老師，能做自己喜歡的事也好--我這樣想的。

文藝要到廣大農村群眾中去

我沒想到，我的回鄉竟讓縣委宣傳部長那般的歡喜。他馬上把縣文化館館長叫來，兩人都很興奮，說你來了，太好了--我是那個小縣城里來的第一個科班畢業的藝術專業人才。

文化館剛剛成立了農村文化工作團，是在原來縣黔劇團的基礎上，再招收了一些有文藝才能的中學生，還有分配到農村的大學生組成的，正缺專業人才，尤其是編導人才。我一去，不由分說便成了編導。

在學校我學的專業是音樂。當時國家要求文藝院校的學生必須一專多能，我們在校都學習過舞蹈、表演的課程，但是專業的編導，我還真不會，可是還有誰能比我更"專業"呢？我只能拼命去看《東方紅》這樣的電影來學習。

就這樣，我成為文化館里的"一把抓"：舞蹈、歌劇的編導，樂隊演奏員，作曲，獨唱，兼舞蹈、話劇演員。很快，我的第一個舞蹈《苗家姑娘上大學》也編出來了，演出的對象，便是鄉村里的農民們。

七十年代，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廣大文藝工作者都要下到工廠，下到部隊，尤其是要下到農村去，全國都在學習烏蘭牧騎，成立農村文藝工作小分隊。我們文化館成立了農村文化工作團，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每月必須到農村演出十次以上，另外還要輔導農村文化站的工作。

那時候鄉野之間道路不發達，我們送文化下鄉，就靠兩條腿，大家自己背著演出的服裝、樂器和道具，一次下到一個區--現在都改叫鄉了，走到一個村子演一場，然后接著趕往下一個村子去。什么時候趕到就什么時候開始演。

演出一般在村里的打谷場上進行，條件好一點的村子，會為我們搭個臺子，沒有臺的，我們在場上圍個圈子就開演。我們還專門創作了一個歌舞短劇，就叫《打谷場上》，團里一位農學院畢業的大學生寫的劇本，我作曲兼編導，故事講的就是打谷場上發生的階級斗爭--這就是我們創作演出的原則：要結合農村生活，隨時隨地取材，從農民最熟悉的生活里去創作節目。所謂送文化下鄉，并不是一種從上到下的高姿態，而是走進他們，跟他們在一起。

我們的節目通常由這樣幾部份組成：由發生在田間地頭的階級斗爭搬演成的歌舞短劇，其實就是今天的小品，只不過那時候不這么叫罷了。我們那里又是苗族、彝族等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所以歌舞節目比較多，用歌舞反映少數民族生活。另外我們還演一些貴州花燈，還有些演唱、獨奏節目等等。通常這樣一臺節目足夠我們走鄉串村地演很久，有時候還邊走邊采風，有新題材便創作新的節目。

每次我們下去，農民們都特別歡迎，每到一處，滿山遍野都站滿了人。聽說我們要去演出，農民們老早打著火把就來了。貴州是山區，山多，一個村里的人，在深山野林里東藏一戶西住一家的，要到公社看演出，好多人家得頭一天就提前趕路。我們是流動演出，路上走著的時間也沒有準頭，老鄉們經常站著一等就是幾個小時。我們也不差，一旦走到地方，看見等著我們的老鄉，也顧不得吃飯休息，立刻上妝演出。演完之后，滿山坡滿場地的老鄉久久都不愿離去。那樣的情景令人終生難忘！

有一次，我們在一個村子里演完之后，正該趕到另一個公社演出，可是一早就下大雨，行路很難。我們正猶豫之際，那邊公社來電話了，說老鄉們都趕來了，在雨里等著呢。公社里還特意給我們派來兩匹馬，專門馱演出器材，說是不能讓城里來的"藝術團的"太累了。"藝術團的"，是那時候鄉下的人們對我們的稱呼。

泥濘的道路很難走，西南山區的黃泥一遇雨，不是一般的粘和滑。一匹馬在泥濘中還摔斷了腿，我們在雨中趕路非常艱難。已經是中午了，我們才到了那個苗族寨子，眼前的景象讓我們感動得不知道說什么好：滿山遍野的苗族農民，有的幾個人擠在一塊破塑料布下，有的就揪塊芭蕉葉頂在頭上，有的舉個樹枝擋著，有的干脆什么遮擋都沒有，全部在雨里站著，從上午一直等著我們，連午飯也不去吃。

寨子里的人們怕我們受寒，給我們熬好了大鍋的紅糖姜湯。我們哪里還顧得上喝？立刻給老鄉們演，其他的，演完再說！演出是露天的場地，雨還不停地下，淋濕了我們的頭發，淋花了我們的妝，但是看到下面的觀眾們笑啊，拼命發自內心的鼓掌啊，我們也拼盡全力，身心投入來為他們演出--大概所謂的伯牙對子期也不過如此吧。

演完了既定的節目，農民們全部不愿走。他們擁到臺邊，用手扒著臺子，眼巴巴地看著我們，不停地說："再來個嘛！再來個嘛！"雨仍然未停，我們臉上的妝都淋沒了，絲綢做的演出服也淋毀了，苗家舞蹈中小花傘的顏料和著雨水淌在我們的臉上、衣服上，花花綠綠的。但是誰還在乎這些呢？我們演，把每個人所有能演的都演出來，哪怕是平時誰會唱個什么歌，都上去演！一直演到天都黑了，我們實在掏空了自己無可奉獻，那下面站著的老鄉們還是拼命地鼓掌，眼睛里閃著奇異的光芒，扒著我們的舞臺不愿離去--那是我有生以來演得最好、演得最投入、與觀眾的互動最真誠的一次演出！

那天演出完之后，寨子里殺了公社唯一的一頭豬來招待我們，最肥的豬肉用辣椒炒了，大片大片厚厚的肥肉亮晶晶地堆在我們的碗上，村里的人們卻謙遜地招呼："老師，吃辣子，吃辣子。"眼里滿是真誠，可是都不好意思直視我們的眼睛。

招待我們剩下的肉，公社里每戶人家都分到一小塊，拿回去熏成臘肉，過年就有葷腥了。只是不知道我們下一次去演出的時候，這一點兒肉會不會又成了招待我們的佳肴？那時候農村太窮了，得一丁點兒肉也不容易，但是每次下去演出，我們總被當作最金貴的客人，村子里總是挨家挨戶地找到僅有的一點兒腌臘肉，貢獻出來用辣椒炒了給我們吃。至到現在，我一想起老鄉們那真誠樸實的招待，心里總會浮現出那一雙雙不太好意思直視我們的眼睛，在招呼著："老師，吃辣子吃辣子！"

農民對我們這樣的熱情，對文化這樣的渴求，讓我們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工作有意義。村里的干部經常會因為路不好走，怕我們來不了，親自趕馬車來接我們。有一次因為路滑，拉車的馬被別斷了腿，長春公社的書記竟然自己充當馬力，生生在泥濘中把一大車演出行李拉回了村子，我們只能拼命在后面幫他推車。這時候，大概唯有"拼命"這歌詞，才能恰好地形容我們彼此間的感覺？他們拼命地歡迎我們，對我們好，我們也拼命地為他們演，走到哪里都愿意去。我們和農民，心是相互貼在一起的，這絕不是宣傳上的套話。

我常常會想起，我們演出完了的夜里，睡在村里的大通鋪上，看到山間的皎月升起，那么寧靜安詳，特別美好。經常的，我們每個人這時候都激動得睡不著，--每一次演出完了都睡不著啊！心里滿滿的，特別踏實，覺得自己又做了些有意義的事。多年以后，我依然從事著群眾文藝工作，也感受過成功與掌聲，但是至今沒有一次掌聲、沒有一次觀眾的熱情，能夠與那時候老鄉們的真摯與純樸相比。

所以，雖然我們每個月都有一半時間在鄉間奔走演出，有時一個月都在鄉野里回不了城，但是我并不覺得很辛苦，也不抵觸，覺得這就是我的工作，而且是有意義的工作。

唯一的缺憾，就是回家太少，年幼的孩子照顧不多。兒子基本上托給奶奶帶，女兒還在襁褓里，就常常跟著我上山下鄉，演出的時候，不上場的人就輪流幫我抱她。為這個，在女兒的記憶里，至今有這樣一幅深刻畫面：我們搭上一輛卡車下鄉，孩子被母親扶著站在車廂里，一瞬間看見對面過來的車子煤堆上，坐著從鄉村中學搭車回縣里的爸爸，夫妻父女就這樣，在兩輛相向行駛的運煤卡車上相望而過。

輕家庭而重社會，這是我們那一代的人生。五四以來中國社會的主流，主張的是女性要走出家庭，走到廣闊的天地中去。解放之后，這個觀念實行得更為徹底。對我個人而言，并非家庭不幸福，并非不貪戀家庭團圓的溫馨，然而與家庭舒適同樣重要的是，當我真正走入大眾在廣闊的天地里有所為的時候，感覺是充實的。所以，遺憾，卻并不后悔。

把全縣的文藝骨干集合起來

七十年代，至少在我生活和工作的那個地方，也許思想單一，文化生活卻相當活躍：從縣里、地區到省里、全國，每年的文藝匯演不斷，元旦、春節、五一、六一、國慶都會有演出；除此之外，全年里歌詠比賽、團體操比賽不斷，有成人的，也有學生的；還有各個節慶的文化集會需要舉辦。這都是文化館的工作范圍，既要組織，也要輔導。我們也因此一年忙個不停，

我剛到文化館不久，正趕上六一兒童節省里匯演，要給孩子們編排一個舞蹈。那個年代的文藝節目，需要教育孩子的階級覺悟，于是我們便設計了一個農村里的地主婆，假裝在玉米地里打豬草，暗地偷公社的糧食，結果被孩子們抓住的故事。這是那個年代里最常規的一種故事模式，有些特別的是，當時主管的領導正喜歡芭蕾，于是說，鄭丹，你編個芭蕾吧。

也許今天的人們聽說這樣跳芭蕾，大家難免哈哈一笑。但是那時候，芭蕾這種西方的貴族藝術，在中國卻有著令人意想不到的普及率，不僅用來表現農民革命、階級斗爭，而且連田間地頭的下里巴人，只要想跳舞，都有可能立起腳尖。就在我調回到縣里之前，縣里一中的學生們已經自己排過芭蕾舞劇《白毛女》了，有些學生就來自農村。那時候的文藝生活，的確有其荒誕和簡單粗暴之處，但對應現實回頭反思，從分享的層面上說，那又何嘗不是一種健康的文藝精神，何嘗不是一種今天沒有的豐富呢？

全國推廣樣板戲也給我們帶來很多機會。《紅色娘子軍》、《白毛女》這樣的劇目，在那時除了有電影，還有完整的演出臺本出版。里面不僅有劇本、唱腔、樂譜，還有每場的舞臺場記，舞蹈精確到音樂每一拍的動作說明都寫得很清楚。此外還有舞臺調度圖、舞臺美術圖，甚至細到每個人物的造型、化妝和服裝，全部標準化地連圖帶文給標出來。只要照書排演，雖有優劣之差，但大樣子差不到哪里去。我靠著新華書店里買的《紅色娘子軍》臺本書，給文化館的小學員們排演了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的序幕。孩子們把"常青指路"跳得像模像樣，演出時極受歡迎。

小孩年齡小，教芭蕾容易一些，我們在小學里選了一批條件不錯的學生，訓練了一陣，也把原創的階級斗爭芭蕾舞跳出來了，最終在省里的匯演獲了獎。那時候的芭蕾鞋做得挺漂亮，是我專門到省城買的，平時訓練用的是布面的，演出用的就是緞面的了。不過，在我們的概念里，芭蕾不過也就像跳彝族、苗族舞，區別不過是，需要的時候立著腳尖跳，演完也就放一邊去了。

值得一提的還有我們的樂隊。我們樂隊里什么樂器都有，二胡、小號、揚琴、月琴、手風琴、大提琴、小提琴、黑管，誰會什么樂器便奏什么樂器，中西合璧，一派和諧。這可不是我們的獨創，那時候演樣板戲的專業樂隊里就是中西混搭，所以對這種的樂隊形式，我們沒覺得有什么不妥或特別。還要強調一下，我們不是大齊奏，還是分譜的，水平不能說很高，但至少沒有跑調的。不過最初沒有人會大提琴，樂隊里少個貝斯終究缺點什么，于是我還自學了大提琴來抵擋一陣。后來同事余鳳仙特意鉆研了大提琴，樂隊這個缺才算補上了。

那時一專多能是普遍現象，常常這個人在臺上跳完舞，一下場坐在樂隊拿起二胡接著拉；那個人前一分鐘還在彈月琴，下一分鐘就上臺說起了快板書。要說我們哪里來這么多文藝人才？從各處抽調。

我們雖地處偏遠，然而從全國各地分配來的大學生可不少，大學生里人才多，有的會拉小提琴，有的會吹黑管，有的會拉手風琴......許多分配到農村或工廠的文藝骨干，直接就被調到文化館了，遇到單位離不開的人才，每到文藝調演的時候，便靠縣委宣傳部直接發函給他所在的單位，抽調到文化館一段時間，進行排演。那時候大家對參加文藝演出都很投入，所以各單位對于抽調都一概支持。

歌舞演員，我們大多數都是在中學，或者農村文化工作站去挑選有潛質的文藝分子。在城市里的學生，被選進文工團自然算不得多么了不起，但對于農村的孩子，那就是進城吃公糧了。文化館里有幾個演員就是從農村選拔出來的。

說到這里還有一段往事。一位區長，相當于現在的鄉長的官，想把他的女兒送進文化館來。我們考核過后，我覺得這姑娘形象不行，嗓音和形體條件也不好，就不同意調她。誰知這家頗有關系，因為所在的區盛產大米，就送了當時的主管領導很多大米。那時候大米很稀罕，我們日常都只能吃碎苞谷摻米做的飯。領導被人家搞定，就決定調人?？墒且驗槲业牟煌?，那家人于是又到我家里送禮，還威脅要告我，鬧得不可開交。

人家把狀告到了縣委宣傳部，說我打擊貧下中農，這可是個嚴重的罪名。宣傳部長找我談話，說，算啦，你得罪不起人家的。我說，她專業不行，我就是不同意。最終狀告到了縣委書記那里，書記當即表了態：這種事情我們插不上嘴，要聽人家專業的。

那個女孩終究沒有調成。農村人總希望進城改變命運，但是不靠自身的才能而走歪門邪道，這樣對別人是不是不公平？

放到今天，我一個人的堅持竟然就能抵制這事，那真是奇跡，幾乎不太可能。當時，我不過文化館的一介普通員工，沒有一官半職，就憑我是專業人員的良心，領導就不敢隨便調一個人。

充滿了色彩的文化記憶

故鄉很小，整個縣城建在一片東高西低的山坡上，站在南城外塔山上，可以一覽全城，而且會擔心，它哪天會嘰里咕嚕滾到西邊山腳的河里去。

形容七十年代的這個地方，貧窮、落后、閉塞、單調、壓抑，都可能是準確的詞。然而為什么我的記憶中，有關文化生活的多彩的感受，會遠遠深過前面那些準確的形容呢？這是不是因為我所在的是一個偏遠山區、又是少數民族聚居的歌舞之鄉的緣故？

印象最深的就是少數民族的各種節日，尤其是苗家的節日，什么"跳花坡"、"踩堂"、"探花房"等等習俗，從來并未因文革而中斷。每逢正月十五、三月三、四月八、端午節都是他們戀愛迎親會親家等等的世俗節日，他們跳舞、唱山歌、談戀愛。唱得好聽，跳得精彩，形式多樣，熱鬧活潑，也讓我們這些城里人飽了眼福。我們一邊下鄉為他們演出，一邊跟著他們學會了好多東西。

我是半路出家的編導，為自己懂的不多著急，就買了些皮蛋（這已經是我拿得出的稀罕的禮物了），跑到省里去找人，希望人家有機會可以推薦我到專業院校進修。但是人情就是這樣勢利，我既然"下去"了，人家上面的人又憑什么幫我呢？

藝術來源于生活。最終滋養我的，還是從生活里來的這些少數民族的民間歌舞。苗族人三月三的"探花房"，是苗族姑娘的成人禮，家里會專門為她布置一間花房，聞訊而來的男孩子們，就在她的樓下吹蘆笙跳舞，唱山歌逗她。姑娘喜歡誰的話，就邀他上樓，兩人唱歌，彈口弦，談情，再約到端午節的花坡上去。到了跳花坡的時候，姑娘們都纏著自己繡的最精美的腰帶出門，小伙子喜歡哪個姑娘，就會去搶她的腰帶。姑娘喜歡哪個小伙子，最后就會把腰帶掛到他脖子或蘆笙上。經歷了唱歌、蘆笙舞的姑娘小伙們，在山坡上撐起一把把花傘，一對對在傘下談情唱歌......這些生活里的載歌載舞的場景，直接催生了我77年創作的舞蹈作品《栽孃》，描寫苗族的姑娘小伙子們，如何經過一番歌舞的攀比、試探，最終一雙雙在花傘下談情。

就因為這節目是從村民們的生活里來的，《栽孃》的演出效果好極了：小伙子逗姑娘的時候，大家都在下面起哄；斗蘆笙的時候他們真的當起了裁判；當小伙兒認錯傘底下的姑娘，大家哈哈地笑得特別開心；當有情人一對對撐著傘遠去的時候，大家凝神屏氣，過了很久，才熱烈地鼓掌，拼命地鼓掌。

這個節目的創作和演出，是跟他們最好的交流，一邊演出一邊采風，能夠讓我們汲取了最豐富的民間文化的營養。

還有，經常伴著我們走在鄉間的，是山野間脆生生、火辣辣的山歌。生活在那地方的人都知道，那個時候走在路上從不會寂寞，走在哪里，都會有人唱山歌，有時候自己抒情，有時候同你調笑。

有一次，我和同事小潘正走在去文化站輔導的路上，忽然聽見山上正在收割的農民唱起了山歌："城里姑娘么下鄉來，腳上穿雙么白球鞋，膠線包包么裝少午哇，包子饅頭么露出來--"

那時候，最時髦的鞋大概就是白網球鞋了，另外，我們那時的年輕女性，時興用彩色塑料線織成花包包來背，"少午"是當地土話，指的是下午加餐的吃食，實際就是我們背著在路上吃的干糧。一聽這歌就是成心拿我們消遣呢。

小潘是個反應很快的女孩子，立刻和了原調原韻唱了回去："鄉下姑娘么進城來，腳上穿雙么水草鞋，麻布口袋么裝少午哇，苦蕎粑粑么露出來--"只聽見對面山上嘻嘻哈哈一笑，就沒聲了。

因為念及鄉里人生活太苦，我常常覺得這個回敬的對歌，有點像是嘲笑人家，但是那一來一往的對歌和調侃，又有說不出的親近和幽默。這樣的對歌，我們一天總能遇到一回。

最擅長唱歌的是趕馬的車夫，我們那里稱之為"馬哥頭"。"馬哥頭"們趕著馬車，路上消解寂寞的最好方式就是唱歌，一路看見什么唱什么。最愛逗路邊的姑娘，唱得人家臉紅心跳，或者停下來罵人拿石頭丟他，他便哈哈大笑，快活地逃走。

還有一次，我們走得太累了，很運氣，搭上了一個馬哥頭的空車。那天雨后新晴，山青水綠，天地之間一片安靜，只聽得馬蹄在路面上"踢踏、踢踏"的聲音。路上，遠遠的橋邊有一家煙酒小鋪，馬哥頭突然敞開了歌喉："哥家住在么大橋邊，又賣燒酒么又賣煙，有錢來么你喝杯酒啊，無錢來么你咂竿煙--"

悠長的歌聲飄蕩在青山翠谷間，蕩出一聲聲的回音，說不出的和諧美好。我們也忍不住跟著他，一聲一聲地唱著，享受著悠悠山谷外遠遠傳來的回音，仿佛天地在與我們對話。

這位馬個頭歌中唱到的糖果煙酒小鋪，那時候在縣城里。或者馬路邊，都很常見。趕路疲憊的人們，常?？吭阡佔舆?，打一杯水酒喝，或者卷一支紙煙吃，幾毛錢幾分錢的，豐儉由人。這樣的情景，曾經是那個小縣城經年不變的圖畫。

我其實沒有想過，為什么那個時候那個地方，有那么多人善于唱山歌。我自己的母親，就是極會唱的。她有一把小二胡，還有一把只有一根弦的月琴，她都會演奏。但是她最愛彈著那把只有一根弦的月琴唱歌，獨自唱著《蘇武牧羊》什么的。每到端午節，城北橋頭的古銀杏樹下，總聚著一群人在那里對歌，每每的，我母親總是最后唱贏的那一個。

七十年代，我們過節的風俗并不因貧窮而省儉，每當我們一家人，喝完雄黃酒，吃完晚宴，依著傳統習俗"游百病"走到城北橋頭的時候，總聽見人家喊："喲，你家鄭幺娘又唱贏了！"母親看見我們，便會跑過來抱住兩個外孫，說："幺，我的乖兒，你們來了！"招呼完我們，她又會回去繼續對歌，直至午夜才盡興而散。

或許就是這些從不消散的文化傳統給了我們豐富的文化生活？端午是這樣有趣，春節元宵更是熱鬧。除了傳統的那些娛樂項目，和必不可少的文藝演出之外，我們文化館還配合節日，組織很多文化活動，比如年年春節至元宵的燈謎大賽和舞龍的表演。

我愛人是猜謎的高手，這樣的猜燈謎活動，通常的獎品是煙卷和糖果，這讓他在年輕的時候就因為常勝，學會了抽煙。有了孩子之后，他都覺得自己去猜謎是欺負人，但又丟不下好玩之心和那點獎勵的香煙，于是就讓孩子們去看了燈謎回來，他告訴孩子去領獎。

燈謎由文化館的人四處搜集，或自己創作，都用毛筆寫在五色的彩紙上。一串串的彩紙掛在繩子上，掛滿了文化館的院子和排練場。人家見兩個學齡前兒童老是扯了燈謎彩紙去領煙，都覺得不像話，仔細一看恍然大悟："難怪，劉揚忠家的嘛！你家爹咋會不自家來？"我愛人還一直取笑那些燈謎出得沒文化："神拿石頭打人"猜一詞牌名，謎底是什么？"菩薩蠻"！

元宵的舞龍是文化館組織的一項重要活動，都是夜里才舞。大龍燈扎得漂漂亮亮，還有鼓樂隊敲敲打打。跟在公家龍燈后面的，是愛玩的百姓自己扎的"草把龍"，沒有公家的亮眼，卻在上面插了很多點燃的香，舞起來也是一團紅線，讓人眼花花的。

有幾年為了增添舞龍的絢麗的效果，在大十字、小十字這樣的重要街口，都有燒得旺旺的火爐，里面熬著鐵水，用勺子盛了火紅的鐵水，用木板在勺子下猛向上一拍，鐵水散向空中綻放開來，如同國慶禮花一般好看?？上Ш檬呛每矗満刹恍?。那鐵水往往還沒冷卻就撒了下來，慌得底下看熱鬧的人群，又是叫又是躲。我倒不記得元宵過后有多少人說被燙的，只記得小女兒后脖子里落了個鐵粒，燙了個大水泡，好幾天才好。后來大概撒鐵水傷民傷財，就不用了。再后來，不知為什么，舞龍的表演也漸漸沒有了。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慢慢馬路多了，房子多了，汽車多了。路上的"馬哥頭"越來越少，路邊的煙酒鋪都變成加油站和超市，也就漸漸聽不見馬哥頭的歌聲了。不知道是不是出去打工的人多了，山間調侃路人的歌聲也稀少了。母親去世了，早在她去世之前，端午城北的歌會也不見了。春節的燈謎會猜的人越來越少，規模漸漸小到沒有了。我離開故鄉太久了，聽說苗族的"跳花坡"等節日，在這些年倒是越辦越大，成了當地一項重要的特色活動了。

我們縣城依然挺立在那斜斜的山坡上，從未像人擔心的那樣，滾到西邊山腳的河里去，只不過原來破舊的茅草屋和青瓦白墻的房子，全部變成了一樣難看的水泥樓房。

那個地方小歸小，卻有一個豁朗的名字--大方。

因為單純，所以快樂

1975年，我愛人終于從農村中學調到城里的師范學校教書，我也一同調去當音樂老師?？墒牵@并不是我的群眾文化工作的結束，而是我以師范學校為陣地，又開始了新的文藝工作。

師范學校對我的工作百分百信任和重視，沒有教材我就自己編，沒有樂器就給我經費。我和愛人帶著女兒專門去省城和四川采買了一趟器材，什么笙啊、揚琴、手風琴、二胡的買了一堆回來，再買本教材就教學生練樂器。

當地的文藝匯演十分的頻繁，自從我去了師范學校之后，就把學校的文藝活動搞得非常紅火。而且，由于我們夫妻同一單位，似乎更有了夫妻合作的意思。每次演出我們都有新作品，我作曲，愛人寫歌詞。唱點送紅軍之類的歌，那時候跟紅軍有關的歌曲都比較抒情，旋律好聽，像什么《長征組歌》，《映山紅》什么的，我們那時候的寫歌風格也走的是那種路數。

在每年全縣的各種文藝匯演中，師范學校的演出總是力拔頭籌，質量最高，也最受歡迎。每次演出不是在經常舉辦籃球比賽的球場壩，就是在老電影院，有時候也會在縣委禮堂。每至演出都擠滿了觀眾，這時候，也是門口賣瓜子的小攤最賺錢的時候?？h城很小，大家又都愛看文藝演出，一旦你粉墨登場，臺上的"光輝形象"到第二天就會成為一條街上八卦的話題。

那段時間我偏好排演歌劇，給學生成功排演了歌劇《江姐》的片段之后，又排了部叫《劉四姐》的小歌劇。為了保證演出的質量，這次是師生同演，我自己扮演深入虎穴的女游擊隊長劉四姐，我愛人在中學大學都是學校的文藝骨干，就由他扮演劇中第一反角肖司令。劇中肖司令最終被劉四姐一槍結果了性命，于是八卦來了。演完之后全縣都在說那個"劉揚忠一槍被他家婆娘打死"的戲，弄得6歲的兒子氣呼呼幾天不理我們，死活不肯再看那個演出，連演出后發的糖包子這樣金貴的東西，他都不肯吃。

我們的演出，服裝、道具、舞美，無一不出自自己的手筆。那時候演出服都講究，大多都是絲綢做的，我們自己買了料子和花邊，自己設計樣子請裁縫做。耳環就自己買珠子穿，沒有人打耳洞，就拿線串著，掛在耳朵上裝樣子。盒子槍都是我愛人的手工，自己拿木板畫了樣子鋸好，打磨之后用墨汁涂色，簡直可以亂真。

其實，在那個文藝活動如火如荼的年代，我們小縣城里哪個單位演節目不是如此呢？那時，個個敢表現，也個個都是文藝多面手。

兒子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他們學校校長請我幫他們學校排演一個節目參加匯演。我愛人便拿孩子們最愛看的一本小人書《會搖尾巴的狼》，編了一部童話歌舞劇，我給他們譜了曲，編了舞，把5歲的女兒也拉進來演了小白兔。演出很成功，一家四口以這樣的方式圓滿地合作了一回，大家覺得上臺演出是天經地義最正常不過的事情。若是換到如今，我還會有這樣的勇氣么？即便我有，家人孩子們恐怕都不會那么配合了。

今天，我不需要證明自己在那個年月多么的有頭腦，或許正因為簡單，人沒有太多的雜念，所以有最單純的快樂。那些年，我從來沒有因為排演節目取過報酬，也從來沒有計較過，自己付出的，比別人多還是少，沒有擔心過自己是不是太出風頭的問題。我安心于在做自己最喜歡的事情，這個工作讓自己、讓周圍的人、讓臺下的觀眾都感到快樂，我覺得自己的工作有意義。這大概是我對那段歲月缺乏痛苦記憶的原因。

1976年的一天，我正隨著文化館在地區進行匯演。演出進行了一半，突然聽見外面高音喇叭響了起來，人群在歡呼，一向對演出極為專注的觀眾開始呼啦啦往外跑，這讓臺上的我們錯愕莫名。突然有人對我們大喊："別演了，中央出大事了！快出來吧！"場內人全部跑了出去，我們畫著妝穿著演出服也從舞臺上跑了出去。

出去才知道，"四人幫"倒臺了。那真是驚天的大事，我們接下來幾天的演出中，在演出的間隙里也激動地討論個不停。這一年的悲傷和驚愕太多，早已超出了我們的想象，有這么快樂的消息作為結束沒什么不好。

很多從前不讓放的電影，開始反復放映，廣播里，像是要把從前沒能放的歌一口氣放完，滿大街都是歡歌笑語的。我們家也借了個朋友的唱機，一天到晚大喇叭里放著文革前的老唱片，還有不少那時出品的紅色塑料薄膜唱盤。方圓百米的街坊鄰居都跟著我們天天聽音樂，倒也沒有哪家嫌吵的。

我們的文藝演出也變得更加五彩繽紛。在那一段時間里，由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演了很多出話劇，劇本很快刊登出來，于是我們緊跟潮流。

我又被調回了文化館，開始主演話劇。我們一口氣排了《深夜靜悄悄》、《于無聲處》直到后來的《權與法》等一批新時期話劇。西南人普通話說得不好，憋著一口方言普通話演戲，經常笑料百出，無論是觀眾還是我們自己，有時會笑場笑到演出無法進行。但是演出還是非常受歡迎，于是我們文化館毫不含糊地做了兩三年的話劇團。當然，區里省里的匯演，我們唱歌跳舞創作依舊不耽誤。

1978年春，我丈夫在他爺爺的葬禮上收到了研究生錄取的電報。這是個對我們全家都影響重大的消息，幾年后，我們都跟隨他離開了這塊文藝活動格外活躍的土地。1983年，我原單位的同事到北京參加全國烏蘭牧騎文藝調演，我原來參與編導的一個仡佬族風情歌舞《打親敬酒》獲了獎，他們給我送來一個獎品，是一盞臺燈。

后來不太聽說有全國匯演的舉辦了。我原來的單位，據說也逐漸散了，家鄉的文藝匯演漸漸也沒有那么熱鬧了。

我與丈夫的合作終究成為一段過去了的往事。我們最后一次合作，大概是在1977年秋天，政府在那時候曾經想向全國征集新的國歌，縣委宣傳部領導很鄭重地把我們夫妻叫去，讓他寫詞，我譜上曲，然后送到上面去。到底寫了些什么，如今我完全不記得。就像今天，很多人都不記得，我們一度差點把國歌換掉。

但我不會忘的是，那個過去的年代，我有過畢生最真的演出，最好的觀眾。時時想起，還分外地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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